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分类: 1960年代, 北京, 文革

血统论和红八月

——《对话陈小鲁》节选


--作者:陈小鲁 米鹤都


10.jpg

1962年陈毅全家福。摄于在中南海怀仁堂西侧的庆云堂四院


米鹤都:就北京中学的一般情况而言,伴随着校园暴力的,是红卫兵组织的出现和老子英雄儿好汉对联的辩论。这期间,八中的情况如何?另外,你当时对这副对联怎么看?


陈小鲁:进入8月份以后,各校纷纷成立红卫兵。八中也有些同学先后成立了红卫兵的小组织。我没有参加,为什么呢,因为我组织观念还是挺强的,虽然我还没入党,可是我是团支部书记呀。我想,红卫兵是什么啊?三个人一组织就成立了,成立红卫兵是要取代共青团吗?入团可是宣过誓的,而且这也得党中央说了算啊!当时,有的同学在学校广播,号召要成立红卫兵,解散共青团。我对他们说:不要胡来!你们要退团就退团,我是不会退团的。这事后来就无声无息了。因为八中成立红卫兵和解散共青团搅在了一起,接着又和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搅在一起,我觉得这怎么可以作为红卫兵的口号呢?红卫兵打出这样的口号,那我就不愿参加。


所以,有很多激进的红卫兵对此不满意,但我不组织,他们也没办法。八中实际上就没有成立过全校性的红卫兵组织,没有红卫兵总部、没有负责人,也没这个组、那个组,这和其他学校不大一样。红卫兵的活动基本都是各班在搞。各班成立红卫兵我不干涉,他们最多也就是用高三或高二某一年级红卫兵的名义写大字报什么的,但是他们没法署名八中红卫兵,因为写了也没有用,实际上不存在这个组织,只不过是在外面创个品牌而已。


当然也有例外,这期间,以八中红卫兵署名发出过两个通令。一个是镇压流氓的通令,但这事我不知道,也没有人来请示过。跟我没什么关系,应当是某个班或几个班的红卫兵自己做的,用了八中红卫兵的旗号。事实上,因为当时红卫兵组织是非常松散的,人家也不用你批准,也就用了这个名称。另一个通令是我干的,就是取缔各民主党派。八中红卫兵事实上并不存在,但这个牌子其实大家都可以用,只不过因为我是校文革主任,我用起来稍微名正言顺一点。


在红卫兵打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时,八中的同学中、即使干部子弟中,也有两种意见,一些干部子弟对这种血统论也很反感。记得有一次学校开大会,高三的一个同学,他父亲是解放军的一位将军,他上台讲话时,下面就有人喊:报出身!他故意说:反革命!说完,就把麦克风扔掉了,表示对这种极端化的抗议。当时全场人都呆了。


前面说了,我是不同意对联这样的口号的,但是我的表态比较委婉。因为同意对联的,有不少是我的朋友,我不愿意和他们正面冲突。我开会时讲:有现成的呀,为什么不用毛主席的话呀?我劝他们用毛主席的诗词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来替代那个对联。谁都不能说我说的不对,毛主席的诗词你敢说不是?当时我不同意对联、也没正式组织红卫兵,很多同学、特别是很多干部子弟对我不满意。但是我从这个角度来谈问题,他们也说不出什么。同时我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这是讲策略吧。于是,就成了各说各话。总的来讲,八中红卫兵内部、干部子弟内部在文革初期没有分裂过,有什么意见大家可以讨论,但是没有红过脸。


要说干部子弟为什么那么热衷对联?当大家一讲起对联时我就觉得,这个对联有利益在里面。首先就是干部子弟要高人一等,这就是一种本能。讲起对联来,我很光彩呀,因为我老子是英雄,我是好汉,那我在学校里做什么就当仁不让嘛。而你如果出身不好的,尽管可能学习好一点,或者平时你挺牛逼的,但是你现在得老老实实听我的。这个对联的实质就这么简单。


有人认为干部子弟学习成绩不佳,是干部子弟热衷对联的原因。其实在我们学校,从学习成绩来讲,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间的差距不是太大。像我们班里,周小川、苏宁等干部子弟都是学习最好的,因为他们的条件好,见多识广。出身不好的同学里也有学习好的,他们很刻苦。四中的孔丹、秦晓等在学习上也都是佼佼者。所以,这取决于不同学校的不同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就八中来说,干部子弟飞扬跋扈并不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好。


