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的真实写照

--作者:熊景明

 

董时进1900年出生于重庆垫江,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班留学美国,1926年获康乃尔大学农学博士学位。不同于跳龙门的学子,少年董时进离开故乡出外求学时,便立定改良中国农业的志向。他曾到欧洲考察当地农业和土地制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等校教授农业经济,出任过江西省农业院院长,并曾在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职。

董时进始终忠于自己的理想,他后来干脆辞掉公职,回乡办农业。董先生1938年在成都创办《现代农民》,组织农业协进会,推广农业技术,从农民的角度评论时事。月刊和协会一直坚持到1949年。那是个风起云涌的年代,留学归来者,纷纷卷入政治。194510月,董时进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但他因为不认同民盟 “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的纲领而退出。他认为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不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而是改良生产技术问题。同时,西方求学的生涯,令他树立了颇为坚定的民主理念。1947512日,董时进在上海成立中国农民党。成立宣言道:"中国之所以闹到目前这样糟的局面,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 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

中国农民党侧重于乡村建设,谋求乡村与城市平衡发展,认为造成农村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不是封建地主剥削制度,而是政治混乱,法纪不存,贪官污吏肆意掠夺农民,即所谓的"政治剥削"。一方面要求实行法制,惩处贪官污吏;另一方面主张在保留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依靠政府进行改良,通过扶植自耕农经济来缓和农村社会矛盾,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

194912月,董时进上书毛泽东,劝阻土改。他“迂腐”的观点不关政治,只是一个农业经济学家对中国土地问题的建言:中国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应当节制生育、优生优育,同时发展其他产业,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势必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中国工业化。平分土地也会导致土地细化,难实行机械化,且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长远投资缺乏热忱,土地将退化。再者,土地改革后,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赋税,将给国家税收带来困难。

董时进强调,在中国,封地或土地世袭的封建制度,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租赁基于双方自愿,土地拥有者中绝大多数是靠勤劳和善于经营起家的,如百姓所言,“富不过三代”。地主不是一个阶级,“有恒产”的传统令工农兵学商个阶层的人购买土地出租;这和存款,买股票是同样道理。拥有土地不是犯罪,绝不等同少数用不法手段夺取土地的罪人。勤劳致富的土地拥有者,应当受到尊重。他们的财产和土地不可侵犯,富裕农民不应当被羞辱,被残酷地斗争。中国历代优秀人才,大多来自地富家庭。地主中有为富不仁的,但只是少数,地耕作为生的情况普遍存在。自耕农刻苦勤奋,目标是成为富农或地主,失去这一目标,农民缺乏动力。

董时进六十年前的见解,经过历史的考验,读《两户人家》令我们理解他对中国农业和农村政策先知一般的远见从何而来。上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而致力于社会改革或革命的知识份子中,几乎没有人像董时进一样生长在农村,到西方研习农业经济,再回国事农,兼备理论和实践,对农村有深入了解的人。

他在开篇表明,“本故事上的人名和地名,一概是虚构或借用”。故事发生在四川垫江县,那是董先生的故乡。笔者再三向董先生后人求证,本书所有人物,无一杜撰,记载之年份以及情节,都基于真实。主人翁三个弟弟及子女的经历,均有据可查。董先生是书中的“可生”他的经历与董时进完全吻合;“可法”及弟弟董时光。韩战爆发,他在美国因亲共被驱逐出境,回到中国,后成右派,死在劳改营。有理由相信,本书为董先生的家族史,亦是他的自传。

董时进在后来的著作中强调,在中国,封地或土地世袭的封建制度,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租赁基于双方自愿,土地拥有者中绝大多数是靠勤劳和善于经营起家的,如百姓所言,“富不过三代”。地主不是一个阶级,“有恒产”的传统令工农兵学商各阶层的人购买土地出租;这和存款,买股票是同样道理。拥有土地不是犯罪,极少数人用不法手段夺取土地才是犯罪。他的观点在《两户人家》中都有生动的故事佐证。这“两户人家”,即董的父辈两弟兄家的兴衰史,在风雨飘摇的动荡时代,代表了勤劳致富的朴素真理,告诉我们一个不能以阶级论是非的农村。

