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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名知青葬身锡盟草原火海纪实与反思

—— 读老鬼《烈火中的青春》有感

作者:黎丽

【作者简介】黎丽(蒙古族) 内蒙古政协副秘书长、内蒙古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

作家老鬼(马波)有一本关于青春的著作《烈火中的青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这部新作以纪实的手法,真实再现了1972年5月5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旗宝日格斯台草原大火中牺牲的69位知青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读来叫人心灵战栗。这些年,回忆知青的文章和史料很多,但大都还局限在对知青生活和那个年代的回忆,知青运动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学会反思历史,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回忆中……

1972年,有两件事是曾让我们记得。一件事是:年初的2月25日,中共黑龙江省委转发了国家农林部《关于黑龙江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非正常死亡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自1968年起,黑龙江省共接受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等省和本省知青77.4万人,到黑龙江插队以来的3年多,共有978人因各种原因死亡,另有因伤致残众多人。另一件事是:年底的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他的儿子下乡中所遇到的生产、生活等问题:一是口粮不够,仅够维持半年;其次,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再次,没有房子住。李庆霖在信里还提到在知青招工、招生、招干中“走后门”等不正之风问题。这两件事说明,到1972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开始暴露出许多问题。而在这两件事发生年中的5月5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旗境内的宝日格斯台牧场,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四十三团发生了火灾。事情经过大致如下:

1972年5月5日清晨,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四十三团二连驻地东约5公里处,执行采石任务的该连六班战士杨树生、杜根村将4日烧剩的炉灰倒出蒙古包外的防火坑内,因灰热,加上坑内有枯草,至上午11时40分,坑内死灰复燃,引起草原大火。六班战士虽奋力扑救,有的战士用身体滚扑,但因位于风口,风力达七级以上,未能扑灭,火势迅速向东蔓延。位于火势东南方向的四连,于中午12时30分发现火情,指导员何龙光立即紧急集合队伍,经简要动员和分工后,分两路奔赴火场。当指导员何龙光和副指导员杜恒昌带的一路战士进入1059高地脚下时,南侧烈火猛然袭来,加之风大草深和风向突变,旋风卷起烈火将战士们包围。在这紧急关头,指导员、现役军人何龙光下令撤退,身边的十几个人迅速撤离了火场,但多数走在前面的战士却深陷火海。副指导员杜恒昌和三班长胡国利等部分战士经奋力拼搏冲出了火场,进入麦地,但见到还有战友留在火海,便又奋不顾身返回去救战友,结果一去不返。整个过程仅半个小时,当即有66名知青战士壮烈牺牲,负重伤的16名,轻伤的11名。后又有三名重伤员在抢救过程中身亡。这场大火共有69个年轻的知青战士在烈火中牺牲,年龄最大的27岁,最小的15岁。草原火灾发生后,国务院、中央军委、北京军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内蒙古军区非常重视。周恩来总理作了电话指示,总参谋部派直升飞机接送伤员,北京军区派来了医疗队进行紧急抢救伤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紧急救助措施和善后处理工作,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尤太忠等领导同志亲临现场指挥救助。

遵照自治区党委关于“要做好善后工作”的指示,四十三团于5月7日,在团部西侧掩埋了烈士遗体,16日召开了全团追悼大会。在追悼会上,烈士墓前的山坡上,遍布骑着马来悼念烈士的牧民们,他们为这69个知青英烈作最后的送行。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授予69名牺牲的兵团战士革命烈士称号,并拨款16万元筹建烈士陵园。与此同时,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及五师组成了专门的善后班子,派出5个工作组分赴呼和浩特、唐山、集宁、赤峰、锡林浩特等地,做烈士家属的安抚工作,并发放了烈士证和抚恤金。

三十多年了,这些知青烈士已渐渐被人们淡忘,最初修建的烈士纪念碑的字迹也已经斑驳脱落,他们的父母已经不能再去那遥远的草原给他的孩子们扫墓,时代的变更已经使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难以理解那些年轻人当时的所思、所感、所做与所为。但当年在火灾现场不远的西乌旗高力罕的石头山上,一个打石头的兵团战士,遥望东南方向夜空呈现的暗红色火光,仿佛看到这暗红色的夜空就是年轻战士们的鲜血在泼洒、在喷涌,内心的悲怆和震动使他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为牺牲的战友们写本书。多少年来,老鬼一直没有忘记自己许下的这个承诺。2009年7月26日,在老鬼的倡议下,一个以纪念69名知青烈士为主题的兵团烈士雕像屹立在宝日格斯台烈士陵园,老鬼把刚刚出版的《烈火中的青春》送给了前来缅怀烈士的家属和战友,他终于实现了三十六年前那一个无声的承诺。

“他们是死去的我们,我们是活着的他们”,历史发展的必然就是如此。老鬼的这本书,再一次引起我们对四十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行反思,也再次唤回我们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沉重思考。

反思之一:当一个社会行为以一种运动的方式出现的时候,往往可能是一种盲从的、狂躁的、缺乏规范和法律保障的行为。翻开知青历史,我们看到,从1967年到1968年一年时间里,全国有199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9年全国有267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71年全国有74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乡下,五年共计540多万人。这样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们的国家组织、地方机构和家庭个人都缺乏思想上、行动上和物资上的准备。而当这些十七八岁的知识青年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特殊的生活、特殊的环境,都需要他们自己去适应,去重新学习和体会,没有人去告诉他们如何学会生活,如何面对复杂的政治氛围,尤其是从城市来的孩子们,他们连农村、牧区的基本生活常识都不了解,仅仅一个倒掉剩余炉灰的行为,就引发了一场草原火灾,为此,69个年轻的生命瞬间消失。据不完全统计,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自1970年到1973年1月,共发生各类事故928起,死亡126人,伤756人。此时,全国各地知青死伤和各种生产、生活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1973年6月,国务院召开了历时47天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形成了《关于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及两个附件《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1973年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第一次有了规范性的文件和初步的规划,并对“统筹解决”知青问题提出了六条具体措施。

