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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何曾洗是非

           --北大「牛棚」一角

 

作者:郝斌
定價:新台幣280元
大塊文化出版
ISBN 978-986-213-498-6

 

 

作者簡介

郝斌:1934年出生,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1966年在北大歷史系任教時,遭逢「文革」,淪為「牛鬼蛇神」,被打入「牛棚」三年,備受屈辱。出了「牛棚」,依舊苟且過活,直至1978年始獲平反。後來曾任北大副校長。

老來追憶過往,披露當年蹲「牛棚」的經歷,引發熱烈反響。許多人鼓勵他,現在若不寫下來,這段往事恐為時調塵囂所堙沒。

關於本書

1966年5月,毛澤東發動了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文革」風暴席捲而來,整肅行動颳進了校園,中國第一學府北京大學授業的老師們,成了無產階級下的牛鬼蛇神。當年的郝斌是歷史系助教,卻被四人幫為首的「第一夫人」江青,在首次出席北大的萬人批鬥會上,公開指控他迫害「第一女兒」李訥。郝斌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自此被鬥被打被踹……,各種身心上的凌辱接踵而至。

郝斌與北大校長陸平以及歷史系的教授都成了「反革命黑幫」,一起被關押在「牛棚」。他們被置於烈日下長跪,任由學生和校外群眾辱罵批鬥,尊嚴盡失。北大歷史的老教授向達和楊人楩跪到站不起來。郝斌說:「控制平衡不栽下去還算容易;精神和人格上能夠承受住這種壓力和羞辱,才是難關。」雖然中共在抗戰勝利後能快速地奪得政權,是知識份子幫了大忙。但中共建國後,最倒楣、最可憐亦最可悲的也是知識份子!對於知識份子的殘酷迫害,手段野蠻甚至恐怖。在此高壓專橫之下人人自危。文革初始,第一個殉難的是史學大師陳寅恪的得意弟子、郝斌的老師汪籛。而出身名門、視尊嚴重於生命的北大西語系教授俞大絪(俞大維的妹妹),被紅衛兵抄家受辱,選擇從容、尊嚴地離開這個世界。北大歷史系主任翦伯贊則在受盡各種屈辱的兩年後,與妻子一起仰藥自殺。

北大歷史系執中國史學界之牛耳,也是學術界和教育界的龍頭老大。但整個北大在「文革」時代卻成為重災區,尤以歷史系為最。從1966年文革爆發至1969年夏,郝斌等牛鬼蛇神被監管達三十個月之久。時至今日,受過迫害的老人已逐漸凋零,郝斌的深度憶述顯得格外有意義。這本涵蘊血淚的回憶,細膩而又真實地描述在荒謬年代和恐怖歲月中的遭遇。

 郝斌的文字獨特雋永,敘述苦難又不失風趣,描寫醜陋但又流露人性,使文革文獻提升至更高一層的境界。章詒和從《往事並不如煙》的歷史回眸點上,生動地呈現其父執輩友人在朝代巨變中的苦痛;郝斌則以史家之筆詳述其在「牛棚」中的處境,為時代做見證,為歷史留紀錄。

目錄

導讀 荒謬年代中的北大歷史系牛棚/林博文 
楔子 
三院的門對兒 
「牛棚」之外的「牛鬼蛇神」 
「陰陽頭」旋風 
向覺明難覺難明  
轉押太平莊 
閻文儒侍師如親 
斷崖夜鬥楊人楩 
鬆綁 
再押太平莊 
晚點名 
「牛鬼蛇神」之間 
人道的用刑?用刑的人道? 
「單兵教練」 
爛漫山花 
鄧廣銘四兩撥千斤 
餘韻 
附錄 一張沒有貼出的大字報

導讀

荒謬年代中的北大歷史系牛棚 

--作者:林博文

「爸爸是『黑幫』,在北大拔草!」

--郝斌的四歲女兒聽到托兒所老師的對話,回家告訴媽媽

「我有罪!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請罪!」

--北大學生喝令歷史系名教授向達下跪毛像並複誦罪己詞

「中國大學自五○年代初期起,緊追蘇聯,院系調整,改造大學,又以思想為萬事之先,以致大雅無作,正聲微茫。及至『文革』,校園皆成戰場,師生半為寇讎,荼毒心靈,奪人性命,一至斯文塗炭,為華夏千年所罕見。」

--趙越勝:〈我的老師周輔成先生〉(《老照片》第七十七輯,二○一一年六月)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江青親自出征北京大學,在東操場向上萬師生員工痛批北大歷史系教師郝斌迫害李訥。李訥何許人也?她就是江青(李雲鶴)和毛澤東於一九四○年在延安所生的女兒。郝斌說:「一九六四年秋天,農村裡有過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正名叫做『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俗名叫『四清』,遍及全國各地。……在北大,還派出了四、五年級的學生,說是讓他們去『接觸實際』……歷史系的教師,走了多半,我也在其中,我就是在這場『四清』中,與當時歷史系五年級的學生李訥同在一個工作隊,因工作中常有分歧,也有爭論,才惹來一個『迫害李訥』的罪名。」

文革期間權傾紅朝的江青,在北大的講話,是她在政治角鬥場上的首次出擊,砲火四射。除了郝斌中彈之外,北大校長陸平、「工作組」組長張承先等人也都遭殃,甚至連毛澤東的兒媳、毛岸青的妻子、中文系學生邵華,亦被點名。江青第一次出席萬人大會發表火藥味十足的政治演說,表現不行。郝斌指出:「只能算是見習水平,分數不能打得太高,她在火候分寸上,還欠缺拿捏的功夫。在點到我們幾個人名字的時候,她竟然語帶嗚咽,情緒激動,甚至當眾服藥,弄得感情色彩重於路線鬥爭,讓人看了覺得像是一個婆婆媽在嘮叨,說的全是家務事。」郝斌又說,江青「說到傷心之處,她掏出手帕擦抹淚水,全然不像一個政治家在演講,舞台效果因此大打折扣,以至事後『傷身分』、『水平太低;影響不好』的負面議論多處出現。」

中共「第一夫人」江青公開指控北大歷史系教師郝斌迫害「第一女兒」李訥,在舉國瘋狂、全民撒野的年代,等於「反對偉大領袖毛澤東」,其罪可誅!「郝斌迫害李訥」馬上變成一樁政治事件。郝斌說:「當晚十時左右,經她一說,不需要什麼法律手續,我的『罪名』就算鐵板釘釘,定下來了。而在一般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一方,他們對偉大領袖的熱愛,頓時化為對我的仇恨。」郝斌從此被鬥、被打、被踹、罰跪,各種身心上的凌辱,接踵而至。

