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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的墓碑:一个中国人的家庭纪事


作者:李世华
出版社:明镜出版社

 


摘录

一九六O年大饥荒来临时,我还是个上初中三年级的孩子,内心还对未来充满希望,相信雪莱的名言: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然而春天给我们家带来的却是天塌地陷的灾难。

天塌地陷

大年初三我便要启程返校。父亲出去给我借学费,我跟父亲出门,母亲也随着送我到了村子中间。父亲不知从谁家借来了钱,交给我,我正要动身,母亲却突然放声哭了起来:“乖儿来,你下次回来不知还能见到你大大(方言,爸爸之意)你娘不……”

我积压在心里的痛苦一下迸发,“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

父亲一边催我走,一边责怪母亲:“孩子该走了,你又说这些,叫孩子难过……”

然而母亲的话一语成谶,一切正不幸被母亲言中:这一别正是我与父亲的诀别。

我便投入了紧张的初三总复习,饿着肚子背有关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政治教义,背人民公社的十大优越性……我们的早餐是用笼蒸熟的红芋片外加一碗红芋片面糊,中午和晚上是一个红芋粉面做的窝窝头和煮的烂白菜之类。每到吃饭的时候,我就想起父母亲和爷爷刀削一般的面孔,耳边就响起小侄女的哭声,我就无法下咽我的那一份窝窝头,便悄悄地掰下一块放在我的书桌里。三两天后,我便吃每顿掰下来的有点发霉变质的窝窝头块块而省下一个整窝窝头。吃饭时,我都是把窝窝头捧在手心里吃——可能掉下来的每一小块馍渣对我都是十分重要的。这样,一个星期下来我就能省出三个窝窝头来,于是两个星期回家的时候我就可以带六个窝窝头回去。

那年的春天特别寒冷而漫长。数以千万计的人没有等到夏天,没有等到麦子成熟,便在饥饿中倒下去了。

我们的教室搬到了校门里边第一排教室的最西面的一口,紧挨着校门和传达室。同学中不断家里有凶信传来,时常听见传达室的王焕章喊同学接电话,不时看到哭着回家奔丧的同学从我们教室门口经过。我们每天都在惴惴不安中度过,生怕家里来人送信或传达室里叫接电话。在那个时候,真的如一句英语谚语所说:No news is good news(没有消息便是好消息)。

然而消息还是来了。1960年3月7日傍晚,我们刚刚吃过晚饭,我正蹲在教室外的走廊上刷牙,听见王焕章的声音:“李世华,电话……”一种不祥的预兆像过电一样传遍全身,我的全身发颤,头发梢好像都竖了起来。我三步并作两步跑进传达室,用哆嗦的手拿起话筒,电话里传来大哥低沉而缓慢的声音:“咱大大没有了,你回来一趟吧。夜里十点钟有一班车,我叫岳习武去李庄车站接你。”我没有多问,只是边哽咽边“嗯嗯”地答应着。

接完电话我已是一个泪人。同桌翟素霞得知此事,她瞪着两只眼呆呆地看着我,虽然已遭到丧母的打击,一向乐观的她好像不相信她所听到的事,不相信同样的不幸也会降临到我的头上,更不会料到更大的灾难正在向她一步步走来。我赶紧找班主任赵耀久老师请了假,背上盛着我省下来的窝窝头的小书包,借了一把油布雨伞,准备启程回家奔丧。李乐银、唐恩成、王明义等几个好友一起陪护我上了路,翟素霞没有和他们一起,而是站在走廊下目送着我。我边走边哭,他们几个同学便一路劝慰着我。走到县城东关一家饭店门口时,他们担心我耐不住一路的饥寒,请我吃了一顿饭——两个红芋面窝窝头和一碗稀饭。我至今不知他们中的那一位掏的钱、出的粮票。他们看着我狼吞虎咽吃了下去,说了一串宽心的话,便与我告辞了。

一生最寒冷的一夜

到李庄车站下车,已近夜里11点钟,天正刮着风下着雨,雨点在站台上的灯光中飞速地划出一条条寒光。我一下车就四处寻找来接我的岳习武,可是这冷清清的月台上哪里有人影?我顶风冒雨沿着月台边走边喊“岳习武”的名字,可是来来回回跑了四五趟,直到火车消失在夜空里、提着信号灯的工人也进了站台,月台上只剩下我一个孤零零的孩子,我才失望地出了站。后来我逐渐悟出岳习武那天晚上压根儿就没有来——虽然岳习武与我们是近邻,但在那个年代,他哪里有力气跑这20里夜路?

