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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之歌

--音乐家李鹰航传

作者:曾芸

目录:

引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尾声
李鹰航生平大事记
李鹰航主要音乐作品目录注

《民间历史》编辑注:

李鹰航(原名李英堂),著名歌曲《拉骆驼》的创作者,为三十年代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生,是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吕骥、向隅等在窑洞中培养的一批红色音乐家中的一个,曾经被冼星海赞为延安“三弦王”,在陕甘宁边区群英大会上佩戴甲等文教模范光荣花,为中共“七大”而创作大合唱《中国共产党颂》,谱写出名曲《拉骆驼》,为中国苏区第一部影片《民主东北》谱曲配乐。李鹰航曾任东北文教工作队队长,对东北解放军占领区音乐创作、演出产生过相当影响,参与创建中国音乐家协会广东分会,任首任主席及党组书记。1958年,任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的李鹰航,因向领导提了些工作上的意见,被打成“右派分子”,成了广东文艺界“反革命右派集团”的为首者,二十多年后平反。

下面是作者曾芸采访李鹰航后,记录的他从延安到东北的经历(略有删节)

本书章节摘要

第三章

延安,这座黄土高原上的古城有着悠久的历史。被中华民族尊为“三皇”之一的轩辕黄帝的陵墓就在延安地区黄陵县桥山之巅。

延安始建于一千三百多年前。书载,延安原是“五城、三山、二水绕城垣”。今五城大多已成旧迹,只剩下“府城”还保留古城风貌。它结构牢固,建筑雄伟,古老的城墙全为石砌,有东西南北四门,东门南门外各设一瓮城门。延安城东有清凉山,西南有凤凰山,南有嘉岭山。三座山环峙着延安城,是极好的天然屏障。延河和南川河环绕着这个塞上古城缓缓流过,给它增添了几分秀色。

李英堂等人初到延安,那雄浑的塞上古城风貌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别说与广州市相比,就是与台山县城相比,延安也显得太小了。然而,就是这个原本不太起眼的小地方却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青年。

1935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到达陕北,原有的陕北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巩固。1937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城。同年9月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

李英堂等人到达延安,即被安排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里住下。大部分初到延安的人都是在那里等候分配。

当时延安已有几所著名的学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还有刚刚创办的鲁迅艺术学院。

1938年2月,由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人发起,联名发出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的《创立缘起》。随后就成立“鲁艺”筹委会,委派老师,招收学员。同年4月10日,“鲁艺”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亲临盛会。“鲁艺”一成立就在全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不少报刊都报导了“鲁艺”的情况。由此吸引了一大批爱好文学艺术的青年奔赴延安求学。

李英堂一行四人来得正是时候,刚好“鲁艺”招收第二期学员。一大早,他们就直奔延安北门外,到“鲁艺”去报考。来到北门外的一条山沟里,有人告诉他们,“鲁艺”就在那里。他们想,哪里有学校?走近一看,山坡上有几排陕北特有的窑洞。还有好些人在忙着搬运木头砖石。一打听,那正是“鲁艺”,那些忙碌的人还是“鲁艺”的学生。简陋的校舍并没有影响他们的情绪。他们到延安是来求学,是来革命,是来抗日的,自然有吃苦的思想准备和决心。他们来到“鲁艺”政治处报名。填表时李英堂在姓名一栏中写了一个“李”字就停下来,他想了想,把“英堂”改为“鹰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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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在“鲁艺”的排球场上

同来的四个老乡中,李鹰航、甄伯蔚、叶林三人都报考音乐系,只有李凌报考美术系。因为李凌以前学过几年图案画,还出版过一本《美术字集》,曾经一度打算去日本留学,专攻图案。考试结果,四个人都如愿以偿。从此,他们开始了全新的学习生活。

 “鲁艺”的师生们过着半军事化的教学生活。作息时间、组织方式等基本模仿军队。但“鲁艺”毕竟是一所艺术学校,所以,它的氛围还是很艺术化,师生们的举止也特殊一些,与其它学校有显著的不同。可以说,“鲁艺”引领着当时延安的新潮流。

其时延安所有的机关、学校一律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供给制,吃、穿、用均由公家供给。主食主要是小米饭,菜几乎顿顿是盐水煮土豆、白菜汤或南瓜汤,基本上没有肉。在“鲁艺”内部,伙房还有大、中、小三种灶。院长吃小灶,教师和研究人员吃中灶,学生吃大灶,三者之间差别并不太大。住的是土窑洞:教师和研究人员大致上是一人一孔,学生则一般七八个人一孔窑洞。没有床板就在地上铺上稻草,席地而睡。1_1.jpg

图:每天早晨,都是这口大钟唤醒鲁艺的学员们

开始,李鹰航对艰苦的生活环境感到不习惯,他家虽然贫寒,条件也比这里好多了。有不少同学来自富裕的家庭,要适应这里的生活条件就更不容易了。可他们还是都挺过来了。使李鹰航最为苦恼的却是语言不通。“鲁艺”的学员来自五湖四海,各说自己的家乡话,自然难以交流。课堂上,老师讲的是带着方言口音的普通话,他又听不懂。这样,他在学习和与人交流沟通上遭遇到许多困难。后来他下决心学习普通话,课内学,课外学,一字一句地学,讨论的时候他也大胆地用带有浓重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发言。经过一段时间,他闯过了语言关。

当时,音乐系主任由吕骥担任,教员有向隅、唐荣枚、杜矢甲三人。

向隅教乐理、作曲、和声以及视唱练习等课程,还创作了《红缨枪》等许多歌曲,不久又创作了歌剧《农村曲》。唐荣枚、杜矢甲教声乐课。唐荣枚是一位很好的女中音,经常演唱外国歌曲,曾被誉为“延安的夜莺”。杜矢甲则是少有的男低音,已经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男低音歌唱家之一,《伏尔加纤夫曲》、俄罗斯作曲家穆索尔斯基根据歌德的诗配曲的《跳蚤之歌》,是他的保留节目。

系主任吕骥教授新音乐运动史和音乐概论。他讲课很有特色。当时,新音乐运动史从“左联”成立时算起,才四、五年功夫,但他却能很快地搜集整理资料并以新的观点系统地论述新音乐运动的起因、发展、特点和经验总结。吕骥也是一位作曲家,创作了清唱剧《凤凰涅槃》,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鲁迅艺术学院院歌》、《陕公校歌》等。同时,他还是一个出色的男高音,他的声音洪亮有力,深受同学们喜爱。

“鲁艺”音乐系,在课程设置上不同于一般音乐院校。首先,它开设了马列主义思想理论课。因为“鲁艺”的办学目的是为了培养文艺干部。其次开设了马列主义艺术理论课,如“艺术论”、“中国文艺运动史”等。这类课程是“鲁艺”独有的。各系还根据自己的专业特点开设各自的艺术理论课。另外,在音乐专业课的设置上与过去的音乐院校也不同。因为“鲁艺”的学员每期的学习时间短。第一、二期的学员基本上实行“三三制”,即学习三个月,实习三个月,再学习三个月。这样,课程就必须安排得十分精简。专业教材也有所增删,把民间音乐作为音乐教材的重要部分,此外还有苏联音乐和外国革命音乐。

“鲁艺”音乐系第一期的学员只有八个人,第二期的学员增至四十多人。但学员的音乐水平不一,有的对简谱还不很熟悉,有的曾经上过音乐专科学校或艺术专科学校,还有人曾认真地学过一种乐器。广东去的学员比较多,如李鹰航、梁寒光、甄伯蔚、叶林、杜芬、朱荣晖等人的音乐基础较好,还有一定特长。

李凌在美术系只呆了八天。当时的美术系条件有限,教学以木刻、版画为主,他无法学习图案画;而他对木刻、版画不感兴趣,于是要求转系。本来他也爱好音乐,几个台山中学的老同学又都在音乐系,自然就要求转到音乐系。在系主任吕骥的亲自考察下,发现李凌二胡拉得不错,笛子、洋琴、秦琴、唢呐等乐器都能摆弄,视唱、指挥也还行。吕骥十分满意,当即同意李凌转到音乐系。从此,李凌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

李鹰航在延安看的第一场大型戏剧是新歌剧《农村曲》。

那是“鲁艺”的师生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七周年及抗战一周年而创作演出的。《农村曲》的编剧是“鲁艺”编审委员会主任李伯钊。她是一位长征女战士,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曾是高尔基戏剧学校的校长,还是一位出色演员,歌唱得好,舞也跳得好,更创作过不少话剧、歌舞和歌剧等。作曲就是音乐系教员向隅。歌剧《农村曲》故事情节生动曲折,表演方式类似话剧但又以唱为主,音乐富有民歌风味,舞台布景逼真,很能吸引观众。

歌剧《农村曲》在延安连演二十多场,场场座无虚席,李鹰航是最热心的观众之一。他喜欢这部歌剧,尤其是爱听这部歌剧的音乐。向隅老师揉和中外歌剧和戏剧的表现形式,采用中国的民间音调,运用欧洲的作曲手法写就的这部音乐作品,使李鹰航耳目一新。

为了纪念著名音乐家聂耳,“鲁艺”的师生上演了聂耳作曲的歌剧《扬子江暴风雨》。李鹰航和几位台山学员都参加了演出,在剧中扮演搬运工人。过去在家乡台山,他们曾参加过这部歌剧的演出,剧中的歌曲都很熟悉,因此顺利地完成了演出。

1938年11月21日,那是李鹰航难以忘记的一天。那天,他亲眼目睹了日本飞机首次轰炸延安。2_1.jpg

图:1938年11月21日日本飞机轰炸过后的延安

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李鹰航进城去办事。从“鲁艺”所在地北门外到延安城只有一公里路。他走着走着忽然听见有人喊他,回头一看,是两个广东老乡老谭和老林,他俩都是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平日学习紧张,难得见面,这般巧遇三人都格外高兴,一边走一边天南地北地聊起来。他们走到光华书店,那是延安唯一的书店,里面挤满了买书、看书的人。老谭说要买书就进了书店,李鹰航和老林继续在街上边走边聊。

没多久,就听见头顶“嗡嗡”的叫声,抬头一看,天上有五、六架飞机从城南方向飞来。“不好啦!日本鬼子的飞机来了!”有人大声喊。接着,宝塔山上和城内的钟楼上的古钟同时敲响。那时延安没有高射炮,就连高射机关枪也没有,飞机来了只能躲避。大家都学过一些防空知识,知道什么地方更安全些,于是人们纷纷往城外跑。李鹰航也跟着众人向前跑。不一会,敌机已飞到头顶,来不及出城的人只能就地卧倒。炸弹一个个扔下来,延安城一片爆炸声、叫喊声。即使趴在地上,李鹰航也可以抬头看见飞机扔炸弹的方位,在西山上有几次爆炸声。他不由得担心起在光华书店里买书的老潭。轰炸之后,飞机走了。

李鹰航站起来,顾不上拍打身上的泥土,就往城西山上的窑洞跑去。跑到光华书店路口石牌楼前,看见石狮子旁边躺着那位刚刚分手的姓谭的老乡。李鹰航扑上前去,摇晃着他的身体,大声地呼唤他的名字“谭道求,谭道求”,可他再也不能答应了。为了抗日救国,他远离父母,跋山涉水来到延安求学,学业未成,壮志未酬,日本鬼子就把他杀害了。

这次轰炸,延安古城许多地方成了废墟,死四十一人,伤三百多人。


3xianxinghai.jpg 图:人民音乐家冼星海

1938年11月初,“鲁艺”的第二期快要结束时,著名的音乐家冼星海及其夫人钱韵玲搭乘着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送给毛泽东的汽车来到了延安,任教于“鲁艺”音乐系,并担任系主任。

出身于广东番禺一个贫苦船工家庭的冼星海,是一个遗腹子,出生之前父亲就去世了,怀孕的母亲只好去澳门做佣工,并在那里生下他,艰难抚养他长大。他从小爱好音乐,并表现出特殊天赋。1926年,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选修小提琴。1928年,入上海音乐专科音乐学校,学习小提琴、钢琴。1929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师从丹第(Vincent D'Indy)学提琴,1931年考入巴黎国立音乐学院,师从杜卡斯(Paul Dukas)学作曲理论与作曲。留学期间,他创作了《风》、《游子吟》、《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等十余首作品。1935年他回到祖国,积极投入抗战歌曲创作和救亡音乐活动,创作了大量群众歌曲。1936年他为进步影片《夜半歌声》、《青年进行曲》和《状志凌云》配乐;1937年为话剧《日出》、《雷雨》、《太平天国》作曲配乐。后他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二队,赴武汉与张曙一起负责开展救亡歌咏运动。他创作的许多歌曲都脍炙人口:《救国军歌》、《只怕不抵抗》、《游击军歌》、《黄河之恋》、《热血》、《夜半歌声》、《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等。

冼星海的到来,大大充实了音乐系的教学力量,使师生们欢欣鼓舞。他到校不久就投入工作,为第二期学员补开作曲、指挥等课,深受学员欢迎。

在“鲁艺”音乐系的学习十分紧张。李鹰航是个勤奋的学生。他白天认真听课,晚上坚持复习。他常常在豆大的油灯下,看书、整理笔记、思考问题。有时因为灯油不够,他就走出窑洞在月光下练习三弦。

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经济封锁,当时的延安物资短缺,乐器当然也不多了。歌剧《农村曲》首演时,乐队只有四种九件乐器。音乐系的乐器也很有限,只有一架风琴,几件老师或学员自己带来的小提琴、二胡、三弦、笛子、唢呐等,学员们得轮流练习弹奏。看到音乐系的乐器这么少,李鹰航总是后悔没有把自己的小号和小提琴带来。分配给李鹰航练习的是一把三弦。三弦他虽然会弹,但不精通。经过刻苦练习认真钻研,他不仅熟练地掌握了三弦的演奏技巧,而且还有新的创造。比如,为使三弦更能发挥其特殊的性能,他创造了“腰码”,并运用新的指法。这既便于演奏者掌握,也易于演奏多声部的乐曲和自由转调。

这一天,李鹰航正在教室里埋头弹三弦,恰巧刚到延安不几天的冼星海从门口经过,听见有人弹三弦,就停住脚步。他轻轻地走进去,站在李鹰航的背后,听了好一会儿,才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怎么学的三弦?”李鹰航抬起头来,正想回答,他又微笑着自我介绍:“我是冼星海。”

李鹰航马上站了起来,他想不到面前这位身材高大、精瘦的中年人就是他最崇敬的著名音乐家冼星海。李鹰航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冼老师”。李鹰航一开口,冼星海就听出是广东老乡,马上改说广东话,他们兴致勃勃地聊起来。冼星海还谈及他当年在广州学习、工作的情况。话语中流露出对家乡的思念。当冼星海得知三弦的弹奏技艺是李鹰航自己苦练、摸索出来的,十分赞许,并叫李鹰航有空就到他家去玩。

此后,李鹰航经常到冼星海住的窑洞去玩。也许是特别看重乡情,爱听乡音的缘故,冼星海也喜欢和几个广东学员一块聊天,一块演奏广东音乐。每逢节假日,李鹰航、梁寒光、李凌等几个广东籍的学员总要到冼星海家中做客。冼星海还常常亲自动手,做一盘有广东风味的番茄牛肉给大家打打牙祭。星海也时常谈起自己童年时的苦难,在北京、上海,还有法国学音乐的经历。课余时,星海家里几乎都挤满了学生。他给音乐系的学生讲课,常常下不了课,从课堂讲到家里,有时已经讲到深夜了,本来早就该休息了,但大家仍说不困,请求老师继续讲,冼星海就一直讲到天亮才作罢。没过几个小时,又该上当天的课了。

在第二期学员中,李鹰航的音乐基础算是比较好的,得益于感谢他小学、中学的几位音乐老师。他还自学过有关音乐理论、作曲等音乐书籍,又有较强的视唱能力,因而学起来较为轻松。他在课余就尽量阅读一切可能找到的有关音乐的书籍。当时,“鲁艺”的专业藏书很少,仅有的几本音乐理论书也都作为教材油印出来了。冼星海来延安时带了一些书,李鹰航经常到他家去借书。冼星海也常常给李鹰航、梁寒光、李焕之等个别辅导。