中共於一九六二年年底開始在農村推動「四清運動」(起初稱「清分工、清賬目、清財物、清倉庫,後改稱「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一九六四年大規模進行,郝斌奉命下鄉參加。「四清」運動被認為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前奏,郝斌的大學弟接替他講授〈中國通史〉現代部分。這個大學弟說他第一次講這門課,恐怕準備不及,希望郝斌把講稿留給他用。三年多以後,這位大學弟在批判會上竟然指控說:「黑幫分子郝斌反對毛主席不是偶然的,我手裡有他的新罪證!」只見他手上一抖,說道:「這是郝斌上課的講稿!全是他的白紙黑字!我念一段給大家聽。」原來是郝斌在二十幾萬字的講稿中,有關引述《毛澤東選集》的話,用「毛說」,而不是寫「毛澤東同志指示」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大學弟向在場聽眾說:「革命群眾聽聽,他居然把偉大領袖像美帝、蘇修一樣,稱作「毛」!他是多麼的反動!」此時,在場的「革命群眾」個個摩拳擦掌,準備痛「扁」郝斌。低頭彎腰的郝斌,專心防範前面有人打過來,身高接近一米九的大學弟,竟從後面猛擊郝斌的後脖頸,郝斌頓時倒在地上!批鬥會結束後,郝斌被押出會場,「沒想到有人從下面踢來一腳,踢到我的陰囊睪丸,我疼得站不住,立時倒了下去。」

中共在抗戰勝利後未久即能夠快速奪得政權,知識分子幫了大忙,從學術菁英到各大學校園,大家都對蔣介石和國民黨失望透頂。陳寅恪、馮友蘭、竺可楨、梁思成、湯用彤、俞大紱、饒毓泰、姜立夫、嚴濟慈、葉企孫和陳垣等中研院第一屆院士都寧可留在神州,靜觀時變,等待「新中國」的來臨而不願到台灣或乘桴浮於海。在「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的怒吼下,成千成萬的大學生熱切希望國民黨政權崩潰,焦急地迎接共產黨的勝利。

歷史的事實是諷刺的、殘酷的!中共建國後,最倒楣的就是知識分子,最可憐亦最可悲的也是知識分子!北大哲學系教授周輔成八○年代末曾說:「四十年前,共產黨掌權,當時的我在武大(武漢大學)任教。看到老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熱情,心想中國可能得救了。五十年代洗腦,誠心誠意批判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把自己多年的學術成果罵得一錢不值。」周氏又說:「四十年了,中國讀書人吃盡苦頭,前三十年是唾面自乾,自我羞辱……。」專研倫理學的周輔成(一九一一二○○九)在五○年代初全國教育大改革和院系調整(主要是「以俄為師」,模倣蘇聯老大哥的教育制度)中,從武大轉到北大。他說:「在一九五六年,大鳴大放後期,空氣變了。」他在〈我所親歷的二十世紀〉回憶文章中舉出幾個例子,一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中,給我啟蒙的舅父,在家鄉一所中學任教,與黨支部書記意見不合,後被歸劃為右派,以至連子女也不敢接近,孤獨至死。」二是:「在一九五七年,一個中國哲學史討論會上,臨到午餐休會時候,一位延安時期的著名理論家何思敬忽然起立說:『目前階級敵人、地主、資產階級已消滅,是否可以少提階級鬥爭或不提階級鬥爭?』事隔不幾天,『反右』運動展開,何思敬因此便成為他的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的全校『大右派』。隔了兩三年,我在路上見到他時,語無倫次,幾乎疑心他是精神失常了。」三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位頗受人尊重的國學大師蒙文通在四川大學被列為反動學術權威,紅衛兵把他留的鬍子一根一根地拔掉。冬天,還要他下河水中去摸魚,然後發動四周群眾高叫『蒙文通渾水摸魚!』我想,在這情形下,不僅是年老的蒙文通,就是意志堅強的青年人,也免不掉要回家落淚尋死了。」四是:「在我身邊的同事馮定,他是從蘇聯斯大林時代返回中國的理論家,後來被康生定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受到全國性批判。『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群眾圍集如山,要他出來交代反革命修正主義罪行,一個接一個地問,從晨八點鐘直到晚飯前,站在門口,動也不能動,一天接一天,他受不了,曾兩次服安眠藥自殺,被救。後來,到江西鯉魚洲勞動,我和他睡在同一炕上,只聽他在我身邊翻來覆去,白天還要他單獨去撿豬糞,甚至在大堤上撿人糞,少了還要被罵。回來後在北大校園內的路上,我幾乎不能認得他,他也幾乎不認得我了。不久,他即臥病去世了。」

著有《盧山會議實錄》並曾做過毛澤東兼職秘書的李銳(一九一七年生),在《李銳口述往事》(香港大山文化二○一三年七月出版)中說:「毛這個人是非常、非常複雜的,屬於一種很極端的個人,一切反常的事情他都敢做……毛澤東則是他自己說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什麼事情都敢幹,『大躍進』死了那麼多人,都無所謂,任性到了極點。把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都不放在眼裡,隨心所欲。換了任何一個人當家,劉少奇也好、周恩來也好、林彪也好,都不會搞到後來『文革』那樣不可收拾的局面。」當過水電部副部長並曾坐過多年牢的李銳強調:「毛從骨子裡是討厭知識分子的。說到底,毛還是個農民,心胸極其狹隘,生活上保留了許多農民的習慣。」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上海復旦大學校園廣播宣布毛澤東去世的消息,一位教授聽到後,在四顧無人之下,說道:「多行不義必自斃!」但毛對國家、對同胞、對文化、對社會的嚴重傷害已經造成。前新華社記者楊繼繩所著的上下冊《墓碑:一九五八─九六二年中國大饑荒紀實》(香港天地二○○八年初版、二○一一年九版),用血淚記述了三千六百萬人餓死的民族大悲劇。劉少奇當著毛的面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上要寫上,人相食要上書的。」劉早已認定毛的路線是造成大災難的原因,他強調這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做過香港英文《南華早報》北京分社主任的賈斯培.貝克(Jasper Becker)一九九六年出版的《餓鬼(Hungry Ghosts):毛的秘密饑荒》和香港大學教授馮客(Frank Dikotter)二○一○年推出的《毛的大饑荒》,都使毛的千古大罪無所遁形,難逃於天地之間。