从候车室望出去,但见无边的黑暗,不见一点亮光,雨打在地上发出“哗哗”的声音。在这漆黑的雨夜里我一个人是绝对找不到回家的路的,犹豫了片刻,只好决定躲进候车室暂过一夜。我打量了一下这个候车室:屋顶上吊着一个电灯泡,在昏黄的灯光照耀下可以看见这个空荡荡的被称作候车室的大屋子里摆着七八条长座椅,墙角里蜷缩着几个外出逃命却又买不到车票的农民(那时候,为了防止“流窜”,买火车票一律凭证明),两扇门被寒风刮得来回摆动,咣当咣当作响。

我在一条长座椅头上坐了下来,怀里抱着我那盛着窝窝头的小书包,把雨伞放在一边,开始了我一生最寒冷最漫长的一夜。我上身穿着一件夹衣,下身穿着一条单裤,光脚着一双旧布鞋。按节气刚刚过惊蛰,正是春寒浓重的时候,又遇上这个雨天,我那么一身穿着怎么能抵御住寒冷?冷风已经把寒气灌满全屋,整个候车室变成了一座冰窖,躲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避开寒冷。无奈,我随便拣了个座位坐下,把双膝紧紧地搂在怀里,后背紧贴在长椅的靠背上,全身在瑟瑟发抖。

正在这时,一个人对我走过来。我辨认出站在我面前的是后村的一个初小同学。

“你往哪去?”他问。

“回家,”我答道。

“回家干啥?”

“我大大死了,”我平静地说。

“…………”他没有说任何表示同情或安慰的话,可能他已目睹了村里人的太多的死亡而变得麻木了。

“能把你的学生证借给我买张票吗?”他突然换了个话题。

“不能,”我很果断地拒绝,“我刚才在砀山买票回来时已经盖了章,我明天回去还要用。”

他什么也没说就回到他的墙角了。我知道他正是想外出逃命而又买不到车票的。

就在去年的春天,本村的儿时同学李忠良找我借学生证买火车票,我借给他了,但他不知在什么地方被火车站发现了破绽,人被当作“流窜”遣送回了原籍,我的学生证被火车站扣住交给了学校,我被因“帮助流窜犯”给予记过处分。那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不良记录。处分的通告就贴在布告栏里,每经过那里都给我一个刺激,恨无地缝可钻。后来我申请取消,经受了几个月的考验,学校又在那个布告栏里张贴了给我取消处分的通告。我要记住这次教训。

我无法睡着,内心的痛苦已经被寒冷掩盖,脑子里空空的,只想找一块相对暖和的地方。如果我吃点包里的窝窝头肯定会给我点热量,但我不舍得——那是我带给母亲的救命粮。我已经失去父亲,我不能再失去母亲。我就那样双手搂住双膝一秒钟一秒钟一分钟一分钟地挨,那一夜竟是那样的漫长,那样的寒冷,似乎黎明和太阳永远不会来到……

亲戚都爱莫能助

窗玻璃上终于露出一点亮色。我走到门边往外看,在暗夜里已经可以依稀辨认出一条发白的线。我不能再在这里等了,挎起书包,撑开布伞,迎着风顶着雨上了路。

自我考上中学,三年来我从这条路走过许多次,然而不知是因为天黑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出了火车站我竟找不到回家的路。眼前是一条未挖好的河,横在我面前的都是挖出来一滩滩的烂泥,这显然是去年冬天兴修农田水利留下来的。眼前哪里有路?只有深深浅浅的脚印若隐若现,我只有循着脚坑深一脚浅一脚地挣扎着往家的方向走,每一脚踩下去都溅起一股泥水。裤子早被泥水打湿,脚在灌满了泥和水的鞋里打滑,手里的雨伞也随着东倒西歪。这时我已不觉得冷,背上反被扭出些汗来。

姨妈家和舅舅家都在我回家的路上。我到姨妈家所在的村子的时候,她正在院子里用簸箕簸杨树花,显然是想用来作食用的。看见我,姨妈放下手里的活,放声哭了起来,断断续续语无伦次地说:“你再也见不到你大大了……你大大咋想起来走这条路?咋想起来上吊死啊?害一天的病死了,咱们也不亏……你娘糊涂,明知道他不想活了,还不看住他……好人哪,没有比您大大再好的人了……正领家过日子,他走了,你娘咋领着你们过呀?……”