1938年年底,音乐系第二期学员毕业分配了。金紫光、海啸、王元方等许多同学奔赴前线。李鹰航、李凌等人留在“鲁艺”深造。那时,“鲁艺”成立了研究部,办了一个音乐研究班,以培养作曲人才和音乐理论人才。研究班由冼星海亲自主持并讲课,学员有李鹰航、梁寒光、李凌、李焕之、郗天风、沈亚选等七人,其中李鹰航学作曲,李凌则学音乐理论。他们这几人,加上第三期的部分有志于作曲和理论的学员如陈紫、时乐濛、庄映等,直接受到冼星海教诲,被称为冼星海在延安窑洞里培养出来的一批“红色音乐家”。1938年12月,李鹰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李鹰航在音乐研究班学习期间,还兼任教务处艺术指导科助教和演出工作。他们几个广东老乡还抽空演奏广东音乐。李鹰航弹三弦,李凌弹吉他,梁寒光拉小提琴。还有其他几个人,个个都熟悉一两样乐器。每逢晚会都少不了他们的节目。李鹰航弹三弦在延安出了名。冼星海创作的《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和歌剧《军民进行曲》等大型作品的首场演出,都是由李鹰航担任三弦伴奏。

在《黄河大合唱》中有一段《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朗诵歌曲。那是借鉴欧洲音乐的表现方式,演出时由一个人朗诵,乐队为他配乐。《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朗诵配乐是由三弦独奏来完成的,而弹三弦的就是李鹰航。冼星海之所以写这段乐曲,一方面是要用民族乐器来表现民族音乐的特色;另一方面,他也是看中李鹰航演奏三弦的音色和技巧。他还说过“李鹰航创造的三弦‘腰码’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并常常戏称李鹰航为“三弦王”。当冼星海写完《黄河之水天上来》这段乐曲后,他高兴地对李鹰航说;“这一段是从你的三弦演奏手法中得到启发写出来的。”

冼星海曾在《我怎样写〈黄河〉》中谈到《黄河之水天上来》:

《黄河之水天上来》是一首朗诵歌曲,我用三弦作伴奏,歌词的内容全用三弦表达出,不是大鼓的伴奏方法,也不是普通的京调伴奏方法。欧洲有一种歌词与伴奏独立的歌曲,由曲作者沃尔夫(Wolf)的提倡而完成。但中国歌曲用三弦来伴奏而表达歌词的内容,又可独立成一曲的,恐怕是第一次尝试。三弦的调子里,除了黄河的波浪澎湃声外,还有两个调蕴藏着:一个是《满江红》,一个是《义勇军进行曲》。但只有一点,而没用全曲(这是由于曲调组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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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延安“鲁艺”乐队

有一点可能需要说明的是:冼星海创作《黄河之水天上来》还受到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的限制,其时乐器缺少,他只能在现有乐器基础上作曲。配器是有什么用什么,口琴、笛子、风琴、二胡、小提琴、大提琴,有时甚至将锅盖、碗、茶缸等拿来当打击乐,那架大提琴竟是用煤油筒改制的。“鲁艺”音乐系第三期学员的时乐濛后来曾经说过:“《黄河》第一次在延安演出,这段的演奏者李鹰航会弹三弦,所以就使用三弦了。如果李鹰航有一支琵琶,这段的演奏一定会用琵琶的,因为琵琶的表现幅度比三弦要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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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冼星海亲自指挥“鲁艺”演唱《黄河大合唱》

为了这一段乐曲,他们在冼星海住的窑洞里进行过一次特殊排练。由冼星海指挥,由《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光未然朗诵,李鹰航用三弦伴奏。他们从黄昏一直排练到深夜。1939年4月13日,抗敌演剧三队在陕北公学大礼堂举行《黄河大合唱》的首演,由邬析零指挥。不久,“鲁艺”也排练了《黄河大合唱》,规模比抗敌演剧三队要宏大得多。合唱队由一百多人组成,乐队也很庞大,征集了延安几个文艺团体的乐器和乐手参加,并由冼星海亲自指挥。在5月11日举行的“鲁艺”建校一周年纪念音乐会上,正式公演《黄河大合唱》,获得成功。当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都观看了演出。演出完,掌声雷鸣,经久不息,毛泽东一边鼓掌,一边连说了三声“好”。同年7月,周恩来自重庆回延安,听了这部作品的演出后,为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这两次演出都由李鹰航担任《黄河之水天上来》那一段三弦独奏,他同时也参加了其它乐段的合奏。受到一致的好评。此后,《黄河大合唱》成为“鲁艺”的保留节目,在延安多次演出。

“鲁艺”的教学方针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员和学员都要进行创作和参加演出。学员们在学习期间就开始进行歌曲创作实习,并规定用一定的时间去工厂、机关、学校辅导歌咏活动。第一期的学员郑律成在校学习期间曾创作了著名歌曲《延安颂》。从1938年年底开始,李鹰航在两三年中分别以鹰航、方冬为笔名创作了几十首群众歌曲。其中有《七月进行曲》、《生产运动歌》、《铁匠谣》、《夜袭》等,《七月进行曲》是一首传唱很广泛的救亡歌曲,最早发表在延安的《歌曲半月刊》第五期(1941年7月16日出版),1957年6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战争歌曲选》中也收录了这首歌。

冼星海在“鲁艺”音乐系一年多时间里,李鹰航创作并经冼星海修改过的歌曲就有几十首之多。三十年代末,山西的一个出版社来信征集冼星海的作品,冼星海却热情地把李鹰航创作的三十多首歌曲稍作修改后一并推荐给出版社。1939年,李鹰航创作了一首民族器乐合奏曲《秋收》。这是他自己参加大生产运动的体验。冼星海对它评价很高。1940年,这首器乐曲在“鲁艺”的创作评奖中获得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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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延安的大生产运动

1939年上半年,李鹰航还为高阳编剧,夏静编舞的儿童歌舞剧《小小锄奸队》谱曲。它先后由边区抗战剧团、留守兵团烽火剧社等文艺团体在各根据地公演。有一次连续演出达七十多场。该剧在前方和后方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的唱段《牧歌》、《太阳出来红彤彤》也传唱一时。

1940年在延安召开边区文代会,1月8日,冼星海代表边区音协作了题为《边区的音乐运动》的报告,其中提到边区的音乐舞蹈创作时,高度赞扬了由女子大学、烽火剧团、抗战剧团、“鲁艺”实验剧团等文艺团体创作的“苗人舞”、“生产运动舞”、“烽火舞”、“保卫黄河舞”、“小小锄奸队舞”等作品,“都是反映着现阶段的需要,发挥着政治的作用的作品。”受到表彰的“小小锄奸队舞”就是指《小小锄奸队》一剧。

重庆出版的《新音乐》月刊也于1943年第五卷第二、三期连载了《小小锄奸队》全剧,并同时刊登了评论文章。文章称,与三十年代黎锦晖创作的儿童剧相比,《小小锄奸队》“是以新的面貌出现的儿童歌舞剧”,“是最可喜的”,它“对中国儿童歌舞剧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接着,李鹰航又创作了另一个多幕多场歌剧《治病》。《治病》由翟强编剧,以提倡卫生,破除迷信,反对敌特破坏活动为主要内容。李鹰航以民间音乐、陕北民歌、戏曲为素材,巧妙地采用了广东板腔、民歌衬腔、润腔,以及调式的转换与对比等群众熟悉的音乐语言和表现手法,抗战剧团曾连续演出该剧达七、八十场。烽火剧社以及其它军分区的宣传队都把《治病》作为保留节目,演遍陕甘宁边区。其中,《跳鞋歌》、《杜梨子树》等唱段在群众中广泛传唱,并被单独评为优秀抗战儿童歌曲。1941年,《治病》荣获延安“五·四”中国青年节奖金征文的音乐歌剧类乙等奖,得到奖金二十元。那次征文的奖金是中共中央领导人捐赠的,其中毛泽东捐三百元,周恩来、王稼祥各捐二百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好些演过《治病》的老演员李章、于真等和看过《治病》的老干部,至今还能随时哼上几段《治病》中的歌曲。据广东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冯明洋记述:当年主演《治病》的李长华(原延安“部艺”学员,“联政宣传队”队员,后任广州军区文化部副部长),在五十五年后竟然能一字不漏、一音不差地将全剧和全曲从头到尾地诵唱记录出来,并亲自整理出剧本和曲谱综合本。1942年他创作了另一部儿童歌舞剧《打狗》,演出后也得到好评。

李鹰航在数十年音乐创作生涯中他还为少年儿童谱写过许多歌曲。

1939年冬,李鹰航借调到抗战剧团,任务是指导合唱,训练乐队。恰巧,此时抗战剧团接到要去陇东军分区巡回演出并体验生活的任务。他向陕北老乡学习民间音乐,收集、记录了许多民歌、民乐和秦腔。抗战剧团从陇东回到延安,李鹰航三个月的借调也期满了。他带着几本记满音乐素材的笔记本回到了“鲁艺”。广泛流传的《拥军花鼓》的曲调是李鹰航从民间收集回来的陕北民歌《打黄羊》,经“鲁艺”师生改编、加工,填上新词而成为了一首新民歌。

李鹰航也向自己周围的人学习民间音乐。他向湖北人学湖北民歌,向湖南人讨教花鼓戏,向河南人学豫剧,与江苏人谈论评弹。不出延安,他就收集到许多各地的民歌、民乐。他和冼星海多次到当时的敌工部,请在那里工作的日本朋友唱日本民歌,讲日本民俗风情。

就在李鹰航随同抗战剧团下乡的那段时间里,冼星海正在作去苏联的准备。1940年初,抗战剧团在陕西省户县为当地军民作慰问演出时,李鹰航收到了冼星海在离开延安去苏联前夕写来的一封信。冼星海叮嘱李鹰航,将收集到的民歌、民乐抄一份交韵玲同志(冼星海夫人)寄给他。最后,他还表示,会寄些书籍、乐谱给李鹰航。信的末尾,冼星海郑重地写下“后会有期”四个大字。谁能料到,这封信竟成了冼星海给李鹰航的诀别书。

1940年5月,冼星海起程去苏联,为电影《延安与八路军》配乐。于当年11月中旬辗转抵达莫斯科。次年6月,德国法西斯军队进攻苏联。他绕道意图回国,结果被困在如今的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拉木图两年半。他在贫困中患病,无条件就医而病情日益加重,后转赴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就医。但病势沉重,冼星海于1945年10月30日病逝,享年仅四十岁。

第四章

1940年初,李鹰航被任命为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烽火剧社艺术指导,帮助剧社排练他自己创作的儿童歌舞剧《小小锄奸队》、歌剧《治病》、器乐合奏曲《秋收》等节目。1941年春,李鹰航正式从“鲁艺”调往烽火剧社。

烽火剧社正式成立于1938年。成立之初,剧社是没有乐队建制的。只有两把旧口琴,一支破笛子,一把板胡,一把京胡。剧社到部队、农村演出时没有锣鼓,只好敲打铜脸盆以助声势。不久,八路军留守兵团的首长指示要建立一支专业乐队。1938年8月,剧社组建乐队,由朱仲一任队长。10月,剧社的社长高波奉命去西安采购乐器。他买回了锣、镲、板胡、高胡、笛子等十几件乐器。乐手们高兴得抱着新乐器不放手,连晚上睡觉也搂着,行军时,他们用被单把乐器包裹得严严实实,以防雨淋日晒,也可避免上山下坡时摔坏碰坏。

1939年初,烽火剧社的专业乐队正式建成。乐手有十几个人,乐器也有十几件。乐队的乐器多为中乐器,缺少低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李鹰航和乐队的队员们自己动手,制作了中音、低音三弦和中音、低音二胡。把三弦、二胡等民族乐器组成高、中、低音的家族群,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它们的表现力。在李鹰航的悉心指导下,乐队又陆续增加了小提琴、手风琴、风琴等西洋乐器,扩大了音量,增加了色彩。

1943年冬,周恩来从国统区回来,带给乐队一把据说是被国民党军队的关卡检查人员砸碎的意大利小提琴。牛纯仁、董元青、朱仲一等队员精心用胶水把破碎的琴板一块一块地粘贴起来。朱仲一拿起琴试拉了一下,琴声还挺不错。乐队原本就有一把日本铃木小提琴,是1939年初由前线部队送给剧社的战利品。后来,那把来之不易的意大利小提琴由朱仲一使用,而日本铃木小提琴归李鹰航使用。

烽火剧社,先后改为部队艺术学校、部队文艺工作团、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简称“联政宣传队”)。改称“联政宣传队”之后,贺渌汀来到乐队工作,他带领大家自己动手,制作了中提琴和大提琴,使乐队的提琴族又有了相当平衡的中低声部。

在战争年代,音乐的主要活动方式是歌咏,物质条件逐步改善,尽管群众性的音乐活动还是以歌咏为主,器乐演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延安舞台上,延安音乐家也创作了不少器乐曲。在李鹰航指挥下,烽火剧社在延安演出过许多器乐作品。其中包括挖掘、改编的民间音乐,广东音乐,欧洲古典音乐作品和新创作的器乐曲。

有时在周末,中共中央领导人和中央军委首长欢聚一堂,总要指定烽火剧社乐队参加联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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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王家坪中央军委礼堂,烽火剧社经常在此演出

中央军委驻地王家坪有个果园,约有一亩地那样大。夏日,浓浓的树荫十分凉快,晚会常常在那里举行。朱德和叶剑英都喜欢音乐。有时他们伴着音乐起舞,有时他们也拿起乐器和乐队一起演奏。朱总司令打扬琴,叶总参谋长拉椰胡,李鹰航担任领奏和指挥。演奏的多是广东音乐的乐曲如《小桃红》、《旱天雷》、《雨打芭蕉》、《昭君怨》等曲,往往一曲接一曲地演奏,直至深夜才尽兴而散。

有时,还在毛泽东主席的家里举行小型音乐会。毛主席住在枣园,他家的窑洞比较大,两三个窑洞又都相通的,可以容得下乐队。乐队演奏时毛主席总是静静地听。1944年夏天,在王家坪的果园里,又一次举行了联欢晚会,招待从抗日前线来延安的各部队首长。新四军军长陈毅也出席了晚会。听了联政宣传队演奏,写下《夏夜由王家坪归杨家岭》一诗,记叙了晚会。诗中吟道:

笙歌余音依依送, 云眼星光闪闪飞。
延水波涛翻骇浪, 一灯藜杖送人归。
十里辉煌延市火, 数峰聚散陇头山。
廿年征战频回首, 诗意翻多此夜行。

李鹰航到延安已经两年了。他与陈晚柳惜别之时曾经相约:等到陈晚柳师范毕业,就到延安与李鹰航相会。1940年上半年,李鹰航给陈晚柳写了一封信,倾诉他的思念之情。他写道:“我南回,还是你北来?这个问题我反复考虑过,还是你来延安有利。你来延安参加革命,我们就可以一同在革命的道路上携手前进。我盼望你早日来延安相聚。”陈晚柳接到来信很快就决定去延安。那时国共合作,延安与外地的通讯联络顺畅。李鹰航收到陈晚柳回信,得知他的心上人正准备来延安,高兴得心花怒放。他当即赶去留守兵团司令部,向司令员肖劲光汇报。肖劲光立即与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联系。陈云表示,会安排在重庆接待陈晚柳。

1940年年底,陈晚柳告别了父母,只身奔赴重庆。一路上由于她不会说普通话而遇到许多麻烦,幸好得到不少广东老乡帮助,终于在1941年初到达重庆。她很快与周恩来的秘书张颖取得联系,被接到新华日报社,住了下来。此时,因“皖南事变”,重庆与延安的联络变得困难,通车也中断。陈晚柳走不了,就在新华日报社干临时工作,等待去延安的机会。