郝斌這本涵蘊血、淚、汗的回憶,細膩而又真實地描述他在荒謬年代和恐怖歲月中的遭遇。郝斌擅長敘述,文字獨特而又雋永,敘述苦難但又不失風趣,描寫醜陋但又流露人性,使文革文獻提升至更高一層的境界。作家章詒和從《往事並不如煙》的歷史回眸點上,生動地呈現其父執輩友人在朝代巨變中的苦痛;郝斌則以史家之筆詳述其在「牛棚」中的處境,為時代做見證,為歷史留紀錄。郝斌一九五八年從北大歷史系畢業後,留校任教,他所回憶的就是北大歷史系在文革期間所遭到的重創。北大歷史系執中國史學界的牛耳,也是學術界和教育界的龍頭老大。整個北大在文革時代成為重災區,尤以歷史系為最。一九六六年夏天,北大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在北大校園貼出一張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六月二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這張大字報,並以「本報評論員」名義發表〈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從此,中國最高學術殿堂陷入了水深火熱的田地!北大各系的「牛鬼蛇神」(毛澤東創造的名詞,黑幫一詞則為康生所發明)被趕到校園上掃地或拔草,如同一個開放式的批鬥場。據北大文革委員會機關報《新北大》報導,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二十八日,一個月之內有兩百多萬人次專程到北大觀看胸前掛著一塊「黑幫分子×××」的牛鬼蛇神,有些「觀光客」,不僅怒罵他們,甚至揪頭髮或拳腳相向。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包括郝斌在內的二十三名北大歷史系黑幫被押往北京市北郊昌平縣太平莊的北大半工半讀基地,進入全封閉的勞工營。一九六七年夏,號稱文革「五大領袖之一」的聶元梓(女,一九二一年生於河南省滑縣,山西晉城華北軍政幹校學習,一九六○年調至北大,一九六六年出任北大文革委員會主任)的權力一度勢衰,北大歷史系黑幫被鬆綁五、六個月後,第二次被趕至太平莊。從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至一九六九年夏,郝斌等牛鬼蛇神被監管達三十個月之久。時至今日,受過迫害的北大歷史系老人,已逐漸凋落,只有兩位在回憶文章裡觸及到「牛棚」,但未深寫。因此,郝斌的深度憶述,就顯得格外有意義。北大教職員工和學生慘死(所謂「非正常死亡」)於文革期間的有六十三人,歷史系死了五個人,第一個殉難的是史學大師陳寅恪的得意弟子、郝斌的老師汪籛。一九五四年除夕夜,汪籛到學生宿舍吃年夜飯,喝醉了,就倒在一個學生的床上,和衣睡到天明。郝斌說:「在我們眼裡,他隨和親切,思想又很深刻。」汪籛曾研究唐代名相魏徵,而吳所編的歷史劇《海瑞罷官》中的明人海瑞,頗有魏徵的直諫風骨。文革初起,汪籛被一群無知盲動的學生誣指歌頌海瑞,在汪家開鬥爭大會,汪籛拒絕受辱,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以死抗議。北大歷史系主任翦伯贊受盡各種屈辱後,於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與妻子一起仰藥自殺,還留言:「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

毛澤東及其無數爪牙蹂躪知識分子、踐踏學者的狠毒手法,在中外歷史上排名第一,凌駕焚書坑儒的秦始皇,亦遠非希特勒、史達林(大陸譯為斯大林)和墨索里尼所能望其項背。有些史家認為毛澤東高居人類歷史上的暴君之首,係因其兼具中國古代專制帝王與近代法西斯及共黨獨夫的殘忍特質,視民如草芥、如糞土。但歸根究柢,還是李銳點出了毛的特色:「毛這個人是非常、非常複雜的,屬於一種很極端的個人,一切反常的事情他都敢做。」李銳又說:「剛解放不久,毛澤東邀請周士釗一些舊人去北京,回到湖南以後,周跟我說了見毛的一些情況。毛邀他在中南海裡划船,向他吟了一首詩,具體哪一首現在記不起了,反正表達的意思是:我現在像皇帝一樣在中南海裡邀我的臣子一同划船吧,那一種心態……毛把自己當作皇帝。我的好朋友黎澍一直在白區工作,沒有去過延安。他一到北京,看到毛他們住進了中南海,就對我說:『這不是太平天國嗎?』」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北大歷史系二十四個「牛鬼蛇神」在烈日下被罰跪,學生高喊:「跪下!全部跪下!」郝斌說:「這是我們『文革』中遭遇到的『第一跪』。」歷史系的老教授向達和楊人楩跪到站不起來。郝斌又說:「控制平衡不栽下去,還算容易;精神和人格上能夠承受住這種壓力和羞辱,才是難關。」俞大維的妹妹、北大西語系教授俞大絪,在郝斌等二十四人跪倒之前幾天,被勒令當眾下跪。郝斌說:「出身名門,精神優雅的俞先生,是一個視尊嚴重於生命的人,這個世界既然如此對待她,那還留戀什麼呢?回到家裡,她就從容、尊嚴地離開了這個世界。這個消息剛剛傳到我們耳朵裡,還在心裡震盪的時候,齊唰唰的一長排,我們也都跪下去了。」

中共十大元帥之一、前外長陳毅的六十七歲兒子陳小魯和幾個當年北京八中同學,於二○一三年十月七日專程回到母校為文革時代的惡形惡狀,向師長道歉。陳小魯當時是北京八中造反派頭頭,八中的黨支部書記華錦和教師高家旺自殺,支部副書記韓玖芳被打成殘廢。八十歲的張顯傳老師對陳小魯等人說,「沒有必要站出來道歉,你們也是受害者,當年是階級鬥爭為綱,誰能不擁護?」陳小魯說他自己的道歉已太遲了,但必須道歉,「沒有反思,談何進步!」他強調:「違反憲法,侵犯人權的非人道主義行為不應該以任何形式在中國重演!」他指出,「文革是個令人恐懼的時代!」這一點身歷其境的郝斌最能體會其義,五十九歲的北京律師張紅兵(原名張鐵夫)最近亦為一九七○年和父親一起檢舉母親是「現行反革命分子」而導致母親被槍決一事,公開懺悔,他說:「自己應該成為反面教材,希望歷史的悲劇不要被遺忘。」

在經濟急速起飛、物質生活興旺無比的時代,文革已被遺忘,年輕一代已不知文革為何物,更不知道毛澤東時代是個什麼樣的黑暗時代,「史盲症」已成普遍現象。文革對中國社會的戕害、對中國文化的褻瀆、對中國歷史文物的浩劫,似已成「如煙往事」!最可悲的是,近幾年來,隨著懷舊文化的興起,緬懷文革、美化文革的現象,竟出現於一些社區。甚至有大陸留學生於十月三十一日萬聖節(俗稱鬼節)晚上,穿上紅衛兵制服在紐約街頭嘻笑遊蕩!