我这时才确切知道父亲是上吊死的。我什么都说不出,双手抱着头蹲在她老人家旁边呜呜地哭。

姨妈有两个儿子,孙儿孙女有好几个,但空落落的院子里我只见到姨妈一个人,可能其余的人都外出逃命去了。

我擦着泪上路继续往家赶。再走三四里地便到了舅舅家。  舅舅是个老绳匠,纺制犁耙、车马、牛驴所用的粗细不等各种各类的绳子和赶牲畜的鞭子。舅舅终生未娶,终生伴着一架纺绳的车,单身一人守着一间堆满各种绳子的小屋。逢集的时候,舅舅便双肩搭满绳子赶集摆摊卖绳子。入了人民公社,他就专门给大队里打绳子,曾经被集中到唐集大队部旁边的作业组居住,大队食堂里管他吃。现在,大队的食堂散了,没有人管他吃了,他只好仍旧回到自己的那间小屋。屋门后边的角落里支着一只小锅,锅门口便是一张用绳子攀的小软床。床的上方斜跨屋角扯着一条绳子,搭着舅舅一年四季的衣服,上面落满了厚厚的灰尘。此时舅舅正蹲在锅门口烧锅,锅里不知煮的什么野菜。

我喊了声:“舅。”

舅舅抬头看见了我,说:“三儿回来了。唉,你大大没了,唉……你娘这几天带着小运(我的侄子)在这里捡烂红芋,哪里想到……唉,你先回去吧,我孬好吃点啥就去。唉……”

我什么也没有说,流着泪听着舅舅一声接一声地叹气,然后继续往家赶。

入了村子,我的眼泪就刷刷地往下淌——这是我的父亲活动了一辈子的地方,这里的每一块地方都留着父亲的足迹,都浸着父亲的汗水。

一进家门,我便放声哭了起来:“大大,娘……”

母亲从屋里迎出来,一把鼻子一把泪地说:“我的儿啊,天塌了啊……你再也不能看见你大大了……”哥哥嫂子闻声带着侄儿侄女从东厢房里哭着出来,他们都穿着孝服。全家人都在等我了。这时我看见满屋子地上铺满了麦草,朝着房门放着一口“棺材”,我认出那是母亲陪嫁的嫁妆——岁月的剥蚀已变得油漆斑驳的柜橱。父亲的脸上盖着黄表纸,身上仍然穿着那件破旧的棉长袍,因为柜橱太短,父亲的两只脚露在外边。

见父亲最后一面

母亲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一双用大针脚缝了白布的孝鞋让我穿上,又给我披上一件白孝袍,我跪倒在父亲的“棺材”前的麦草地上,以头撞地大放悲声。全家人也随我齐声哭了起来。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这样的场面,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悲哀。我的快乐的童年不存在了,我的曾经被人羡慕的家破碎了,我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先前看见那些失去父母的同学我曾经无限悲悯地想过:人没了爹娘怎么活呢?他们心里该多难过呀?……现在轮到我了,我和他们一样了。

不大会儿,连长欧儒存来了。父亲生前与他都是村里的干部,因为父亲年龄比他大,凡村里的事他都来我家与父亲商量,每次进门便喊“传先哥”,因此我们都叫他“儒存叔”。今天显然他是来帮助办丧事的。我赶紧跪地给他磕了个头。

儒存叔说:“三儿回来了,你过来再见你大大一面吧。”说着,他一手拉着我从地上站起来,另一只手掀开父亲脸上的黄表纸。

我向前靠了靠,弓下身子,伸头往“棺材”里看。父亲的脸比我一个月前上次分手的时候又瘦了很多,凸现出颧骨,嘴微微张开,两只眼睛紧闭着。

我知道这是我与父亲的最后一面,从此以后我再也见不着我的大大了,他没给我留下一句话,甚至连能给我们以回忆的一张照片也没留下。我“呜呜”地哭着,大声地喊着:“大大,我是三儿,您睁开眼看看我呀……”父亲静静地躺着,一动也不动,一任我哭天喊地。我的眼泪刷刷地往下掉,白色的孝袍上湿了一大片。

与此同时,大哥、二哥、嫂子和侄儿侄女也一起起身与父亲告别。

除我们全家外,舅舅是唯一来向父亲告别的人,我的爷爷和叔叔、婶婶都没有来,更不用说其他的亲友邻居,包括店里的叔叔婶子。他们当然都知道我们家发生的一切,但他们本人都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着,全然顾不得别家的事了。

当时村里已没有年轻人,多数“流窜”到外地逃命去了,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都被编进了“稻改队”、“拖拉机队”等军事化组织而集体住在外村。也就是说,村里连能帮助安葬父亲的人都找不到了。在我们跪在麦草地上哭天喊地的时候,儒存叔就近从油坊找来了几个年轻人,其中有岳习武、王作军。我们当地的规矩,自己的长辈去世了,凡是来帮忙的,不论大小长幼,孝子们都要给他们磕头,所以人们说“孝子的头不值钱”。我们一边对着父亲哭,一边不时地回头给来帮忙的人一一磕头。

