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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之后》序言

--作者:熊景明

 

言者何罪

本书作者出生在甘肃定西农村, 1957年考取西北工业大学,进入令人羡慕的飞机设计专业。农家子弟在大学里适应得不错,他在省高校运动会短跑得了第二名,被选拔参加大学足球队。可以光宗耀祖的大好前程,因一句悄悄话被人告密而断送。“甘肃有饿死人的现象”这句话不过说出一个事实,对任何人都没有伤害,却暴露了那时需要严守的“国家机密”。中共中央在1963723号发出的文件,要求批判处理占大学生人数千分之二的,政治上反动的学生。按这个比例,陕西“揪“出陈秉祺在内的十多名“反动学生”。他被送劳改,两年后被判20年徒刑,1979年毛时代结束,才获得自由。少小离家老大还,此时母亲已经作古,不相识的小孩唤他做“爷”。他荒谬的遭遇,人生的悲剧,折射出整个民族的一段苦难历程。他被无辜定罪的原因,正是毛时代民族灾难的根源:人民没有知情权和思想、言论的自由。

饥荒,自古有之。中国大陆1959-1961年的大饥荒被视为二十世纪人类的最大灾难,其特征在于:在既无战乱,又无天灾的年份,有数千万人饿死;广袤的中国,从南到北,饥民都是生产粮食的农民,有人就饿倒在堆积粮食的仓库边;民间禁止公开甚至私下谈论饥荒。从给毛泽东写万言书的彭德怀将军,到本书作者这样的年轻学生,道出真言,就可能失去人身自由。

不允许说真话的社会,自然被谎言和谬误绑架。陈秉棋家乡的县志记载:1958418526,定西县召开二届二次党代表扩大会议,关起门来开了整整开了39天的会,名曰整风反右。会议制定了一系列行动计划,包括“苦战一年,建厂四万个”, 而当时定西县人口大约22万。甘肃日报报道了定西大跃进的成果:“定西一夜办起十个大学”。全县男女老幼在内,平均约五个人办一个工厂。这样的疯话,为何竟然成为党和政府的决议呢?很简单,如果有人不赞成,就成为批斗对象,可能被划为右派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立刻被剥夺说话的权利,受到严厉的惩罚,祸及家人。从官员到民众,为了自保,容忍荒唐和不义,以致社会好像得了神经病,疯狂举动接二连三。伟大领袖说一声“人民公社好”,不用下达文件,全国党政干部唯恐落人后。定西几个月内就实现公社化,建立公共食堂,“农家锅灶全部取消”,一律在食堂吃饭。全县建立公共食堂2376个。1959年,定西集结十万人,将土地深翻,即将土地表层养育农作物的肥土深埋 (注一)。

被称为大跃进的大疯狂是大饥荒的前奏。人民日报上赞扬甘肃“惊天动地的引洮工程”。工程计划修建一千多公渠道道,需通过崇山峻岭200多座,跨过河谷、沟涧800多处;要修建水库、水闸、涵洞、泄洪等建筑1100座,要把18座大山,从山顶劈开一个槽,使水流通过,最高处需下挖180公尺。从定西、天水、平凉3个专区近20个县调集十多万干部和民工。苦干了三年,十二个春夏秋冬后,以失败告终。这类令民不聊生的荒诞事,举国上下无一幸免。后人看来,十分不解,为什么没有人说“不”?答案同样简单:没人敢说,说了立即受到制裁。

19597月,甘肃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向中央打报告“因缺粮和浮肿致死的现象和人口非正常外流的现象已严重存在”。报告自然是党内机密文件,但也被中央定性为“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提供炮弹”。甘肃上万干部因言论“右倾”受到批判。天水区就揪出一百零三个“反动集团”,成员达700多(注二)。他们的命运,以及数以千万计有良心,说真话的人的命运,大概都与本书作者相似。对甘肃大饥荒的起因、过程、灾难惨重的程度等,杨继绳的《墓碑》一书有详尽的记述和分析。按他提出的证据,估计甘肃大饥荒死人在100万以上。

