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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者的悲哀

--作者:熊景明

 

194912月,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上书毛泽东,劝阻土改。他六十年前对中国土地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分析,神奇地概括几十年的折腾之后,终于被政府和学者认识了的问题。

董的观点简单明了:中国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应当节制生育、优生优育,同时发展其他产业,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会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中国工业化。平分土地后,土地细化,难实行机械化,且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长远投资缺乏热忱,土地将退化。再者,土地改革后,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赋税,将给国家税收带来困难。

他认为,当时共产党的文件和政要的讲话,都引用莫须有的调查,认定不到乡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至80%的土地。经过多次重复而被误认为事实的虚言,令董愤愤不已。他指出,根据民国时期土地委员会在16省,163个县,175万多户农户中举行的调查结果,35.6%的农户拥有五亩以下耕地,24%农户拥有五至十亩,13%农户拥有十至15亩,一千亩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注一)这一调查和他在四川,江西等农村的考察近似。如今可查的数据,包括土改时期的调查,都证明了董的观点。

董时进强调,在中国,封地或土地世袭的封建制度,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租赁基于双方自愿,土地拥有者中绝大多数是靠勤劳和善于经营起家的,如百姓所言,“富不过三代”。地主不是一个阶级,“有恒产”的传统令工农兵学商个阶层的人购买土地出租;这和存款,买股票是同样道理。拥有土地不是犯罪,极少数人用不法手段夺取土地才是犯罪。他给毛的上书中,举了进城女佣和黄包车夫蓄钱置地的例子 (注二)。

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户,宁愿租出土地,自己有劳力和经营能力,另外向地主租土地耕作为生的情况普遍存在。自耕农刻苦勤奋,目标是成为富农或地主。土改后,分到土地者高涨的情绪,过了一段时期就会低落,因为他们耕种所得,都要上缴国家,没有发家致富成为富农地主的可能。董时进主张用技术手段改进农业,例如推广良种,兴修水利,放干冬水田,提高复种指数,推广美国式的农场,实现机械化、化学化。

地主富农是农村的先进生产力,必须爱护而非打倒;他们的财产和土地不可侵犯,他们应当受到尊重,而不是被羞辱,被残酷地斗争。中国的优秀人才,许多来自地富家庭。地主中有为富不仁的,但只是少数,这对海外读者,不过是常识;然而在国内,地主就是黄世仁那样的大坏蛋,至今仍然是从小学开始灌输的观念。

董时进1900年出生于重庆垫江,1924年赴美留学,获康乃尔大学农学博士学位。之后到欧洲考察当地农业和土地制度,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等校教授农业经济,出任过江西省农业院院长,并曾在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职。

1938年,他在成都创办《现代农民》,在发刊辞中称,一是要传达有益于农民的知识,一是要作农民的喉舌。月刊内容分政论、农业科技、农人之声和通俗文艺三部分。从农民的角度和需求来办一份刊物,看来自然而简单,在中国大陆却忽略了数十载,直到今天,在数千份社科和人文类杂志中,针对农村人口的,也仅有1980年代中创刊的《乡镇论坛》、《农家女》等极少数。

《现代农民》月刊也抨击国民党基层政权的腐败。董写过“保长的威风”、“骇人听闻的乡长”、“一个佃农吃了地主的亏”、“役政的弊端”、“征粮舞弊应处死”等文章,还针对蒋介石万岁的口号写了“请政府禁呼万岁”一文,其中写道:“万岁原系君主时代对皇帝的称呼”,“万岁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人民组织政府雇用官吏,而结果好似找来了一些老祖宗”。《现代农民》月刊遭国民党当局压制,他于是发表文章说:“批评政府是农民的权力,只有暴君才怕人民批评” (注三)。

194510月,董时进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会议提出“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作为民盟政纲之一。 董时进则在会上发言,称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不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而是改良生产技术问题。 会后他写信给张澜主席,表示不同意该主张,退出民盟。

1947512日,董时进在上海成立中国农民党,任主席。他在成立宣言中说道:"中国之所以闹到目前这样糟的局面,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 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注四)

六十年后,也就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学者提出给农民与公民权利的主张。董的见解,似乎更为深刻。中国农民党侧重于乡村建设,谋求于同城市平衡发展,认为造成农村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不是封建地主剥削制度,而是政治混乱,法纪不存,贪官污吏肆意掠夺农民,即所谓的“政治剥削”。所以一方面它要求实行法制,惩处贪官污吏;另一方面主张在保留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依靠政府进行改良,通过扶植自耕农经济来缓和农村社会矛盾,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

农民党拒绝参加国民党的‘国大’,董时进著文指责“国民代表大会不代表农民”。这800人的小党也不为共产党所容。1949625日,中国农民党在北平发表《中国农民党为停止党务活动致力生产建设宣言》,随后解散。董时进曾经赞扬中国共产党“有朝气,精神振作,办事务实,政治廉洁,无营私舞弊等腐败官场恶习”,(注五)尤其是赞扬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政权。到1950年初,他对共产党的希望破灭,他也知道自己给毛上书不可能被接纳,此时,应付他的大新农场公粮缴纳,令他焦头烂额,最后幻想破灭,决定远走香港。他对今后中国的去向十分悲观,对农民的前景尤为绝望,说:“将来生产出来的东西,可是要尽量缴归政府,自家能够保留的,最多只够养活性命,再多是不成的。换句话说,土改政策,不外是要将富人的土地和生产工具等夺过来交给农民,叫他们利用这些工具去替政府生产。这和给牛一个犁和几块地,叫牠去耕,是没有分别的。牛得到犁和田有何好处呢?贫民为了报答政府的赐赏,除了为政府生产外,遇必要时还要去为政府打战。总而言之,共产党是要用富人的钱和物,用贫民的力和命,去帮他们打天下” (注六 )。