等我们都与父亲告了别,儒存叔招呼我们后退,他们要封“棺”了。

此时是真正与父亲永别的时刻,从今以后连面也见不着了,我们又爆发出一阵捶胸顿足的哭声。

年轻人乒乒乓乓把承载着父亲尸体的柜橱的门钉上,用绳子把“棺材”两头栓起来,再在绳子中间穿上杠子。

儒存叔招呼一声:“发丧吧。”四个年轻人便架起“棺材”两头的杠子,擡了起来。一个橱柜加上父亲几十斤干瘦的身躯不会很重的,四个年轻人虽然已饱受饥寒、当时可能还空着肚子也并不显得太吃力。儒存叔招呼我们弟兄几个和我的侄儿侄女依次排好。他走在最前面,四个年轻人擡着父亲的“棺木”跟在后面,我们一行披麻戴孝、手拄裹了白纸条的柳树棍子哭着随在棺材后面,一边走一边不时地跪地磕头。这是一只孤立的送葬队伍,没有任何仪式,没有亲戚,没有人围观,只有我们的哭声和几个年轻人踩在泥泞的路上发出的“啪哒啪哒”的脚步声。我随送葬的队伍走着,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悲哀。当我偶尔擡起头的时候,我还看见父亲露在外面的两只脚在“棺材”的后头摆动。

入了人民公社之后,我们再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擡“棺材”的年轻人也没有力气把父亲送到更远的地方,所以事先他们已决定了坟地的位置:村口的高头,昔日的防洪坝、今日的荒滩高坡上。我们一行随着“棺材”来到这里的时候,已有人挖好了墓穴。我们依次在墓穴前跪下后,儒存叔就吩咐下葬。我们全家一起跪在地上,拄着柳棍头贴在地上哀哭,他们把一锹一锹的泥土砸在父亲的“棺木”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他们是在把父亲埋入地下、送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与我们阴阳两隔的世界。

不大会儿,他们就把“棺材”埋上了。当时并没有筑起一个坟顶。按当地的规矩,死人下葬当天只是把棺材埋下地,入土为安;三天后再筑起坟头,叫“园坟”,送亲人上天。我们把柳棍插在父亲坟前,一行人低着头躬着腰缓缓地往回走,把父亲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那荒滩上。

母亲仍孤零零地一个人坐在门口的那根树干上一把鼻子一把泪地哭,村里连个来劝慰的人也没有。

母亲许是哭累了,也许是心疼我,收起哭声止住了眼泪。她拉着我回到空荡荡的家,张罗着做点吃的。这时我才意识到,从昨晚七点钟左右在县城东关饭店那几位同学请我吃的那顿饭后,一个漫长的寒夜加上一个上午,我已有十七、八个小时没吃过任何东西了,其间我还走了20里泥路。后来想起来我真感到奇怪:我那时对饥饿的耐受力怎么会那么强?生命力有时表现得那样顽强,有时又是那样脆弱。

午饭仍然是一大锅红芋叶子,里边已经没有了过年时夹杂的黄豆粒。这是没有父亲的全家人吃的第一顿饭。大家都在大口地默默往嘴里扒着碗里的红芋叶子,没有人说话。没有父亲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避开家里其他人,我把从学校带回的省下来的红芋面窝窝头偷偷交给母亲。家里还有弱小的侄儿、侄女,他们都是我不愿意失去的;但是在这时候,我必须尽全力保住母亲——我不能再失去母亲,她是我生命的依靠和支柱。

雪上加霜

天黑了,我们全家老小默默地围坐在铺满麦草的地上,没有点灯,也没有人说话,等待着未知的命运。

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哭声。我们又仔细听了听。

“是咱婶子,八成咱叔不行了。听说早几天叫人家斗得很厉害,还吐了血,”嫂子说。

像是一声命令,母亲立刻起身,顺手拿起一把烧纸,领着大哥、嫂子、二哥和我一起去了叔叔家。果然不出嫂子所料,婶子正在叔叔床前“我的爹啊我的娘”地哭,看见这个情况,母亲也坐到在叔叔床前跟着哭了起来:“我的兄弟啊,我的好兄弟……你咋该走的?……亲弟兄两个一个头(一)天(走),一个第(二)天(走)……”边哭便点燃手里的烧纸。

我们一起哭了好一阵,婶子说:“家里……啥也没有,怎么下地啊?你爷爷的棺材谁也不能用,他自己不知道哪一天……”

我未等到叔父下葬就回校了,只知道母亲后来多次哽咽着重复那句话:“亲弟兄两个一个头(一)天(走),一个第(二)天(走),一个睡橱柜,一个睡门板,我一辈子的挖屈啊……”43年后的2003年清明节,我回家重筑祖坟准备立碑时,王作军告诉我,叔父下葬使用的确实是一块门板,尸体上盖了一张芦席。