儘管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講過一句很令人「洩氣」的話,他說:「國家與政府從來不會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Nations and governments have never learned anything from history!)然而,從個人到整個民族,還是必須把握時間,深切反思文革,並要鍥而不捨地探究文革的來龍去脈。唯有真誠地把文革攤在陽光下來徹底檢驗,以史為鑑,中華民族才有能力建立一個民主、法治、透明、正義的公民社會。

二○一三年深秋於紐約

(作者為專欄作家、民間史家)

楔子

一九六六年夏天,北大的校園像開了鍋。自校長陸平起,直至各系主任、各班級主任等大小幹部,一夜之間統統變成了「反革命黑幫」;各系科的名教授,統統變成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他們被置於烈日之下,任由學生和校外來人辱罵批鬥。校園鐘聲從此長歇不鳴,鬥爭會上的口號聲聲相連。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鑼鼓,從北大校園敲響起來。

先說「黑幫」這個詞吧。人們最早看到「黑幫」二字,是在《人民日報》上。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刊登了北大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幾天前在北大校園貼出的一張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在同一版面,又以「本報評論員」名義刊發了題為〈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的評論。後者,一篇千字短文,六次重複使用了「黑幫分子」、「黑幫反黨分子」、「黑幫」、「黑組織」、「黑紀律」這些詞語,統統都是加給剛剛揪出來的「陸平及其一夥」的。那個年代的青年知識分子捧讀《人民日報》,大多心懷崇奉和信賴,長年都以一種自覺的虔誠,將它視為行動的指南和意識修養的引導。而 「本報評論員」這個不具姓名的名義,則另具一種權威性,它往往比這張報紙的位階還會高出一頭。這一點,我們盡人皆知,但都不便言明。以此緣故,評論員的文章更罩上了一層神秘之感;再加上「黑幫」這個詞語特具的新鮮感和煽動力,北大校園裡面被揪出來的一干人眾,儘管後來每人頭上各有自己的「帽子」,卻由此得到一個統稱:「黑幫分子」。關押他們的地方因此而被叫做「黑幫大院」;疾風暴雨之際,橫掃進來一些人,後來發現他們只是小小蘿蔔頭,於是就叫他們「黑幫爪牙」。不過,那個時候的「黑幫」一詞,在外地外省的感覺之中,幾乎只是北大一家的特產,與己並無關聯。及至後來,各省市地方都有身邊的人陸續被揪出,成為好大一支隊伍,「黑幫」這個詞,反倒沒有叫開,卻為另一稱號「牛鬼蛇神」所替代。其中原委,我沒弄清楚。說起來,「黑幫」這個名稱是康生給起的,「牛鬼蛇神」則是毛主席給起的,命名者的位階高低,可能是一個因素吧!如今的我們,已是佝僂蹣跚,心如古井,對人對事,沒有當年那麼多的政治神經和敏感度了。如果拿「黑幫」與「牛鬼蛇神」做個比較,也許從社會語言學、傳播學的角度看,它們還有一點區別和探討的價值?不過,這兩個詞,從語義上講,都沒有什麼質的規定性,都是一個大籮筐,可以裝進任何想裝的東西,比較而言,後者的包容性也許更大一些。如果同「地富反壞右」相比,這算是一個延長和發展。我因身在這個隊伍之中,別人用哪個稱謂來呼喚我們,都覺得相差無幾,實在分不出它們的優劣高下。時到如今,我們知道,「文革」期間,全國揪出來的人足過千萬,喚作「牛鬼蛇神」的居多,喚作「黑幫」的只是北大、清華一家、兩家。既然如此,今日不過談昔說往,理當從俗從眾,就叫「牛鬼蛇神」,也算大家方便。

再來說「牛棚」。「牛鬼蛇神」叫開了,關押「牛鬼蛇神」的地方,才被叫做「牛棚」。後者雖從前者衍生而來,但語義已有不小的變化。「文革」初起之時,對我們「黑幫」人等,千夫所指,千目所視,簡直達到了人神共憤、天地難容的地步。「牛鬼蛇神」一詞,那是絕對的貶義,政治性的貶義!那個時節,「牛棚」這兩個字,還不可能使用。無產階級革命派朋友中,誰能有這種閒情和浪漫,去做如此的戲謔和調侃呢?!在那個泛政治化的年代,只消如此一謔,說不定他自己就會被打入「牛棚」。「牛棚」一詞出自何時,我無從知曉。三年以後我出了「牛棚」,才從幾位紅衛兵小將嘴裡第一次聽到這兩個字,他們把一位同學稱作「牛倌兒」。那時我對「牛棚」以外的語言生疏隔膜,還以為那人出身農家、兒時放過牛的緣故。聽過幾次之後,我方才回味過來:原來他是我們「牛棚」的監管人員。這一悟,著實讓我吃了一驚。說起來,這已經到了一九六九年的夏天,其時,對「文革」的厭倦情緒,在北大學生中已經成為普遍症候。

兩個語詞帶過不提,且說北大的「陸平及其一夥」。他們在一九六六年的六、七月間,因被指為「黑幫」,停職待罪,多是口頭或筆頭交代自己的罪行,拉到室外示眾批鬥的事,尚屬偶發。及至七月下旬,江青在北大東操場師生員工萬人大會上宣佈趕走代行北大黨委職能的「工作組」之後,揪出來的「牛鬼蛇神」成倍增加,校內各單位將他們編成「勞改隊」,形成建制,有制度,有管理,減工薪,拆電話,每人的「罪名」(「帽子」)大致成型,「罪行」的大小也排列有序。只不過這期間「牛鬼蛇神」白天被拉出批鬥、監督勞動,晚上還可以回到家裡,總算有個喘息的空檔;到了一九六八年春天,聶元梓主持的「紅色權力機構—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決定合編各系、各單位的「勞改隊」,建立全校性的「牛棚」,二百餘名「牛鬼蛇神」集中食宿,分別批鬥和勞動,那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監管學生的眼皮底下,連喘口氣的空檔也沒有了。

歷史系的「牛棚」略有不同,這就是我要在這裡述說的故事了。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我們二十三個「黑幫」被押往位於北京市北郊昌平縣太平莊的北大半工半讀基地,自此進入了一個全封閉的勞改營中。一九六七年春夏,聶元梓的「紅色權力機構」一度勢衰,監管學生自行散去,我們曾被「鬆綁」五、六個月,而後第二次被趕入太平莊。從「文革」爆發,歷史系揪出第一批「牛鬼蛇神」,至一九六九年夏,包括筆者在內的一些人,前後被監管了三十個月。筆者當年是歷史系助教,從淪落之日,至「牛棚」撤銷,沒有一天缺席。如今屈指一算,歷史系「牛棚」先後關押過的三十餘人(1),只有兩位年長先生在回憶文章中,對「牛棚」的經歷曾有涉及,但沒深寫。而今,這些人凋謝作古的已經大半;剩下的幾個,七老八十已經打不住,若再不寫,也就帶到無何有之地了!

正是:

閑坐細數牛棚事,
豈容青史盡成灰!