我认为,讲对联主要还是政治上的原因,受等级制、血统论的影响。你出身不好,我就歧视你,这是有的。即使都是红五类,里面也不完全一样。甚至军队干部子弟对地方干部子弟还有点看不起,说是歧视太重了,其实也有点那个味道。军队干部子弟认为地方干部子弟太温文尔雅了,革命斗志不强等等。我们学校的几个军队干部子弟,就一直在背后议论我,这我也都知道。好在我父亲是元帅嘛,也是军人,所以他们不敢造我的反。


我不赞成的事情呢,就不表态或委婉表达不同意见,你愿意造反你就造反,我没耽误你造反呀。你要是不造反,那也怨不得我。但也有坏的,有些比较激烈的分子,就把学校领导等给打了。我当时就没划这条线,因为管不了。北京各学校都是如此,我怎么弄呀?如果被大家说成是保皇派,我自己也不愿意呀。这是我当时的心态。


说起来很多人可能都不信,8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很多朋友都上了天安门。可那天我就没去。因为我不是红卫兵,也不是那种激进分子,也不是不想去,事实是就没人通知我参加那天的大会。


11.jpg

1966年,陈小鲁(后排右7)与北京八中同学在校园合影


米鹤都:在文革初期,北京红卫兵运动中有三件重要的事情是和你密切相关的,或者说是你挑头的。一是发起和成立大名鼎鼎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二是四、六、八中红卫兵联合在中山音乐堂召开批斗北京市教育界领导的大会;三是勒令停止了中国八个民主党派的活动。对这三件事情,你能不能把经过和你当时的想法回忆一下。


陈小鲁:前面提到,以八中红卫兵署名发的通令之一,就是取缔中国各民主党派,这事儿确实是我挑头干的。那是在八月份,文革运动已经热火朝天了,红卫兵到处发通令,看到什么不顺眼,就发通令掉。我们看到人家都在轰轰烈烈地闹革命,感到我们也不能无所事事啊。那么搞点什么呢?我们没事瞎琢磨,于是就想起民主党派来了。


我们先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文章,毛主席说,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有前提条件的:一个是共产党的政策没有错误--这是肯定的了。第二个就是民主党派必须接受改造--我们可以说它不接受改造啊。这样的话,前提条件就不存在了嘛。我们商量后,觉得这个事可以干,就起草通令,要求民主党派72小时内解散。通令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大家一块凑的。


发完通令,我就把这事忘了。还没到72个小时呢,民主党派机关的群众组织就来电话问,期限到了,你们怎么办呀?我们就说:收大印!他们说:那好,我们来车接你们。当时收印的时候,我没去,别人去的,把人家民主党派的大印都收回来了。后来我看到你写的那本《聚焦红卫兵》书里也记述了这个事件的过程。


大概过了一两天,我在中南海遇到李富春伯伯,他那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了。我回家时,从他家门前经过,骑着自行车要进家。他正走出来,就把我叫住了。他说:哎,小伙子,下来!我问你个事儿。我下车后,他说:解散民主党派,是不是你们八中干的?我说:是。老头说:这么大的事情,你们就擅自作主?我们党、我们中央,对民主党派有统战政策,你们知道不知道?他当时批了我一顿。我说:那怎么办?我们把大印都收回来了,再还给他们吗?老头想了半晌才说:你们以后做事,要多动动脑筋,不要轻举妄动!


文革后,当年那位派车接我们的民主党派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的一个同学:当年我们发了通令以后,民主党派非常紧张,不知怎么办好。后来总理知道了,出了个主意,就是先发制人,先缴枪投降。投降了,红卫兵就不会再找麻烦了,民主党派就保护起来了。事情真相可能就是这样。


12.png

1966年,陈小鲁(后排右三)和八中同学合影


另外,在819日我曾发起组织了一次批判北京市教育界领导的批斗会,从市委文教书记张文松、教育局局长李晨,往下还有区教育局的领导,以及西城一些学校的书记、校长作为陪斗。我当时的想法也很简单,觉得既然文化革命要深入,要批资本主义的反动路线,我们批斗了学校的领导,可当时整个北京市教育系统好像还没有这么一个批斗会。这个批判会的筹备是我组织的,是我到教育局找那里的群众组织联系,邀请他们一起开大会。他们都很赞成。我又联系了四中和六中的朋友,大家也都同意。会场定在了中山公园里的音乐堂,大家就分头组织人发言,各自准备批判稿。


