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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邦媛先生在总统文化奖

齐邦媛《巨流河》:冲进哑口海的家国时代回忆录

--作者:张丁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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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无大怒也无大乐,就像冲进哑口海的巨流,早就消了音。写完《巨流河》,那种满足很平静。

                                                                                                                                      ——齐邦媛

此前没想到真能约见到齐邦媛。

她走上咖啡馆三楼的声音,几乎听不出高龄以及身体的不适。长柄雨伞拄着木地板楼梯,节奏均匀轻盈。人未露面,笑谈先传上来:“我来台湾第三年这家店就有了,白俄人开的,60多年了,比你们父母都大。当年周梦蝶的书摊就在门口,黄春明他们都在这写作。现在成了文化地标。”她带点东北音的台湾普通话,给陪行的年轻编辑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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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梦蝶先生在明星咖啡馆内的照片。这家位于台北市武昌街七段一号的咖啡馆,与众多台湾文人的集体记忆紧密相连。

《巨流河》出版以后,坊间有人说齐邦媛久病,深居台北一隅养生馆。极少出门,谢绝一切媒体到访。眼前她已走上三楼:淡妆,大卷短发,容颜平静,丝巾鲜艳。我开始怀疑此前各种版本的猜测,并迅速在脑海翻检《巨流河》的章节,以求能找到同对面这个形象重叠的一页。“你从北京来?那么远!就为了我这本书?我太高兴了。

2011年2月17日,元宵节。台北武昌街明星咖啡馆。齐邦媛建议的采访地——离她桃园的养生馆要1小时车程--她觉得在这个地方聊《巨流河》别有意义 。“边吃边聊,挑最好的点,我来买单。”并没有刻意的巧合,当天是她87岁生日。午饭后,她还要转道去参加台北武大校友会聚会,每年一次。

“我生于1924年元宵节,在家乡辽宁……”25万字的《巨流河》,开篇第一句,把人们拉回到近一个世纪前的历史回忆。两岁时,追随郭松龄兵谏张作霖的父亲齐世英,因兵败巨流河被迫流亡,齐邦媛一家便被预示要开始颠沛半生的流离生活。“你知道吗,我从小就没有家的概念。”炮火硝烟的追随中,齐邦媛自幼因随母寻父背井离乡,一家从东北逃至南京、再辗转西南,又从大陆流亡至台湾--此生便与故土遥遥相隔。《巨流河》页页都在讲家族的个人经历,而字里行间和文字背后,却是庞大绵长的家国苦难史和变迁史。

席间,齐邦媛一度盯着桌上印有“Since 1949”的建店铭牌,自语:“我这一生中,脑子里最常冒出的一句话是--我居然还活着。直到写完整部《巨流河》,早上睁开眼,还在想,我怎么还活着?”

台版的《巨流河》腰封上,有一句内地版并未印上的话:读了这本书,你终于明白,我们为什么需要知识分子。合上书,跟齐邦媛聊完这一场,更加感慨:这25万字,其实是一个时代幸存下的知识分子对历史和生死的见证。

“外省人”渡不过去的巨流河

“我从六岁起就是‘外省人’。”齐邦媛说这话时有些自嘲和无奈,“到现在,来台湾六十年,写了这么多台湾的东西,张口我们台湾我们台湾人,其实还是外省人。前几年,我有幸跟父母回乡,坐在陌生的大连海岸,想想自己更是‘外省人’。”

正是这个外省人,成为白先勇口中守护台湾的“文学的天使”。也是这个外省人,在81岁时,忍受着各种病痛纠缠,终下决心把淤积一生的心中块垒用纸笔浇出。五年,近千页的手稿,《巨流河》成了齐邦媛最后对自己一生、对父亲、对家国、对故乡、对整个二十世纪“埋藏的巨大悲伤”完成的一次回望。如果不完成这次回望,于她或是于父亲齐世英,也许都渡不过心里那条“巨流河”。“那是心里的一道槛,对于一生流亡的知识分子,更深。”

“这本书来的太迟了,唉。”齐邦媛其实生性幽默,但她似乎习惯了说话间歇时叹气。 “二战后,欧洲犹太人写他们悲伤的故事,日本人侵略惹来两颗原子弹也写个不休,中国人自20世纪开始即苦难交缠,却渐渐被湮没与遗忘。60来,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奋斗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她曾反复解释自己年迈之际仍要提笔坚持写下此书的初衷。

87岁,白发,瘦。虽然比起大多这个年龄的老人,齐邦媛已算面色红润腰背硬朗。小学时,校门口站岗的她便被形容“手臂瘦的像童军棍”。“我好像就没胖过。”瘦弱,内敛,爱哭,几乎是齐邦媛成长过程中给家人亲戚的惯性印象。直到这个形象从6岁延展到86岁,《巨流河》出版,父亲齐世英的亲人朋友大多惊讶:这个弱弱不言不语的女子,竟然一生有如此愤怒?