叔父那年52岁,在第二生产队的饲养组里养牛。那时候,牛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养牛这个活也不是一般人能干得好的。首先,因为牛草里要掺粮食做的料,所以饲养组的人一定要老实可靠,不至于偷牛料。牛下地了,饲养员要出牛粪,打扫牛圈,把牛草用铡刀铡碎并淘洗干净,以便牛干完活回来就能吃上草。“牛不吃夜草不肥,马不吃夜草不跑”,夜里还要给牛加餐喂草。晚上饲养员必须与牛为伴,睡在充满牛粪味的牛屋里。叔父是村里有名的老实人,平素寡言少语,干活又不惜力气,没有比叔父更令人放心、更适合当饲养员的了。

为何像叔父这样让人放心的人还会遭到不幸的呢?村干部把村里的人都斗遍了,也没搜出粮食来,忽然想到叔父:在喂牛前淘洗麦草、豆秸,偶尔会淘出麦粒、黄豆来,因而他们断定这么多年来一直担任饲养员的叔父家里一定有粮食,要逼他交出粮食来。叔父哪里交得出?就免不了遭批斗,批斗中被推拉扭打。据嫂子说,叔父被人推搡倒地,立时就吐了血。像叔父这样的老实人,受不了这样的气。父亲的自缢对叔父是雪上加霜,加速了他辞世。

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嫂子说:“咱爷爷眼看着不行了,你能到大伙房里给他要点吃的不?”我拿起一个盛面的葫芦瓢,走到生产队的伙房里。几个炊事员正忙着准备全队的早饭,这里有和我家关系最好的二婶。我像一个乞讨的孩子似的伸出手里的瓢说:“俺叔昨晚上死了,我爷爷也快不行了。能不能给我爷爷点糁子,叫我婶子给爷爷烧碗糊涂(稀饭)喝?”

二婶看了看我,又回头用征求意见的眼光看了看食堂会计王念昌。王念昌说了声:“给他称点儿吧。”

二婶挖了一满碗糁子,放在秤盘上称了称,然后倒在我的瓢里。我领到了可以救爷爷生命的东西,很快地走到爷爷住的小屋里。

爷爷和衣躺在床上,身子倚靠着墙。他的眼睛全被眼屎糊住,随着喘气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爷爷虽年事已高,却没有任何疾病,前几年还在晚上跑到十几里外的地方看戏,五个星期的饥饿已经使得他卧床不起了。

我走到他面前,喊了声:“爷爷……”

爷爷没有听出我的声音。他的身边已经很久没有人了,他从山东老家带来的两个儿子已经分别于前天和昨天先他而去,他的心里该是怎样的痛苦!他努力想看看我,却没有睁开眼,用颤巍巍的喉音问:“你……是谁?”

“是我,三儿。”

他似乎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只从嘶哑的喉咙里挤出“噢”的一声。

婶母还一个人呆坐在停放着叔父尸体的床旁。我把那一瓢糁子交给婶子。

这是我给爷爷尽的最后一次孝、也是唯一一次孝。我当时还未成人,不仅不能用自己力气挣钱给他买点吃的,就是自己一口一口省下的窝窝头,我也只能留给母亲一个人。

几十年来我曾无数次苦苦地思索着父亲的死因。他何以能毅然地舍弃我们?他嗷嗷待哺的孙子孙女,他未成年的儿子和曾让他经常生气的憨儿子(我的二哥),还有他奄奄一息的老父亲?他应该知道母亲是没有能力领着全家度过这个凶年的。

痛定思痛

在埋葬了父亲的当天晚上,我曾经问过母亲父亲为什么会上吊?因为接着去料理叔父的事了,母亲没有来得及给我说。后来我得知,父亲早就不想活了。他多次对大婶说:这样活著有啥意思?不如死了。他总是说:“眼一闭,啥也不管了。死了也不用三寸板,用一张箔一卷,拉到南门外高头底下挖个坑埋了就算了。”想不到父亲的话竟成了谶言。

不久,也就在父亲自杀前半个月的样子,嫂子早上起来到锅屋里抱柴禾,一眼看见父亲正站在锅台上往房梁上挂绳子,嫂子上去抱住父亲的腿,大声哭道:“大大,大大,你不能死……大大,你怎么能舍得我们老少娘们?大大,我的好大大……”

父亲从锅台上下来,嫂子赶忙跪倒在他面前,连声喊:“大大,我的好大大,求求你,你可不能撇下我们不管……”

嫂子的哭声把全家都惊起来了,母亲、二哥和和不懂事的侄儿、侄女,全家都过来了,一起跪在父亲面前,全家哭作一团。最后,父亲一个个把孩子们从地上拉起来,泣不成声地说:“起来吧,乖乖,我不死了,我陪着你们……”

大家都信了父亲的话,他以后也没有再说“不想活”的话,全家都以为他不会寻死了,以为他会带着全家往前熬。一家人重新以一种积极的态度过日子,母亲便带着侄子去了舅舅家,据说那里地里还能捡到红芋根。

在那些日子里,父亲经常被小侄女的哭声搅得心神不宁。一听到小侄女的哭声,他就睡立不安,在嫂子的住房门口来回走,然后问:“小闺女咋老哭?是饿的吧?”