反思之二:在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重压的年代里,许多平民百姓的孩子和一些“黑帮”子女,就是为了到兵团能吃饱、穿暖,能用当“兵”的荣誉洗刷父辈给自己带来的“罪名”,来证明自己是“优秀的”、“革命的”目的来到了兵团。69位牺牲的知青中,家庭背景差异很大,但是不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城市干部子弟,他们都穿着补丁的裤子,吃着一样的粗饭大菜,每个月领五元钱的津贴,唯一不同的是,城市干部子弟的文化生活相对丰富一些。而一场草原大火,使他们遭遇了相同的命运,他们的家庭都遭受了一样的伤痛。如果力丁、查尔斯、杨红原、敖敦、任彩凤等人没有沉重的政治“包袱”,如果畅孟记、唐亚志、王爱民、李富才等人没有家庭贫困的经济负担,他们会有尊严地快乐地活着,他们会和我们一样享受今天改革开放给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带来的福祉,他们更可能在现实的世界里实现自己的许多梦想。可见,“文化大革命”给许多中国人和中国家庭带来的伤害是深重的。

反思之三:“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草原火灾年年有,草原上的牧民很少有因火灾而烧死的,而这场火灾中,知识青年在当时兵团英雄主义的教育下,看见火灾从容赴死,而我们的指挥者竟发出:“一定不惜一切代价把火势挡住”的命令。那么“不惜一切代价”自然包括生命的代价了!有的知青战士看见大火高喊“立功的时候到了”便奔赴了火场。一群赤手空拳的孩子们,在一些没有草原打火经验的现役军人、成年人的指挥下奔赴了火场,他们像一群飞蛾,义无返顾地扑向大火。一个女知青在奄奄一息的最后时刻,倾全力喊出“毛主席万岁”!今天,当我们翻开这本《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团知青寻访纪实》时,除了为那个时代,为那些人感到不幸外,是否也应该进行一次心灵的忏悔和一个历史的反思?遗憾的是,老鬼这本寻访纪实中,没有一个指挥者们和当时活着的人所写的文章,没有失误者们的忏悔和道歉,这是人性的遗憾和悲哀。可见,人的生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显得那么的卑微。而今天的人们,不能再以卑微的眼光来看待那69个知青烈士们,69个知青烈士身上所闪现的人性光芒,将会照亮我们整个时代。

反思之四:人的生命重要,还是物质重要?人的生命重要,还是人格、人的尊严重要?在那个年代里,知青张勇为救公社的羊群而溺水;金训华为保护集体财产而被洪水卷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当时兵团战士的革命口号。在锡盟这场大火中,美丽的敖敦因为美丽而遭到不幸,救火时,有个兵团小伙儿看见敖敦被烧得衣不遮体,怕被说成流氓就没敢管这个连里的美女,事后他十分后悔。但这怎么怪他呢?当时的兵团规定三年内禁止男女战士谈恋爱,男女战士之间不敢说话,严格的纪律、繁重的劳动、枯燥的生活和政治上的禁锢,使这些情窦初开、思想活跃的年轻人正常的人性被压抑,为此,精神上的盲从和冲动就成了唯一的发泄方式。这是一段历史纪实,主要是因指挥者指挥失误造成的,但是更深层的原因,我们应该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印记中查找,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哀。现代社会尊重和崇尚生命、尊重和崇尚人格、尊重和崇尚人的尊严,正是体现了我们今天的社会已经走出了悲哀,迈向了新的、人性化的时代。

反思之五:烈士和遗属的相关政策在执行中出现缺陷和尴尬。一些遗属至今没有任何待遇,有的现在还依然贫困。一位烈士的母亲把女儿的《烈士证》给烧了,因为烈士的荣誉没有给她带来任何优抚,反而给她带来了更多的伤痛。一位烈士的母亲最大的心愿仅仅就是求得一顿饱饭,她根本不可能自费去遥远的草原给儿子扫墓。难以想象,在今天这个富足的年代里,我们一些烈士的遗属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在老鬼的寻访中,许多烈士家属都对优抚待遇、烈士陵园的管理、家属祭扫活动的组织、遗属的社会保障等问题表现了不满、忧虑和无奈。我们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是否能在制定和执行相关优抚政策时再实际一些、再人性化一些?在执行具体政策过程中,是否更多地体现一些政策的灵活性?社会有关机构和慈善组织是否能更多地关注一下这些烈士遗属的贫困、就业和养老问题?

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种“运动”已经成为历史,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一种社会存在还将继续。近年来,随着我国新农村、新牧区、新城镇和西部边疆建设的兴起,更多的青年志愿者和知识青年在国家制度体系和法律政策的保证和扶持下,奔赴农村、牧区、边疆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进入一种理智的、人性的、规范的发展阶段,这是以一代知识青年的青春和生命作为代价换来的。

在历史面前忏悔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应该在历史的寻访中,学会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学会理智的思考,学会如何尊重人、尊重人格、尊重人的生命,更应该学会用制度体系来规范和保护人的行为和权益,这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应该努力和自觉做到的。

转自《内蒙古日报》,原标题:三十六年前锡盟草原火灾纪实与反思——读老鬼《烈火中的青春》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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