“我怎么可能没有愤怒?没有恨?这些愤怒跟随我一生,从童年到现在,从东北老家到台湾。是烙在人生里的。不说不喊,不意味着没有。其实来到台湾愤怒的人很多,你要了解这各种愤怒的方式。”齐邦媛面对面用语言复述这种烙印,也像书中文字的气场,好像极大的悲愤被一种力量压抑住了。“我恨的是中国的积弱啊,自己积下来的弱,叫人这么欺负。多少年,我一闭上眼,脑子里就是当年从南京逃出,在火车上船上被日本人追着轰炸的场景。叫喊声,硝烟炸药的味道,都会重现。你看《巨流河》的封面,用的就是我们在重庆时被轰炸的房子,惨不忍睹。听说到了你们内地,换了安静的巨流河的封面,颜色也换了蓝的,没用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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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流河》的台版封面。庄严沉重的绛红色,宛如封尘已久的血色。

我问:如果没有终下决定写这样一本书,如果没有和一位教授进行17次对话访谈激发了最后动笔,几十年来那种愤怒的方式会是什么样子?

“与草木同朽。”齐邦媛脱口说出这个词,“其实人到80岁还有很多计划是可笑的,比如写《巨流河》。但不写下来,我过不去,不甘心。我的经历真的代表很多人,一代人。我想我能不能说一些我能说别人不能说的话。听说大陆拍了《建国大业》之类的电影,我到现在也没看。我想有些故事,我之后的人都不知道,我之前的人都死了。我不说,就没人说了。现在是我人生最大的满足期,到最后来快来不及时,我真的全都做完了。”

“文学教我看待生死和历史”

看《巨流河》的文字,听齐邦媛回忆历史,会有种感觉:那个“埋藏了巨大悲伤的二十世纪”,就像长在她体内的一个伤口。很深很重,但血不再喷涌,已经厚厚结了痂,掉了痂,留下一道近乎肤色的伤疤,去不掉。

这跟很多人阅读《巨流河》的感觉类似。她的好友、文化学者王德威曾撰文评价她的这种“克制”:《巨流河》见证了大半个世纪的中国和台湾史,有十足可歌可泣的素材,但齐邦媛先生却选择了不同的回忆形式。她的描述平白和缓,即使处理至痛时刻,也显示极大的谦抑和低回。陈文茜、蒋勋等人也发出一致的感慨:她怎能把所有过去的波涛汹涌化作了波澜不惊?

“可能跟家训和成长关键期受的教育和都有关。”齐邦媛回忆,父亲生性温和,一辈子印象最深的一次大怒,是狠狠摔过一个浆糊瓶子。“这哪像一个历经战争大风大浪的形象?他对我影响最深的三个字便是:沉住气。学校教育更是,谁能想到从童年就在炮弹声中辗转流亡,连今天姓什么(逃难中为安全,齐邦媛要跟随父亲的身份变化随时更改姓氏,她常在早上醒来问:妈,我今天姓什么?),明天会不会死都不知道的时代,我们能接受当时最好最优质的教育?我常说我是被那些好老师训练出来的炸弹下的文艺青年,这是何其有幸?”