1941年4月,烽火剧社与“鲁艺”内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合并为部队艺术学校,简称“部艺”。原烽火剧社的骨干翟强、侣朋、李鹰航、梁寒光、王地子、庄焰等人留了下来当教员。其余的人既当学员,又承担剧社的演出任务。为了加强“部艺”的力量,还从“鲁艺”、“抗大”调来陈寒梅(陆地)、黄照、晏甬、马瑜、王震之、史行、谢力鸣等一大批干部担任“部艺”教职员。此外,还聘请“鲁艺”各专业的名家到“部艺”兼职。戏剧系的张庚、钟敬之;音乐系的吕骥、杜矢甲、任虹、向隅、李唤之、时乐濛;美术系的华君武、古元、王朝闻、陈叔亮等都到“部艺”兼过课。延安的著名文艺团体抗战剧团、民众剧团的专家也常到“部艺”来做专题讲座。“部艺”的学员还可以自由地去“鲁艺”旁听一些课程。如周扬的“艺术论”,周立波、何其芳的文学课,宋侃的“论党”等课程就有许多“部艺”的学员去旁听。“部艺”的师资力量雄厚,教学形式灵活多样,深受学员欢迎。“部艺”先后为留守兵团下属各旅宣传队、八路军炮兵团的怒吼剧社、边区保安司令部的边保剧团以及奋斗剧社、吕梁剧社、前线剧社、长城演剧队、战士剧社、星火剧社等单位培养了八百多名文艺骨干。

在“部艺”,李鹰航担任主任教员。1941年12月,原烽火剧社改为“部艺实验剧团”,他又兼任该团的作曲、指挥及演奏员。

李鹰航还致力于音乐研究工作。他是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和延安作曲者协会的会员。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的前身是民歌研究会。这个研究会是由李鹰航和“鲁艺”音乐系几个学员发起,并在吕骥老师的关心指导下于1939年3月成立于延安“鲁艺”。李鹰航曾担任该研究会的总务委员,并多次参加该协会组织的活动,到陕甘宁边区的各地去搜集民歌、民乐。这项活动也得到冼星海赞赏。延安作曲者协会于1942年2月成立,一年后更名为陕甘宁边区作曲者协会。李鹰航是最早的会员之一。

李鹰航既要教学又要搞创作和参加演出,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然热心于开展业余音乐活动。

1941年5月,边区音乐界协会与延安文化俱乐部联合举办了“星期音乐学校”。向隅任校长,李鹰航担任民乐的教学工作。后来,他还兼任过该校的负责人。这是一个业余音乐教育机构,校址就设在文化俱乐部内。学校利用星期天授课和练习,很受延安的音乐爱好者欢迎。不久,学员就发展到二百多人。同年6月,边区音乐协会与文化俱乐部还成立了不脱产的“延安乐队”。李鹰航参与了这个乐队的筹建、排练、演出等一系列工作。为了召集队员,延安乐队在《解放日报》刊登一则启事:“凡爱好音乐,熟识乐谱,擅长一种乐器,并自备乐器者,”均可参加“延安乐队”。不久,就招收了队员三十余名,有自备乐器十余件。后来,队员不断增多,乐器的数量种类也不断增加。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排练,就开始参加各种演出活动。1942年春节,延安乐队在文化俱乐部举行演奏会,受到观众赞赏。

1942年6月27日,“延安业余国乐社”在中央大礼堂宣告成立,并举行首场民族音乐演奏会。“国乐社”主要由各机关的民乐爱好者组成,大家一致推举李鹰航任社长。他们利用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集中排练。“国乐社”在延安多次举行演奏会,都受到欢迎。他们主要演奏民乐,许多是广东乐曲,如《小桃红》、《娱乐升平》、《雨打芭蕉》等。

李鹰航还在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兼课,教授器乐演奏、音乐创作和指导乐队。他在“鲁艺”工作时,就曾跟随冼星海到中国女子大学指导合唱和乐队,由冼星海负责合唱,李鹰航负责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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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延安露天戏剧演出的情景

延安原本是一座沉闷闭塞的高原古城。随着中共中央的进驻,它成了全中国革命中心。抗日歌声、革命歌声响彻古城。与此同时,延安的专业音乐工作者把注视热点转到民间音乐。他们四处采风,搜集陕甘宁边区的民歌、民乐以及地方戏曲,充实自己的音乐素养。

1943年“三·八”妇女节后,陈晚柳突然来到延安。当时延安正值“整风运动”,不让会客,陈晚柳住进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后,即被告知要耐心等待,暂不能与李鹰航见面。陈晚柳经过两年多艰难跋涉,跨过万水千山,终于来到她日夜思念的恋人身边,却又要她等待。她焦急万分,坐卧不安。当晚,招待所所长得知陈晚柳心事,勉强同意她去找李鹰航。第二天大清早,她一口气跑了三十余里路去桥儿沟,到“鲁艺”找李鹰航。谁知此时李鹰航早已调离“鲁艺”,去“部艺”工作了。“部艺”不在桥儿沟而在北门外,幸而她一进“鲁艺”大门,就遇上李鹰航的师母,冼星海夫人钱韵玲。钱韵玲得知陈晚柳是李鹰航未婚妻,刚从大后方来到延安,十分高兴,当即把陈晚柳领了进去,又是让座又是倒茶。然后,她详细地告诉前去“部艺”的路线。已是下午两点半,她告别了钱韵玲急忙地向着北门外走去。

那天晴空万里,正在窑洞读“整风文件”的李鹰航,忽然听见下排路口头一眼窑洞门外传来大胡子李实的呼唤:“鹰航,鹰航!有人找你!”李鹰航应了一声,放下文件走出门外,就见到身穿蓝色八路军干部服,头戴八路式军帽,脚蹬胶底黑布鞋的陈晚柳。两人见面,高兴得一时不知怎么好,想拥抱,又不好意思;想握手又很不习惯;互相笑着看着打量了好一会儿,才说出话来。李鹰航领着陈晚柳拾级而上,往居住的窑洞走去。

太阳西斜。陈晚柳跑了大半天,还没有吃午饭。李鹰航赶紧引她下山,到北门外大路旁一家小饭馆吃饭。饭后,他们俩顺着延河,踏着柔软的沙滩,朝着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的方向行进。他们终于重聚。李鹰航又送陈晚柳回到招待所,即挥手与她惜别,陈晚柳望着远去的李鹰航依依不舍。一个多月过去,李鹰航和陈晚柳老老实实地遵守“不许会客”的临时规定,未再会面,未曾通信。在这段时间里,李鹰航既忙于整风,又忙于创作以及“部艺”乐队的排练演出。他在延安这座巨大的革命熔炉里锻炼多年,树立革命理想,总认为应该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把个人的事情放在第二位。因此,李鹰航一直未曾认真考虑如何把陈晚柳接来“部艺”,陈晚柳独自在招待所里度日如年。

有一天,李鹰航忽然想起一件事。叶剑英总参谋长一直很关心他和陈晚柳的团聚。陈晚柳从广东出发后,还曾经亲笔给李鹰航写过一张便笺,告知陈晚柳已抵达重庆。后来,在一次晚会上,叶总对李鹰航说:“周副主席正在重庆向国民党政府交涉,说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有一批人员(包括陈晚柳)要到延安。要求国民党军队不要层层封锁,不要阻拦。”李鹰航就知道陈晚柳不久可到延安。

第二天,李鹰航去王家坪找到叶剑英:“叶总,我爱人陈晚柳来到延安了,现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叶总高兴地说:“好啊!把她接到‘部艺’去吧。我写个字条给你带到组织部去。”说着他掏出钢笔写了个字条,折叠好又在上边写下“交组织部王鹤寿同志收”。李鹰航到杨家岭组织部找了组织科长王鹤寿,再去招待所见了所长,就把陈晚柳接过“部艺”去了。

几天后,“部艺”有三对新人经组织批准结婚并准备举行集体婚礼,李鹰航与陈晚柳是其中的一对。“部艺”领导特意为此安排了会餐,同时准备开个晚会,热闹热闹。就在结婚那天上午,突然接到通知,下午全体人员要到八路军大礼堂去听报告。报告内容是动员开展“抢救运动”。下午听报告,晚饭后接着开斗争会,气氛骤然紧张。那时,已有一些人被认定是“特嫌”对象,斗争会就是要他们交待问题。斗争会一直持续到凌晨三、四点钟,接着还要开小组会。这样一来,不但会餐、晚会无法举行,就连集体婚礼也取消了。幸而,小组会一开始,领导就让那天结婚的三对新人先回去。李鹰航与陈晚柳相伴着回到窑洞,不久天就亮了。他俩就这样度过了新婚之夜。

康生等人搞的“抢救运动”,由于逼、供、信,造成不少冤假错案,伤害了许多人。中共党中央及时发出文件纠偏。到1945年,“抢救运动”中的错误才基本得到了纠正。

1944年12月,部队文艺工作团与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合并,组成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简称“联政宣传队”。李鹰航担任了宣传队演出科副科长。

1942年,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开展“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在会上两次讲话。这就是后来指导革命文艺工作者的纲领性文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与从当年井岗山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等时期起,就把文艺工作作为革命武器的思想和理念一脉相承的。把政治摆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形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问题——即中国的文艺和政治从此联系过于紧密,想分也难以分开,几十年后被后人形容为“文艺被政治捆绑成了夫妻”。如同中国的知识分子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地位,只能做依附于革命和工农阶级“皮”上的“毛”一样,文艺也在事实上失去了其本来应有的艺术独立性,成为只能为政治服务、诠释政治的工具,而且随时随地沦为被政治批判的对象,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当然,这是后话了。

当时,和其他延安文艺工作者一样,李鹰航认真地学习《讲话》,力图深刻领会《讲话》精神,为以后的创作、教学确定思想政治方向。在烽火剧社、部队文艺学校和“联政宣传队”那段时间,是李鹰航的音乐创作最活跃。1942年,李鹰航参加了四幕五场歌舞活报剧《保卫边区》的创作。该剧由谢力鸣、晏甬、侣朋、马瑜编导,乔振民、李鹰航、张林移作曲。《保卫边区》在结构上与众不同。它的前两幕是话剧,第三幕分上下场,为歌剧,第四幕是歌舞活报剧。李鹰航承担了第三幕中《开辟南泥湾》、《胜利秋收》两场的作曲任务。1943年1月,《保卫边区》由部队文艺学校在延安作首场演出,获得好评。这是部队文艺学校师生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创作演出的一部大型剧目。中央文委委员、诗人萧三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可喜的转变》一文,他评论说:“这是正面、积极地反映边区目前斗争与生活的优秀作品。”又说:“使艺术大众化,艺术真正面向工农兵,对这个目标往前迈了一大步,而且受到它应有的效果。使得观众和艺术工作者‘皆大欢喜’,都很感动……”

李鹰航还为“部艺”演出的话剧《李秀成之死》谱写了配乐。专门为一部话剧写配乐,在当时还不多见,加之他谱写的是民族器乐曲,恰到好处地抒发了人物的思想感情,烘托剧中的气氛,演出获得成功。配乐中有一段名为《封王》的民乐合奏,后来常常单独在晚会上演奏。李鹰航创作的器乐曲还有《诺蒙德多》、《前进曲》等,都受到观众欢迎。

陕北的农民喜欢秧歌。1943年春节,“鲁艺”的师生,延安其它单位的文艺工作者及各地区的群众纷纷组成了新秧歌队,走村串乡地演出,一时热闹非凡。

在新秧歌的基础上,延安又兴起秧歌剧。早期著名的秧歌剧有“鲁艺”集体创作,王大化、李波、路由编剧,路由词、安波曲,王大化和李波主演的《兄妹开荒》,西北文艺工作团创作、演出,由周而复、苏一平编剧的《牛永贵挂彩》等。

李鹰航也参与了秧歌剧创作。1944年,他创作的秧歌剧就有《婆熄纺线》、《劳动英雄王科》、《找菜地》、《贺保元得奖荣归》;1945年他又创作秧歌剧《义务兵》。这些秧歌剧反映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及其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有许多素材都是他们在下乡演出时收集的真人真事,再经提炼概括并配以经过艺术加工的民间曲调。每次演出,观众看到自己身边的人物和发生的事情在台上表演出来,兴致都特别高。

李鹰航创作的另一类的音乐作品是歌舞剧、活报剧或二者兼有的歌舞活报剧。如1943年作曲的《无敌红军》,1945年作曲的《组织起来》、《庆祝开辟第二战场》、《王福友和郭全》等。

李鹰航还谱写了不少群众歌曲。如《吹喇叭》、《黄河哨兵》、《人民的炮兵》、《我们是铁中钢》、《快乐的梢林》、《八路军和老百姓》、《采野果》、《跳鞋歌》、《抓汉奸》、《胜利的秋收》、《组织起来》、《盐场谣》、《快乐的家庭》、《送子当游击队》、《破除迷信》、《扛起锄头拿起枪》、《抗战八年》等等。这些歌曲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并广为传唱。

大型歌剧《三边风光》和大合唱《中国共产党颂》是这一时期李鹰航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他一生创作中的最重要作品。

《三边风光》这部四幕歌剧,是“联政宣传队” 赴“三边”(定边、延边、靖边)地区巡回演出期间创作的。编剧谢力鸣,作曲李鹰航,导演欧阳山尊。这部歌剧表现人民群众欢快的劳动,幸福的生活以及团结抗日的热情和力量,并有浓郁的塞上风情。

编剧谢力鸣毕业于“鲁艺”戏剧系,1942年从三五九旅调到“部艺”工作。他是编剧、导演的行家。1939年创作的歌剧《治病》由李鹰航作曲,翟强编剧,导演就是谢力鸣。李鹰航很喜欢谢力鸣的剧作。因为谢力鸣的作品富有节奏感,有利于情感发挥;而谢力鸣也欣赏李鹰航曲作的风格。所以他俩多次合作。

李鹰航为《三边风光》谱写的曲子优美动听。它那高亢嘹亮、开朗明快、苍劲挺拔,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主调中有时还透出几分苍郁,展现出高原风情和边塞画卷,歌颂他所理解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边”人民新生活。歌剧中一些歌曲非常上口,很快当地的老百姓都会唱、并流传甚广。其中最著名的是《拉骆驼》,迄今还在群众中广为传唱,成了新民歌。作曲家赋予曲子一种漠原色彩,辽阔、悠远、深沉,“三边”人民对新生活的热爱和信心又涌动其中。歌声很动人。

围绕着《拉骆驼》这首歌曲发生的故事也颇有趣味。

《三边风光》演出数年后,音乐家安波深入内蒙古民间采风时,听到老乡唱《拉骆驼》,觉得很有特色,就把这首歌也“搜集”回去。当时,他以为《拉骆驼》是一首内蒙民歌,于是,他把《拉骆驼》收编在他自己编辑的《内蒙民歌》中。随后,作曲家梁寒光据此编写了无伴奏合唱,使之成为民歌合唱曲的保留节目。接着,上海出版的《新音乐》月刊发表了它,很快它就传遍国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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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歌曲《拉骆驼》,见董均伦编选的《延安新歌选集》,烟台日报社1946年7月出版。收藏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

16laluotuo2.jpg《拉骆驼》一歌早就收入不少战争年代出版的歌曲集中。经“联政宣传队”演出后,各地团体翻印的油印本、歌片更是不计其数。只因战争年代,或交通不发达等造成的障碍,再加上那时也没有什么著作权、知识产权概念,还有人为的政治因素等等,使得许多会唱这首歌的人并不知道它的曲作者是谁。同样例子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还有很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拉骆驼》更是流传广泛。它先后被改编成二胡独奏曲、钢琴曲、弦乐四重奏、器乐合奏曲等各种音乐形式,经常出现在舞台上、广播里。《拉骆驼》一直作为海内外音乐表演或比赛的选用曲目,也是许多音乐院校独唱、合唱、二胡、钢琴等专业训练不可缺少的教材。几十年后,二胡曲《拉骆驼》还被评为中华音乐十大二胡金曲之一。由此可见,李鹰航的这一音乐作品扎根于黄土地,跨越时空流传,获得了不朽的生命力。音乐家安波、梁寒光等人为《拉骆驼》一曲的流传也付出辛勤的劳动。尤其是梁寒光等作曲家以他们自己的理解和个人作曲风格给它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但原作者李鹰航的创作构思和他的歌曲《拉骆驼》的音乐主旋律才是这些衍生音乐作品的灵魂与基础。

1944年春节期间,《三边风光》在定边地区为当地党政军领导和群众演出,受到热烈欢迎,后来在延安演出也大获成功。

歌剧《妯娌争光》也是一个著名的剧目。它本是《三边风光》中的第二场。它描写四个媳妇为了保卫边区,争着送自己的丈夫去参军。剧中人物富有个性,情节生动,语言风趣,颇具喜剧色彩,所以最受观众喜爱。这部歌剧曾得到周恩来的赞扬,并在他的建议下,将《妯娌争光》抽出单演,为到延安访问的美军观察组赫尔利少将等在延安党校作专场演出。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妯娌争光》一剧几乎演遍大半个中国,甚至广东省一些县市的文艺团体也上演过。据说,剧本曲谱是通过香港传过去的,可见该剧的影响之大,传播之广。

