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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景明:八年流亡日记--读范小梵《风雨流亡路:一位知识女性的抗战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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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范小梵

八年流亡日记

--读范小梵《风雨流亡路:一位知识女性的抗战经历》

作者:熊景明
    
作者范小梵,1918年出生在人才辈出的历史文化名城安徽桐城。哥哥范希衡是著名的翻译家,小梵初中毕业时,他在北京中法大学任教,将酷爱文学的妹妹带到北京。未辜负哥哥的期望,她考入北平第一女子高中;三年后,令哥哥大失所望,17岁的妹妹离家出走,嫁给他的学生,青年才俊朱锡侯。那是个跟着巴金冲出《家》之牢笼的年代,家人反对,自有朋友相助,牵涉进去,就成为自编剧本中的角色,无比刺激。小梵聪明的女友为她策划如何“转移财产”,代她作家书,甚至负责打扮新娘,替她土法烫发。这位热心的朋友浦京英,许多年后因丈夫而成为知名人物,名叫浦卓琳。
    
30多年后,小梵的子女才从旁人口中听说父母惊险刺激的爱情故事。书中,作者对此只是略略带过,想来她希望为世人留下的,不是个人的传奇经历,而是一个普通女子的抗战记忆。15.jpg

右图:新婚1937

1937年抗战爆发,新婚的丈夫远赴法国留学前叮嘱她,每天写日记,自己回来后可以追踪她的生活细节,还开玩笑说会付稿费,一千字一个铜板。年轻女子守住诺言,在八年流亡生涯中,她流离失所,经历饥饿、重病,但未曾停止日记;她不断逃难,千里跋涉,一直携带着一本本日记。待她八年来日夜盼望的丈夫归来,却对妻子像生命一般珍惜的日记不屑一顾,甚至不愿听她讲述过去的辛酸经历。日记在“文革”中被抄家没收,发还的时候已破败残缺。一大木箱日记,“毛边纸,竖排行,有些甚至是毛笔写的”。依然,没有谁对它感兴趣。此时,她已经年迈体衰,坚强的个性依然,对她而言,一篇篇整理日记,就像“撕裂刚刚愈合的伤口”,“即使失明了,有一小口气,我也要摸着写”。
    
抗战爆发,范小梵刚刚满18岁。这个冲出家庭,追求自由恋爱的女孩,享受了短暂的贫贱却幸福的夫妻生活,她到北大旁听,在图书馆和书店阅读。旋即,丈夫出国的时刻到了,将在浙江乡下的老母亲和年幼的弟弟托付给妻子,坦然上路。小梵心目中的爱情,就是义无反顾地自我牺牲,成全爱人。上世纪三十年代,自由恋爱之风顷刻间席卷中国城市,婚姻是两个家庭的结合还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则到今天也不清楚。这边方舍去自己的父母兄长的女孩,那边方去照料乡间爱人的家庭,由城市知识女青年,变为操持家务,受委屈的小媳妇。“今天看来,只觉得有些啼笑皆非近于滑稽了”。流亡八年中,她渐渐成长,后来也离开婆婆去教书。不曾改变丝毫的是对丈夫的爱,对知识的渴求,她找寻一切机会读书,“一个不甘混日子的失学青年,想求知识的那种如饥似渴的心情,是不为一般人所理解的”。不停地为丈夫写,写信、写日记,是爱情的见证。她给丈夫的信,每封四五页,每月三四封,就是失去丈夫音讯的几年也不间断,“书儿信儿,凄凄惶惶地寄”。这本书清新可读,八年的写作,练就了她的文笔。
    
我们能够看到的抗战文学,包括电影,例如看过多少遍的地道战、地雷战,大多都是公式化、漫画式的作品。读《风雨流亡路》,读《巨流河》,让人找到真切的感觉。政府不知道哪里去了,只抛出口号。焦土抗战,战略转移,都化为一个字:逃。一路逃,一路找吃的,找生路,躲过轰炸,躲过枪炮,活下来,就是目的。人们在谣言、枪炮声中,舍下毕生积攒的房屋财产,逃,漫无目的地逃。书中许多对百姓逃难的描述:“逃难的人大批大批地往南边偏僻的县份撤,钱塘江边挤满了人群,江里也停满了大大小小的船只”,“越靠江边,越靠近船码头,就见人去像是赶命似的奔逃。那个狂奔劲儿,就像鬼子的大刀已经砍过来了,逃命的欲望控制了整个乱哄哄的人群,不管是老的,小的,男的,女的,哭的,喊的,都拼命朝江边奔跑,仿佛过了江就天下太平了”。她写到敌机轰炸,写在飞机盘旋,机枪子弹如雨的扫射下,挤在江心船上的难民,写藏身稻草堆躲进村的日本兵,写被枪杀者亲人呼天抢地的哭声。“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那悲惨,愤怒的哀号,仿佛还在我耳畔回响着”。这样的日子,拖了八年。这个天天写日记的女青年,为历史留下见证。
    