开会时,我是坐在主席台上的,不过我不是主持人。批判会,就是组织批判发言,然后就该结束了。可突然一群学生冲上了主席台,暴打那些书记校长们,打得他们头破血流啊!我没办法,挡不住的,赶快说,停下!把他们踏倒在地!然后就举起红卫兵的旗子,喊口号,这样就不打了嘛。这次会上发生了比较严重的武斗,影响很大也很坏。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场合,不像在学校里,而是三个学校联合召开,还有市委教育界的干部群众参加,份量是不一样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而且后来还听说,以前在八中当过校长的温寒江,后来在教育局工作,当时是五六十岁的老头了,那天也被八中高一年级的几个学生押着,从八中一路小跑到音乐堂,一路还用皮带打他。我是反对打人的,他们都知道,但是没人听。


这个大会的前一天,即1966818日,毛主席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对宋彬彬讲了一句要武嘛,这句话真是要命啊!在这个要武出来之前,我们还可以控制住局势,因为《十六条》[1]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这个要武嘛出来以后,我们就管不住了。我觉得这句话不一定是主席有意提倡,可能随口说说而已。但是对于普通学生来讲,可不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认为这是个号召,所以武斗就控制不住了。人家说,毛主席都讲了要武嘛


对我来讲,文革是我的第一次社会实践。我有错误,我斗争校领导肯定是错误的,我发通令解散民主党派肯定是错误的,我主持开会批判北京市主管教育的领导也肯定是错误的,还因为我控制不住那个局面,在这个会上使他们都挨了打。这与我想象的就是批判一下,大不了喊喊口号大不一样了。红卫兵们直接拿皮带打人,整个会场就失控了。这次会议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心里感觉很不好,决心以后再不挑头搞这种事了,同时对文革看不清方向的那种感觉也越来越强。


红卫兵破四旧的时候,我也参加过一次抄家活动。一次有同学告诉我,公安局来给他们提供线索,说有一家人有历史问题,他们还有国民党的党旗什么的,并提供了他们的住址等情况,希望红卫兵们去抄他家。因为这家人当时就住在我们学校附近,我就跟着一个同学跑了过去。到那儿一看,确实是有一些国民党时代的委任状之类的东西。当时都说,对阶级敌人要满腔仇恨,但是我看到那个人家里破破烂烂的,人又被打成那个样子,对他就是恨不起来。反倒觉得他挺可怜的,将来生活怎么办呀?那天,我也感觉很不好。从那以后,我再不参加抄家了。


13.jpg

与北航附中同学留影。左起郭德琨,贾炎炎,江辽东,李冀安,杨小勤,陈小鲁


1966年的八月份,中国、特别在北京是天下大乱


当时在各个学校里,对老师校长们进行体罚、殴打,最后有一些老师或者是校领导就给打死了。对于这些情况我当时感到不对,这不符合我们党一贯政策,到底该怎么办?当时我还是校文革的领导,华锦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学校,我有责任啊。


有什么办法可以制止这种情况吗?我感到很迷惘。这时候正好《十六条》出来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第一是要文斗不要武斗,武斗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中央的这个政策规定,我们当然拥护。第二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我就想,现在这些乱象没人管,谁也管不了,我们是不是要自己管好自己。这是我当时是从中央文件的政策上来理解的,或者说是学习《十六条》的心得。


当时出了一件事。苏联驻华使馆前面那条路叫扬威路,当年的中苏友好那种感情已经无影无踪了,此时已经是反修防修的敌对关系了,红卫兵们认为,苏联使馆在扬威路上,修正主义还能扬威吗?于是,有人出头联络北京各中学的红卫兵,搞了一个大型的活动,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前开大会、游行,把那条街改名为反修路[2]这个活动是谁发起组织的、怎么组织的,我不知道,也没参加。据说,周总理虽事先加以劝阻,但红卫兵们没有接受。这件事,八中也有人参加。


他们回来告诉我说,总理讲了:北京市有几十万的中学生,是一盘散沙,找不着头儿,也不知道谁是头儿。教育系统瘫痪了,共青团系统也瘫痪了,党组织也瘫痪了,中央有什么事情想向下边传达,我们连一个可联络的人都找不到。总理意思是,组织和主持这次更名活动的红卫兵机构不能解散,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常设组织?八中的红卫兵当时就回答:我们做不了主,我们学校有头儿。他们回来就告诉我了。