《军民一家》则是《三边风光》的第三场。主要描写军民之间的亲密关系。它后来也从中抽出,作为独幕歌剧演出。《军民一家》的影响虽不如《妯娌争光》那么大,但也在许多地方上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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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48年7月光华书店在东北出版的《妯娌争光》剧本

对于创作和首演《妯娌争光》、《军民一家》的“联政宣传队”来说,这两个剧目更是他们的保留节目,分别上演了几十场。多少年过去了,当年的导演欧阳山尊,演员李章、于真、李长华等注回忆起当时的演出盛况还激动得很,有的还当场哼起剧中的插曲。

大合唱《中国共产党颂》是李鹰航的力作之一。它创作于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它的词作者是当时“联政宣传部”部长兼“联政宣传队”队长、“七大”代表萧向荣。“七大”在开幕时就提出“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使他受到极大鼓舞,于是产生了歌颂中国共产党战斗历程的强烈愿望。他挥笔写成一首歌词,题为《歌唱中国共产党——献给党的“七大”》,即请李鹰航为其谱曲。李鹰航接到歌词马上朗诵起来,随即产生强烈共鸣,经过几天苦战,很快就谱写出全部乐曲。可以说,两位作者用澎湃激情写就的这部大合唱,也充分显示出两位共产党员对党的赤诚和热爱。

《中国共产党颂》的音乐风格既庄严雄伟,又有浓厚民族特色。全曲共分七部分,各部分之间有对比,有展开,紧凑连贯,一气呵成。曲作者具有驾驭庞大的合唱队和管弦乐队的能力,在大型综合性体裁的写作上充分显示了艺术才华。作品富有独创性,其音乐语言多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充满民歌韵味和军歌风度的曲调,同时,运用多变的节奏,色彩性的配器,丰富的和声,独特的复调表现手法。大合唱展现广阔的历史背景,诉说中华民族的深重苦难,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光辉战斗历程,洋溢人民群众对党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光明前途的向往。其中第五部分更集中,更强烈,更具概括性。因此曾从中抽出并以《歌唱中国共产党》为歌曲名称在民众中广为传唱。18songge.jpg

图:大合唱《中国共产党颂》,1945年作于延安,1948年10月修改于哈尔滨,东北文教工作队编,东北新华书店发行,共29页。图为该书封面照,现存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

大合唱《中国共产党颂》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在中央大礼堂作首次演出。全体中共中央领导人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七大”代表是它的第一批听众。大合唱由“联政宣传队”演唱,由李鹰航亲自指挥。演出时气氛热烈,掌声如潮。当唱到“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一段时,观众的掌声和着歌曲的节奏,把音乐会推向高潮。当李鹰航在台上挥动的指挥棒落下时,全场一片寂静,过了一会,便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台下的许多代表纷纷站起来,一边鼓掌一边欢呼,不少人还流下了激动的眼泪。看到这一切,多次谢幕的李鹰航的眼圈也湿润了。面对这一场成功的演出和满场激动而特殊的观众,李鹰航回忆时提到,自己当时深切感到:作为一名人民音乐家是多么光荣和自豪。

短短的几年时间,李鹰航就创作了许多大中型音乐作品。长时期以来,延安的文艺工作者都把自己能创作出好作品归功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的正确文艺方向,李鹰航本人也不例外。1945年1月13日,在陕甘宁边区群英会上,李鹰航名列金榜,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甲等文教模范。他与王大化、艾青、吴印咸、欧阳山尊、吴雪等著名艺术家、作家一同戴上了光荣花。他所在的单位“联政宣传队”也获得集体荣誉奖旗。

作为一位音乐家,李鹰航在延安享有很高知名度。他同时又是运动场上的一名健将。早年,他在广东台山中学受过较为严格的体育训练,是校排球队的主力队员,排球打得很棒,无论是发球、传球,他的技术都很精到,特别是扣球,又准又狠。在延安,从“鲁艺”到烽火剧社,再到“部艺”、“联政宣传队”,他既是排球队的主力队员又是教练。

第五章

1945年8月9 日晚上,“联政宣传队”还未休息,各窑洞都透出明亮的灯光。突然,从延河斜对面的清凉山上《解放日报》社方向传来一阵喊声,那是由几十个人齐声朝着“联政宣传队”驻地方向的呼叫。李鹰航和大家走出窑洞仔细倾听,原来对面喊的是:“日——本——投——降——了!”于是他们欢呼、跳跃,也高声呼喊:“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不久,“联政宣传队”接到电话,说新华通讯社收到“美联社”的电讯:“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消息得到证实。李鹰航和其他同志立即行动起来,准备上街游行。他们利用演戏的道具中的木棍和各人的棉被、棉衣、棉裤里的棉花做成一个个火把。他们排成四列纵队,高举火把,跳着秧歌出发了。队伍像一条舞动的火龙从延安北门进城,穿城出南门,来到南市场。大家兴高采烈,一边跳舞一边欢呼,热闹非凡。市场上的小商贩高兴得把货物免费送人。卖驴肉的,卖切糕的都大声叫喊:“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大家到我这儿来吃吧!不要钱!”不多时,大街小巷都挤满游行的人,延安城成了欢乐的海洋。据凌子风回忆:“通宿,山上都是歌声,都是火把,大伙兴奋极了。‘鲁艺’的人把周扬找来,大家托着他,举得很高,他也没办法,举着他游行。”注

连日来,“联政宣传队”的队员们都沉浸在欢乐之中。不久,他们接到一个新任务——上电台向全国广播。这是一件连想也没想过的新鲜事。1940年春天,从苏联返回延安的周恩来副主席带回一台广播发射机。很快,以周恩来为首成立了广播委员会,负责筹建延安第一座广播电台。广播电台隶属于新华社,又称新华社口播部。在距清凉山编辑部二十公里外的偏僻小山村王皮湾附近的半山腰,战士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凿出了两孔进深两丈多的大石洞,作电台的机房。当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首次播音成功,频率6000千周,呼号为“XNCR”。“X”是当时国际规定的中国无线电台呼号的英文字母,“NCR”是“New Chinese Radio”即“新中国广播”的英文缩写。由于设备简陋,无线电器材缺乏,播音时断时续。后来因广播发射机电子管失效,1943年1月电台停播。中共组织派出许多人在国统区、沦陷区,冒着危险,想方设法购置通讯器材。根据地的八路军缴获机器设备后,悉心保护,派出部队辗转千里护送到延安。

抗战胜利了,面临的新任务是夺取政权、建设一个新中国。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恢复播音。有了它,全国人民,主要是国统区人民就可以通过电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动员民众。

1945年9月初,新的蒸汽交流发电机、新的发射机配套设备组装完毕,新华广播电台自9月5日开播。广播的内容很多,有新闻、社论,还有文艺节目。而第一次文艺广播的任务就落在“联政宣传队”的肩上。当时没有录音设备,所有的稿件和文艺演唱节目全靠直播进行。所以,要求非常高,一定不能出错。

“联政宣传队”为广播准备了最出色的节目。贺渌汀将民歌《东方红》改编为混声合唱。原来的单一曲调变成了多声部,显得雄伟庄严,热情饱满。《游击队之歌》这首被人们唱了八年的抗日歌曲,此时在贺渌汀的亲自指挥下,大家唱得格外传神。梁寒光为抗战胜利创作了热烈、风趣、充满胜利喜悦的《欢庆胜利》一歌。李鹰航则创作了女声小合唱《争取民主》(荒草作词)。另外还有男声独唱,女声独唱,唱的都是由李鹰航作曲的《三边风光》中的选段。乐队还为广播演奏了广东音乐《小桃红》和贺渌汀作曲的《山中新生》、《森吉德玛》。

精心准备的这一组节目在成功演播之后,又给中央首长重演了一次。朱总司令一见他们就高兴地说:“刚才我已从广播里听到你们的歌声、乐曲声了。”不久,从大后方传来消息:“广播是成功的”,“他们听了觉得很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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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清凉山上的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办公室旧址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联政宣传队”开赴内战前线。为此,在枣园举行了一次联欢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接见了“联政宣传队”全体人员。毛泽东和朱德为宣传队题了词。毛泽东的题词是:“联政宣传队的同志们,团结一致,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朱德的题词是:“联政宣传队的同志们,上前线去,慰问英勇作战的前方将士。”

11月6日,“联政宣传队”的大部分人马从延安出发,奔赴东北前线。李鹰航的妻子陈晚柳抱着在延安出生的不满五个月的女儿也走在队伍里头。李鹰航跟在妻子后面,频频回首。从1938年到1945年,他在延安学习、工作了八个年头。这八年,他从二十二岁到二十九岁,他把青春献给了革命音乐事业。他是在延安的怀抱里成长起来的革命音乐家。队伍中许多同志都挥泪告别延安。他转身跟着队伍,大踏步地朝着东北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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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延安中央大礼堂内,这是中共的“七大”会址,也是大合唱《中国共产党颂》首次演出的地点。

“联政宣传队”行到绥德,即奉上级指示原地休整待命。“联政宣传队”就地做宣传工作:演出、创作、收集民歌及素材。

绥德当地有绥德分区文工团。该团成立于1944年3月,是由原民众剧团扩大而成,团员近七十人。文工团成立一年多,大部分时间都在农村巡回演出,为农民演出了许多好剧目,还自编自演了《挡粮》、《喂鸡》、《抬龙王》等深受观众欢迎的街头剧,其中《喂鸡》一剧曾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过。

绥德分区文工团的团员们见“联政宣传队”在此驻扎,高兴异常,因为来了许多他们早就仰慕的艺术家。他们立即前来请贺渌汀、李鹰航为之讲课。帮助、指导地方文艺团体是“联政宣传队”每到一地应尽的责任,贺渌汀、李鹰航自然一口答应。贺渌汀讲授和声学,李鹰航讲授民族乐器和指挥,满足了绥德分区文工团的团员们渴望学习的要求。

“联政宣传队” 的队员们分散到群众中去做宣传工作,了解情况。绥德是陕甘宁边区联系各根据地的枢纽,上前方回后方的人都得经过这里。特别是抗战后,上前方的部队、干部、学生络绎不绝,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从绥德经过,绥德的居民家家都得让出一定数量的房子给过往人员住宿,负担比较重。时间久了,群众产生了一些厌烦情绪。宣传队的队员们了解到这些素材后,决定从改善军民关系入手,重点突出部队对群众的感激之情,集体创作了一个小歌剧《军民互助》,由王向立、王焰、陈戈编剧,贺渌汀、李鹰航、张一鸣、彦克作曲,陈戈导演。

“联政宣传队”在元旦、春节期间组织了大型秧歌队为群众拜年,赶排了《王木匠进城》、《抓壮丁》、《霸王鞭》、《斗笠舞》等节目。特别是新创作排练的以绥德现实生活为背景的歌剧《军民互助》的演出,轰动了绥德全城。《军民互助》反映了军民鱼水情深的主题,博得了广大观众喜爱。群众看完戏后,纷纷订出公约,保证部队任何时候来都有住处。有的人家还腾出专房供部队专用,并提出“百住不烦”的口号。该剧受到“联政宣传部”萧向荣部长的表扬,后来一直演到东北各地,反响都很强烈。

1946年4月,“联政宣传队东进纵队”又继续向东北挺进。这支队伍过吕梁、穿太行,东渡黄河,从绥德走到临汾花了一个月。因为这支队伍的组成主要是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的干部和家属,还带有不少小孩,更有一些行动不便的人员如孕妇、病号等。仅“联政宣传队”就有三名孕妇:王影、于真和陈晚柳。

经过临汾城下,为了确保安全,上级调动了部队一个团,还动员了许多民兵,几乎把临汾城团团围住。出发前,大家往牲口的耳朵里灌了酒,这样牲口就不会喊叫了。当晚大雨如注,漆黑一片,队伍冒着大雨过临汾。陈晚柳抱着孩子骑在马上,李鹰航拉着马,深一脚、浅一脚地随着队伍急速地通过临汾城下。他一边走一边心中暗暗奇怪:队伍就在临汾城墙下走过,探照灯扫来扫去,不时地扫在队伍中,可城墙上的敌人却一点动静也没有。是下大雨敌人的哨兵偷懒?还是敌人见我们的部队包围了临汾而不敢轻举妄动?也许是我们在敌人内部安排有内线策应?鹰航百思不得其解。行军途中,也难容他细想。他紧随着前面的同志,很快闯过了临汾城,进入了安全地带。

队伍日夜兼程行军,但毕竟不能与正规部队相比,行军速度不是很快。平日行军,一般都是鹰航带着孩子骑马,晚柳和另两位孕妇一块步行,她们往往是最后才到宿营地。

有一天夜行军,鹰航掉队了。他挥起鞭子催马快走,谁知又把身后的人甩远了。黑暗之中,走到一条河边,他看不清前边是什么,只道白花花的是小路,一催马,马迈开大步往前行。谁知前边是河岸,马一失蹄把鹰航甩进了河里。鹰航虽倒在河里,可心里特明白,赶紧把手里的马缰绳松开,不然马也会被拉下河。幸好河水不深,也幸好孩子没带在身边,交给别的队员了。鹰航站起身来,向河岸边爬去。河岸很高,费了许久才上去,可两只鞋都陷在河中的泥沙里了。鹰航一身泥水地上了岸,找到马,后面的人也赶上来了,又接着往前走。

“联政宣传队东进纵队”经冀中至胶东,后又从烟台渡海北上入东北,一路上边行军、边工作、边演出。到了辽宁的庄河后转道辽东省省会安东(今辽宁省丹东市),再经朝鲜过牡丹江,于1946年9月10日抵达哈尔滨。前后行程历时五个多月。

在烟台渡海前,军服、军用品都上交,换上了老百姓的衣服,大家都编好了假身份,以防万一。鹰航换上身很破旧的衣服。讨论编假身份时,大家开玩笑说他是个伙伕,鹰航笑笑,默认了。乘上渔船,一股浓烈的鱼腥味扑面而来,不少人受不住立刻呕吐了。船开后,更多的人感到不适,呕吐不已。鹰航从小生长在海边,对于海的风浪自然不在话下。他没有呕吐,只是感到头皮发紧,也有些不好受。第二天晚上,突然发现了一艘美国军舰。大家忍着晕船的痛苦进入战备状态,按事先的规定把文件、笔记本抛入海里,各人都在心中默记编排好的假历史、假身份。为了减少暴露,船在深海中抛锚了。抛锚后船摇晃得更厉害,大部分人又呕吐了。只有几个人不晕船,可也很难受,但他们几个坚持着轮流监视着美国军舰。熬了一夜,美国军舰没发现他们的船,开走了。渔船终于顺利到达安东。

经过海上几天的颠簸,大家的身体都很弱,队领导决定在安东休整一下。正好陈晚柳临产在即,而另两位孕妇都是在行军途中已先生下了孩子。安东的地方首长莫文骅原是延安联防军政治部的主任,是李鹰航的老领导。他热情地挽留李鹰航留下帮助当地的白山艺术学校工作,同时也可使陈晚柳在安东顺利分娩。就李鹰航和陈晚柳的本意来说,他们当然愿意随大队一道前进。可李鹰航看着陈晚柳即将临盆的大肚子,浮肿的双腿,不由得心疼至极,这几个月的行军可苦了她了。虽说领导为鹰航全家安排了马匹,比起大部分徒步行军的队员们已是享受特别的照顾,但连续几个月的马上颠簸、徒步行军,对一名孕妇来说确实是太艰难了。况且前面路途遥远,随时都会有战事发生,更难保证医疗条件,万一……,鹰航不愿想下去了。为了晚柳和即将出世的孩子,也为了老领导的热情挽留,鹰航决定接受莫文骅的建议,借调到白山艺术学校三个月。征得“联政宣传队东进纵队”领导的同意后,李鹰航没有继续随大队东进,暂时留在安东工作。

晚柳平安地生下了一个女孩。不几天,他们全家搬到了莫文骅所在的政治部院内居住。

鹰航的到来,勾起了莫文骅对音乐的兴趣。当年在延安时,鹰航曾领着几名乐队队员亲自动手制作了“联政宣传队”的第一架扬琴。因材料缺乏,那扬琴的弦是用电线里的钢丝拉直后绷上去的。经乐手演奏后,音色还很优美。王家坪军委俱乐部的何棲兴奋地跑来找鹰航,说:“我要向你们学习制作扬琴的方法!”原来延安有许多音乐爱好者(包括一些首长)都喜欢扬琴,苦于无处可得。听到“联政宣传队”土法上马制作出来了不错的扬琴,纷纷要求也得到一架,形成了一股小小的“扬琴热”。后何棲学艺成功,在延安新市场开了一个小工场,专门制作扬琴,生意一度十分兴隆。当时延安刮起“扬琴热”时,莫文骅也很想有一架扬琴,闲时弹弹,既换换脑筋也得一番乐趣。可惜那时小工场的扬琴供不应求,他的愿望没实现。现在鹰航就在这里,何不请他帮忙制作一架扬琴呢?

