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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普通人的苦难


--作者:林猛


奥比·萨克斯(Albie Sachs)《断臂上的花朵》是一本意外读到的好书,之前甚至没有注意过它的名字。作者萨克斯是南非新宪法的起草者,也是南非宪法法院的大法官,书里的主题从南非转型期的真相与和解,马上就跳到时代前沿的那些争论(比如公民社会经济权利、同性恋婚姻、多元文化等等),让人觉得真是没有余暇,世界总在不断冲突之中。


这本书附上了大量的判例,以及作者对法官判决工作的反思,可能尤其适合法学读者,也可以帮助普通人了解,在一个不断变动的世界中确立新规范之不易。但它还有另一层价值,作者对转型期一些重大伦理问题的探讨,对我这样一直敏感于历史问题,希望让普通人也说出他们的苦难的人,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启发。


萨克斯在南非反抗种族隔离的斗争中曾经入狱,并受到非人的折磨,这让人如何挺过去呢?作者不是靠对正义事业必胜或某种历史必然规律的信念;在当时的形势下,面对压迫体制的绝对优势的力量,翻转这种权力关系几乎没有希望。对此,他阐述了使自己能够坚持下去的原则:不管我怎样身受重创,我还是比他们优越--我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比他们更高尚,我的信仰深度为他们无法企及,我才是真正的人类,我为正义而战、我为自由奋斗,我永远不会变成他们那种样子。某种程度上,慈悲为怀的信念,而非残忍的以暴制暴,赋予我一种道德上的胜利,让我能够坚强地走下去。


他也确实这么走下去了。即使1988年,南非种族隔离政府制造了一起汽车爆炸案,夺去了他的一只手臂,他也依然不改初衷,期待从自己的断臂上开出玫瑰与百合之花,而不是其他种类的复仇--这正是书名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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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臂上的花朵:人生与法律的奇幻炼金术》 [南非]奥比·萨克斯著,陈毓奇、陈礼工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资料图/图)


强权横行的时代,容易摧毁人们对一切道德价值的信守,而越来越被赤裸裸的暴力说服。然而,抛弃了道德理想,对弱者分明意味着双重的剥夺:他不仅在力量上不如比他强大的压迫者,而且,由于他信奉力量是惟一可靠的价值,这会使他受到更深的羞辱,因为这恰恰是不属于他,而属于他的对手的东西。难道使弱者通过道德的坚持而获得一种优越感,不是对抗暴政的可取(甚至更佳)方式吗?难道竟不如在力量和道德上对他的双重剥夺来得好?


正是这样一种信念,促使着作者(以及他的同志)在斗争中有所为也有所不为。他们坚持要排除那些有违自己道德原则的手段,比如恐怖主义。结果这并没有损害他们的力量,反而铸就了非国大的团结,使他们得以一路挨过流亡海外的三十年,未曾经历剧烈的纷争或分裂。相较之下,当时其他的海外反抗运动几乎都四分五裂了


书中对我特别有吸引力的部分,是对南非社会转型中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工作的阐释。因为之前读过图图大主教的名著《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对此已有所了解,但这次我被更深地说服和打动了,因为它对委员会工作的出发点和价值基础提供了更进一层的说明。


无疑,真相与委员会建立在一系列现实的因素和考虑之上,无论图图还是本书作者萨克斯都承认了这一点。南非实现的是和平的转型,为了减少转型的震荡,避免像一些国家那样陷入持久的分裂和仇杀之中,他们选择了有条件的赦免--赦免的前提是施害人必须说出真相。


但与此同时,这样一种工作方式也被他们赋予了独特的价值意义,不管对当下还是对未来。


比如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是这样一种工作方式,那么在南非转型之后,未来的人们(还有万里之遥的我们)也许可以通过统计数字知道发生了多少罪行,有多少人受害,然而在作者看来,这只是一种知识knowledge),它虽然有对客观事实的了解,但并没有感知到人们为此付出的真实代价;而对于那些需要铭记的历史的苦难,我们更需要一种认知”(acknowledgement,也许翻译成体认更好)认知的前提是意识到那些不幸事件对当事人以及整体社会的意义,意识到它加诸我们旁观者身上的责任,并愿意去担负这种责任。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的意义,就此揭示了出来。没有比作者原话表达得更好的了:


(委员会的工作)是将它视为把知识转化为认知的过程。首先必要的是认知过去的伤痛。成千上万的人受难的事实,这是广为人知的知识--政府迫害人民、留下难以磨灭的创伤、人们枉死牢狱之中。然而人道和个人面向没有彰显,人民真实的苦痛没有抒发的机会。现在,当你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受害者,知道他们都是有名有姓的,听到他们亲口诉说他们的痛苦,那原本空洞的信息就不再空洞了。这对那些前来作证、回家后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人也是极有意义的。因为有了真和会(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简称)充满人性与关怀的做法,社会大众可以认知到成千上万过去被隐藏的私人伤痛。另一种认知则事关加害者自己,他们需要勇敢走向摄影机,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行。最终,整个国家认知到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而且可能再次发生,所以我们必须把所有事实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我们了解其来龙去脉,并降低其再次发生的几率。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指出,这样一种机制,对于他这样的名人和知识分子,意义可能还不那么大,毕竟他们有机会写作或上电视,向公众讲述自己的遭遇,抒发自己的情绪。这种机制难以估量的意义,更多体现在千千万万的普通人身上,这些曾遭受暴力加害,失去儿子、女儿、母亲、父亲的普通人群,原本只能将过往的伤痛隐藏在心中,像历史上一再发生的那样,而现在他们终于有机会,利用国家讲坛向他的同胞公开诉说自己或亲属的苦难--而且不用担心有人指责他们哭哭啼啼,没有出息,也没有人要求他们压制自己的隐痛。


对这个委员会,图图大主教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把它称为小市民发声的部门,按照作者提供的数据,全国各地大约有一万多人前来为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家人作证,还有大约一万人以书面方式作了证。再加上众多的听众,它仿佛一场正在上演的、举国投入的戏剧。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把重心放在真相而非审判、和解而非惩罚上,也来自它对南非问题的特殊视角。事实上,如果委员会成为一个法庭式的、处理罪责和惩罚的机构,那么它不得不严格按照正当法律程序去搜集、处理证据,可以想象,它得到的真相将远比目前这种方式要少。


而且,对一个意欲了解和处理其自身历史的国家来说,重点不是个人的罪责,而是要探求一些更大的问题,这样才能做到如我们说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些更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还是引述作者的原话):


这是如何发生的?这对当时的人来说有什么影响与意义?我们要如何提早防患未然?要如何防止其再度发生?当你处理的是这样大范围、长时间的问题时,重点就不仅仅是循正当法律程序来决定刑责或赔偿就好,而是要让整个国家社会能了解、能认知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唯有如此,疗愈才能开始。


如此,借助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不仅让暴行变得无可否认,还大大地推动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修复。更重要的是,它虽未造成犯罪者的普遍悔悟,--事实上悔悟者非常之少,如作者说的,在大部分的案例中,创伤并没有被化解。大多数的加害者西装笔挺、在律师陪伴下前来,肢体僵硬、表情冷淡,像在法院般朗读准备好的演讲稿,而不是发自肺腑、敞开心胸地倾吐与哭泣。他们同意认罪是很重要的,但往往只限于对非法行为事实部分的认知,配上排练过的道歉,而不是真诚的悔悟认错。--但是(我们继续借用作者的原话):


但在国家的层次上,南非首次有了对近代最悲痛的一段过去的共同单一历史。一群没有共同记忆的人不可能组成国家,也不可能孕育出共同的公民精神。你不可能在同一个时期、同一块土地上有一套白人历史、一套黑人历史,而且两者毫不对话,各自表述。你需要有一套单一、普遍、被大多数人接受的国家历史。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黑人和白人能享受的公共设施与生活机会并不均等,但至少现在我们的国家没有像以前那样分崩离析了。


所有这些很好地告诉了我们,在一个经历苦难和不义却没有真相的地方,在一个人们不能修复和谈论精神纽带,而只能借助强力、物欲连为一体的地方,为什么会对社会造成久久的伤害,会造成它潜在的撕裂,以及,为什么一切更有可能重演。这是真相换取的成果。


我们没法确认,一个国家如果运用南非的做法就一定能收到好的效果;可以确认的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所做到(至少是希望做到)的,正是在南非这片土地上被忽略、被遗忘,而且未来社会很可能还会为之付出代价的那些价值。



转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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