从这个信息里,我觉得,现在局面太乱了,文化革命这么下去不行。中央找不到头绪,也着急。而且《十六条》讲的是要群众组织起来,自己教育自己,所以我们当时非常单纯地认为,这个《十六条》就是圣旨。文件说要文斗不要武斗,那我们就要制止武斗。既然文件说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我觉得我们就应该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组织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红卫兵自身的缺点、错误,也要有人来管呀。别人不管,也管不了,但自己应该管一管自己。我认为,这是我对文革运动大方向不理解的一种举动,直接的动因就是要约束红卫兵的过火行为,以真正实现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号令。有人说:你成立的组织管得了别人吗?我说:咱们可以串联呀。


当时我串联了四中和六中,因为这两个学校的学生领袖孔丹和董良翮我最熟悉。大家一拍即合,于是我们马上就召开了一个西城区各校红卫兵组织联席会,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之后简称西纠。每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抽出十几个优秀的人,做纠察队队员,管理好自己的学校,再组成一个联合的指挥部,来统一调度。


14.png

八中红卫兵当年使用过的西纠臂章


1966825日,西纠成立。当时在哪里开的会,多少学校参加,具体过程我都不记得了,甚至开会我可能都没参加。但是我知道我当时提出这么一个想法,算是发起人之一,这个想法大家接受,或者说大家都有这一共同的想法。从我来讲,发起成立西纠的重要因素,靠的是我在学校里的威信,以及我和四中、六中一些朋友的互信。但那时我根本没参加过红卫兵,不过大家都认为我是当然的红卫兵。


从定义上讲,西纠的目的和职能就是单一的检查纪律、纠正作风这么一件事。这和后来其他人成立的各种跨校际的红卫兵司令部,如大学红卫兵的一司、二司、三司,以及首都兵团什么的,性质是不同的。所以人家说它是一个保守主义的产物,后来中央文革定性它是保皇派甚至反动组织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它和整个文化革命的形势是背道而驰的。


文化革命初期是要充分发动群众,老毛甚至不惜用默许暴力的行为,为发动群众开路。如北京大学618日武斗打人后,刘少奇为首的中央批示了工作组的9号通报,要求制止武斗打人,但这个通报随后被老毛撤回。又如红八月中,1966821日,毛泽东批转下发了《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第二天又批转下发公安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报告。毛主席批的公安部那个报告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谢富治要求公安机关执行的就是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警察一律不得进入中学的政策,这个政策比什么都更说明问题的实质。那么,西纠的作用给人的印象就是去制止群众运动发展,限制群众革命热情,所以站在了运动的对立面。


另外从外延上来讲,文革中的群众组织都是搞得牌子越大越好,换了别人搞这个事,可能就叫做首都红卫兵纠察队了。因为我的想法是,我们四、六、八中都在西城区,我们最好只管好自己眼皮子底下的事儿。我很实际,也可以说是一种自我节制吧,我们还不是那种目空一切、要造整个世界的反。而且西城区的面积已经很大了,有五六十所中学,一个学校要一两千人,也有十来万中学生了。我们只能管这一块,别的管不了,人家也不见得听你管。我的想法是我们先搞起来,然后其他人去搞其他区的纠察队,到时机成熟,最后再实行大联合,成立北京市全市的红卫兵纠察队。


15.png

周恩来、陈毅和部分红卫兵纠察队员合影


为此,我专门去东城区,通知了姬鹏飞的儿子、65中的姬军等,还有谁我记不清了。海淀区的学校我不太熟,但之前有石油附中等海淀的红卫兵到我们学校来串联过,于是我们就去海淀,跟石油附中的红卫兵也讲了我们的意图。大意是: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要成立西城纠察队了,这个组织主要目的是干什么的,建议你们也成立一个,将来适当的时候我们再联合,来维持革命秩序、制止武斗等,这符合《十六条》的精神。


之后,西纠就成立起来了,但是具体工作就落到四中头上了。这个也很自然,四中本身是北京市西城区最好的学校,在各校中有天然的威望。另外像孔丹这批四中的同学,我都比较了解,也比较信任,他们是个团队,工作起来更得心应手。另外,关键是孔丹的母亲在总理办公室做副主任兼国务院副秘书长,这就相当于和总理有了直接的联系。因为最希望我们组织起来的人是总理呀。