註釋

(1)除下文將提到的「文革」期間從系裡揪出的「牛鬼蛇神」,太平莊「牛棚」一度還關押過幾個從南口農場轉來的原歷史系「右派」學生。

三院的門對兒

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2)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即一九九六年六月一日以後,北大歷史系就有系主任翦伯贊等九人(3)的名字上了學生的大字報,被點名批判。這個時候,上面急忙派來了「工作組」,「工作組」也責令他們作出交代。場面控制不住的時候,像六月十八日,吳代封、徐天新、范達仁的頭上,被扣了廁所的紙簍或紙糊高帽,臉上、身上被潑了墨水。到七月末,「工作組」一撤,「天下大亂」,又揪出來二十個人(4)。兩年之後,一九六八年,再深挖出呂遵諤、羅榮渠、謝有實、吳維能、李原五人,「牛鬼蛇神」總數達到三十四人。這一年歷史系(現在的考古文博學院當時還在歷史系內)在冊的教職工總數大約是一百人(5),揪出來的超過三分之一。「牛鬼蛇神」如此眾多,成了一支隊伍,批鬥他們靠什麼人呢?學生!學校裡有的是學生。運動初起,要在發動。青年學生一鼓即起,正是按照毛主席的親自部署,充當了「文革」初期運動的主力軍。

各系的「牛鬼蛇神」都被趕到校園的空闊地面上,或是掃地或是拔草。實際上,這是一個開放式的批鬥場。校外來人如同潮湧,據北大「文革委員會」的機關報《新北大》報導,自七月二十九日到八月二十八日,一個月之內校外參觀者約達二百一十二點四萬人次(6);僅八月十二日一天,就有十三點八萬人(7),幾乎趕上過年、過節時候的北京火車站了。我們每人胸前掛著一塊「黑幫分子×××」的牌子,老遠就把參觀的人群招引過來。這時候的我們,活像動物園裡的展物;而觀眾給予展物的,是責問,是斥罵,甚至是揪頭髮再加一頓拳腳。那時候,歷史系的辦公室在三院。這本是一座庭院式的建築,紅柱青磚,對開的朱漆大門,從大門走到小樓,要經過一條只容兩人並行的水泥小徑。路面上長了不少青苔,院落十分幽靜。一九六六年夏天,三院的牆上貼滿了大字報,一層又一層,有的前一張漿糊未乾,後一張就貼了上去,其中以用紅筆打了叉的「翦伯贊」三個字最多。倒是爬在牆上的常春藤還透出一點往昔的情趣,可惜,這個時候已經沒有人去理會它了。

有一天,歷史系的「牛鬼蛇神」二十四人,被叫到三院「系文革」辦公室,一陣照例的訓斥之後,監管學生剛要押我們去校園拔草,還沒走出大門,就被迎面進來的「串聯」人群堵了回來。人越集越多,小院的牆頭上都站滿了人。人流繼續湧進院子,我們原來排成的隊形早被打亂,壓成了一個團團。說起來,這群「牛鬼蛇神」,此時此地,居然不忘患難相扶之義,先把我們之中唯一的女性陳芳芝圍在中間,又努力把年長的向達和體弱的楊人楩、邵循正擋在身後,甚至連年過半百的周一良先生也奮勇向前,左抵右擋。四十多年以後,年近八旬的夏應元先生同我一起回憶「牛棚」往事,說到三院被圍這段,他突然嗓音放高了許多,慷慨之情溢於言表。那時我們被鬥一個多月了,整天都是晦氣,哪有一點豪氣?整天都在做鬼,哪能做人?那天的三院,急難相扶,倒讓我們找到一點做人的感覺,而且感覺至深!有道是,敝帚尚且自珍。此後的十年,我們只是日日苟活,中間能有這麼一回,也算得上是轟烈一場。那天與夏先生共同回首之際,我們都覺自安自慰!

話說當時的三院。站在前面的校外來人,與我們身子挨近身子,弄得我們本該彎著的腰也得直起來;他們想喊口號,也擠得抬不起胳膊伸不出拳頭;站在後面的,既聽不見我們的交代,更看不見我們的臉。他們感到不滿足!三院門外的人群還繼續往裡湧,院子裡面形成一個革命群眾和「牛鬼蛇神」之間全無界限的尷尬場面。這時,人群之中忽然有人喊道:「讓他們站到上面去!」

三院有個陽台,座西朝東,當時早被腿腳快的站滿了。不過,經這一喊,人群之中真的分出一條道來,我們被推上陽台,一字排開,挨個兒向台下交代自己的姓名、出身、頭上有什麼「帽子」等等,台上、台下也都安靜下來。其時,約在八月下旬,正是毛澤東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紅衛兵之後。毛澤東手扶欄杆檢閱小將的大幅照片,在當時的大報小報和宣傳欄裡,隨處可見。台下的青少年們,可能有他們那個年代特有的敏感,一看我們站在高處,又身在欄杆之後,他們卻要抬頭仰看,不知怎麼,就聯想起「八.一八」的檢閱來。這時候,台下又有人高喊:「不行!像是他們在檢閱!讓他們站到欄杆外邊來!」

四十年之後,為寫這篇回憶,我身帶一捲鋼尺,到三院特地丈量了一回。那個欄杆的高度接近一米;欄杆之外,只有一條寬約七十公分的排水槽,下凹的水槽,寬不足五十公分。當時,我們只好聽命跨出欄杆,站到外面的水槽裡,我的腳尖距陽台的邊緣,約有十公分左右。不想台下又有人喊:「跪下!全都跪下!」到了這個時候,院子裡的推搡、僵持,延續了半個小時;我們被拉到陽台上,又被鬥了半個小時。烈日之下,我們個個頭暈腦脹。我自思忖,這裡只有一膝之地,又是個凹槽,裡面鋪著石子,跪下,無論如何要控制住身體平衡,否則一頭栽下去,雖不致死,摔斷兩根肋骨,怕是免不了的。那一年,我三十二歲,尚有如此之懼,向達先生六十六歲了,楊人楩、商鴻逵、鄧廣銘、邵循正幾位,也都六十開外或年近六旬,他們能撐住嗎?說來真是萬幸,那天,我們都撐到了曲終人散。不過,批鬥會結束,監管學生喝令我們出去勞動的時候,向達、楊人楩卻仍然跪著不動,原來,他們一時竟站不起來了。

這是我們「文革」中遭遇到的「第一跪」。其實,控制平衡不栽下去,還算容易;精神和人格上能夠承受住這種壓力和羞辱,才是難關。西語系的教授俞大絪是英國語言文學家,平日教學嚴謹,要求學生在準確之中更求熟練,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教授。在我們跪倒三院之前幾天,她被勒令當眾下跪。出身名門、精神優雅的俞先生,是一個視尊嚴重於生命的人,這個世界既然如此地對待她,那還留戀什麼呢?回到家裡,她就從容、尊嚴地離開了這個世界。這個消息剛剛傳到我們耳朵裡,還在心頭震盪的時候,齊唰唰的一長排,我們也都跪下去了。最讓人擔心的是向達先生,他脾氣倔強,恐怕承受不了這個「待遇」。第二天集合的時候,不想真是缺了他。我們心裡一驚,還好,他只是遲到了。雖然他因此被臭罵了一通,站在隊裡的我們卻替他慶幸—向先生挺過了這一關!

日後,向先生還有第二跪,那就是他一個人的獨跪了。周一良和我等人,後來也有二跪和三跪。到了二跪的時候,我才悟到第一跪原來還有熱身功能。三院那天,齊唰唰一排,我們跪滿了陽台上的排水槽;屈辱、壓力雖大,可「牛鬼蛇神」的人數也頗為眾多。力學上有一條定理:底面積越大,單位面積的壓強越小,兩者適成反比。它用在我們身上,就顯出獨跪與眾跪的差別!若問,獨跪愧,與眾跪愧,孰愧?當時我們人人都是羞愧難當,甚至愧得尋死覓活!如今呢?如今,我要向有問的朋友高聲吶喊,喊出一聲:該愧的應有人在!該愧的不是我們!