叙事始于19世纪中叶,作者的祖母,带着三个孩子的寡妇章氏,克勤克俭,善于经营,置田买地,渐自将日子过出来了。书中描绘的细节,将概念演绎为历史的真实。“细娃望过年,大人望买田”,那时还是细娃的董时进的父亲,睁大眼睛看着母亲买田的“仪式”,“当契约写好,念过,大家签押之后,照例说句,恭喜你们子子孙孙永远管业。三个孩子都感动得眼泪长流”。

庄稼人的梦想不限于土地,尤其年轻人,志向在读书。董的父亲进了当地秀才设的私馆念书。在亲人眼中,他“由一个乡童逐渐蜕变成一个儒生模样”。正当他踌躇满志时,年过四十的母亲将他召回料理家务和田土。未曾多读书,他终身引以为恨,寄望下一代补救。书开篇的伏笔,延伸到他后来为儿子求学,在村里策划奔走,促成私塾,到不惜代价送儿子进省城,后远赴上海求学,到他倾家产送儿子留学美国,感人地刻画出一个农民对教育的追求,推进这个民族走向现代。

乡村人际关系的描写,是这本书的精华所在。富农和佃农的关系,常常出乎我们的想象。儿子满周岁,抓周抓到笔杆,让主人大为高兴,他跑出门,看见在翻晒谷子的长工,大声喊道:“老陈,我的儿子将来要做官,那时候你不必在大太阳下晒谷子,也无须在寒冬天气犁水田。你可以在衙门里面做一个跟班”,老陈不买他的账。他“懒洋洋地答道,‘等他做了官的时候,我早已经埋了烂了。’又告诫他的东家‘不要把锅盖太揭开早了,当心敝了气’。”忠心、智慧的老陈,饥荒将到未到时,见女主人在米饭中掺红苕。他“面有不怿之色,道,‘老板娘,你的谷子不是可以吃到下年收割时候吗?何必这般节省呢?’”书中写到一位佃农对外出挑烟土挣钱,“地主”好生寂寞,终于盼到他归来。“邱大汉滔滔不绝,正绪听得津津有味。他们一边谈,一边吃,一边喝,直到半夜之后,没有一人显得疲倦”。

书展现了跨越一个世纪的农村社会图景。在勤劳致富,农而商的主线索外,对天灾人祸,土匪来袭,赌博败家,民国革命等等的记载,均都从农民的切身体验来描绘,令人耳目一新。对各种民俗,例如分家,击鼓伸冤等生动的记录,仿佛将读者带入时光隧道。百年前,四川乡村里,孝道既是给人看,也是儿女的真性情。董的父亲正绪丧母后,在墓边搭了一个篾棚,守墓七七四十九天。道场做完,两弟兄要在阳世为母亲留纪念,扬声名,立节孝碑。“这桩事情,必须向县衙门申请,转成都总督衙门,向北京请皇帝圣旨,方能举办,需要时间至少数年”,事情数年后终于办妥,书中详尽的描写,为中国民间文化留下重要的注释。例如垫江初通邮政,“写信的人很少,邮件运输一概是人挑步行,两个轻细的包裹担在肩上跑步走,行人遇到都得让路”。全书都是普通农人的故事,也触及官场的污糟、无能,官匪勾结。

回忆录的成败,作者对细节的记忆至关重要。《两户人家》对四川农村各种节庆,婚嫁丧葬仪式的记载,都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记录。书中记载了许多民间歌谣,例如送财神,“一进财门大打开,四福天官送财来;一送千年宝,二送万年财,三送三吉利,四送四发财,五送五子登科早,六送状元题金榜,七送天上七姐妹,八送神仙过海来,九送状元打红伞,十送状元转回来,十一送摇钱树,十二送聚宝坪。日落金,夜落银,初一起来捡四两,初二起来捡板金,初三初四不去捡,秤称银子斗量金。滚进不滚出,滚一大堂屋。”作书时董先生已年过70,去国数十载,想必对童年往事一念再念,才会记得如此清楚。有两章对村民自办私塾描写,温馨有趣,好笑之极。