很快,这个事就得到了国务院的支持。当时国务院的秘书长周荣鑫、公安部长谢富治,包括叶帅,都亲自到西纠总部来视察过。国务院给安排了办公用房,是一所闲置的小学校,另外给拨了汽车、摩托车,给了一些军大衣和被褥,还给了一些经费,用完再报销。这样,西纠就有了自己的一套系统。我这人比较随和,很自觉的就不管了。西纠搞起来以后,我在总部呆了三天就离开了,并没有真正介入西纠总部初期的工作。


另外,成立西纠的过程中,我们确实没有任何后台,完全是一种自发的行动。我是动议发起者之一,至少我没有后台。这件事我父亲根本就不知道,因为前面说过,我们在文革之初就约定划清界限了。当时,八中一些同学曾跑到外交部去造反,说外交部副部长们搞封、资、修什么的。我父亲自出面解释,并保证将来把处理结果告诉他们。父亲最后问:怎么跟你们联系啊?他们说:你告诉陈小鲁就行了。父亲没有反应过来,就问他们:陈小鲁是谁啊?”“陈小鲁是你的儿子,你不知道?他们回来,就和我开玩笑:你是不是假的呀?你爸爸怎么不认识你?


西纠成立以后,马上就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西单商场来人说:有些红卫兵来商场说米老鼠商标是四旧,不能卖,要封存起来。天这么热,糖都化了,国家财产受损失啊。你们能不能让我们继续卖米老鼠奶糖呀?我说:那你们换个包装呀。他们说:奶糖都是一块块用糖纸包起来的,怎么能一块块地换呢?最后,我说:这样子吧,我给你们发个布告,宣布为了保护国家财产,你们可以把现有的存货卖掉。以后,你们就别再进货了。


16.png

上海墓园的陈小鲁塑像


注释:


[1]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于196688日通过的一项决定,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2]1966820日上午,位于苏联大使馆旁边的北京女二中的红卫兵,将通往苏联大使馆的扬威路的路牌上贴上了反修路,并印发了《大造修正主义之反》的通告。而全市范围的红卫兵集会和示威游行,则发生在829日上午。据1966911日出版的《串连小报》记载,八月二十九日上午《反修路》上锣鼓喧天,红旗招展。……红卫兵在这里举行盛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热烈庆祝《反修路》正式命名。如果陈小鲁指的是29日的游行集会,而西纠成立于825日,时间顺序上有问题。另一种可能,则是女二中红卫兵在820日命名反修路和发通告时,就是与其他学校红卫兵的联合行动,故有周恩来之后的说法。还有一种可能是陈小鲁的记忆有误。


------------------------------------------------------------

参考阅读:杜钧福:西纠: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1165


西纠

----作者:杜钧福

《记忆》50期刊登了宋彬彬等人关于卞仲耘事件的文章,引起轩然大波,反对者言辞激烈,甚至迁怒于期刊编辑者。52期又刊登关于北京四中的系列文章,似乎只听到称赞的声音。

刊登宋彬彬们的文章,对文革初期北京师大女附中卞仲耘事件作了一些澄清。这种做法我是很赞成的。一个人就是犯了死罪,在法庭上也允许律师为其辩护,还让他做最后陈述。何况宋彬彬们没有那么大的罪过,在某种意义上,她们也是受害者,为什么不许她们为自己辩护呢?就宋彬彬们的文章来看,她们的态度还是积极的,对卞校长的被害表现了一定的悲痛和悔悟。文章本身也有利于澄清事实。当然,我感到,她们的认识还是不够的。卞仲耘事件的发生,和宋彬彬等在8月初贴大字报所造的舆论是有关系的。而且,看来事件发生时宋彬彬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局势,她们了解正在发生什么事,也应能预见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她们应对事件的发生负一定的责任。我们等待宋彬彬们对此事有进一步的认识。

《记忆》52期是关于北京四中的,涉及另一重要事件,就是“西纠”这个组织。和“西纠”直接联系的,是8月底在北京发生的大规模的杀戮平民和驱赶他们离开北京的事件。这一事件和卞仲耘事件性质有所不同。卞仲耘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发的,至少不是精心组织的,造成的直接后果不可和8月底的事件同日而语。而在“西纠”问题上,真相更为模糊。而这期《记忆》上的文章,似乎对这一真相的澄清没什么贡献。

