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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作镜

 

作者:刘绍铭
出版社:中华书局

 

 

 

回忆杨宪益先生

杨宪益先生大去。九十多岁的老人,历经世变,早已生愿成灰。他1915年元月十日生于天津,父亲在中国银行任行长。他在英文自传White Tiger一开笔就说根据阴历的推算,他命造属虎。母亲告诉他,他出生前的一晚她梦见白虎入怀。据算命先生说,此子八字好坏参半。坏的是终身无兄弟,父亲亦因他的诞生而折寿。八字好的一面是什么呢?将来历尽劫波后,事业上会处处出人头地(have a distinguished career)。果如相士所言,杨宪益的父亲在他五岁时因病去世,而他自己真的没有兄弟,只有两个妹妹。

在天津念完中学后,杨宪益打算到北平(北京)升学,不是北大、清华,就是燕京。但他中学老师有C. H. B. Longman先生夫妇,一早就看出这个学生的潜力,愿意在自己回英国度假时带他同行。他们打算在英国给他安排补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老师,然后再参加牛津大学的入学试。杨家是银行世家,供养这个独子到英国念书,能力绰绰有余。

希腊文和拉丁文苦修了五个月后,杨宪益参加了牛津的入学试,顺利通过。面试时“主考官”问他花了多少时间在这两种语言上,他如实说出来:五个月。考官说:“不会吧?这一定是运气……因为我们这里的英国孩子通常都花上七八年的时间修读拉丁和希腊文才进得了大学的。”考官因此建议他延迟一年入学,打好这两种语文的基础。

“白虎”在牛津念书时,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杨宪益报国心切,全身投入抗日宣传活动,除到处演讲外,还亲自土法炼钢地编印宣传手册,把自己的功课抛诸脑后。1940年春天他参加学位结业试,侥幸以第四级荣誉(Fourth ClassHonours)毕业。《石头记》的英译者霍克思(David Hawkes)说White Tiger的文字,时见“自嘲性的超脱和绝不落空的幽默感”。且看这位“四级荣誉生”怎样面对自己。Each year there were only one or two Honours student who got afourth.  It was even harder than gettinga first。每年只有一两个考生取得四级荣誉,因此四级荣誉比一级荣誉更为难得。

杨先生说得这么轻松,一来他天性喜欢自嘲,但最大的原因是他一早就决定书一念完书就回国参加抗战。国难当前,个人学位试的荣辱,已无暇计较了。1937年因两人同在China Society工作的关系,宪益认识了“学妹”Gladys Taylor,中文名字叫戴乃迭。Gladys在北京出生,父亲是英国传教士。1940年,两人相处了一段日子后,无视双方家长反对,毅然先订终身,再首途回国。1941年3月辗转到了重庆,在陪都结婚。

杨宪益从小思想“进步”,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信徒--同时也是个言行不羁的“异见分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氏夫妇的专长很受当局重视,宪益更受到邀请参加钱锺书主持的“毛选”翻译小组工作。这该是个莫大的荣誉,但他竟然拒绝了,因为他只对翻译文学作品有兴趣。夫妇二人随后替北京外语出版社翻译了多种经典文学名著,如《离骚》、六朝志怪小说、《长生殿》、《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

杨氏夫妇对英译中国文学的贡献,得从历史角度去衡量。今天谁要开一门英译中国文学的课,不愁没有译本选择。重要的著作,还有各家不同的译文。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情形可不是这样。他们二人做的,是开荒的工作,所译的东西,以前没有出现过。闵福德(John Minford)给White Tiger写的“前言”说了公道话:“对五六十年代那些在西方国家苦读中国文学的学生说来,杨宪益和他夫人Gladys两位早已是活生生的传奇人物。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夫妇二人,特别是他们一本接一本出版的译作,实难想象我们怎样熬过来的。”我六十年代中开始在美国教书,没有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合译的东西作教本,课也开不成。

自1968年春开始,好些留在北京工作的“外国专家”(foreign experts)相继被捕入狱。事缘毛主席夫人江青女士在一篇演讲词中提到,中国境内有不少居留了相当长时间的外国间谍,他们表面跟我们很友善,给我们干活,但实际上是“探子”。杨宪益服务的单位是北京外语出版社,得跟“外国专家”经常保持联络。他太太是英国人,自己拿的是牛津学位,跟英国领事馆的人员时相往还,亦人之常情。1968年五一劳动节前一天,杨氏夫妇双双被捕入狱,罪名是“私通外国”。除此之外,他还居然拒绝将毛主席的著作翻译成英文。

