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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


--作者:景文


文化革命的早期1966~1968年之间,幼稚的我眼所见、耳所听全是阶级斗争白热化的大哄大嗡,以为这无产阶级政权随时可能被反革命分子颠覆,心里也随时警惕着反革命分子的捣乱与破坏。现在想起来也可笑,文革开始时,我只有14岁,你个小毛孩子,出身又不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没你的份儿,革命事业不仅不带你玩儿,还要防着你资产阶级复辟,你跟着警惕个啥?瞎操什么心,瞎起什么哄?就凭你的出身,你又有什么资格去起哄?


1966年夏天,我在中关村的同学家住的楼下看到一张大字报,署名为保姆造反团,写大字报的就是这楼里的几位保姆,要造雇主的反,要涨工资。也不知道是谁出主意鼓动得保姆造反,那大字报的字写得还算周正,肯定是有人捉刀代笔,反正那些文盲保姆是写不出来的。那同学家里是革命干部,也有保姆,见到大字报很生气,就说保姆造革命干部的反完全是胡闹,上去就撕大字报,我也跟着上去撕了两把。结果傍晚,警察叔叔就上门找到我,将我带到派出所。


在中关村派出所里,警察叔叔对着一个瘦小的小毛孩子非常严厉地询问,你是不是撕了大字报。我辩解说,是跟那个同学一起撕的。警察叔叔拍案而起大吼一声,你的母亲出身地主,撕大字报是反革命行为。


真是两声晴天霹雳,我吓得差点没昏过去。一声霹雳是自己的妈妈竟然出身地主,属于黑五类成分,自己以后还怎么见人?另一声霹雳是撕大字报竟然是反革命行为,自己以后还怎么活?


后面发生的事情,我已记不清楚细节了,只记得炎热的夏夜,空荡荡的派出所,昏黄的灯光,两位身材无比高大的警察叔叔严厉地训斥,自己的痛哭流涕,最后也不知道是怎么被放出来的,从派出所里出来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


现在想起来,警察叔叔也未必是要惩治我这个小毛孩子。人家保姆造反团的大字报被撕了,无产阶级的保姆来告状了,文化革命红卫兵运动闹得正欢,警察叔叔不给人家一个交代就会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对两个撕大字报的小毛孩子查了下档案,出身好的不敢动,另一个母亲出身地主,就去抓他。小孩子没什么政治油水,又是个从犯,重点是要查有没有大人在后面支持。万幸的是,我没把自己的母亲拖下水。最后实在审不出什么我就给放出来了。


从派出所里出来后,我吓得连家都不敢回,跑到了学校的教室里藏了起来。其实只不过是被叫到派出所给训了一顿,训完就完事了,后来才知道,此事派出所甚至连家里和学校也没告知。但对于只有14岁的小毛孩子来说真正是感觉天都塌下来了,感觉自己成了反革命了,这辈子算是完了,觉得活着没有前途、没有意思了,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又没有勇气自杀。


我在教室里蹲了一夜,于今我只记得那一夜,天气非常热,蚊子非常咬,凳子非常硬,躺下硌人的很。长夜漫漫,熬了很久天都不亮。

 

我不敢和任何人说此事。首先是不敢和父母说,任何一个孩子干了坏事,何况是反革命级别的大坏事,第一忌讳的就是让父母知道。


更要紧的是不能让同学们知道,这事要是传到学校里,我的小命可能都要丢掉。当时正值所谓的红八月,学校里的红卫兵打人打得厉害。红卫兵冲上社会造反,听同学说在外面打死不少人。在校内也是下狠手打人。校长办公室的秘书魏老师(红卫兵称其为魏老五)是右派分子首当其冲,成为红卫兵的殴打的对象。


听说这位魏老师多才多艺,文武兼修,能写会画,当过演员,先是歌唱演员,唱过男中音,后来又成了京剧演员唱京剧,真是多才多艺。以后转行成为中学教师,不知怎么就成了右派分子,好像是精英知识分子天然的离右派的距离很近。魏老师对待殴打是嘴上老实认罪,抱头挨打,魏老师好像练过武术,那些红卫兵拳打脚踢重击他时,他时时发出嗨嗨的声音用内劲抵抗,经历了无数殴打,未造成严重内伤。1970年代初魏老师担任了体育教师,可见其体格强悍,真是文武双全的硬汉。而其他弱者就没那么好过了。


食堂的两位大师傅被揭发是阶级敌人。一位是许亮师傅,40多岁,生得黑胖高壮。1960年代时,北大附中周边还是一片田野,学校东南墙外有一个大窑坑(几百年前建北京城时,取土烧城墙砖挖出的大坑),窑坑里积满了雨水,足有一丈多深,还长着茂盛的芦苇。每年夏天有很多人到大窑坑里游野泳,每年都要淹死人。大师傅许亮水性好,每次出事都他去下水救人,救过很多人,也捞过很多死人,真是积了很多阴德。文革中说他解放前当过伪警察,成了阶级敌人。红卫兵对他下狠手多次殴打,许师傅大窑坑下水救人捞死尸积下的阴德护体,虽然经历红卫兵多次殴打,死扛生受熬过劫难,留命一条。


另一位被扣了一顶富农分子黑帽子的王化平师傅,50多岁了,瘦小枯干又有高血压,挨了一轮殴打,就扛不住了,景文曾远远地见过王化平师傅被红卫兵押送着从食堂前小广场走过,低着头,眼睛被打青紫的肿得眯成一条缝。过了两天就听说王师傅晚上跑出去在白石桥跳河自杀身死了。