这期的王祖锷的文章说:“实事求是地讲,西纠成立之初发布的一系列‘通令’,对红卫兵们抄家、武斗、草菅人命的乱象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同一期水流云在的文章说:“通过上述的这些通令,我们可以比较客观地说,在那个已经‘砸烂公检法’的社会环境下,‘西纠’的一系列行动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他们阻止红卫兵对于老干部的冲击,规范批斗会的规格与纪律,保护外宾的安全以留下中国在外交场合的最后一分颜面,也因此有四中的校友曾戏称孔丹为当时的‘北京卫戍区司令’,以至于‘西纠’的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甚至得到了国务院的直接支持,周恩来就曾指示原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为‘西纠’安排住房、交通、印刷等各种活动的便利条件。”

他们都认为,“西纠”的作用是正面的、积极的。这和一些主流看法一致,例如王年一先生的《大动乱的年代》说西纠“维护政策,执行纪律,稳定秩序”,起了“抑制混乱”的作用(《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76页)。

《大动乱的年代》出版于1988年。从那时到现在的二十余年里,不少关于“红八月”的资料问世,特别是王友琴女士的辛勤工作,使事实真相逐渐揭露。尽管还未到真相大白之日,但我们应该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特撰此文,求教于王祖锷、水流云在等先生。

“西纠”在“红八月”里干了什么,首先表现在它的十来个《通令》之中。水流云在的文章叙述了这几个《通令》,但不知为什么单单遗漏了最重要的《第四号通令》。

8月25日,“西纠”发布成立宣言,声称其成员是红卫兵的优秀分子,中坚力量,纠察队是革命的造反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解放军驻京部队的亲密战友,要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在这个文件中,首次将资产阶级和五类分子并列,成为六类分子,而且强调镇压的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即“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

8月26日,西纠发布了第一、二号通令,开启了红卫兵向社会发布通令的先河。27日又发布第三号通令。这是个重要的通令,因为将第一、二号通令的内容都包含在内了。其主要内容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的内容是保护老干部。“没有中央的许可,没有新市委的决定,没有纠察队的命令,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宣布戒严,都无权以任何借口拦截和检查来往车辆和行人,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对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绝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绝不允许任何人无理勒令革命老首长搬家,辞退保姆,交出电视、沙发、汽车等,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阶级报复,坚决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在这里,他们高举反对绝对平均主义的旗帜,保卫的是他们的父母,也就是他们自己家庭的社会和经济地位。

第二方面的内容是关于抄家的:“查抄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的家,一定要通过本单位的红卫兵总部,一定要与当地派出所和各街道居民委员会取得联系,所缴获的一切财物都要归公!在查抄时,要提高警惕;要以文斗为主,后发制人,要严防坏人捣乱,钻空子。”此处首次明确提出“黑六类”一词。也很明确规定,所有抄家都是通过派出所的。此处说“以文斗为主”,意味着并不排斥武斗,只是要“后发制人”。

“西纠”的成立宣言和第三号通令属于文化大革命中最重要的文件。它们首次明确地将概念模糊的“资产阶级”归入应被斗争的阶级敌人之列,和以前的“黑五类”一起算作“黑六类”。非但如此,它们还将这些阶级敌人的子女,即“孝子贤孙”也归入斗争的对象。这些文件是针对在中国近代史上起了积极作用、“开国”有功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当初曾是国旗上与工、农并列的两颗星)及广大的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宣战书。正如现在某些“老红卫兵”所回忆的,当时的红卫兵运动的打击目标,就是国旗上的“那两颗星”(王斌、礼平《只是当时已惘然(红卫兵记忆)》,《上海文化》2010年第3期,摘自《炎黄论坛》)。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似乎被所有文革研究者所忽视。

自此,“黑六类”成为标准提法,迅速传遍全国。在9月25日的上海红卫兵总部第二号通令中也使用了“黑六类”的提法。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未见任何中央文件修正这一说法。

在“西纠”成立、上述文件发表以后的几天,在北京掀起了抄家、殴打、刑讯、杀戮的高潮。据官方统计,从八月底到九月初,有1772名北京市居民被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被杀,而是被严刑残酷折磨致死。这是北京市的“玻璃之夜”(注:又译作“水晶之夜”、“碎玻璃之夜”,指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纳粹党及冲锋队袭击德国全境的犹太人的事件。这被认为是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的开始。因暴行后到处是打碎的玻璃而得此名),这是北京市居民永远不能忘记的惨烈一幕。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西纠”在这场针对普通居民的杀戮中起了“维护政策,执行纪律,稳定秩序”的作用。即使在《记忆》52期水流云在的文章中,也只将“西纠”“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归结为“阻止红卫兵对于老干部的冲击,规范批斗会的规格与纪律,保护外宾的安全”而未提杀戮普通居民事。