莫文骅把自己的愿望告诉了鹰航,鹰航一口答应下来,立即开始制作。他找了一块东北红松板用来做扬琴的面板,请木匠按尺寸锯好刨光。仍然用电线里的钢丝做琴弦。鹰航亲自绷上弦,调好音,一弹,音色十分理想。

随后,李鹰航全家又搬到白山艺术学校。当时,白山艺术学校的校长是白鹰(后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他请李鹰航担任音乐系主任一职。

可是,在白山艺术学校刚刚安顿好,还没有正式开展工作,国民党的军队向安东打了过来。安东的人员都要撤退。白山艺术学校决定撤到大连去。陆路已被国民党军队封锁,只能经海路去大连。拖着两个孩子和一个产妇的李鹰航要随白山艺术学校渡海去大连,确实比较困难。他决定随部队去北满寻找“联政宣传队”归队。

当时辽东省广播电台台长白刃夫妇也准备去哈尔滨,和李鹰航夫妇相约一块走。晚九点,白刃匆匆赶来通知说,有一列火车要开往哈尔滨,可以搭车走。鹰航和晚柳急忙收拾了一下,当晚十一点钟即上了火车。车厢里只有鹰航一家四口和一个通讯员,再加上白刃一家三口。另一节车厢是光华书店的经理带着几箱书籍。

因走得匆忙,鹰航连路费也没领,一路上都没有钱用。直到过了鸭绿江大桥,进入朝鲜境内,在新义州有个后勤部门,鹰航这才前去领取了路费。此时,形势十分紧张。蒋介石政府在美国空军的帮助下,已派军队抢占了东北大部分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为打内战加紧准备。共产党的干部和军队去北满只能绕道朝鲜。前不久,“联政宣传队东进纵队”去北满走的也是这条路线。

由于道路不畅,火车走走停停,李鹰航全家在朝鲜境内走了一个多月。他尽管心中着急,但也无可奈何,沿途还要照顾产妇和孩子,不能让自己焦虑的心情流露出来,以免影响妻子的情绪。在战争环境下生孩子,晚柳无法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营养,就让她的心情保持平静吧,这是他这个做丈夫的目前唯一可能做到的事情。刚满月的婴儿不时地要换尿片。停车的地方没有水,鹰航只好叫小通讯员去火车头向司机师傅要一点水回来洗尿片。

有一天,火车在一个小车站停下来,晚柳赶紧下车去拾些柴火,准备做饭。满月后,她就尽可能地干点活,以便让鹰航休息一下。车站上没有吃的东西卖,他们自己带了点粮食,每到一站就抓紧时间做一点吃的。她正在铁道旁寻找干枯的树枝,这时,一列火车开来了,随后也在小站停住。从车上下来了一位部队首长,他看见正立在路旁,手里还拿着几节枯树枝的陈晚柳,立即招手呼叫:“晚柳同志,怎么是你?!”猛然间听见有人呼唤她,晚柳不由一楞,回头一看,原来是原延安留守兵团司令肖劲光将军!她又惊又喜地跑了过去。肖劲光将军此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正乘坐专车前往哈尔滨。他很惊讶会在此处遇上陈晚柳。“你捡枯树枝干什么?”晚柳不好意思地笑笑:“做饭吃,买不到吃的。”“鹰航在哪里?”肖劲光将军关切地问。晚柳转身指了指不远处停的那列火车:“在火车上,和孩子们在一起。”“快去叫他来!”鹰航听说肖劲光将军在这里,高兴地跑了过来。

肖劲光将军问明情况之后,马上请李鹰航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和通讯员上了他的专车。他看见孩子饿得直哭,还送了两大罐奶粉给他们。就这样,在肖劲光副司令员的热情关怀下,李鹰航全家才摆脱困境,顺利地到达了哈尔滨。

李鹰航夫妇俩于1946年12月在哈尔滨找到了原来的部队,得知“联政宣传队”已与山东军区文工团以及新四军文工团到哈尔滨的人员合并,组成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宣传队,并在佳木斯开办了一所部队艺术学校。

几天后,因战事变化,哈尔滨也开始撤退。李鹰航夫妇带着孩子再度跋涉去佳木斯归队,终于与“联政宣传队”的老战友们重聚了。大家见鹰航、晚柳带了两个女儿归来,格外亲切。几天后,李鹰航回到哈尔滨去转组织关系,接到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通知,要他留在哈尔滨。这时局势又稳定了。中共中央东北局派李鹰航去哈尔滨大学担任新设的音乐系系主任兼戏剧系系主任。

第六章

1947年3月,哈尔滨大学文艺学院正式增设戏剧系和音乐系,招收八十余新生入学。

新生们刚进校,就听说身兼音乐系、戏剧系两系主任的李鹰航是延安时期的劳动英雄,大音乐家冼星海的得意弟子,创作过许多音乐作品。年轻人生性活泼,爱说爱笑,别说音乐系、戏剧系的学生,就连文学系、政治经济系等别系学生身后也常常飘着串串歌声。这些刚参加革命队伍的爱唱歌的青年学生自然而然地对来自延安的作曲家李鹰航产生了一种崇拜的心情。尤其是女青年,聚在一起揣摩李鹰航的形象,她们把他想象得跟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高大魁梧,气宇轩昂。及至见到李鹰航时,却发现他是个最平常不过的人。只见他身穿老八路的“二尺半”,显得朴素平实,在大个子的东北学生面前,他那在广东人里属中等的身材也成为了不起眼的小个子。可是,在他的身上,却始终洋溢着一种革命艺术家的气质,一种老八路的神采。很快,同学们就被他的气质风貌深深吸引,大家对他既敬重尊崇,又感到亲切平易,师生之间亲密融洽。

李鹰航除任音乐、戏剧两系主任外,还给学生们讲授作曲课。两系的骨干教师有讲授声乐、乐理的王一丁,讲授导演和戏剧表演的程思之,讲授器乐、指挥的车明等人。另外还聘请张汀、塞克等名家讲授文艺理论、音乐文学等课程,并开设了政治课、文化课、外语课等。

哈大音乐系、戏剧系的师生们在哈尔滨市的公开场合首次亮相是参加市里组织的“五.四”青年节庆祝活动。这是自东北解放以来第一次庆祝“五.四”青年节,在哈市的文艺团体和许多机关、单位、工厂等都参加了游行活动。哈大的东北大秧歌队格外引人注目。他们的表演采用了延安新秧歌的表现手法,改变了过去傻公子、青蛇、白蛇等装扮的跷头,代之以身穿灰军装,手持冲锋枪的八路军战士,头戴解放帽,手拿斧头的工人,和头扎白毛巾,手握镰刀的农民,即朝气蓬勃的新型工农兵形象。但其舞步和音乐都带有浓郁的东北味,其创作素材来自东北的民间音乐和民间舞蹈。在装饰得五彩缤纷的大彩车徐徐前引下,秧歌队分两路前进,边舞边唱,还不时地表演各种造型,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群众跟随观看。李鹰航作曲、李江作词的《青年秧歌》,王一丁作曲的《“五.四”青年节歌》一时不径而走,传遍哈市大街小巷。

5月中旬,东北最大的庙宇——佛教总会中心所在的哈尔滨极乐寺每年一度的阴历四月初八大庙会来临。这是一个向新解放区人民做宣传工作的好机会,李鹰航带领哈大音乐、戏剧两系的师生前去演出。他们在庙会临时搭起的大戏台上演出了三天,节目有李鹰航在延安时作曲、翟强编剧的反对封建迷信的歌剧《治病》,此外还有歌颂解放区生活的《解放区的天》、《组织起来》等歌曲。逛庙会是群众一年一度难得的娱乐,大戏台前总是庙会上最热闹的所在。过去在庙会唱戏的都是旧戏班子,现在群众看见戏台上演的都是自己熟悉的事,既新颖有趣,又感到深受教育。最使师生们大感意外的是极乐寺的和尚们。原来估计和尚们可能会对宣传演出的内容有抵触,至少不那么欢迎,谁知他们不但没有任何抵触情绪,反而很热情地慰劳师生们,给师生们煮白米饭吃。大约他们看了演出也感到新鲜,也能接受其中的内容吧。

5月下旬,李鹰航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去东北电影制片厂为电影配乐。

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前身是在抗战胜利后接收的日本“满洲映画株式会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东北电影公司。1946年4月14日,东北民主联军解放长春,中央中央东北局派人接管了当时的东北电影公司。1946年5月,正是内战一触即发的时刻,当时国民党军队正向北大举进攻,长春无法久留,东北电影公司奉中共中央东北局指示北迁,6月1日到达合江省兴山市(今黑龙江省鹤岗市),10月1日成立东北电影制片厂(注:东北电影制片厂于1949年4月从兴山(今黑龙江鹤岗市)迁回)。

随后即是解放战争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为了及时反映,紧密配合东北解放战争,记录群众加紧生产,努力支前的情景和人民生活的面貌,“东影”在建设厂房的同时,即派出以吴本立、徐肖冰、王德成等为首的三支新闻摄影队分赴前方部队和农村拍摄素材。为了拍下珍贵的镜头,前方摄影师背着机器冒着枪林弹雨跋涉,其中还有摄影师在前线拍摄时牺牲。根据这些得之不易的,甚至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素材,由钱筱璋、许珂编辑成《民主东北》第一、二合辑,于1947年5月1日正式出品。其内容包括:《民主联军军营的一天》、《活捉谢文东》、《追悼李兆麟将军》和《内蒙新闻》。这是“东影”的第一批产品,由此掀开了“东影”创作生产史上的第一页。为了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解放区的大好形势,中共中央东北局要求“东影”将《民主东北》制成国际版。

由于当时“东影”初创,音乐力量不足,因而,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指示:该片的作曲配乐录音任务,请哈尔滨大学音乐系主任李鹰航负责。于是,李鹰航于1947年5月下旬,率领着由音乐系十几名学员组成的乐队,带着乐器前往东北电影制片厂所在地兴山市,在那里工作了近两个月。

那是一段非常辛劳的日子。李鹰航的日程表排得满满的,几乎没有休息时间。他上午作曲,下午组织乐队排练,晚上到录音棚指挥乐队演奏,往往录完音走出录音棚天已亮了。吃完早饭,用凉水洗洗脸,李鹰航又开始作曲,不然,后面就“无米下锅”了。他指挥录制完《民主东北》国际版的音乐,紧接着又为《民主东北》第三辑及第四辑的一部分作曲。《民主东北》第三辑主要反映东北解放战场转入战略反攻阶段的历史关头。摄影师们冒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在前方随部队一起作战,拍摄了《四下江南》等。夏季攻势后,又拍摄了《夏季攻势简报》、《东满前线》、《收复双河镇》、《战后四平》、《胜利在后方》等,此外还有报道解放区人民的新生活的《农民翻身》、《丰收年》(秧歌片)等。第四辑中《伟大的贡献》、《中国医科大学》这两部分也由李鹰航作曲并指挥。为了早日完成任务,李鹰航白天黑夜连轴转,足足连续一个多月几乎没睡觉。他瘦了很多,眼睛陷进去,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因疲劳过度而引起的头疼折磨着他,但他仍然坚持着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完。看到李鹰航工作是那样认真,那样执著,把身体都累病了还不肯休息,“东影”厂长袁牧之十分感动。虽然当时“东影”的条件也很艰苦,但袁牧之还是想办法弄来一小篓鸡蛋,送给李鹰航滋补身体。而李鹰航却把鸡蛋拿去和乐队的同志们一起分享。

在兴山工作期间,哈尔滨大学出了一件意外事故。有一天哈大教工宿舍失火,李鹰航家所住的那幢楼被烧断成两半,陈晚柳一人带着三个孩子,好不容易才脱离险境,但损失了不少衣物。李鹰航接到家信后得知妻儿平安,什么话也没说,把信往兜里一揣,又继续工作了。并不是鹰航不恋家,不爱妻子儿女,但自从他投身革命队伍以来,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工作上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加之这次任务如此繁重,他必须一心一意地投入,实在无法分心去挂念家庭的事情。他相信,晚柳和孩子们自有组织上的照顾,不会有过不去的困难的。

后来,《民主东北》(国际版)由蒋南翔同志带到布拉格第一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上放映。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电影第一次与世界人民见面。外国的朋友们从影片中看到了解放后的东北新貌,也欣赏到了韵味独特、美妙动人的中国民族音乐。影片在联欢节上受到热烈的欢迎。

7月中旬,哈尔滨大学戏剧系和音乐系合并为戏剧音乐系,简称“戏音系”,仍由李鹰航任系主任,并再次招收新生三十名。7月底,为了配合土改运动,以“戏音系”的师生为主,吸收一些政治经济系、医学系、文学系等系的学生参加,组成哈尔滨大学文工团。文工团在团长李鹰航的带领下,在哈尔滨市郊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巡回演出。

哈大文工团为巡回演出准备的节目有延安带来的优秀剧目大型歌剧《周子山》,这是当年鲁艺绥德文工团创作并演出的。哈大文工团特地请了鲁艺三团的刘炽来担任导演。刘炽虽年轻,可却是延安有名的“红小鬼”和著名演员,他的性格热情开朗,在延安时曾饰演过剧中的红军队长谢玉林,因而他的示范动作和启发诱导,学生们都特别乐意接受。在刘炽细致、耐心地指导下,大家对该剧特有的陕北风格、语言、音调等有了基本的把握,顺利地完成了排练任务。周子山这一具有复杂性格的人物则由王瑯扮演。

哈大文工团巡回演出的第一站是南郊顾乡区,接着又到东郊、北郊,前后共演出了近百场,受到翻身农民的热烈欢迎。

有一天,哈大文工团在一个村子演出完毕,准备出发去下一个村子。原先说好村里派大车来接文工团。但大家等了许久也不见大车的踪影。身为团长的李鹰航带头背起道具、行李徒步前进,大家也纷纷扛起道具、行李跟随着李鹰航,徒步走了几十里路来到预定的村子,按时进行了演出。李鹰航就是这样随时随地用他的言行把延安艰苦奋斗的作风传给了这些刚刚投入革命队伍里的年轻人。

在李鹰航的带领下,哈尔滨大学“戏音系” 的师生们多次深入农村体验生活,收集素材,创作出一部以土改为题材的大型歌剧《阴谋》(李鹰航作曲,杨述先、陈屿、思三、鹰航等八人编剧)。《阴谋》一剧反映了土地改革中的激烈斗争,揭露了地主采用“美人计”来拉拢农会干部,陷害坚定的贫雇农代表农会主任,企图翻把倒算,但最终被觉悟了的贫雇农识破,阴谋败露,土改斗争取得了胜利。该剧主题与中共领导下的文艺团体的其它战争时期的作品类似,是紧跟中共中央的指示,密切配合政治斗争形势的产物。但其剧本和音乐都富有东北农村生活的独特风韵。

歌剧《阴谋》的排演是在困难条件下进行的。乐队乐器不全,演员阵容不齐,有不少人根本就没演过歌剧。而李鹰航和导演程思三的要求又特别严格,在排练中不达到应有的水平就绝不通过。排练十分艰苦,演员一遍又一遍地表演,乐手们也一遍又一遍地演奏,直到导演或李鹰航点头。通过排练《阴谋》,锻炼了队伍,演员和乐队都有较大的提高。