当时打校长、打老师成风。我们友谊班的两位同学,据说还是出身不好当不了红卫兵的,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性,去打自己的班主任贾俊玲老师,强迫老师跪在自己面前扇耳光,比赛谁扇老师的耳光更响亮。结果不仅未得到革命的赞扬,还被批判是坏分子浑水摸鱼。看来打人也首先要获得出身的资格认证,只有出身好的才有资格打人。


殴打同学的不太多,但也不是没有。我认得的清华园中学的赵同学,因为父母被打倒自己也成了出身黑帮的黑五类,结果被原是自己同班同学的红卫兵按在课桌上用军用皮带暴抽了一顿,赵同学一直以此为奇耻大辱。可怜赵同学本出身于革命干部,可惜的是其父就职于北京大学,文化革命首当其冲,北京大学的所有革命干部一夜之间就成了黑得不能再黑的黑帮分子了,赵同学这位原本出身革命干部的红五类一下子就跌落到了黑几类的粪坑里。


在北大附中也有对同学大打出手的事发生。初二5班的邹同学一人打遍全班的狗崽子(当时称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为资产阶级狗崽子)。他一个人召集(勒令)全班的出身不好的同学开会,一个一个地批判,一个一个地打,连女同学都不放过照样拳打脚踢。


邹同学是随家长调入北京,他爸是煤炭部副部长,插班进入北大附中初二5班的。来了以后,学习不好,跟不上,大概感到很失落,心里有阴影。文革来了,扬眉吐气,失落变成了对学习好的狗崽子的仇恨,用殴打践踏来发泄。班长许国庆同学是原来老师指定在学习上帮助邹同学的,无私地帮助邹同学曾付出过很多时间精力。可是换来的是对他的仇恨最大,殴打最凶狠。邹同学用军用皮带狠抽许国庆,皮带的铜头将许国庆的头打破,血流满面。


几十年过去了,许国庆还有时时头晕的后遗症。我曾经听他们班的班主任钱逸才老师说:邹这个同学太不像话,文革中老师、同学打了一大片,到现在也没有过道歉。至今班里同学聚会从来没来过,没脸来。可是这位邹同学后来供职于某中直重要机关,据说还是司局级领导干部。嘿嘿!呵呵!太玄幻!


我班里的红卫兵倒是没有打自己的同学,但是几个月后有一位当时在班里非常活跃的红卫兵干将发出感慨说:我当时怎么没把程卫平打一顿!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恨程卫平同学?程卫平同学和这位班里的红卫兵小头目过去从未发生过矛盾,到底为什么非要殴打才解恨。是不是因为程卫平同学聪明学习好而他学习差,还是因为程卫平同学体育好比他强壮,还是因为程卫平同学父亲是北大教授,他父亲是炊事员,程卫平同学家庭经济情况好,他家穷?看来多半是嫉妒心由来已久。


好在当时这位同学身为红卫兵小头目忙着搞阶级斗争要斗老师、斗校长,还要到社会上去造反,忙得不可开交把这茬给忘了。等到想起这茬时,已经是红卫兵组织联动被公安部宣布为反动组织,红卫兵已经不能随便打人的冬季了。好遗憾,没对同学大打出手以解心头嫉妒之恨。几十年后才发现还是做人留一线好,没对同学大打出手还能老同学聚会再见面说说话。


1966年所谓的红八月时,我曾偶尔听到一位过去的同学、现在的红卫兵兴致勃勃地吹嘘自己在海淀街的一个四合院里亲手打死了一个资本家,还感叹道,人的生命力太强了,他们三个人一起殴打一个人,几次累得精疲力竭不得不停下休息,人还没死,整整殴打了一夜,到天亮时那位可怜的资本家才咽了气。


更令人发指的是,那三个行凶者之中竟然有一位是死者的儿子,虽然这位大义灭亲的儿子出手打的频率没那两位红卫兵次数高,但也足够凶狠。据两位红卫兵说,这位冷血的儿子用绳子套住他父亲的脖子,将他父亲在院子里拖来拖去,几次将其父亲拖得窒息。这两位凶残的红卫兵,两三个月前还是坐在教室里的15岁中学生,文化革命仅仅两个月就让两个孩子变成了凶狠、残忍、嗜血的野兽。文化革命像一个罪恶的温床,让一些人久远以来深藏在心性深处的邪恶的种子迅速生发成长,结出令人发指的罪恶的果实。


当年这两位行凶的红卫兵的去向我也都知道,他们后来竟然是执法者,就职于公检法部门,真像一个黑色的幽默剧,结果竟然会是这样。他们的生活都不错,似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说法在他们身上没有应验。几十年了,不知这两位仁兄忏悔了么?我真替他们担心。因果通三世,报应未必此生就来,若不忏悔,决定要堕入恶道,万劫不复。而打开文化大革命这个潘多拉罪恶之盒而衍生出滔天罪孽的因果报应决定会来!


当时我想起若自己的反革命行为曝光,身边有如此凶残的红卫兵同学,恐怕立刻会丧命于棍棒皮鞭,吓得发抖。我对此事守口如瓶从未对任何人提过,也要感谢派出所的警察叔叔没把我撕大字报的事告诉学校,让我逃过一劫。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来这两天在网上看到的一篇关于西纠红卫兵在造反的红八月里大开杀戒的资料,也可以从侧面证明我当年害怕自己会丧命于红卫兵棍棒皮带的恐惧是有道理的。


此后我在住校的同学宿舍里借住躲了三天,直至父亲到学校来找到自己。家里并不知道我被派出所传讯的事情,还以为我是造了自己家庭的反,与家庭划清界限呢。


对于反革命分子的认识,我是从自己身上开始的,自己差点成了反革命。说实在的,现在回想起来,文化革命大闹三年下来,我还没亲眼见到过一个真正的阶级敌人,没见到过一个真正的反革命。当年看到的那些所谓的反革命,到后来全部被平反。



转自《新三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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