“不是,大大,你睡吧,”嫂子这样安慰父亲。

小侄女的哭声常常持续一夜,父亲也就一夜一夜地在院子里来回转。他在受着煎熬,在心里进行着艰难而痛苦的生与死的斗争。后来在说到父亲的死因时,母亲多次说过:“要不是那小闺女,你大大不会走那条路的。”

应该说,小侄女的哭声是促使父亲最终决定终结自己生命的重要原因:他不忍心眼睁睁看着自己嗷嗷待哺的孙女,还有年过八旬奄奄一息的老父亲都活活饿死,都拖延而屈辱地死去。

过去农村里流行着“饿死不作贼”的俗话,但在那个年成,人人都突破了这个道德底线,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为了活命,家家户户都在偷。用社员的顺口溜说:社员偷地里的,队长偷场上的,连长偷仓库里的,整个农村形成了一个“偷”的链条。生产队长赵子科说,除了朱敦宣外,整个第四队的人没有一个不偷的。但不久朱敦宣也在偷庄稼时被赵子科逮了个正着!

聪明人的偷窃还有点“技术含量”。有一阵子,食堂里凭票发馍。当时的“票”也极简单,就是一个盖了会计私章的白纸条。时间长了,张会计发现一名姓唐的社员每次领的馍都比别人多,他把食堂回收的“票”仔细一数,发现比发出的“票”多出很多。张会计便对这位唐姓社员进行逼问。唐招了,并拿出了自己埋在茄子地里的偷刻的张会计的私章。张愤怒至极,让唐脱下褂子跪倒,拿起一块劈柴,照着唐的脊梁狠狠地抽打。不大会,唐的后背变得血肉模糊,鲜血顺着一滴一滴往下流。

那年,我的妻叔在外边教书,妻婶一个妇女带着四个孩子在家,最小的孩子才只有两三岁。当时几个孩子被饿得半死,脖子已经挑不住脑袋,天天在屋里躺着昏睡,如果没有人叫他们,他们可能就从此不再醒来。妻婶不忍心看着孩子饿死,大著胆子出去偷。有一天晚上偷了半麻袋地瓜(一种像黄瓜但比黄瓜大得多的瓜类)回来,把孩子喊醒,掰断分给孩子吃。她描述当时的心情说:“一开始我很害怕,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在偷,到地里一看,满地都是偷瓜的,谁也不怕谁,以后再偷胆子就大了。”后来她也被弄到大队去斗。斗就斗吧,斗过还得去偷。

偷,还是不偷?

二OO六年秋天,我采访刘以臣叔,称赞他89岁的高龄还每天下地。刘以臣叔自豪地说:“我一辈子行好,不做亏心事,吃得香,睡得着。但是那几年我孬了,我偷东西了,天天晚上出去偷,只要是好吃的,什么都偷——我不能眼看着一家子人饿死。”他还向我叙述了发生在当年的一件事:刘以臣叔当时在队里担任饲养员。有一天,不知哪个村子的一只牛犊跑到他们的牛屋里。几个饲养员一商量,把小牛犊宰了,美美地吃了一顿之后还各自往家带了一点小牛肉。但不久东窗事发,队干部要斗他们。为了逃避斗争,几个饲养员统统逃往他乡。刘以臣叔在东北过了好几年,直到反“五风三害”之后,当年的干部都被整下去了,他才敢回到家里来。崔庭芳也和他们一起偷吃了牛肉,后来又偷了油,被工作队打了28鞋底。但是,他活过来了。

“别人家都是大人养活孩子,我们家是孩子养活大人,”现为厅级干部的妻弟回忆当年时说。岳父念过私塾,孔孟的书读了不少,虽当时已被饿得肚子肿了起来,也断不愿偷;岳母有残疾,自不能偷;上面还有六七十岁的奶奶,全家处在鬼门关口。我的妻子虽为老大,但正在学校读书,救活全家的使命便自然地落在只有八岁的妻弟身上。我的妻弟不辱使命,他白天假装玩耍四处溜达踩点,晚上偷偷摸摸出去,不大会总满载而归,或是红芋,或是南瓜、地瓜,有一次竟然弄了半口袋粮食回来!一天晚上,他爬到地里摸到个瓜,但摘掉后发现这是一个留作种子的大冬瓜,他根本弄不动它。想了一会,他把裤腰带解下来撕成两半,接起来把冬瓜拴上,系在腰里,然后匍匐着往家爬,拖着冬瓜在后面滚。他累得出了一身大汗,但到底有大收获:全家人吃了两天!