此刻的歷史系三院正是密匝匝、鬧嚷嚷、亂紛紛!忽而之間,竟然得到偉大領袖的親切一瞥,此事又有幾人知曉?

一天,我們照例按時到達三院報到集合,進門的時候,看見褪色的紅漆大門上,多了一副對聯,寫的是:

廟小神靈大
池淺王八多

我自淪為「牛鬼蛇神」已經一月有餘,低頭彎腰、口稱「有罪」等手、眼、身、法、步等四功五法的台上功夫,大致練就,心理上卻還沒有調適過來。這副對聯,用的是當時寫大字報常用的那種薄薄的粉連紙,字寫得歪歪扭扭不說,貼也沒貼牢穩,一副的上角耷拉下來,半個字還遮在裡面。我看了一眼,心裡就噁心、反感,覺得這是直白的人身侮辱,歪曲了嚴肅的政治鬥爭,相信有識有見的領導者一定會站出來給予引導和糾正。您別見笑,那時我雖然身陷「牛棚」逾月,還是一腦袋的正統思想!過了幾天,還是三院大門那個老地方,另換了一副對子,上聯依舊,下聯卻改動了一個字,成為:

廟小神靈大
池深王八多

這新的一副,字體大了許多,換了一手漂亮的顏魯公,貼得也是嚴嚴整整。

時任北大「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一時叱吒風雲的聶元梓,後來在回憶錄中談到前一副對子時說:「這對聯不知怎麼傳到毛主席耳朵裡,毛主席說,要改一個字,『池深王八多』。毛主席的話,是他的女兒李訥當面告訴我的。」(8)彼時彼刻,毛主席他老人家但凡有一句什麼話發出,各地都要作為「最高指示」、「最新指示」,敲鑼打鼓,廣為傳播,號稱「不能過夜」,已經成為通例,可偏偏這個獨家消息、足可抬高聶元梓身價的奇貨,卻悄沒聲地悶了下來,這是何緣何故呢?後來看到的材料表明,毛主席他老人家那個時候的打算,是把「文革」這把火直燒到高層,燒到全國去,可這是他葫蘆裡的藥,又有誰能夠知道呢!原來這是一盤棋,不過剛剛開局而已。到得後來,只殺得天昏地暗,血流漂杵,方才見罷。此時此刻三院大門上的對聯,不過是他佈下的一個小小棋子而已。北大北大!北大成了兵家必爭之地,成了政治棋盤上的金角銀邊!三院三院!三院沾光不小!

我被打成「牛鬼蛇神」,來得太突然。當時我家住在市中心的東單,距北大約有一個半小時的公車路程,交通不便。愛人擔心我的處境,但是無從打聽,不想,女兒給她帶來一點消息。當時,不足四歲的女兒,在天安門附近緞庫胡同一個街道辦的寄宿托兒所裡,星期六接回家。那天,她回家就告訴媽媽:「爸爸是『黑幫』,在北大拔草!」這是托兒所一位到過北大的老師,同另一位老師說話時被她聽到的。小孩子學舌,並未經心,更不知道什麼叫「黑幫」;可多少年之後,我愛人仍然記得女兒說話時那一臉的嚴肅神情。她傳達的是老師的語氣,是那個時代的氣氛,也是毛主席要把「文革」烈火從底層燒起的戰略部署!我整天被人推來搡去,不知道觀眾裡有女兒的老師;終日淹沒在人群、口號和批鬥聲中,懵懵懂懂,我哪裡知道自己的角色呢!

正是:
 
開局布子 金角北大勞借重,
池淺池深 銀邊三院有名聯!

註釋

(2)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有聶元梓等七人簽名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在校園貼出,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根據毛澤東的批示全文播出。

(3)其他八人是:許師謙、周一良、徐華民、汪、徐天新、吳代封、范達仁、俞偉超。

(4)這二十人是:向達、楊人楩、鄧廣銘、齊思和、邵循正、陳芳芝、商鴻逵、閻文儒、宿白、榮天琳、陳仲夫、田餘慶、高望之、楊濟安、張注洪、李開物、夏應元、孫機、郝斌以及北京大學黨委派到太平莊協助工作的黨委辦公室幹部張勝宏。張勝宏後來在經濟系任教。

(5)參見郭衛東、牛大勇主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簡史》(初稿),未刊。

(6)王學珍、王效挺、黃文一、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下冊),第六五一頁,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版。

(7)王學珍、王效挺、黃文一、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下冊),第六五○頁,北京大學出版社,二○○八年,第二版。

(8)《聶元梓回憶錄》,第一六三頁,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二○○五年。

郝斌和他的「文革實錄」

--作者:銘心

一、

文革是一個人、妖顛倒的時代。本書的作者郝斌教授,是一位兼具錚錚鐵骨與仁愛心腸的好人,但是從「文革」剛剛開始的時候,他就作為「壞人」被「揪」了出來,直到「四人幫」垮台,他才被「解放」,時間上長達十年之久。為什麼會在郝斌身上發生這樣人、妖顛倒的事情呢?這要從毛澤東支持聶元梓的大字報以及江青來到北京大學,在北大「萬人大會」上的講話說起。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學大飯廳的東牆上,出現了以哲學系總支書記聶元梓等七人署名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這張在今天看來沒有什麼特別建樹的大字報,卻受到了毛澤東的極大稱讚,說這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寫得何等好啊」—原來,這篇大字報是毛澤東的親信的在背後策劃之下出籠的,連政治嗅覺極為靈敏的聶元梓本人也並不十分清楚箇中的全部底細。六月一日,毛澤東決定,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反反覆覆的向全國廣播這張大字報,那盛氣淩人的態度、怒氣沖沖的語調,震動全國……。

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之下,江青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風風光光地走到前台,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組長。七月二十六日晚,北京大學萬名師生雲集於東操場,等候「中央文革」首長們的光臨。果然,「中央文革」以強大的「陣營」出現在大操場的主席台上,當然,最令人矚目的是「第一副組長」江青,因為這是她的第一次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公開亮相。

北大的師生從來沒有聽到過江青的講話,這次江青一開口—她那怪異的聲調、歇斯底里的態度,特別是她講話的內容--一下子把全場都驚得目瞪口呆!她又哭又鬧,先是控訴毛家的親家母張文秋,接著控訴毛家的兒媳婦張少華。忽然話鋒一轉,直指郝斌:「我要控訴,壞人郝斌,迫害李訥!把階級鬥爭搞到我們家裡來了!」

郝斌何許人?當時的郝斌,是北京大學歷史系一位年僅三十二歲的年輕助教。他出身貧寒,歷史清白,生活儉樸,作風正派。只因為在一九六四年的四清運動中,與李訥同在一個工作隊,在工作中與李訥有分歧,便被其母江青宣佈為「壞人」。

每當江青點完一個人的名,台下都是一片口號聲。當江青點了郝斌的名,台下照例響起口號聲「打倒郝斌!」「把壞人郝斌揪出來示眾!」當時,台上的江青繼續進行著她的的歇斯底里的控訴:「李訥是好孩子,郝斌不允許李訥回家治病,還派人對李訥跟蹤盯梢。郝斌包庇地主,重用右派分子……」江青的哭鬧聲和台下的口號聲匯聚到一起,令人毛骨悚然!