1948年初,东北文工会议文艺会演在哈尔滨市文化俱乐部举行。哈尔滨大学“戏音系” 演出了大型歌剧《阴谋》,接着,这一歌剧又应邀分别在文化俱乐部、店员俱乐部、大众俱乐部以每天演出两场的速度,一共演出了数十场,观众达五万多人次。歌剧《阴谋》的成功演出,获得东北文艺界和广大群众的好评,也使哈尔滨大学“戏音系”的知名度大大提高。《东北日报》、《哈尔滨午报》等报纸多次报道了演出的盛况及观众的热烈反映。

1948年5月,哈尔滨大学改为东北科学院。6月1日,“戏音系”脱离哈尔滨大学,直属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领导。当日,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副部长兼东北科学院副院长何礼宣布东北文教工作队(简称“文教队”)成立,由李鹰航担任队长,陈晚柳也在队里负责行政工作。当时全队有男女队员四十余人,其中演员三十余人,乐队十余人,舞台美术队不足十人,还大都是演员兼任。另有伙食管理员一人,炊事员一人,队员们均享受供给制待遇。

东北文教工作队的办公地点设在原哈大校园的后院,是西南墙临街的一幢二层独楼,楼上四间,楼下四间。虽说对几十人的文教队来说地方确实太小,但正是以此为基点,文教队在李鹰航的领导下,开始了他们艰苦的创业和频繁的创作、排练、演出活动。

从哈尔滨大学“戏音系”到东北文教工作队,李鹰航同在延安时一样,以满腔的热情,旺盛的精力投入工作。他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是沉重的,中共党组织把几十名队员交给他,这是对他的信任,也是对他的考验。看着簇拥在他身旁的这些年轻队员们,他打心眼里喜欢。他不善言辞,只是在心里暗暗地下决心,定要不辜负领导的厚望,带好这支队伍,保证尽快出人才,出作品,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

李鹰航几乎抛开家事,将全副身心都放在工作上。在文教队里,他是领导、教师,又是普通一员。作为领导,他要关心队员们的思想、生活、工作;作为教师,他又要引导大家去学习掌握专业知识,提高业务水平,鼓励大家有所作为。而作为普通一员,鹰航在生活、工作中都从不搞特殊化,他穿着随便,举止平易,大家都称呼他鹰航同志,或直呼鹰航,从没有人生硬地称他为队长。无论是在哈大“戏音系”,还是在东北文教工作队,下乡下厂到处巡回演出是大家的经常任务。每次巡回演出,李鹰航都亲自带队,和大家同吃同住同演出。他不仅要担任指挥,指导排练,还要负责全面工作,谱写新作品。事实上,他比任何一名队员都要辛苦得多。

鹰航深知,人才对于一支文艺队伍的重要性。一个好的文艺团体,必须拥有各方面的人才:写剧本、歌词的,作曲的,指挥的,弹奏乐器的,唱歌的,演戏的,做道具、服装的,当导演的,会做群众工作的,还有负责生活、管后勤的等等。只有具备了各方面的人才,才能创作、演出许多受到广大群众欢迎的好作品,同时也才能有东北文教工作队的兴盛。因此,从在哈大担任音乐、戏剧两系主任时起,鹰航就十分重视人才的问题,特别是对文艺人才他尤为爱惜与尊重。到了文教工作队建队之后,李鹰航对网罗人才、培养人才更是不遗余力。每到一地或一个单位,他都注意观察了解,看有没有队里所需的人才,哪怕是发现一个文艺爱好者,一个他认为有培养前途的文艺苗子,他都欣喜万分地上门拜访,想尽办法把此人吸收进队里来。

当年王君扬成为哈大音乐系学生的经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王君扬从小爱好音乐,有些音乐基础知识。1947年春,他已经在哈尔滨音乐协会工作,经常去辅导群众的音乐活动。有次他去护士学校教学生唱歌、排练节目。正式演出时,学生们在前台演唱,他在后台用钢琴伴奏。学生们唱了许多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其中有一首是李鹰航在延安时作曲的《组织起来》。这是一首齐唱、合唱歌曲,刚健雄壮,号召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参军支前,齐心协力打败反动派。当时这首歌在东北解放区非常流行。那天,李鹰航正好在场观看演出,但他的注意力不在台上的歌,而是仔细倾听着钢琴伴奏声。听了一会儿,他立即起身去后台就近观察王君扬弹琴。他看到王君扬弹奏技巧虽不是很高,但是比较熟练,立刻就喜欢上了这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觉得这是一棵学音乐的好苗子。事后,李鹰航向认识王君扬的哈大音乐系副主任王一丁了解了他的情况,知道他很想学习音乐,就决定破格录取他为哈大音乐系的学生。当王君扬听到王一丁向他转达了李鹰航的建议后,激动万分,他早就盼望着能有机会进学校专门学音乐,没想到好机会就在眼前。李鹰航爱才心切,得知王君扬若辞职入学,生活将有困难时,他立即决定让王君扬免费入学。就这样,在鹰航老师力促之下,王君扬很快便走进了哈大音乐系的课堂。

戏剧系学生张耀卿,也是由于家贫,连伙食费也交不起。可他又舍不得放弃所热爱的艺术,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前去找系主任李鹰航。鹰航听了他的要求,沉思了一会儿,立即要他到家庭住址所辖政府部门办个证明手续。当时,尽管免费生的名额很少,可鹰航为了不使他的学生因经济困难而辍学,想尽了办法,最后终于为张耀卿争取了一个免费生的名额。张耀卿从此安心学习,并顺利完成了学业。

李鹰航虽然是搞音乐工作的,但他对文学人才也极为重视。他认为,文学是创作的基础,演戏、唱歌,首先要有剧本和歌词。经过努力,他从文学系调来了四名“尖子学生”:崔德志、冷岩、蔡孑人、李士勤。当时崔德志立志当小说家,已有多篇作品在报刊发表;冷岩则是哈大颇有名气的女诗人,曾与哈大秘书长晋驼共同创作了多幕话剧《炼狱在人间》,1947年冬发表在《哈尔滨日报》上。一开始,他们对调到“戏音系”有些想不通。鹰航多次做思想工作,对他们强调文学在艺术上的重要作用,并保证今后给他们创作的条件。当他们开始投入戏剧创作,并逐渐适应了文艺团体的生活后,他们都深深爱上了戏剧艺术。正是由于吸收了文学创作上的人才,以哈大“戏音系”为基础成立的东北文教工作队很快就能创作出以大型歌剧《立功》为代表的一批新剧目。活跃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及建国初期的大型文艺团体不少,而东北文教工作队创作的新剧目数量是比较多的,在观众中引起的反响也是比较大的。

李鹰航对人才的吸收和爱惜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甚至是有些过于大胆了。东北文教工作队进驻沈阳后,人员迅速增加,除招收了不少文艺青年入队外,凡是在艺术上有一技之长的,在政治态度上又拥护共产党,不管他原来干过什么(当然对人民欠下血债者除外),李鹰航都敢于吸收他们参加文教队,如原伪满皇宫中的乐师、前国民党军队的乐手,还有三十年代即出名的电影演员冷波、赵尚英、温容等人,有的还是国民党军队授衔的少校军官。就冲他们这些人过去的身份,一般人躲还躲不及呢,可李鹰航看到的是他们对共产党已有正确的认识,不仅拥护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还愿意加入革命队伍,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人民服务。李鹰航大胆地把他们都吸收进了东北文教工作队,用他们的一技之长,请他们给队员们讲课。他们大都拉家带口,生活十分困难,李鹰航还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安排住处,解决困难。当时有不少年轻队员难于理解鹰航老师的做法,可是多年之后,他们回忆起这一段,不由深深地佩服鹰航的政治远见和宽广胸襟。那时,李鹰航硬是顶着来自多方的“左”的压力,模范地执行了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他真不愧是受过中共组织多年教育的老同志,一个好的领导干部,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他的唯一出发点就是尽职尽责地把中共上级党组织交给的工作做好,丝毫也未考虑到自己个人的得失。

东北文教工作队进驻沈阳后,招收了许多新队员,为了尽快提高队员的业务水平,李鹰航组织队里的业务骨干轮流讲课,他自己也亲自讲课。他还积极为队员们创造新的学习机会,凡是路过或到沈阳办事的艺术家,他都前去请他们到队里来讲课。有次著名歌唱家喻宜萱来了,他立即请她到队里讲声乐课。

对于那些业务上的好苗子,李鹰航自然十分关爱。他不仅在业务上对他们多加指导与扶持,而且还大胆地使用他们,放手让他们到实践中增长才干,以使他们尽快成长,早日挑起文教队的大梁。排练大合唱《中国共产党颂》时,本来是李鹰航自己亲自指挥的,但他让杨继武也学着指挥。指挥这样一部大型音乐作品对杨继武来说还是头一回,在鹰航老师的热情鼓励和细心指导下,他提高了指挥艺术水平。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颂》近百场的演出中,杨继武担任了大部分场次的指挥并指挥得十分出色,获得了观众的好评。

东北文教队成立初期,经费不足,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当时全队实行供给制。队员们平日吃的都是粗粮,每隔半个月才能吃上一次细粮,这就是大家最高兴的日子了。

东北文教队建队时的家当也少得可怜。乐器缺少,只有一组锣鼓打击乐,中西管弦乐器有几把也大多是个人自备的。在哈大学习时,音乐系的同学练习用的二胡是用炮弹壳做的,现在他们也自己动手制作乐器。车明老师与木工师傅共同设计,制作出一批中胡、二胡、低胡等弦乐器,增强了乐队的装备。

服装、道具也几乎没有。演出时用的服装多是借来的,或是演员自己的。例如,演贫雇农穿的破棉衣就是捡来的一件翻身农民不要了,破得不能再破的“开花棉衣”。

李鹰航鼓励搞舞台美术的同志发挥最大的创造力,自制道具、服装。没有制作材料,同志们到处去捡破烂,什么破胶合板、破布头、零散钉子、几截电线,废炉筒子等等收集了一大堆,然后利用废料,七拼八凑,变废为宝,设计、制作出了好些符合需要的服装、道具,满足了演出的需要,也使文教队的服装、道具家底库存逐渐多了起来。

1948年10月底,东北文教队奉命从哈尔滨进驻沈阳。其时,沈阳刚刚解放,整个南满地区硝烟未散,队伍是否还要继续往南,谁也无法确定。队员们的家眷几乎都在北满,有的拉家带口,生活困难。但上级组织要求不带家眷,轻装前进。一场动员会开过,队长李鹰航将形势、任务向大家说清楚了,队员们二话没说,连夜装箱、打行李,第二天即登上火车出发了。

在全队出发之前,队部已派出孙凌仪、刘守义、王箴、徐国胜、李长祥等人随东北行政委员会赴沈阳作接收准备。

打前站的队员为全队找妥两处房子,一是八纬路启王里1号,做办公楼用;二是排练场,即今电报局的仓库。此外,他们还接管了沈阳故宫和两所电影院。

10月底的沈阳已经是隆冬季节了,温度一般在零下十几、二十度。文教队的队员们起初住在一个四面透风的教室里,取暖设备已被国民党军队破坏,一时也找不到燃料。睡觉时,大家连棉衣、棉鞋都不敢脱。天气实在太冷,翻来复去睡不着觉。好不容易才睡着一会儿,又被冻醒。早上起来,人人都是白胡子、白眉毛,有的人额头上的头发也白了。原来屋里也滴水成冰,从口鼻呼出来的热气立刻就在胡子、眉毛和鬓发上结成了白霜。他们的伙食也很糟,菜是从部队拨来的一点菜干,油很少,肉根本没有。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很多人得了夜盲症,还有不少人受冻感冒。尤其是李鹰航,他是广东人,更加不适应东北的严寒,感冒几乎没有断过。他披着一件大皮袄,盘腿坐在地铺上,不停地用嘴呵着冻僵的双手,还在奋笔作曲。在他的带动下,尽管生活条件艰苦,身体不适,队员们仍然坚持排练演出。

文教队进驻沈阳后,派出冷波、赵尚英、路地、刘守义等负责招收新队员。不久,就招收了五十多名新队员,其中乐队演奏员二十多人,演员三十多人。文教队全队增至一百七十人。

人员增加了,工作内容也扩充了,于是,1949年1月,东北文教工作队的机构进行了调整。队长仍由李鹰航担任;队部下设演出委员会,主任陈屿、副主任杨继武,负责排练演出的业务活动;宣教科,科长陈晚柳、副科长王君扬,负责人事、教育等政治工作;总务科,科长陈晚柳兼任,负责行政、财务等后勤工作;演员队,队长张风;乐队,队长刘守义;舞台美术队,队长张耀卿、副队长蔡孑人。

后来,东北文教工作队从残破的教室搬到了和平大街116号,住宿条件有所改善,大家都庆幸有了一个安定的住处。但实际条件依旧很艰苦,吃、住和工作分散在三处,每天都必须在三角地带往返奔波几里路。队员们情绪昂扬,每次出入都是保持着集体列队行走,边走还边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这样往返行走了近二年时间,附近的居民都已经熟悉了他们的歌声和作息时间,有的人家还据此安排自己的活动。比如小孙子饿了,吵着要吃午饭,老奶奶却说:“东北文教队的同志们还没来呢,你急什么?”及至听到歌声由远而近,老奶奶这才笑吟吟地塞给小孙子一个窝窝头。

队员们虽然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决心,但看着大家的身体每况愈下,身为队长的李鹰航心里隐隐作疼。这是些多好的同志啊!一定得积极想办法改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不然,队员们的身体垮了,工作自然要受到影响。

鹰航四处奔走,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找主管部门汇报工作,希望能够使工作队的条件略加改善。当时正是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一切都为了前线,刚解放的地区都承担着繁重的支前任务;而国民党军队逃跑时曾有计划地对沈阳进行了严重破坏,共产党和新政权接受的是一个烂摊子,刚解放的沈阳百废待兴,资金、物资都很紧缺。因而,上级主管部门虽然十分关心文教队的工作,可要很快给予他们较多的物资支援是不可能的。

鹰航的奔波没有结果,他心情郁闷地在街上缓缓而行。对面来了一群快乐的中学生,他们走着、跳着,还扭着秧歌舞步。鹰航停下脚步看着他们,立刻被他们欢快的情绪所感染。一个英俊而又调皮的小伙子走前几步,面朝伙伴们,一边表演一边唱:“又能武那么嗬嗨,又能文那么嗬嗨,你要问我是什么队伍呐梭罗罗嗨,八路军那么嗬嗨。”中学生们一齐迈起了正步,唱道:“一、二、三、四,八路军那么嗬嗨!” 随即爆发出一阵快活酣畅的笑声。鹰航一直满含笑意地目送着这群朝气蓬勃的中学生远去。刚才他们唱的这首歌曲《军民大生产》勾起了他对延安生活的回忆。他想起自己当年在延安参加大生产运动上山开荒的情景,突然一个想法闪现在脑海里:我们何不学习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也来创造一个“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局面?想到这里,他的全身不由充满了力量,兴匆匆地返回了文教队的驻地。

鹰航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他在会上谈了自己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成。大家纷纷出主意、想办法。很快,他们派出一部分队员外出执行生产任务,进行生产自救。不久即收到显著效果,缓解了经费不足的燃眉之急,全队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也都有了相应的改善。

东北文教工作队的队员大多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而李鹰航自己也刚过而立之年。这是一个年轻的朝气蓬勃的集体,但大家都缺乏专业知识和创作经验。

鹰航对大家说:“革命需要我们拿出新作品来,我们不能等也不能靠,只能边学边干,边干边学。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我们投身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就一定能写出好的作品来。”他还告诉同志们,当年他在延安“鲁艺”学习时,冼星海、吕骥等老师就是这样教导的,除了课堂学习之外,还带学员去采风。他那时光采风记录的笔记本就有十几本。正是因为多年来不断向群众学习,并大胆实践,大胆创作,他也才能在音乐创作上逐渐取得进步。

鹰航的一席话说得大家信心倍增,并决心发扬“鲁艺”精神,既要认真学习书本知识,又要努力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在鹰航的具体指导下,全队组织骨干力量分别成立了音乐创作组和戏剧创作组,两个创作组之间还开展了竞赛活动。

鹰航到处去寻访民间艺人,请他们来队里演奏曲子。有次他请来一位吹唢呐的民间老艺人,这位老人会的曲子真多。他一边吹奏,队员们一边记谱,这样队员们不但收集了民间乐曲,而且还锻炼了自己的听力和记谱能力。