小梵记录的许多情节,都令人震撼,例如死在逃难路途中的百姓,“路旁边,山丘旁,到处可以一个个新土堆;沟壑里,还有多少未死将死的活着的尸体”。她本人也几次濒于死亡。日本人撤出温州后,城中商铺和富裕一点的人家,被当地人趁火打劫。这些汉奸和抢劫犯受到严厉惩罚。被拉去处决的“罪犯”,大都是上了年纪的穷困老百姓,一个个衣衫褴褛,坐在黄包车上,面色死灰,后面跟着他们的妻儿老小,哭得很凄惨。而真正的大汉奸,买通了官员,倒无事了。
    
恪守对丈夫的承诺,小梵认真书写一篇篇日记,详细记下每天发生的事。她用都市女性的眼光,好奇地记录了江浙水乡的许多习俗。无论战争如何打乱了自己和周围人生活,范小梵从未失去对人、对大自然的关爱,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她喜爱的风光,四季寒暑。她多病却不多愁,随时从周遭的环境中看到能赏心悦目之处。她逃难中,好不容易坐上一条乌篷船。想必为了让远方爱人想象她的处境,对这夜幕下的江水、船家、艺术品一般的小船作了优美的描述。她本人,18岁的少妇,一夜坐在船头,在这幅图画中最引人遐想,“听着水声入夜,偶有经过村镇的灯光和打渔人的渔火,映在水中闪烁、摇曳”。小梵想当作家的心愿,让她去细心观察、记载周围的景致和事物,书中有不少对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乡村民俗的记载“只要日本鬼子不打过来,农民还是照旧干自己的事”,过年时节,“都打扮得花花绿绿,穿新衣戴新帽,小媳妇穿件花棉袄”。对时代特征最生动的记录,莫过于她自己的所为。
    
六七十年前这些时代青年的行为举止如今看来不可思议。对知识的渴望、汲取,令他们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活得有滋有味。出门留学的穷学生,从出国费中挤出40元给年轻的妻子,并替她订了一年的《东方杂志》和《世界知识》。作者在流亡途中得到一本厚厚的精装书《拜伦全集》,抗战八年,无论逃亡到哪里,总带在身边,衣物都丢光了,也舍不得丢弃它。抗战胜利后四年,到1949 年,为了活命才“不得不忍心让锡侯把它卖给了旧书店,换了食物吃,至今犹念念不舍不忘”。卖书时,她将拜伦像裁下,保存在一只小箱子里。“文革”中,装着她许多珍贵记忆的小箱子,也被抄去了。不是象征一代人对知识的渴求被掐断吧。
    
对丈夫忠贞不渝的爱情,对未来夫妻团聚的向往,支撑她度过贫病交加的日日夜夜。伴随她八年艰苦岁月的,还有上天为她一路安排的友谊和“爱情”。八年中和她有缘结为姐妹般生死之交的几位女友,都和她一样心地善良,充满诗情和幻想。她和一位年轻的护士“常常在有月色的夜晚,或是凝着严霜的清晨,一起到天边去散步。我们踩着脚下微微作响的,带霜的枯草,沿着小路去迎接初升的朝阳;或是步着如霜的月色,两人缓缓地走着,谈诗、谈喜爱的诗人和彼此的幻想,长上翅膀,飞出狭隘地域的幻想”。在逃亡中结识的胡剪虹,与她成为情同姐妹的终生好友。本书记录了十多位流亡路上的患难之交,让他们在文字中永存,想来也是支撑作者写作这本书的力量。这些萍水相逢的之交中,大多是平凡却性格十分可爱的人物,也有作家靳以、诗人覃子豪等人。
    
不知是偶然,还是有天意,她避难之地,许多在古代诗词中留名,柳桥、沈园……每天面对这如自古以来激起多少诗情的、活泼而清澈的河水,抚平她心中的伤痛。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青年,受古诗词和兴起不久的白话文学的熏陶;充满对风花雪月咏颂的作品,培养了他们鉴赏春花秋月的情操。1949年以后,此等心态成为受到批判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到八十年代,霸占的教科书和作品的“无产阶级文学”不时兴了,对自然的赞颂重新仰头。可惜,昨日的景观不再。作者四十年后旧地重游,看到的只是污水漫流的河川。“只有当年我心中的诗情画意,至今仍然在心头闪光”。家门口的溪流变成污水沟之后,靠《阿凡达》无从激发人们心中的美好情操。当山不再青,水不再绿;出得门来,满目皆是房屋、街道、车辆、行人;文学、艺术、音乐不再打动年轻的心时,滋润心灵的涓流也就干涸了。16.jpg