直到1990年,众人还心有余悸,定西县该年出版的县志,对那场大饥荒也不敢直抒,只说两个公社“有剥树皮、宰耕牛、人口外流等问题“。不过,有心人将事实藏在统计数字后面。定西的饥荒开始前的1958年,死亡人数2882人;到1960年,死亡人数高达14611人,比正常年份多出一万多人。县志说,定西19607月的县委扩大会议,“对人口死亡、外流、大家畜建设问题有所重视,但未提出实际对策,故死人问题继续发生”。“1216日,县委扩大会议,提出‘抢救人命’的口号”(注三)。到饥荒严重时,中央要求各省每天提交饿死人数的报告。大饥荒发生,县委知道,中央知道。

言论自由的限制,从延安整风时代就开始了,1949年之后,随越来越高昂的万岁呼声及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而推向极致。1957年大鸣大放开始,以为从此可以结束谎言时代的人,纷纷自投罗网。失去话语权的民族进入之后三年疯狂的大跃进,喘息未定,又开始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疯狂。毛死去后两年,1978年,陈秉琦还在狱中,申诉潮开始。许多人委托他代笔写申诉书。“很多案子十分简单,用不了两百字就可以说清楚。一个老头,把毛主席石膏像挂在脖子上,骑自行车回家,被抓了“现行反革命”,判六年。另一位老先生,把“打倒右派”,写出“打倒左派”,把“万寿无疆”写成“无寿无疆”,被判十五年“。今天听起来匪夷所思的“罪状”,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累闻不鲜。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更不用说升斗小民,除了毛泽东一人,均被剥夺了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陈秉祺的朋友张九能,是极为少数没有被洗脑的年轻人,197035日,这位在三年前提出要组建“争取人权同盟”的理想主义者,在长沙被枪决,结束了他三十年的一生。同一天,中国另外一位思想者遇罗克,在北京被枪决。

被打入最底层之后,人性中的善与恶都表露得更充分。他描绘在死伤频仍的采石场,设施简陋的煤矿服苦役的犯人,为争取“表现”而相互倾轧,也有人冒险保护同伴“我们像是在沙漠中被暴风雪困住的几只山羊,依偎在一起,用自己的体温去温暖对方”。 书中记录的许多无辜受难者的经历,尤其是越狱的故事:挖地洞,钻地下水道,夜游渡河,情节就像好莱坞电影。都有真实的姓名地点,读来令人心寒。 “高强度的劳动和随时可能发生的工伤,好像大家都不觉得什么,唯独饥饿是最大的、时时刻刻都不能摆脱的,难以忍受的折磨。”“被击毙的逃犯尸体摆在出宫必经的路边,将写有‘逃跑的下场’的牌子立在旁边,以警示大家。书中记述了一个在煤矿做工,来自农村的犯人,为了逃脱下井的危险,他装成腰有病,三年来躬身90度走路。等到刑满释放,他要求留下。比起饥饿的故乡,煤矿的生活“天天像过年”。

1961年,陈秉祺不忍见家人在乡下受饥饿煎熬,他借故休学,试图帮家人“搞到口粮”。让人想起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在美国的华人崔琦。他出生河南农村,12岁随亲戚到香港。成名后,记者问他道,如果你不离开乡下,结果会怎么样?。回答出人意表:如果我不离开,三年困难时期我父母可能不会饿死。中国文化中这份浓浓的亲情,贯穿全书。感谢并钦佩作者,用许多感人细节,记录了那个年代的农村的苦难,也让我们看到中国农民的坚韧和智慧。作者的父亲德高望重,曾被乡亲推举,主持在1960年饿死的村民的超度。“方圆七、八十里,还有外县的人都赶来送上亡人牌位及香火,最后一天晚上烧纸的时候,整个一个河滩,火海一片,哭声一片。”。陈秉祺

让我们听到时代的哭声,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曾经有一个人,说了一句真话,付出青春年华;一个民族,如果不正视历史,还原真相,给人民予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还会付出惨痛代价……

注一:《定西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38-46

注二: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07-160

注三:同上

2013-3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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