鹰航领着队员们到农村去,采风、体验生活、积累创作素材。他们拜各地的民间艺人为老师,学习东北民歌和秧歌,学习二人转、单出头等东北民间独有的艺术形式。丰富多彩的东北民歌不仅使搞音乐的人着了迷,就连从不唱歌的人也兴致勃勃地努力学起来了。音乐组的成员们记下了许多优美的民间小调,经过改编,填进了新词,在晚会上一演唱,顿时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如《青年参军》、《五朵花儿开》、《翻身五更》、《逛花灯》等都是民间流传的小调《锈麒麟》、《叹五更》等,经过杨继武、杨述先、宋连贵等人辛勤整理、加工,重新填词后获得了新生,才成为传唱一时的群众歌曲。其中,《青年参军》和《五朵花儿开》两首歌曲,于1951年由著名歌唱家喻宜萱和周小燕分别演唱并录制成唱片后,流传就更广泛了,几乎唱遍全中国。

几十年过去了。在八十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歌唱舞台上,刮起了民歌演出的热风。先是“西北风”劲吹,接着又是“东北风”、“东南风”、“西南风”等等八面来风浩荡。在“西北风”中,有许多是经过当年延安时期的文艺工作者加工整理的民歌;在“东北风”中,也有许多是解放战争期间和五十年代初期在东北的文艺工作者改编过的民歌,其中就有东北文教工作队的《青年参军》、《五朵花儿开》等曲。这些优美动听的民歌出现在当今的舞台上,由时下流行的歌星演唱,或唱的是原词或唱的是新填的词,一下子就迷住了老少几代人。老一辈的人,从这些熟悉的曲调中寻找到自己青春的旋律;年轻一代的人,也从那清新、自然,带有浓郁民族风格、地域特色的音乐中感受到黄土地、黑土地、红土地的质朴和深沉,从而引起了心中的共鸣。这充分说明了只有富含民族特色的艺术才是真正具有永久生命力的艺术。中国的民间艺术是一个宝库,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们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文化遗产,而许多文艺工作者发掘、收集、整理、加工、改编民间艺术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也是不应该忘记的。

在李鹰航的指导下,东北文教队不少队员的音乐创作,从模仿、改编向较高层次上发展,创作出一批成功的歌曲,如《全世界人民团结紧》、《小鸽子》、《工厂就是战场》、《加紧生产》、《大电锤》、《电灯工人歌》等。1956年,在中央文化部和全国音乐家协会联合举办的建国以来首次歌曲评比中,《小鸽子》(冷岩词,刘守义曲)荣获一等奖,《全世界人民团结紧》(崔德志、蔡孑人词,张风曲)荣获二等奖。此外还有刘守义、杨继武创作的唢呐协奏曲《欢庆胜利》,这首大胆革新,独创性很强的作品虽然是东北人民艺术剧院音乐舞蹈团于1952年首演,但它的创作酝酿是在东北文教工作队工作时期。这首在中西乐器结合上带有探索性的协奏曲一经演出,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首先获得东北大区汇演奖,接着又在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上获得铜质奖章。

在哈尔滨大学“戏音系”的学员和东北文教队的队员中,有不少人后来走上了音乐创作的道路,成为作曲家,如杨继武、张风、刘守义等人。在他们成长的道路上,有着李鹰航热情扶持他们前进而留下的深深足迹。

音乐创作组结出硕果,戏剧创作组也喜获丰收。在李鹰航的直接参与和指导下,创作了描写新中国的工人当家作主的八场歌剧《立功》(李鹰航作曲,蔡孑人、许诚、鹰航等八人编剧)。这是中国歌剧史上第一部描写中国产业工人的新歌剧,尤其是表现了东北的产业工人在解放后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新面貌、新生活。它的创作成功使中国新歌剧拓展了题材,丰富了表现的内容。

在创作《立功》一剧的那段时间里,创作组为深入生活就搬到铁路工厂去住。他们在一节废弃的车厢里安下了“家”。车厢里的座席已全部拆走,光秃秃的地板上依序铺着创作组成员的被褥,最靠里住着创作组里唯一的女性——诗人冷岩,她的铺位与其他人的铺位之间空着一席之地,以示男女有别。天气渐渐地热起来了,铁皮包着的车厢被烈日一烤,顿时就成了一座大烘炉。就是呆在里面什么也不干,也热得汗流浃背,更何况当时正是创作组写作剧本的关键时刻。李鹰航是《立功》创作组的领导,他不但要领着大家搞创作,同时还是创作组的“后勤部长”。由于队里的工作走不开,他没有和创作组一块住在车厢里,但他每隔几天就要来这里一趟。他不光是看剧本,参加讨论,还顺便给大家捎来粮食、蔬菜等物品。而这样的体力劳动实在是他那病弱的身体力难胜任的。那时,李鹰航因长期生病,工作又紧张,人都瘦了一圈。当瘦弱不勘的鹰航背着米,拎着油瓶、蔬菜和一小块猪肉,热汗淋漓地出现在创作组的营地车厢门口时,几个队员的眼睛都湿润了,他们赶紧上前去接过东西,并说:“哎哟!鹰航同志,这么重的东西,你别自己扛,叫我们去背就行了。”“不要紧。”李鹰航说完就走进了车厢。鹰航对大家的关心和爱护就像一阵凉爽的风吹走了酷热。而他稍事休息,又和大家一块研究起剧本的创作来了。

戏剧创作组还创作了歌剧《团圆》、《选好人》和秧歌剧《喜上加喜》等剧目。从戏剧创作组走向全国的知名作家有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的作者,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屿;获奖剧目《报春花》的编剧崔德志;还有冷岩、籍华、路地、袁家浚、刘岚、姜声涛、邱泽三、胡献廷等人也成为专业作家或中央与省级的大型文艺团体的专职编剧。

1948年8月下旬,东北文教工作队在哈尔滨市兆麟电影院为第六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演出了八场歌剧《立功》,受到代表们的一致称赞。《立功》一剧在哈尔滨连演五十多场。1949年4月,沈阳电台播放了《立功》全剧录音。在沈阳市委举办的“庆祝五.一”晚会上,东北文教队又为工人兄弟演出《立功》一剧。同时,有十几家工厂为庆祝“五.一”,组织了文艺演出队排演《立功》。《立功》受到了东北工人阶级的喜爱,一时间,沈阳城里竟相上演歌剧《立功》,那时,大街小巷处处都可听见《立功》中的插曲。《哈尔滨午报》和《东北日报》连续报道了《立功》在哈尔滨、沈阳等地演出情况,并刊登了多篇有关该剧的评论文章。

从歌剧《阴谋》的上演到红遍东北的《立功》,从哈大“戏音系”到东北文教工作队,数年的辛勤工作和教学演出实践中,还培养和造就出了一批著名的表演、导演艺术家,其中导演有王文章、王瑯、许诚等人,演员有方元、赫海泉、安妮、林寄语、赵欣、黎瑞紫、王瑛、陈陶等人。

舞台美术队的成员们在干中学,越学越能干,为一部部大型剧目制作出了许多成功的服装、布景、道具。如《立功》一剧中的大烘炉,很有气魄,给观众以炉火正红的真实感;《刘胡兰》一剧中的客厅、大庙等大布景,都为渲染剧情烘托气氛起到了相当好的作用。舞台美术队的建制也日趋完善,下设有美术组、灯光组、服装组,还有装置和效果等。

从文教队的舞台美术队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舞台美术工作者,他们后来成了好些文艺团体的舞台美术工作领导和骨干。如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舞美队长张耀卿、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舞美设计严肃、辽宁歌舞团舞美队长郭枫等。其中张耀卿后来作为调干生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深造,并著有《舞台美术入门》一书(辽宁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而且,他们的作品也不仅仅局限在舞台艺术上,还扩展到其它的领域。

194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沈阳市举行盛大的庆祝游行。东北文教工作队装饰的“庆祝全东北解放”(人穿标语,一人一字,杨雨春设计)、“工农联盟大齿轮彩车”(孙承久设计)、“胜利前进火车头“(严肃设计),还有队员们表演的霸王鞭、腰鼓等集体舞蹈,都被一一摄入影片《中国人民的胜利》之中。在欢庆1951年的“五.一”劳动节时,东北文教工作队制作的九台彩车成为全沈阳市游行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绚丽景观,其中有壮丽的天安门、克里姆林宫、七只巨大的和平鸽等。观者如云,无不拍手叫好。此外,舞美队的严肃、孙承久、杨雨春、高达威等还为鞍钢、本钢的开炉典礼设计会场及纪念章、奖章等。

1949年7月4日,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李鹰航被选为大会正式代表。他到北京出席了会议并聆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心情格外振奋。

东北文教工作队的歌剧《立功》被选为参加汇演的代表剧目。文教队的六十人演出队随东北文艺代表团赴京演出。他们在北京大华电影院、中南海礼堂先后为第一届“政协”的全体代表,第一届“文代会”的全体代表等演出了十余场,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都观看了演出。同时,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为北京市各界人士演出近两个月。此外,还去清华大学、造币厂等单位作慰问演出。演出的剧目除歌剧《立功》以外,还有歌剧《阴谋》、《妯娌争光》,大合唱《中国共产党颂》等。这些剧目几乎都是李鹰航的作品。首都《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各大报刊及时报道了演出的盛况,并发表了肯定的评论文章。《人民戏剧》1949年第四期上还刊登了二幅《立功》的演出剧照。东北文教工作队的演出给首都的舞台上增添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崭新的题材和内容的新剧目,受到首都观众的热烈欢迎。歌剧《立功》的剧本作者之一陈屿还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介绍了创作经验并答记者问。

在首都汇报演出之后,东北文教队演出队由北京出发赴长辛店、丰台、天津、唐山、山海关以及铁路沿线为工人作慰问演出。这次离开东北到北京、天津等地演出,历时两个多月,演出近百场,观众达十万余人次。还接受了各地的单位和群众赠送的锦旗三十余面。9月中旬,李鹰航率演出队载誉回到沈阳。

歌剧《立功》后来被全国许多地方的文艺团体演出,大部分是原样照演,也有的文艺团体根据当地情况略作改动。例如,据上海市地方志《上海文化艺术志》第四篇第三章“歌剧”记载:上海青年文工团根据东北文教队创作的八场歌剧《立功》改编成五幕九场歌剧《生产立功》,将原剧故事发生地点由东北改为上海,时间改为 1950年“二.六”轰炸后,表现上海某机器厂工人在发电厂被炸停电的情况下,克服困难,恢复生产,积极支援前线,为反轰炸、反封锁作出了贡献。剧中以挖掘潜力,利用废旧料制造机器,为贯穿情节。其署名为编剧肖凌、高大龙,音乐整理、创作为上海青年文工团音乐组。导演肖凌,指挥吴克辛,舞美设计王里、李痕、高阳等,演员吴锡祺、韦显、高大龙、王子予等。1950年7月上海青年文工团首次公演于兰心大戏院。在其介绍中虽然没有署上原歌剧曲作者李鹰航的名字,但也注明了“音乐保留了原剧一曲多用的结构形式,基本采用原剧曲调,另创作了一些新的唱段”。

在哈尔滨大学和东北文教工作队工作期间,也是李鹰航音乐创作的又一个重要时期。

在此期间,大型歌剧《阴谋》(1947年9月)和《立功》(1948年7月)是李鹰航的两部力作。这两部歌剧充分展现了他的热情而深沉的音乐风格,并有很强的时代感。他在这两部歌剧的创作中,对歌剧音乐戏剧化、性格化作了大胆的尝试,取得了成功的经验。这两部歌剧都受到观众的喜爱,其中一些歌曲被群众传唱,成为独立于戏剧之外的歌曲。1948年10月,光华书店出版了歌剧《阴谋》和《立功》,李鹰航在延安创作,在东北修改、润色的独幕歌剧《妯娌争光》也由光华书店于1948年7月先行出版。

大合唱《中国共产党颂》是李鹰航在延安创作的。此时,他对作品作了修改并重新配器,使作品庄严雄伟的风格更加突出。在他的指导下,东北文教工作队排练、演出了这部大合唱,并由近百名东北科学院的学生协助演出,李鹰航、杨继武指挥,宋连贵领唱,中西合璧的管弦乐队伴奏,演出规模宏大,观众反映强烈。“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歌声从延安唱到东北,又从东北唱到北京,唱遍全国。

另外,李鹰航还创作了《翻身谣》、《咱们江山要坐稳》、《保家乡》、《红旗是我们的》等十几首歌曲以及器乐曲《翻身工人》。1947年年底,他还应哈尔滨市电车厂的邀请,为该厂创作排演的《矿山烽火》一剧编曲配器。

1950年5月,李鹰航终因积劳成疾病倒了。他的十二指肠溃疡造成大出血并发生休克,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生命垂危。鹰航的安危系在东北文教工作队的每一个队员心上,一听说鹰航需要大量输血,全队二百多人全部步行来到医院验血,有四十多人次先后为他们的老师、领导李鹰航献血。经过医生的大力抢救和队员们的无私奉献,鹰航终于脱离了危险。四十年后,当东北文教工作队的老队员重聚在沈阳时,大家为鹰航老师遭受了二十多年的政治磨难而惋惜、不平,表示慰问时,鹰航感慨地对大家说:“我的血管里流的是同志们的血,所以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我也不会气馁,因为大家和我永远在一起!”

鹰航的话道出了他与队员们的深厚感情。确实,在朝夕相处的几年战斗生活里,东北文教工作队的队员们都非常尊敬和爱戴他。在他们看来,李鹰航既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领导、严师,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兄长。他从延安来,参加革命多年,才华出众,写出了许多优秀作品,但他从不自傲,总是那么谦虚、平和。他关心同志,待人和气、热情。工作起来,他又是那么严肃认真,干劲十足,身体力行。平日,他的话语不多,但一说就说在点子上,队员们无不佩服他,敬重他。在他的领导下,文教队成为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在这样的一个集体里,虽然工作紧张,生活艰苦,可大家都感到十分愉快。

陈晚柳在医院日夜守护着自己的丈夫李鹰航。她深知李鹰航的病是累出来的。多年以来,一有任务李鹰航就没日没夜地干,生病也不肯休息。她望着丈夫那苍白的脸,泪珠不住地滚下来。她一边梳理着丈夫的头发,一边劝丈夫好好养病,别急着出院,别老惦记工作。其实,李鹰航早就是带病工作。这些年来,生活条件艰苦,工作任务繁重,以及由此而来的无规律的生活,如常常误时用餐,过多地熬夜,都使得他的身体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之中。再加上他不适应东北的气候条件,长年患感冒,身体渐渐虚弱了。队员们劝他休息,他总是说不要紧,而队里的工作也确实离不开他。就这样一拖再拖,病情逐渐加重,他终于病倒了。

鹰航躺在病床上,仍然十分关心队里的工作。他主持工作时大胆培养和锻炼干部,几年来,队里的骨干已经具备了独立工作的能力。王君扬临时抓起了全队的工作,其他骨干也都配合他,文教队的工作依旧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每当王君扬到医院来汇报工作时,鹰航都感到很欣慰,因为他看到这些青年人正在迅速地成长起来。

只要有空,文教队的队员们都轮番去医院看望鹰航。当他们看到躺在病床上的鹰航是那样的虚弱无力,脸色苍白,与以前神采奕奕的形象判若两人,队员们心里都很难过,有不少女队员忍不住地哭了起来。为了缓解气氛,鹰航强打起精神说:“没什么,只是身体对我提抗议了,过去我对它照顾不够,这大概是它对我开夜车,连轴转的报复吧。同志们放心,不久我们还会在一起工作的。”

可是,鹰航的后一句话没有实现。由于久病不愈,他没能再回到东北文教工作队那个团结友爱而又朝气蓬勃的集体。文教队也不能长期没有领导,不久,东北文化部委派木柯夫前去文教队任代理队长。

1952年2月,李鹰航终于走出了医院。他觉得自己被禁锢得太久了,他望着那蔚蓝的天空,阳光下披着白雪的绿松,心情豁然开朗。他活动着四肢,似乎准备着要回到东北文教工作队去大干一场。但组织上又调他到东北师范大学当音乐系主任、教授。他服从组织安排,马上携家眷赴长春到东北师范大学工作了。

