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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我们不能再欺骗后人了

--作者:吴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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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秦颖摄)

“有没有一些问题,你曾苦苦寻求答案,现在觉得答案无关紧要?”

“因为有些答案,已经变成常识。过去谁敢怀疑?”

“这是进步吗?”

“当然是进步。但是,这些进步只是观念的改变,还未对整个社会体制产生足够大的影响。因此,进步并不大,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说完,诗人邵燕祥沉默了一会。他的新作《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出版面世,回顾了1960年至1965年六年“右派”岁月。访问时,他语调舒缓,直至谈及时下的话题“鲁奖”,才更为畅快,笑声也多了起来。

关于“右派”

下放劳改是条“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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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583月,“右派”定案后,下放劳改前,邵燕祥到船板胡同看父母,在北屋门前留影。

新京报:你一直这么乐呵呵地。我看你的照片,19583月,“右派”定案后,下放劳改前,去看望父母,门前留影时还呵呵笑。不过,写《沉船》时,说自己“死在1958”。

邵燕祥:哈哈。1958年,我“落入另册”,在当时历史环境下,看不到光明的前途,而我上有老下有小,不能够不怀着积极、负疚的心理去面对。不管怎么样,我得尽我所能解除他们的担忧--对老人尤其是这样。我记得,我给一些朋友写了断绝联系的相当于最后的书信,同时给我的妹妹写了一封长信--我怕她没有精神准备,实际上,她也是没有精神准备。另外,对我的母亲也要做一些准备。母亲很担心我,但是她没有表示出来。我签了字,即将下放劳动,我觉得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出路--按照要求去“改造思想”,那时候经常提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我让母亲也相信,不管是狭窄的出路,还是宽广的出路,我能够一直走下去,不要担心。

你说的那张照片可能是我妹妹拍的,母亲很可能在边上看着。很多人也有你这样的想法:怎么回事?按照一般的逻辑,这时候应当是满面愁云,怎么还笑得很灿烂?我想……就好像贾宝玉丢了通灵宝玉以后,人变傻了,老是傻笑。像丢了魂,我傻笑还是可以的。

实际上,理智地看,人的表情既不是完全听命于理智,也不是完全是情感的作用,比较复杂。可以应证的是老作家汪曾祺,他划“右派”那天,回到家里,很平淡地对夫人笑了一笑说:“划右派了。”他也是笑了笑,很自然。他比我大13岁,后来他写文章,说有精神准备,采取的是随遇而安的态度。我……很难说是随遇而安,恐怕更严重点,应该说是“逆来顺受”吧。因为,我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新京报:你把下放当成了命运的一条出路?

邵燕祥:对呀。不但是出路,还是逃离原来的机关单位广播局的一个很好的解脱。我在那儿工作、生活了七八年,各方面人事都不错,但是忽然而来的一场政治风暴,对人际关系产生了强制性的改变。对这一点,我没有精神准备。打击和孤立右派是当时的统一政策,落实到每个人身上,不仅要打击你,孤立你也变成了常态。这么一来,平常很亲近的同事,无所不谈,笑语频频,忽然变了脸了,个别的人见面道路以目,用眼神打个招呼,一般避而远之。这种气氛,你们不妨试一下,比监禁还厉害,是一种精神虐杀。所以我想,下乡劳动,换换环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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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独立思考

从歌颂转至批评有个过程

新京报:从你个人的写作来看,最初是歌颂建设,1956年前后开始批评社会。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邵燕祥:这个说起来话长。我并不是简单地从歌颂建设转到批评社会的阴暗面,有一个过程。当时,《文艺报》有两篇专论,一篇是郭小川写的,欢呼社会主义革命的前进,另外一篇是当时还不是很知名的张春桥写的,意思大概是要打破一切常规。从我来说,我一直积极配合,写政治诗,因此,我觉得,当前的任务,一方面继续歌颂光明面,同时用另外一只眼睛看,要有所批评。这个批评,着眼点主要是生活中遇到的官僚主义的现象等,完全符合最高层的政治口径。比如,我在《北京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用一个普通青年工人的口吻来质问工厂的经理,说我们的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到了你那儿,都被压制了;你成天讲这个讲那个,唯独不讲讲自己的官僚主义等。再比如,马雅可夫斯基写过一首诗,叫《给初学拍马者的指南》,我读了后觉得很有兴趣,也在生活中看到不少钻营拍马的恶劣的表现,所以套用他的路子,写了一首《拍马须知》。

后来,我的恩师、《诗刊》老主编严辰看到了这些诗歌,温和地暗示我:“我劝你不要写讽刺诗了,还是按照原来的路子,写抒情诗。”我当时并没有深刻体会他的用心,即使体会到,也晚了,在此之前已经发表了一些批评性的作品。

新京报:这些批评中是否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邵燕祥:应当说是有一定的独立思考。我没有把批评的矛头指向高层,而是认为这些现象是各级干部官僚化的结果,所以,我那时一个基本的心态,认为我们最大的阴暗面就是共产党人、干部的官僚化、特权化。当时,我看得比较浅。我缺少实际生活的阅历和经验,也不懂政治,支持我的信念和热情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相信党纲党章,相信人的修养--这种理想主义是最后我们提出批评的一个有力的后盾。

新京报:什么时候,你完全独立思考,是写“别了”一书之后?

 

邵燕祥:那是很晚以后的事情。我经历了思想改造,思想还是在“体制内”,不但如此,还很坚定地相信自己是一个革命者--这样一个信念,成为我在自尊被践踏、权利被剥夺的长时间里的精神支柱。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是靠这个信念,度过了一个右派二十多年的时间。

关于“鲁奖”

没投周啸天,表现评委鉴赏力

新京报:你写旧体诗,得过鲁迅文学奖,谈一个时下的话题,你觉得,鲁迅精神和“鲁奖”相契合吗?

邵燕祥:我得过首届鲁迅文学奖。那时就有问题了,问题在明处,有人找了个赞助,他的一个杂文集,不但得了奖,还列在首位,相当于现在的“满票”。当时,有些年轻人写过文章讽刺,但那时网络不发达,大家一笑就过去了。当然,鲁迅被人盗名,来干违反鲁迅精神的事儿,不自此开始,“文革”就有盗用他的名义“打落水狗”的论调。

新京报:你知道“满票”的事?

邵燕祥:我从《文艺报》看到,有的类别有11票满票,大概可以相信,有的类别有几位得零票,这有点奇怪,怎么就统一了思想?你看,周啸天得了9票,不是满票,李小雨、林雪没有投票,至少她们表现了对诗歌的起码的鉴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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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诗人,1933年出生,1958年初被错划为右派,19791月改正。

著有诗集《到远方去》、《歌唱北京城》、《邵燕祥抒情长诗集》,散文集《教科书外看历史》、《大题小做集》、《邵燕祥文抄》,纪实文学《沉船》、《人生败笔》等。

 

转自《 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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