还有一天,他在干涸的坑里挖野菜,竟然发现了两小口袋黄豆!他赶紧抱起一口袋放在粪箕里,用草盖上挎回家。他想晚上再把那一口袋也弄回来。可是,等他天黑后再找到那个地方时,那一口袋黄豆已经不见了。

摩西十诫之一是不准偷盗。但在那个时候,一些高级知识份子也违了这个诫。经济学家顾准被打成“右派”后,下放河南商城监督劳动。在《商城日记》里,他毫不讳言自己为了果腹而偷吃萝卜。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里说道:在夹边沟农场,对于苟且偷生的右派,偷盗是“自然而然”之举。

然而我们这个农民家庭却连这个最浅显的生存之道也不懂,全家人一直迂腐地恪守着这条人生准则,没有一个人会偷。父亲一辈子老实忠厚,谨小慎微,奉公守法,不愿到老了反倒落个“偷盗”的名义而被斗。二哥可能是在学校受过教育的原因,也不会偷。母亲和嫂子更不是那种“有本事”的人,全家人只有呆在家里饿以待毙。  父亲眼睁睁地看着邻居一个接一个、一家接一家地死去,皮子大爷死了,唐占廷死了,何香林一家弟兄俩个死了,王成贤一家娘两个死了,杨文彬死了,杨文栋死了,唐朝丰七、八岁的儿子也饿死了……

拴个老虎也看不住

杨文彬临死的头一天晚上,呻吟了一夜,断断续续地对两个儿子和两个儿媳妇重复着同一个要求:“你……你们能给我烧……烧碗汤喝吗?给……给我一个糁……糁子窝……窝窝吃吧……”可那个时候,家里用什么给老人烧汤呢?不要说米面,连一棵野菜也没有。食堂里倒是有糁子、淀粉,可人家给不给呢?再说那是夜里,管伙的和炊事员都早回家睡觉了,找谁要去?第二天天麻麻亮,大儿子杨善运端着个面瓢找到食堂的时候,大门还没开。他双手抱着膀子守着面瓢蹲在门口等了好一会,管伙会计王念昌来了。杨善运把老父亲在家里嚎叫了一夜的话对他说了,王念昌还是不错,把糁子、淀粉和野菜几样东西搭配着给了他大半瓢。当杨善运高高兴兴地端着救命的食粮回到家的时候,老父亲已经断气了。可怜老人家念了一夜,没来得及吃上糁子窝窝、喝上汤就匆匆地上了黄泉路。一家老小面对着死去的老人,连哭的力气也没有。最后,儿媳妇用从食堂要来的东西贴了几个饼子,全家人吃了这几个饼子,才对老人哭了一阵,送到地里埋了。

我那不满周岁的小侄女每天一夜哭到天亮,父亲又眼见得自己八十多岁的老父亲一天不如一天,而村干部还在继续打人骂人斗群众逼粮食——他实在看不到一点点生的希望。

父亲当队长时,村里的头面人物如村长唐朝敬、欧儒存等经常到我家里来和父亲商量村里的事,他们都很尊敬地称呼父亲“传先哥”。后来,父亲不当队长了,还受着村干部的尊敬,并继续担任村里粮食保管员的要职。到了一九六〇年,村里已没有什么粮食,干部便让他看管红芋育苗床。那时看管红芋育苗床比当粮食保管员更难。被饥饿逼疯了的饥民,把红芋育苗床当成最好的目标,冒着挨打、被斗的风险,想尽一切办法去偷。用刘以臣婶子的话说:“你拴个老虎也看不住。”所以尽管父亲尽心尽意地看管,常常夜里不敢合眼,苗床里的育种红芋还是日渐减少。父亲曾向队长提出辞去这个看管员的职务,但队长不准,因为除了父亲他实在找不到更放心的人。这在父亲是个很大的压力:红芋在减少,父亲又抓不住偷红芋的人,别人就会自然地怀疑是父亲自己在监守自盗。说你自己没偷,有谁信呢?跟谁去说呢?父亲胆小,想不开,背着沉重的思想负担。终于有一天,赵子科队长发话了:“要是再抓不住偷红芋的人,就是你自己偷的!”许多人都是一边挨斗一边再偷,抓住了就挨斗,抓不住我就吃,所以这些人不会饿死,当然更不会去自杀。然而父亲则不然。他虽不能像老舍先生那样在投水自杀前说出“士可杀而不可辱”的豪言,却一样不愿意让别人往自己一世清白的身上泼脏水,所以,就这么一句话足以使父亲最终作出死的决定。