他们在牢中度过四年,终于在1972年劳动节那天官方因找不到他们“通敌”的证据而无罪释放。“领导”让宪益返回原来的工作单位,也发还他在狱中度过的四年的工资。事后他回忆说,四年监牢生活倒不算寂寞,因有“难友”互相扶持。Gladys的日子就难过多了,幸好还可以接触到一些官方认可的外文书报。她还啃完马克思的《资本论》。要不是坐牢,她是不会看得下这类文字的。狱中没有交谈对象,她就自言自语。出狱多年,这习惯还改不过来。Gladys待人接物,蔼蔼然有古风。狱卒每次给她端茶送饭时,她都没有忘记跟他们说:“谢谢!谢谢!”

杨宪益夫妇“平反”后面对最痛苦的一件事是儿子杨烨神经失常。根据李辉《了不起的杨宪益》一文引宪益妹妹杨苡给他的信所说,杨烨在他爸爸妈妈坐牢时,“一边尽他作为大哥的责任,担负着供养小妹(妹妹即杨炽)在北大荒插队,一边默默地受着各种羞辱与嘲笑与诬蔑,四年来没人把他当个要求进步的青年大学生看待,没人理他,这才导致他的精神分裂”。

杨烨的情况日见恶化,父母决定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但因为他母亲是外国人,病院以无前例为理由拒绝认收。他们只好把他送到英国接受治疗,寄居Gladys姊姊或妹妹Hilda家里。时逢圣诞假期,杨烨觑准“阿姨”出外访友时溜了出去买汽油引火自焚。据杨苡的记载,这是1977或1978年冬天的事。
李辉文章说到,Gladys当初在牛津跟宪益论婚嫁时,母亲极力反对,说:“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后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们会自杀的。”九十年代后期,Gladys患上老人痴呆症,李辉跑到他们住的友谊宾馆去看她,她已衰老得完全变了一个人,不能交谈,坐在轮椅上,呆呆地看着他们。“杨先生与我谈话时,总要常常转过身看她一眼,还站起来自己去喂她一口水,喝好,自己拿小手绢帮她擦擦嘴角”。

1999年11月中旬,Gladys去世。火化后,连骨灰也没有留下来。2005年吉林卫视访问杨先生,问到他夫人的骨灰有什么安排,他先抽一口烟,然后慢慢地说:“都扔了。”“为什么不留着?”他指指烟灰缸,反问:“留着干什么?还不是和这烟灰一样。”杨宪益爱赋打油诗,太太死后以此遣悲怀:“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2000年8月3日,《壹周刊》有一篇访问杨先生的特稿(《天凉好个秋》),只见图片中八十高龄的老人独坐书房,右手拈着水杯,搁在膝上。旁边是五块钱人民币一瓶的红星二锅头。记者对他的印象是,“他对身边的一切,淡薄得叫人吃惊,在他的书柜里,零散地放着他与妻子合译的作品,记者拿出来看,他淡然地说:‘拿去吧!我不要了。’吃晚饭时,他主动说:‘我们家,连骨灰都不留的。’他指的是老伴,火化后,他连她的骨灰都不拿回,更别说坟墓了。‘我将来也是一样。’儿子呢?葬在伦敦吗?‘是吧。我没有看过。’像在说别人的事。”Gladys逝世前,杨先生的心情虽因丧子之痛而受影响,但明是非、辨善恶的本性丝毫未改。

White Tiger有中译本,但节删不少。我引的资料,直接采自杨先生英文原文,2002年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杨先生的打油诗,有两句教我感受至深,可惜当时过目后没有抄下来,现靠记忆录下,上一句的字眼恐怕与原文有些出入:“千年古国贫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杨先生把夫人带到中国来,想不到害她遭遇这么多的苦难,负咎之情,从悼亡诗中“白首同归我负卿”一语可知。杨先生的妹妹敏如,在嫂嫂死后有文怀念她,说:“我的畏友,我的可敬可爱的嫂嫂,你离开这个喧嚣的世界安息了。你生前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谢谢’,甚至‘文革’中关在监狱,每餐接过窝头菜汤,你也从不忘说‘谢谢’。现在我要替我的祖国说一句:‘对不起’,‘谢谢’!”李辉说这是悼念Gladys的文章中最震撼的一句话。


转自《中华书局》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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