左图:1944年,在《中央日报》做记者时
    
照片上看来,年轻的范小梵长得颇像香港影星舒淇。那个以樱桃小嘴为美的年代,她却在每张照片上都裂开十分性感的“大嘴”,展露爽朗的笑容。直到五六十年代,家庭照上,丈夫双眉紧蹙,她依然笑容可掬。无疑,不仅仅是她的美貌,更有她的个性,令她走到哪里都引人接近。她总结道,“我这个人一生重感情、讲义气,性格爽朗、豪迈、乐观、自信心强,但同时又很任性”,虽然她认为如此性格招来无数烦恼,但八年流亡中,却让她自自然然成为许多爱情故事的主角。不停地为活命、为生存而流亡,她做过中小学老师、家庭教师,参加剧社演抗战戏剧,担任后方小电台的播音员,也做过记者,不论她奔走的脚步多快,都被爱情追上。有一见钟情的爱慕者,有死心塌地的追随者。然而,她心目中只有新婚远别,在法国的丈夫,故而环绕她的爱情都是悲剧。其中,最感人的是一个15岁的农村中学学生,为寻找自己爱慕的女老师,从浙江走到江西,又从江西找到福建。一位曾经守候她身边,保持君子之交的男士,一生对她默默爱恋。到临终想见时,“我为他剥一只橘子,一瓣瓣递给他”。这时,小梵的初恋,那半生的精神支柱早已崩塌。两人心照不宣,过往不可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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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全家合影(摄于1952年)

她至爱的丈夫是她八年流亡生活中心灵和生活的支柱,也是她的偶像,到夫妻共同经历患难的五六十年代,作者看到偶像性格中的懦弱,于是“在我的心灵和思想上产生过太多的痛苦和幻灭”,这亘古不变的定律,为多少轰轰烈烈的爱情泼上冷水,令当事人带着后知后觉的悲哀去接受命运,或者带来终生的悔恨。幸而,作者是前者:“尽管我们踏过那么多苦难的泥泞,被一路荆棘刺得遍体鳞伤,但我们依然相伴着走到了今天。”
    
1945年9月3日,日本投降。他们在昆明。“街上的人全都这么狂喜地奔跑着,呼喊着:‘胜利了,胜利了,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可以回家了。’”整个昆明城都沸腾了。以为苦尽甘来,殊不知个人和家庭的劫难还在后面,四年内战,他们在昆明,生活困苦,对未来仍抱有希望。1941年,她23岁时,为了活命,她找到一份辛苦又低薪的工作,去一个地方小电台做播音员,令她欣慰的是,可以为抗日、为鼓舞士气作点贡献。不幸,电台的地点在上饶,传说中的美蒋特务基地。从五十年代,她三十岁出头开始,就因此背上间谍嫌疑的莫须有罪名,成为待罪之人,失去公民的权力。丈夫也因而受累,他又因为认识贾植芳而被卷入胡风案。两次自杀,1957年又被打为右派,虽活下来,身心俱残(范小梵的丈夫朱锡侯的口述史《昨夜星辰昨夜风》,由他们的女儿朱新地整理成书,纳入美国柯捷出版社“铜钟丛书”,于2010年1月出版。) 。作为她罪恶历史的日记“文革”中被抄去,后来发还她时,也顺便解除了她“特嫌分子”的“法庭外判决”。“结论下来时,我已六十多岁,一切工作可能都被剥夺了。到如今我仍是个拼了一辈子命而不在编制的工作人员,一个一无所有的家属”。cv1[1].jpg
    
如果问她一个残酷的问题:饱经忧患的一生中,哪一个时刻你最痛苦?我猜想是1966年,她上初中的小女儿,因为母亲是“特务”,父亲是“右派”,小姑娘成为“黑崽子”,被同学毒打,腰椎骨折。而最令小梵欣慰的,想来也正是两个性格与母亲颇相像的女儿。大女儿朱新地,一位忙碌的牙科医生,五六年间,几乎用了所有的周末、假日,往往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整理父亲的口述、母亲的作品。新地为此书及父亲朱锡侯的书写的后记,显示出她的写作才能,也让我们看到这一家人50年后经历的大概。母亲八年的《风雨流亡路》,只记述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她丈夫回忆提到1960年,42岁的小梵,两个年幼女儿的母亲,带着特嫌分子兼右派家属的“黑字”,花了五年时间,取得医学院夜大的毕业文凭。入学的四百多名学生中,只有不到一百人拿到毕业证书。小梵以第四名的成绩毕业,却因为政治问题从未获得工作机会。那是上访也不可能的“前三十年”,投诉无门。这三十年间一家人历尽磨难的故事,希望新地能写下来。

从小迷恋文学,志在写作的小梵,在整理日记,写此书的时候,是否意识到她已经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一部回肠荡气的作品?掩卷,不由想到这几乎是现成的剧本,战争、逃亡、生死病痛;坚贞的爱情,患难中的友谊,加上画意浓浓的江南风景。我几乎看到电影开场时,老迈的作者坐在窗前,开始讲述她年轻时的闯荡,恰像电影《走出非洲》。有人建议香港导演许鞍华拍一部林徽因的电影,她反问道:有谁可以扮演女主角?也想不出有谁可以扮演范小梵,张允和,还有我的母亲和她们那一代秀外慧中、善良而又异常坚韧的中华女子。

2010-4-11,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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