真的是天佑善人!就在幾分鐘前,郝斌剛剛離開會場!—因為他次日一早要陪妻子去醫院做手術,他家住東單,他向工作組請了假,趕末班車進城。後來有人寫文章指出當時可能發生的難以想像的後果—如果這個「壞人」出現在「敬愛的江首長」面前,還不當場被揍成肉餅!第二天清早,郝斌陪太太去醫院做手術剛回家,就接到北大歷史系打來的電話,口氣嚴肅地通知他立即回學校。他給太太買了半斤蛋糕,作為無法燒飯的太太的口糧,然後頗有些不安的乘坐公車回學校。當他從32路公共汽車下來,往十九樓走的這大約二、三百米的距離,他敏感地覺察到人們看他的眼光頗為異樣:驚異、恐懼、躲閃。他意識到自己可能遇到了什麼問題。等他到了系裡時,系裡的負責人對他宣佈了昨晚他被江青點名的事情。對郝斌說來有如五雷轟頂!說時遲,那時快,不由分說,他當即被兩名壯漢扭著胳膊,押到三十八樓作為「鬥鬼台」的陽台上「示眾」。後來,有的文章清楚地記載了當時郝斌被鬥的情況:

正當其時,我路過那裡,真真切切看清了這個「壞人」的模樣:瘦長的臉盤,雙目微啟,嘴唇緊閉,臉色發灰,神情木然,活像戲台上的僵屍。有個粗粗壯壯的漢子攥緊他的頭髮,在鬥鬼台上轉圈……。

自從江青等「中央文革首長」光臨北大之後,北大的「牛鬼蛇神」們成了「政治動物」,他們的胸前掛著牌子,半小時就要被被押到「鬥鬼台」上展覽一回,進行「開放式」的批鬥。在此後短短的一個月內,有二百多萬人來到北大。由於郝斌的罪名響亮,所以,他比被聶元梓大字報點了名的那三位「黑幫」更成為熱門看點—來自全國各地的「革命群眾」都好奇,想親眼看一看這個敢於「迫害毛澤東與江青的女兒、人稱『紅色公主』的李訥」、敢於「把階級鬥爭搞到毛主席家裡」的「壞人」究竟長了什麼樣的青面獠牙!

誰都知道,郝斌的對面,有一個權勢薰天的大人物毛澤東,是與江青、李訥這對母女站在一起的。而毛澤東對北大的反感不自文革始,早在一九一八年他在北大圖書館當圖書管理員的時候,就已經對當時的教授如傅斯年、羅家倫等人頗多惡感。

在毛澤東對北大的惡感中,歷史系似為惡中之惡。本來,歷史系所在的三院門口,不知什麼人貼有一副對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由於這副對聯出自民間,所以紙張既薄又脆,字也寫得歪歪扭扭的,也沒有貼的很牢。歷史系包括郝斌在內的教職員工,認為這副對聯是將嚴肅的政治鬥爭變為下流的謾罵,他們甚至還期待著中央領導能夠出面制止或糾正這種低俗粗野的對聯。

沒有想到,幾天之後,就在原先貼對聯的地方,一副只「糾正」了一個字的新對聯貼在三院門口:「廟小神靈大,池深王八多。」紙張是質地結實的大紅紙,字跡是漂亮的顏體,貼得牢牢的,顯示出這副對聯的霸氣和不凡—虎視眈眈地傲視著在三院出出進進的灰頭土臉的「牛鬼蛇神」們。據聶元梓後來的回憶錄說,原來,李訥將對聯彙報給毛,毛遂將「淺」改為「深」。這就意味著,毛認為罵得對!罵得好!但是罵得還不夠,故有此「御筆」修改。

新舊對聯雖然只有一字之差,卻使得歷史系的階級鬥爭—用當時流行的術語說—「向縱深發展」,總共只有一百多人的歷史系,一共被揪出的牛鬼蛇神多達三十四人,超過當時歷史系教職工總人數的三分之一。

被江青點名之後,「壞人」郝斌被冠以當時最嚴重的罪名「現行反革命」,揭發批判郝斌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尤其是歷史系的師生,凡是與郝斌有過接觸的人,是否揭批郝斌成了「革命與反革命」的分水嶺,郝斌頭上的壓力之大,真的令人難以想像!

這種壓力,不僅是來自精神層面,也來自肉體的摧殘。北大歷史系有一位教師丁則勤,為了表現自己的「革命義憤」,開始動手往死裡打郝斌,他一拳狠打過去,真的把郝斌打翻在地,半天也爬不起來。因為在丁則勤看來,郝斌這樣的「欽定要犯」是「永世不能翻身」的—在集權主義的土壤中,殘酷無情的惡之花爭相怒放,丁則勤就是這樣的「惡之花」—如果丁則勤能夠懂哪怕那麼一丁點兒辯證法,懂得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處在變化之中的,他當然多多少少會對郝斌手下留情的。

在如此重壓之下,小小的歷史系,有四名教師、外加一位家屬自殺。還有一位教師「命大」,幾次自殺未遂,但是身體殘缺了。而郝斌所承受的壓力比其他人都大,居然不死,而且,難能可貴的是,在整個挨整的過程中,他從來不曾胡亂咬人—在當時的政治壓力之下,郝斌可以減輕自己的罪責唯一途徑就是通過揭發批判那些當局想整的人來「立功贖罪」。而郝斌以自己的生命紀錄顯示,他實踐了「臨難毋苟免」這一古訓。

本來,以郝斌這樣與江青對抗到底的人,是可以以「英雄」的面目來示人的,但是郝斌沒有,他不但從來不講自己的什麼「英勇業績」,反而淨講一些自己的「糗事」。

比如,一次有人對郝斌說:「難得你雖然經過牛棚那樣的殘酷折磨,你沒有瘋,也沒有傻……」話音未落,郝斌馬上回答說:「離著傻也差不多了。在我被從牛棚放出來,第一次回家的那次,我在公共汽車上買一張一毛五分錢的票,售票員問我到哪裡下車,我愣愣地望著售票員,卻怎麼也想不起我們家的那一站的站名了……。」

又如,有位朋友曾經問郝斌:「以江青這樣絕對權威的人,以泰山壓頂之勢宣判你,你怎麼能活下來的?」只見郝斌不激動,不憤慨,只是微蹙眉尖,平平靜靜說了句既不豪邁又不悲壯的話兒:「眼看被揪鬥的人越來越多,心裡就越不害怕了。」—後來,郝斌在一篇悼念羅榮渠先生的文章中,把自己的這一感受幽默地加以「理論化」:「文革初起,『牛鬼蛇神』一大片,而且越揪越多。『面積越大,壓強越小』這個力學原理,放在社會學中,也蠻適用的。」

二、

在被江青點名之後,北大校園裡,揭批「壞人郝斌」的大字報鋪天蓋地中,其罪行是一貫包庇階級敵人。

比如,早在郝斌當學生的一九五七年,在反右派鬥爭中,由於郝斌是班上的黨小組長,在他的包庇下,使他們班的右派劃得太少—導致本來應當戴帽的右派分子「逍遙法外」。

又如,在一九六四年的四清運動中,審核村民的「階級成分」時,李訥主張把幾個農民的「成分」劃高一級,郝斌不同意,為此與李訥發生爭執。郝斌認為,把當時某些村民的「階級成分」劃高一級,他擔心這樣做會給被改變成分的本人以及他的家屬子女帶來政治壓力—看郝斌這個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對地主、富農是何等仁慈!