虽然深处战乱时代,但当时不管南开中学、还是武汉大学,任职的老师恰是中国最后受到完整教育的一代。“他们受私塾教育,背《千字文》、《百家姓》,什么都背,所以什么都知道,长大后又进清华学堂,甚至去国外留学,有非常多新的观念。尤其是南开的激情孟夫子孟志荪老师的中文课,武大朱光潜老师的英美文学,吴宓老师的文学与人生……这都在战争年代给我们思想上一次重生。还有南开中学的张伯苓校长,海军退役一心办教育,真了不起,当时给我们整个教育打了蛮厚的底子。现在我们一些南开大学的校友说我们是小南开,我说不是,你们是靠我们出名的。”今天回想,齐邦媛仍是欣慰的神情。

头顶和身后可能就是炮火,眼和心却被雪莱、济慈、莎士比亚的诗歌占据着。“当走过战乱尤其自己当上老师后,才知道这对人性的塑造有多重要。朱(光潜)老师当时的抗战教学,让我在最容易陷入悲愤、恐惧、质疑和绝望的时期里,对美和爱,生活和灵魂还愿意相信和期待。人啊,还是要相信美的。即便是我最痛恨的日本人,你看他们那个刀剑,剑柄上刻了很多东西,当他在杀的时候,还刻字刻花,这在心理上也算对美的追求。但他却必须举起刀剑去杀戮、侵略别人,这成了变态的文化。我庆幸在战时接受的各种美好的教育,我们没有变成刻满仇恨的疯子,而是用知识和文学冷静的去重新建立一个世界。”

对于齐邦媛的这种“相信”,王德威尤其感慨,认为一般回忆录里很难看到像《巨流河》的许多篇章那样,将历史和文学作出如此绵密诚恳的交汇,“她是在文学里找到了回应历史暴虐和无常的方法。”

有人还是会质疑文学的现实意义。齐邦媛会孩子般地反驳:假如我现在可以跟政府的总统总理总管什么讲这些,我会告诉他其实你应该鼓励少数书呆子,就是纯粹的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人绝对不多,像我这么坚持做书呆子,我也并没有说特别要站在哪一边,好的要命,乖的要命。绝不为非作歹,因为为非作歹很讨厌,贼头贼脑很难看。他们的心思都在精神世界,其实这种人可以独立,每个社会都靠这种文人撑着,传承最基本的东西。

齐邦媛的学生都记得,一入大学外文系,首先被她额外要求必读的两本书是:《美丽新世界》和《1984》。“他们要清醒冷静地读书,要明白、要想到政治是怎么回事。《美丽新世界》这本书更好。里面说的话今天都应验了。”

人生早已无大怒也无大乐

很多人会忍不住直接地问齐邦媛:这些年,你过得好吗?就像那些同样问她的声音:你还愤怒吗?
“这么多年了,没觉得你一定过不了,过不了也得过,也没有什么过不了的。真的没有什么过不了的,好日子坏日子都一起过。我不喜欢任何东西太过分,而且所谓的愤怒也好,快乐也好,也都说差不多了,可以了。”齐邦媛说,她反对所有狂热的东西,感情上也是。

很多人看《巨流河》绕不开里面那位飞虎队英雄人物,张大飞。对齐邦媛自己,其实也绕不开。“其实我们之间的关系很不容易归类,不是男女朋友,但那种感情也很复杂。他放弃受教育的机会,投靠空军,26岁战死。少女时期,他的死对我可能有一种刺激。成年后,我会冷静的看清很多,写《巨流河》时,他的生与死有很强烈的象征意义,我想写的是一个人,投身那样的骨岳血海之前和之后激荡、复杂的心路历程。我12岁认识他,看到两代东北人以身殉国的悲怆,那不是美丽的初恋,是尊敬、亏欠、患难相知的钟情。”

“我认为太狂热的东西,都不容易持久。人生需要平静的东西,久了,就是平静的快乐。这是一种人生观。”到台湾后,教书、结婚、生子、做学、写作,用齐邦媛的话说“过得算不错”。她结婚60年,一次中文系的教授问起:都跟一个人?意思就是“换过吗”?“我开始真的没搞清什么意思,现在每个人都会变很多次吗?拜伦当年写诗--嫁个一个五十岁的丈夫,好希望是两个,每个二十五岁。那是诙谐现代诗啊。不可以啊,我从来没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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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结束的第二天,我从台北南下,到了垦丁有国境南端之称的鹅銮鼻灯塔,看着前方怒涛拍岸的哑口海,像一部无声默片。想起齐邦媛前一天的话:“我的人生无大怒也无大乐,就像冲进哑口海的巨流,早就消了音。写完《巨流河》,那种满足很平静。”

垭口海,鹅銮鼻灯塔下的一泓海湾,太平洋的风浪到此归于寂静,音灭声消。

201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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