“哀莫大于心死”。学者们对自杀的研究表明:自杀的人实际上心理上早已经死了,彻底绝望了,自杀只是消灭身体而已。而且,根据他们的研究结果,百分之四十六的自杀者从自杀动机的产生到实施只有五分钟的时间。所以,从理论上看来,父亲的自杀是不可避免的了。

学者们对自杀的研究还说:自杀都是有先兆的。如果别人得知这一先兆后及时与之沟通、交流,大部分自杀是可以中止的。

父亲为什么自杀?

那一天天早晨,父亲醒得很早(他应该是这一夜都未睡着),对二哥说:“咱家的土地证和合作社股份证放在一个木盒里。”

二哥“嗯”了一声。

“木盒藏在堂屋东山的墙洞里。”

二哥又“嗯”了一声。

这分明是父亲在做身后的交代,是重要的先兆。以二哥当时的心理状况,他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更不会及时与之沟通、交流,那么,父亲的自杀行为就没有人去中止。

二哥醒来发现不见了父亲,有点心慌。他去问嫂子:“咱大大到哪里去了?”

嫂子一听更加害怕:“不在屋里吗?”

“不在。”

嫂子更慌了:“红芋床子那里呢?”

“我去找过了,也没有。”

“他没给你说啥吗?”

“他对我说股份证和土地证都放在那个木盒子里。”

一种不祥的恐惧倏地袭上嫂子的心头,嫂子一骨碌从床上下来,急忙跑到锅屋,一眼看见父亲正吊在房梁上。

嫂子慌了神,赶忙大喊:“快来人啊,俺大大上吊了!”

听到喊声,住在我家堂屋西间的李乐斌第一个冲进锅屋,他跳上锅台,拿起菜刀,一把割断了房梁上的绳子,陆陆续续到达的人们慌忙找来棉衣棉被,把父亲的鼻子、嘴和下身全部捂紧,然后李乐斌爬到房顶上,用笤帚把敲打着簸箕,大声喊道:“传先大爷……回来啊!传先大爷……回来啊!……回来啊,传先大爷……”

然而父亲终究没有回来,他走了,永久地走了。

邻村的惨剧

盼星星,盼月亮,好容易熬到麦子黄了。然而,当麦子成熟的时候,安徽省固镇县孟庙村的麦子却无人收割——这个村子的社员们已全部被饿死。我爱人王彩霞的老师王衢生带领宿县师范的学生来到这里帮助午收。当他们到达这个村子的时候,但见墙倒屋塌,满目疮痍,荒草从倒塌的房子下面窜出来,长到一人多高。他们满村子寻找,竟然找不到一个人,也找不到一口可以做饭的锅。最后,他们在村边庄稼地的麦垄里,发现一个苟延残喘的老太太。他们扶着老太太来到村里,老太太把自己原来用的锅借给他们。

学生们用这只锅做了饭,可是第二顿的饭做好了却没有人愿意吃。王衢生老师很是纳闷。一个学生偷偷地告诉他:他们听老太太说,她之所以能幸存下来,是因为她用这口锅煮过两个死孩子吃。后来,连死孩子也找不着了,她就钻到麦垄里吃麦苗,吃未成熟的麦子,活到了今天。当他们一个星期后回校时,那个唯一幸存的老太太也断了气。

彭捷老师告诉我,他的一位远门的爷爷饿死后被草葬入地,老翁的侄子夜间偷偷把他的尸体弄回家,扒下他的棉袍,随手搭在屋梁上,然后把老翁拆散放在大锅里煮而食之,还将没有吃完的肉卖给了邻居。有人怀疑,把情况偷偷地告诉了老翁的女儿。老翁的女儿听说后,回娘家探听情况。走进堂兄家的门,她一眼看见屋梁上搭着父亲的棉袍;掀开锅盖,锅里还残存着几根大骨头。女儿顿时一切都明白了。她气昏了头,愤愤地瞪着堂兄,骂了一句很不得体的脏话:“你这个千刀万剐的,什么鸟东西都能吃!老天爷有眼五雷轰你!”

店里大叔朱楼的本家侄子李守常小收成哥一两岁,当年20岁左右。1960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守常拿着几毛钱去唐寨街上买吃的,然而他走到离街还只有里把路的地方倒下了,从此再也没有爬起来。他在那里暴尸两三天,路人无人问津。家里人几天不见踪影,正在焦急,听说唐寨街东头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死人,他们赶忙跑去看,果然死者就是他们的亲人!


转自:《二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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