再如,郝斌被揭發在四清工作隊內部,一方面迫害李訥,一方面重用右派分子張廣達—江青在大會控訴中說郝斌「包庇重用右派分子」的時候,幸虧她一時沒有想起張廣達的名字,因為張廣達當時就在大會的現場,一旦被江青點了名,也會被當場揍成肉餅的……。

郝斌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被「抖摟」了出來,翻了個底朝天,但是卻找不到他在人品上的任何瑕疵。那位毒打郝斌的丁則勤在批鬥會上對郝斌上綱上線,說郝斌「惡毒反對毛主席」—但是他揭出來郝斌的「罪狀」實在可笑:郝斌在講義旁窄小的空當上做筆記的時候,寫了「毛說」,而不是「毛主席說」。透過這些「揭批大字報」,江青的「壞人郝斌論」不攻自破了,人們看到的是一個心地善良、為人正派的「好人郝斌」。

很快,北京大學各個系科紛紛建立起各自的「牛棚」。由於郝斌是被江青點名的「欽定要犯」,所以他是歷史系牛棚的第一批住戶,也是直到一九六九年六月牛棚解散時才被釋放的歷史系住「牛棚」時間最久的、中間不曾缺席過一天的「全勤住戶」,使得他得以目睹了文革中那些不堪回首的歲月中的種種怪像。

一九六九年九月,北大的教職員工被下放到江西南昌縣鯉魚洲辦「五七幹校」,郝斌當然在下放之列。這期間,人們對依舊高高在上的「文革旗手」江青和被她點名的「壞人郝斌」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雖然郝斌仍然是受到軍、工宣隊嚴厲監管的「現行反革命」,但是廣大的群眾已經不再受當局輿論的蠱惑。有一次,北大歷史系的一位家屬去鯉魚洲探親,很偶然地與郝斌一起走了一段路,只見迎面走來的人們—北大各個系科的教職員工們,全都熱情地與郝斌打招呼,「欽定要犯」郝斌反倒是像一位大首長一樣對他們的熱情問候應接不暇。這位家屬感到十分震驚,問郝斌:「和你打招呼的這些人,你都認識嗎?」郝斌說:「除了個別的以外,絕大多數都不認識。」這些人對郝斌的熱情問候,所體現的正是「民心向背」。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逝世,江青失去了保護傘,旋即垮台,這時郝斌才被平反。當時的北大歷史系百廢待舉,郝斌被任命為歷史系總支書記。由於郝斌處事公正,歷史系的工作進展順利,於是郝斌又被任命為學校的黨委副書記、常務副校長,直到退休。

有人說郝斌最終成為校一級的領導人是「因禍得福」,這話說得也不錯。因為郝斌本是那種堅持獨立人格、拒絕溜鬚諂上的人。再說,他書教的挺好,與學生相處甚佳,他根本無意做任何往上爬的「經營」。一般說來,像郝斌這樣的人是很難得到上級領導的賞識與提拔的。但是經過江青的這番「折騰」之後,郝斌的知名度陡增,他的鐵骨與仁心亦廣為人知,成為他日後的「資本」。

郝斌擔任北大黨委副書記、常務副校長多年,他努力工作,廉潔自律,也仍舊保持著可貴的「仁心」,盡自己的可能,去幫助弱者。他努力為當年的北大數學力學系53級學生、如今的哈爾濱理工大學閻桂勳教授被錯當作右派一事平反。在他的大力幫助下,至一九九九年,閻桂勳教授最終得到了一紙〈關於對閻桂勳同志錯按右派分子對待問題的糾正意見〉。十一年之後,二○一○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學舉辦一百二十週年校慶,當郝斌進入會場時,站在入場處的閻桂勳教授向他鞠躬,激動地對人說:「他是好人!」—這是從一位弱者口中說出的話,沒有任何官方色彩,更能使我們確信,郝斌一位是宅心仁厚的好人。

三、

郝斌教授不是無所作為的人,退休之後,十分勤奮。他熱衷於書法,他所寫的唐代詩人盧綸〈塞下曲〉的條幅「林暗草驚風,將軍夜引弓;平明尋白羽,沒在石棱中」,筆力遒勁,鐵骨錚錚,字如其人,頗受書法界的好評。他生活簡樸,穿的是樸素的布衣,以舊自行車代步。無論誰看到這樣一位面目慈祥的老者,都難以想像他所經歷過那樣一場的暴風驟雨……。

郝斌教授以八十歲的高齡,寫成了這部《流水何曾洗是非》,呈獻給讀者。這是一部翔實地記錄北京大學文革歷史的「文革實錄」,體現了他的良知和責任感。他完全可以不寫,保持沉默,哪怕他是唯一的見證人,這樣他便不會招致任何責難。但是他摒棄了沉默,選擇了發聲,為人類留下這份珍貴記憶。他寫下這些極為獨特的生命紀錄,如實地記載的諸多人物—如向達、楊人楩、鄧廣銘、齊思和、邵循正、羅榮渠等這些在當代文化史中佔有一席之地的著名教授—在牛棚中的不幸遭遇,這應當是比清代「文字獄」更加值得後人汲取的教訓。

這本書不僅展示了作者的正直和勇氣,也展示了他的才華,他能不動聲色地記錄殘忍暴力,又入木三分地刻畫人心與人性,以輕馭重,寓理於紀事。很多細節的描寫,顯示了他對人性的深刻認識,讀後令人難以忘懷。

郝斌教授從不表彰自己在那個動輒飛來橫禍的時代,他是怎樣不時冒著風險,給他人以多方同情和照應這類感人的事蹟—為此,他贏得了良好的口碑和人們發自內心的尊敬。他以自己的生命經歷顯示,即便在是非最為顛倒的歲月裡,人性的火種依然發光,哪怕微弱,卻出奇地頑強。郝斌教授能夠使後人愈加堅信,人性的基本質素,乃源於人自身內部的道德律令,而非任何外在的壓力,因此,本書必將贏得無數當代以及後代的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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