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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夕,一位右派分子的迷失

--作者:吴亚顺

 

邵燕祥称自己近来忙于“过日子”。这“日子”或许不限于眼前,还包括过往岁月--对于一个已届八十高龄的老人来说,后者可能更为紧要。

新作《一个戴灰帽子的人》,记录了邵燕祥从1960年至1965年六年的“右派”岁月。“比起那些已经过世,或年已七老八十而大半生丧失了一切公民权利的’同案’,我不但可谓不幸中之幸者,甚至可以说简直在享受着被照顾的优遇了。--我这么多年做了些什么,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序言里,邵燕祥慨叹道。

19601961

饥荒阴影下,官僚大吃大喝

邵燕祥被摘掉“右派帽子”,在十月的秋风里,从劳动改造的农场,回到了北京。共和国“十周年大庆”刚过,他感受到的却是静——“出奇的安静、平静甚至宁静”。他回到原单位中央台工作,不同于公共场所的冷寂,机关里涌动着“反右倾”的热潮。

1960年,邵燕祥被叫到说唱团帮忙,主要帮助相声组记录传统相声。在这里,他把故事改编成相声,搜集资料,出过不少主意,如今回忆起来,感觉“乱纷纷”。

这一年,大饥荒的阴影已经显现。上半年,邵燕祥在广播学院上辅导课,从十一点起,站在讲台上两腿就发抖,直到下课铃响。为了补充机关食堂蔬菜的不足,不得不去“生产基地”种菜,邵燕祥甚至在大家的提议下写了《种菜突击队之歌》,谱曲后,每天唱着这支歌下地。

有了“生产基地”,小官僚们时常飞车来去,以视察农场为名,直接去开小灶,大吃大喝。邵燕祥不能容忍这一类事情,他写信给机关领导,反映这一情况。得到回复,其中说:“此风确不可长。当时我对他们说了,看来还要作进一步的规定。”

同年冬,邵燕祥的夫人谢文秀已怀孕半年多,想补充些营养,两人商量后决定下一次馆子。像去偷嘴,他们乘公交车西行,到公主坟下车,找一家小店,悄悄坐下,买了饭菜,一声不语闷头吃。

这一次奢侈的举动,让他们觉得对不起父母,而没有了解到“几亿衣食父母的农民正在大饥荒中忍受折磨”。当时,他们以为农村比城里强得多,理由是农民不但有自留地,利用宅旁园地莳弄些瓜菜,更为方便、得心应手。

“可悲并可诅咒的,是我和相当大批的城里人,竟享受着城乡二元化的荫庇,同时又受报喜不报忧的舆论蒙蔽,长期对这样悲惨的实况几乎一无所知,因而仿佛毫无心肝地苟活着。”半个世纪以后,邵燕祥写道:“作为这样幸存的生者,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感到无地自容。”

1961年,饥荒阴云依然笼罩。物质需求之外,邵燕祥不失精神追求,用工资订阅了《文艺报》、《人民文学》、《世界文学》、《文学评论》等报刊。也是在这一年,政府把一船从国外买来救急的度荒粮食,因为阿尔巴尼亚的求助,而在海上改道,全部、直接送给了这个“战友国家”。

19621963

不时在山水市井间游走

1962年,光景好过前一年,用不着七八块钱买一斤鸡蛋了——那时,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不过三十来块钱。这时候,学者似乎也有了闲情,与《红楼梦》有关的活动、展览、节目不断涌现。

一件好事落到邵燕祥身上。内蒙古自治区纪念成吉思汗诞生八百周年,文化界组团前往祝贺,其中包括邵燕祥。他们去鸣沙山,在沙上滑行,邵燕祥悄悄写了一首七言古诗,以为是此行最大的收获。此后,去青冢吊王昭君,去包头拜五当召,“从旅行的角度看,真的不虚此行”。

从内蒙古回来不久,9月,邵燕祥被派往南京,本来是去某部队文工团“取经”,却成了访古之游。坐在清凉山一块石头上,秋风拂面,一只蝴蝶飞到眼前,一起一落,邵燕祥得句“一蝶如叶坠秋风”。“真是多年难得的闲情了。”他写道。

哥哥燕平定居南京十五年。在饭馆,他给邵燕祥点了条鱼,自己不动筷子,只是看着弟弟吃。在这鱼米之乡,大饥荒的痕迹虽然并不明显,但余悸犹存。不过,此时,在邵燕祥眼里,“江山还是美好的”,“人生还是美好的”。

烦恼亦不断。1963年新春,邵燕祥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单位的新闻人物。唐弢在《文学评论》杂志上发表《关于题材》一文,批评邵燕祥的作品《小闹闹》为“烦琐的家务事和卑微的儿女情相结合的典型”。此外,还有数篇涉及《小闹闹》的批评文章。不过,只是在业内流转,并没有引起多大的社会反响。

当年夏天,瞿希贤谱曲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传唱全国。这首歌震撼了邵燕祥的心,激发他创作的冲动,写了一首歌词,寄给瞿希贤。她回信说,因为已经写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想重复同一主题了。这样的回复,赢得了邵燕祥的尊敬,更让他尊敬的是瞿希贤晚年的反思。她对一位作曲家说过,看到一个材料,才知道大跃进年代中国饿死了很多人。当时,她在甘肃“引洮(河水)上山”工地上,应县领导之请写了歌,这支歌当即唱响工地,后来知道工程整个瘫痪,当地死了不少人。

“我写了不止一首为大跃进鼓劲的歌,心中有一种负罪感。”多年后,瞿希贤说。

19641965

像荒诞派或黑色幽默小说

196410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此前,赫鲁晓夫下台。对于邵燕祥来说,个人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他面临的“大事”是夫妇俩同时外出半年,参加“四清”(全名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把一双年幼的儿女留给年届花甲且病弱的母亲,怎么办?幸好,有一个熟识的老太太答应来给母亲作伴。

邵燕祥随队前往河南安阳集训。他听说河南的基层干部,每逢离家上县开会,比如三级干部会,离家时都像“三吏”、“三别”似的,留下不叫遗言的遗言,而且把头发剃光,因为到了会上,常常不免要被揪着头发批斗,甚而往墙上撞。不过,这一次集训,倒没有打人、揪头发事件发生,“整个很文明”。

年底,“四清”工作队进村,邵燕祥被派往一个叫西宋庄的村子。他访贫问苦,空闲时写下不少“紧跟时势”的作品,如《派饭谣》,“宁吃贫下中农的蔓菁饭,/不吃地主富农的炒鸡蛋。/宁吃清白干净的萝卜片,/不吃来路不明的羊肉面。”

事实上,这里还没摆脱饥荒的影子,进村后,没见过地主富农拉拢,村里人也许勉强能拿出炒鸡蛋,羊肉面是绝无可能的。不过,之所以这样写,只因自以为是在写诗。“现在想起这些,尽现当时的猥琐尴尬之状,像是荒诞派或黑色幽默的小说。”在新作中,邵燕祥写道。

19654月,距告别西宋庄只有一个月,邵燕祥心情轻松而自由。他写下一首《采桑子·野望》,最后说:“无限春光有限诗。”谁知道,过了一年,这首诗成为批判对象,“文革”的狂风暴雨劈头而来。

本文根据《一个戴灰帽子的人》重述整理。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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