作为农业经济学家,董的思考的角度不囿于经济。“组识贫农和一些无产无业的分子,告诉他们说:‘地主和富农都是封建的,他们残酷地剥削了你们,所有使得你们贫穷。现在我们要帮助你们去吧他们的土地房屋占过来,把各种农具,家具,粮食,等等都拿过来。’‘那些贫民明明知道所谓地主富农并不是什么封建的,明明知道自己的贫穷并不是由于地主富农剥削,然而政府的委员既然对他们这么说,叫他们这么做,而且他们是可以得到利益的,又何乐不为呢。于是他们只好硬把自己的良心窒杀掉,随着政府的委员(工作组)一齐去打抢。这一些贫民即使暂时得到了一点儿物质的好处,可是他们的天良完全被毁灭了。” (注七)

他对土改的批判,和数十年后研究思想文化的历史学家余英时等得出一致的结论:将地主的土地,房屋,生产工具及私人物品统统没收,分给贫农和无业游民,令这些收取不义之财者获得暂时的好处,却令他们失却了良知,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的颠覆。在没有宗教信仰,缺乏法制基础的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是社会整合之基础。颠倒是非,打家劫舍的‘土改’,为后来的政治运动奠定基础。

他对随土改而来的乡村悲观预言,包括土改以后就会收回土地搞“社会主义化”,几乎都不幸言中。他祖母曾经是个贫穷的寡妇,善持家,到父亲辈,薄有田产,又极重教育,故而供他外出求学 (注八)。且看他如果预言未来的农村教育:“在过去,比较富裕的人家可以送子弟入学读书,甚至去大都市进大学,所以农村中尚能产知识分子和各项人才。今后这些人家没有了,所有的全是耕种十亩八亩的小贫农,他们的糊口且不易,哪里还能送子弟进学校。如果学校都改成公立吧,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在过去有富人负担,贫寒人家可以豁免,现在要大家平均负担,他们负担得起吗?何况孩子们要捡柴拾粪,帮助杂活,即使有免费的学校,也没有去受教育的时间。农家子弟不能受教育,农人永远不能翻身了”(注九)

他建议政府用赎买的办法,收购大地主的土地,同时成立自耕农基金,扶持自耕农,借给有能力经营土地的农民购买土地,或向政府租赁土地。其实,他如此建言时,知道土改大局已定,于是悲哀地预言说,政权巩固之后,这个政党就会在将农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体农庄,粮食大量交给政府,农民被整体奴役,然后会出现许多问题,会饿死人,最后,(这位乐观善良的预言家说:)“他们还是会放弃,回到正确的路上来” (注十)。

董时进出版了多本专著,如《农业经济学》、《农民与国家》、《国防与农业》、《农村合作社》、《粮食与人口》、《农人日记》著有《食料与人口》《农村合作》等书。 1950年到香港后,写了《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我认识了共产党》,《共区回忆录》等三本小册子,后又在台湾出版了小说《两户人家》。也出过两本英文著作。他于1950年赴美定居,1984年在美辞世。

风起云涌的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寻求救国富民之道忧心忡忡,不少理想主义者以为中国可以靠某种主义得救。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然而,读几本小册子,听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就可以迷上某种主义,将之奉为真理;而研究问题则须具备多年积累的专业知识,还需要付诸社会实践。遍地哀鸿的年代,知识分子没有那个耐心。在当年的农业大国中,董时进是极少有学识和经验,了解农村,兼备中国文化和国际潮流视野,又格守理性常识的人才。他的真知灼见,淹没在高昂的革命口号声中。看到土改横祸不能制止,董痛心疾首,却并不气馁。“追求了这许多年的民主自由,最后乃不免扑一个空,而且发觉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比历来更专制,更恶劣的景象”。“民主自由本是难得而可贵的宝贝,不是俯拾即是的芥末。为它而奋斗,是很值得的。一生追求不到,还有下一代,最后总是可以获得的” (注十一)。

注一:董时进,《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香港,自由出版社,1951111113页。

注二:董时进,《我认识了共产党》,香港,自由出版社,19515051页。

注三;同上,2426页。

注四:熊培云,“中国‘三农’问题第一人:董时近,《南方都市报》,20081228

注五:熊培云,“董时进生平与主张”,《 南方读书报》200812.7.

注六:同注一,6867页。

注七:董时进,《共区回忆》,香港,自由出版社,1951,(打印稿,页数不清)。

注八:见董时进,《两户人家》,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

注九,同注一,59页。

注十:同注一,8790页。

注十一:同注二,78页。

本文其它参考资料包括:

谢泳:董时进:一个被遗忘的知识分子

董保静,胡荣伦,“终生志在兴农的董时进”,《红岩春秋》,2004,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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