李鹰航来到长春不久,就被选为长春市文联副主席。11月,中共长春市委讨论决定:东北师范大学党组由成仿吾为党组书记,李鹰航为党组成员之一。

那时,他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但他抖擞精神想要在新的岗位上干出一番事业来。一方面,他着力抓好音乐系的工作,坚持兼课,深入教学第一线,及时发现、解决教学上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和长春音乐界各方人士一起商讨、规划长春的音乐事业。在教学上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并十分注意引导学生从传统的民间音乐中吸取营养,培养学生的独创精神。因而,他的学生有许多人后来成为很有成就的音乐家。而且,他还有许多题材要创作,有许多艺术构思要完善……
然而,李鹰航终究力不从心。他那久病后的身体已大大不如以前,特别虚弱,怕冷,胃口也不好,不能及时补充营养。有一段时间,他得了重感冒,久治不愈,又查不出原因。学校的领导就送他到北京红十字医院去确诊、治疗。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病情有很大好转。出院时,一位苏联医学专家认为此病因北方寒冷气候所致,最好的办法是“易地治疗”。当时,东北师范大学校长成方吾同志非常赞赏李鹰航的学识和德行,盼望李鹰航早日回校工作。但他考虑到李鹰航的身体情况和苏联专家的建议,沉吟了,终于,他劝说李鹰航先不要过多考虑工作,当务之急是要把身体养好。

经过再三考虑,李鹰航听从了领导的劝告,接受了医生的建议,他决定回家乡广东去。

尾声

1944年,李鹰航创作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拉骆驼》。不久,他再度与谢力鸣合作,创作了歌曲《骆驼摩托来回走》。那又是一首极富作曲家个性的作品。其曲调保持内蒙民歌的基本特色,原来的八度大跳旋律,在作了更大幅度(八度、七度、十二度)的处理后,显得更为突出。歌曲的主题比《拉骆驼》更为拓展,既歌颂骆驼不畏艰难,默默奉献的精神,又赞美摩托风驰电掣,勇往直前的气概。四十年后,李鹰航对这一首歌又作了精心修改,深化了意境,使之更具时代气息。

生命不息,笔耕不止。李鹰航虽年届耄耋,但清癯有神。他的眼睛有些许白内障,但耳朵还好使。他年迈体弱,可头脑清醒,才思敏捷。当他凝思静听之时,仿佛能听到他胸中那雄壮嘹亮的歌声;当他轻舞手中的铅笔,哼唱新作那一刻,如同看到他当年在舞台上指挥的英姿。有多少个夜晚,李鹰航仍在伏案工作,他时而用放大镜审阅文稿,时而奋笔疾书。或许,他在寻找和查看自己艰难而又闪光的人生足迹;或许,他在酝酿、构思新的乐章。

1999年8月31日,李鹰航走完了他人生的历程,安静地离去了,享年八十三岁。

在那晚霞似火,秋林如染的北方漠原上,李鹰航就像那不畏艰难,不知疲倦的骆驼远去了,那清脆、悦耳的驼铃声却仍在我们的耳边回响。

1991-1993年写于北京
2005—2007年在美国略作补充、修改

李鹰航生平大事记

1916年,诞生
1916年6月27日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县广海镇东界里村的一个木匠家庭,取名为李英堂。

1924年,八岁
上私塾读书。

1925年,九岁
转入当地的新式小学敬睦小学读书。同年学会拉二胡。不久参加学校乐队,学会吹小号。

1930年,十四岁
上小学六年级,参加了东界村儿童龙船队,并担任领唱。

1931年,十五岁
考上县城的台山中学。李瑞淦同学将自己的小号赠送给他。全家节衣缩食供他上中学读书。
入学不久,被选入学校乐队,仍然吹小号。在郭士驹老师指导下,进步很快,成为乐队的主要乐手。并认识陈晚柳。
在校期间,受到进步老师的影响,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934年,十八岁
秋天,毕业于台山中学。
先后在大成、舜举、汶村等小学担任教员和校长,一直教音乐。并受邀为不少来乡间演出的粤剧戏班客串小号伴奏,深受群众欢迎。

1936年,二十岁
在教学之余自学了《作曲法》等有关作曲的书籍,并尝试作曲。为学生们谱写了《捕鼠歌》、《三小校歌》等。

1937年,二十一岁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参加由台山中学教师朱伯濂等人发起组成的“台山抗日青年同志会”(后改名为“台山抗日青年先锋队”),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并带领学生上街游行宣传抗日。也是读书会的积极分子,读过《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普及读物。

1938年,二十二岁
5月,与好友李凌等人在“台山抗日青年先锋队”的秘密组织安排下奔赴延安。随即考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为“鲁艺”音乐系第二期学员,从此改名为李鹰航。在“鲁艺”受教于吕骥、向隅、唐荣枚、杜矢甲等。因当时条件艰苦,分配到一把三弦,经过刻苦练习认真钻研,不仅熟练地掌握了三弦的演奏技巧,而且创造了“腰码”,并运用新的指法。被新任音乐系主任冼星海誉为“三弦王”。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音乐系第二期学员毕业。与梁寒光、李凌、李焕之、郗天风、沈亚选等七人留在“鲁艺”以培养作曲人才和音乐理论人才的音乐研究班深造。研究班由冼星海亲自主持并讲课。李鹰航专心学作曲,还兼任教务处艺术指导科助教和演出工作。
年底开始,在两三年中分别以鹰航、方冬为笔名创作了《七月进行曲》、《生产运动歌》、《铁匠谣》、《夜袭》等几十首群众歌曲。

1939年,二十三岁
参加冼星海创作的《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和歌剧《军民进行曲》等大型作品的首场演出。并担任《黄河大合唱》中朗诵歌曲《黄河之水天上来》的三弦独奏。创作民族器乐合奏曲《秋收》。为高阳编剧,夏静编舞的儿童歌舞剧《小小锄奸队》及多幕多场歌剧《治病》谱曲。
同年冬,借调到抗战剧团,任务是指导合唱,训练乐队。随团前往陇东,收集、记录了许多民歌、民乐和秦腔。

1940年,二十四岁
年初,被任命为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烽火剧社艺术指导。在陕西省户县为当地军民作慰问演出时收到了冼星海在离开延安去苏联前夕写来的一封信。来信鼓励李鹰航要继续刻苦学习音乐理论,要多到生活中去,创作更多新的音乐作品,坚定地为无产阶级音乐事业而奋斗。另外冼星海还叮嘱李鹰航,将收集到的民歌、民乐抄一份交韵玲同志(冼星海夫人)寄给他。
民族器乐合奏曲《秋收》在“鲁艺”的创作评奖中获得一等奖。
1940年上半年,给恋人陈晚柳写信希望她来延安团聚。年底,陈晚柳只身上路,于1941年初到达重庆,暂时在《新华日报》社工作。

1941年,二十五岁
春天,正式从“鲁艺”调往烽火剧社。
4月,烽火剧社与“鲁艺”内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合并为部队艺术学校,简称“部艺”。担任主任教员。   
12月,原烽火剧社改为“部艺实验剧团”,兼任该团的作曲、指挥及演奏员。创作的歌剧《治病》荣获延安“五四”中国青年节奖金征文的音乐歌剧类乙等奖,得到奖金二十元。

1942年,二十六岁
创作了儿童歌舞剧《打狗》的音乐。同年参加了四幕五场歌舞活报剧《保卫边区》的创作。还为“部艺”演出的话剧《李秀成之死》谱写了配乐。创作的器乐曲还有《诺蒙德多》、《前进曲》等。

1943年,二十七岁
“三八”妇女节后,陈晚柳来到延安。当时正值“整风运动”,不让会客。后在叶剑英总参谋长的关心下,他们才顺利结婚。

1944年,二十八岁
创作秧歌剧《婆熄纺线》、歌舞活报剧《无敌红军》等,歌剧《三边风光》和大合唱《中国共产党颂》。《拉骆驼》(谢力鸣词)是《三边风光》中的一首歌曲,流传广泛,后被改编成无伴奏合唱、二胡独奏曲、钢琴曲、弦乐四重奏、器乐合奏曲等各种音乐形式。
12月,部队文艺工作团与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合并,组成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简称“联政宣传队”。担任了宣传队演出科副科长。

1945年,二十九岁
1月13日,在陕甘宁边区群英会上,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甲等文教模范。与王大化、艾青、吴印咸、欧阳山尊、吴雪等著名艺术家、作家一同戴上了光荣花。所在的单位“联政宣传队”也获得集体荣誉奖旗。
创作秧歌剧《义务兵》,歌舞剧、活报剧《组织起来》、《庆祝开辟第二战场》、《王福友和郭全》等。数年间并谱写了不少群众歌曲。
11月6日,“联政宣传队”的大部分人马从延安出发,奔赴东北前线。李鹰航与妻子陈晚柳抱着在延安出生不满五个月的女儿随队出发。

1946年秋,三十岁
借调在安东白山艺术学校,晚柳平安地生下了一个女孩。随后乘火车经朝鲜去北满归队。
12月在哈尔滨归队。受中共中央东北局指示去哈尔滨大学担任新设的音乐系主任兼戏剧系主任。

1947年,三十一岁
5月下旬,赴东北电影制片厂所在地兴山为电影《民主东北》国际版和《民主东北》第三辑及第四辑的一部分作曲配乐。后来,《民主东北》(国际版)由蒋南翔带到布拉格第一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上放映。
7月中旬,哈尔滨大学戏剧系和音乐系合并为戏剧音乐系,简称“戏音系”,仍由李鹰航任系主任。领导和参与大型歌剧《阴谋》的剧本创作并作曲。

1948年,三十二岁
年初,歌剧《阴谋》在哈尔滨上演,以每天演出两场的速度,一共演出了数十场,观众达五万多人次。
5月,东北文教工作队(简称“文教队“)成立,担任队长,陈晚柳也在队里负责行政工作。
为八场歌剧《立功》作曲,并参与剧本创作。
8月下旬,八场歌剧《立功》在哈尔滨市兆麟电影院为第六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首演,随后在哈尔滨连演五十多场。
10月,率东北文教工作队去沈阳,接管了沈阳故宫和两所电影院。

1949年,三十三岁
1949年4月,沈阳电台播放了《立功》全剧录音。
“五?一”节,在沈阳上演《立功》。
7月,当选为全国第一届“文代会”正式代表,赴北京开会。东北文教工作队的歌剧《立功》被选为参加汇演的代表剧目。

1950年,三十四岁
5月,终因积劳成疾病倒。

1952年,三十六岁
2月,终于走出了医院。调往长春东北师范大学任音乐系主任、教授。不久,被选为长春市文联副主席。

1954年,三十八岁
回到家乡广东,担任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筹备成立中国音乐家协会广东分会,被推选为音协广东分会首任主席,同时被中共组织任命为音协广东分会党组书记。

1958年,四十二岁
因曾在会上对广州市文化局某些领导工作上的一些做法提出过不同意见,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撤消党内外的职务,下放到他亲自创办的新华书店音乐门市部,站柜台售书,称之为“劳动改造”。

1960年,四十四岁
重新开始音乐创作,为《红色发行员之歌》谱曲。

1966年,五十岁
为话剧《东江人》配乐。

1979年,六十三岁
冤案平反。重新当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音乐家协会广东分会主席兼党组副书记、广州市政协常委。

1985年,六十九岁
退居二线,担任音协广东分会名誉主席。

1999年,逝世
1999年8月31日凌晨2时10分,在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病逝,终年83岁。

李鹰航主要音乐作品目录(注)

《捕鼠歌》 歌曲 1936年
《三小校歌》 歌曲 1936年
《七月进行曲》 歌曲 1938年
《生产运动歌》 歌曲 1938年
《铁匠谣》 歌曲 1939年
《夜袭》 歌曲 1939年
《秋收》 民族器乐合奏曲 1939年
《小小锄奸队》 儿童歌舞剧 高阳编剧,夏静编舞  1939年
《治病》 多幕多场歌剧 翟强编剧 1939年。
《打狗》 儿童歌舞剧 1942年
《保卫边区》 四幕五场歌舞活报剧 谢力鸣、晏甬、侣朋、马瑜编导,乔振民、李鹰航、张林移作曲,其中第三幕中《开辟南泥湾》、《胜利秋收》两场为李鹰航作曲 1942年
《李秀成之死》 话剧配乐 1942年
《诺蒙德多》 器乐曲 1942年
《前进曲》 器乐曲 1942年
《无敌红军》 歌舞活报剧 夏静、田雨编舞  1943年
《婆熄纺线》 秧歌剧 1944年
《劳动英雄王科》 秧歌剧 1944年
《找菜地》 秧歌剧 1944年
《贺保元得奖荣归》 秧歌剧 1944年
《三边风光》 歌剧 谢力鸣编剧 1944年
《拉骆驼》 谢力鸣词 1944年 歌剧《三边风光》中的一首歌曲,流传广泛,后被改编成无伴奏合唱、二胡独奏曲、钢琴曲、弦乐四重奏、器乐合奏等各种音乐形式。
《妯娌争光》 独幕歌剧 1944年 原是歌剧《三边风光》第二场,后抽出单演。1948年7月光华书店在东北出版 《哈大戏剧音乐丛书》之二
《军民一家》独幕歌剧 1944年 原是《三边风光》的第三场,后抽出单演。
《中国共产党颂》 大合唱 萧向荣词 1945年,1948年10月修改,东北文教工作队编,东北新华书店发行《戏剧音乐丛书》之六
《义务兵》 秧歌剧 1945年
《组织起来》 歌舞活报剧 田雨编舞 1945年
《庆祝开辟第二战场》 歌舞活报剧 1945年
《王福友和郭全》 歌舞活报剧 1945年
《吹喇叭》 歌曲 抗日战争期间
《黄河哨兵》 歌曲抗日战争期间
《人民的炮兵》 歌曲抗日战争期间
《我们是铁中钢》 歌曲 抗日战争期间
《快乐的梢林》 歌曲 抗日战争期间
《八路军和老百姓》 歌曲 抗日战争期间
《儿童团员之歌》 歌曲 孔力词 抗日战争期间  
《采野果》 歌曲 抗日战争期间
《跳鞋歌》 歌曲 抗日战争期间
《抓汉奸》 歌曲 抗日战争期间
《胜利的秋收》 歌曲 抗日战争期间
《组织起来》 歌曲 抗日战争期间
《盐场谣》 歌曲 抗日战争期间
《快乐的家庭》 歌曲 抗日战争期间
《送子当游击队》 歌曲 抗日战争期间
《破除迷信》 歌曲 抗日战争期间
《扛起锄头拿起枪》 歌曲 抗日战争期间
《抗战八年》 歌曲 1945年
《军民互助》 歌剧 王向立、王焰、陈戈编剧,贺渌汀、李鹰航、张一鸣、彦克作曲,陈戈导演 1946年
《争取民主》 荒草词 1947年
《青年秧歌》 李江词 1947年
《民主东北》国际版 电影配乐 1947年
《民主东北》第三辑 电影配乐 1947年
《民主东北》第四辑的一部分 电影配乐 1947年
《阴谋》 大型歌剧 陈屿、思三、鹰航等八人编剧 1948年10月光华书店出版 《哈大戏剧音乐丛书》之三
《立功》 大型歌剧 蔡孑人、许诚、鹰航等八人编剧 1948年10月光华书店出版哈尔滨印,1949年7月吉林新中国书局出版
《翻身谣》 歌曲 1947年
《咱们江山要坐稳》 歌曲 1947年
《保家乡》 歌曲 1947年
《矿山烽火》 话剧编曲配器 1947年
《翻身工人》 器乐曲 1947年
《红旗是我们的》 歌曲 1948年
《红色发行员之歌》 1960年
《白云山颂》 独唱歌曲 1960年代
《重阳》 歌曲 1960年代
《声声歌唱共产党》 歌曲 1960年代
《喜鹊飞来》 歌曲 1960年代
《东江人》 话剧配乐 1966年
《人民自有回天力》 歌曲 陶铸词 1966年
《抢险号子》 歌曲 1966年
《登阅江楼》 歌曲 1979年
《前进吧,红领巾》 歌曲 1980年
《台山第一中学校歌》 歌曲 1985年
《广州进行曲》 歌曲 1988年 
《渔村晚唱》 歌曲 1988年
《雷锋的日记,我们写下去》歌曲(与他人合作) 1988年
《啊,香港,你必须更加芳香》 歌曲 蔡孑人词 1997年

注:这一目录是十几年前编列的,肯定有很多疏漏。其中还有许多作品的词作者、或者合作者已无法查找,核实,在此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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