董时进笔触谦和,在书中隐姓埋名,读者不难猜到是谁在为董家做传。他自出世便充满灵性,儿时就表现出对人情世故的感悟,对生灵万物崇敬。作者青少年时代最密切的朋友,是替他家一生劳作的一头牛。对此,他另外一本小书《阿宝护牛记》,有更为详尽地描写。他在大学时代就对学习美国先进农业,农业机械有所保留,其精辟见解,今天读来字字珠玑:“中国农业乃是中国环境的产物,是整个社会和经济解构的一部分,是历代经验演变出来的成绩。要使农业方法和农业用具发生重大改变,必须市场、运输、工商业,以及土地与人口的比率等,都有改变,才能办到。”他后来反对实施土改,以至于对其它政党的农村政策失望,自创中国农民党,都基于他对农村与其它知识分子不同的见解。

作者在描写旧的风俗习惯时,并无站在道德至高点的鞭笞、批判态度。他记述了以生命来反叛包办婚姻的年轻人惨烈的故事,也写出他自己在内的同辈“为父母娶媳妇”乐天安命的心理。作者带着深深的敬意,由衷的佩服,描写了多位农村妇女,尤其祖母章氏,母亲熊氏。本书所有人都用化名,只有作者的母亲保留了真姓氏。董先生的文字简洁、传神,“节令甫进仲秋,寨墙上立着三个小娃,他们消瘦的身体,被棉袄衬托成肥胖,他们苍白的面龙,被寒风染成紫红”,“饿死的人好似一阵烈风袭来,树叶纷纷坠地,路边,街上,庙门口,到处是死尸”。 书中佳句处处,风格独特,不落窠臼。

钱穆先生的《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被看成是对中国乡土文化精髓的最佳阐释,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对20世纪初农村社会的描述,被中外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视为经典,一再引用。《两户人家》,无论对同时期中国农民的生计、社会关系、民风民俗、官民冲突和地方管治,社会动乱,农民的生老病死,婚姻和妇女地位等等,都有详尽地、从农民自身视角的描绘,堪舆迄今看到的名著比美,是了解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中的中国农村必读之书。八十年代初在台湾出版后,曾获甚高评价,三十年后,这部书终于被学林出版社的编辑慧眼见到,得以在大陆出版。

董时进出版了多本专著,如《农业经济学》、《农民与国家》、《国防与农业》、《农村合作社》、《粮食与人口》、《农人日记》著有《食料与人口》《农村合作》等书。还出过两本英文著作。他于1950年离开大陆,辗转香港、台湾,后赴美定居,常年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挂职研究。1984年在美辞世。他留下遗嘱,将政府发还的农场及房产作价款全数捐给西南农业大学,设立“董氏奖”,鼓励年轻人从事农业科学研究。

二十世30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寻求救国富民之道忧心忡忡,不少理想主义者以为中国可以靠某种主义得救。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读几本小册子,听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很容易迷上某种主义,将之奉为真理;而研究问题则须具备多年积累的专业知识,还需要付诸社会实践。遍地哀鸿的年代,知识分子没有那个耐心。在当年的农业大国中,董时进是极少有学识和经验,了解农村,兼备中国文化和国际潮流视野,又格守理性常识的人才。他的真知灼见,淹没在高昂的革命口号声中。看到土改横祸不能制止,董痛心疾首,却并不气馁。 “民主自由本是难得而可贵的宝贝,不是俯拾即是的芥末。为它而奋斗,是很值得的。一生追求不到,还有下一代,最后总是可以获得的”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