所说的“阻止红卫兵对于老干部的冲击”,应确有这样的作用,至少通令本身有这样的效果。至于“规范批斗会的规格与纪律”是否属于稳定社会秩序却大有疑问。我们不知道他们规范了哪个批斗会的纪律,只知道一个典型事例是在8月19日,北京市四中、六中和八中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厅召开斗争大会,主要斗争对象是“黑帮分子”,前市委教育部长张文松等。虽然此时“西纠”尚未成立,但发起人主要是后来“西纠”的领导成员。会议开始后,“黑帮分子”张文松,以及原市教育局、团市委的负责人、三个学校的校长被从囚车中提取出来,先是挂牌坐喷气式,然后被迫跪在主席台上。一下子呼拉拉地跪下二十多人,口号声震天响,场面惊心动魄。大会进行中,“精心准备的发言起了极大的煽情作用,发言者声泪俱下,听众群情激愤,不断有红卫兵跑上台,抡起腰间的军用皮带,向被批斗者没头没脸地抽去,台上没人敢于制止,台下则齐声叫好。”(《经历》,老小孩网站)于是,武斗升级,批判变成了一场残酷的殴打。所有被打者都头破血流、不成人样。市教育局长孙国栋被打断三根肋骨。这就是他们对批斗会的“规范”?

《记忆》52期王祖锷的文章说:“西纠”发布的通令“对红卫兵们抄家、武斗、草菅人命的乱象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我不知道他的说法有什么根据,我希望他举出事例。我只知道,8月25日,“西纠”成立,26日,北京市被打死人数就从二位数升至三位数!

“西纠”成立后展开活动的几天,也就是北京市被虐杀人数最多的几天!

而在这一非常时期里,在北京市被虐杀总人数中,数“西纠”主要活动的西城区死亡人数最多,为333人,比第二、三、四名的总和还多。

请看一看“西纠”成立后北京市红卫兵打死人数示意图(数据来自王友琴《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命》,燕南社区,2003年)——

也就是说,在血淋淋的“红八月”中,杀戮暴行的高峰和“西纠”的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高度重合。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事实上,“西纠”非但没有阻止任何暴行,而且他们就是这些暴行的组织者和执行者。北京市六中红卫兵在他们校内建立的监狱存在了四个月,在其中打死了三个人,将几十人打成重伤。而六中红卫兵,正是“西纠”的骨干队伍。

六中的监狱在北京市也许属于特例。绝大部分虐杀事件发生在居民院子里。部分事件属于滥杀,但也有相当多的事例属于严刑拷打造成的死亡。

北京建筑材料工业学院的物理教师孙菊生家住西城区的文昌胡同6号,是自家的房产。就凭这一点,属于“西纠”的31中和女八中红卫兵于8月23日来抄家。他们进门就打,将他们全家赶到一间小屋子里,每天只给一点窝头吃。红卫兵从此驻扎在他们家中,一共20多个,每天轮流用皮带和钢鞭殴打他们,逼问金子和枪支。他们还拿走他家大部分财产。8月27日,孙菊生的姐姐孙启坤,一位退休会计,因逃避她的驻地铁道学院红卫兵的迫害,来到孙菊生家。铁道学院红卫兵通知驻在孙菊生家的中学红卫兵,她来了就抓起来。结果,孙启坤落入陷阱,就在孙家遭毒打,竟被活活打死。两天之后,铁道学院的红卫兵为追查孙启坤的丈夫,又将孙启坤的姐姐孙玉坤打死。(王友琴《文革受难者》)

玻璃水泥设计院的技术员黄瑞五家住西城区大红罗厂20号。8月28日,红卫兵借口他家是房产主而对其抄家,搜查出一颗子弹壳。黄解释说是体育训练射击留下的。但红卫兵一口咬定他家藏有枪支,将黄家全家人捆绑起来,用木棍和皮带抽打。经过3小时的毒打,黄家所有在场的五口人全被活活打死。他们是:黄瑞五、他的母亲陈玉润、他的外婆李秀蓉、他的大姐黄炜班和一位老保姆。黄炜班是北京市平安医院妇产科医生,被红卫兵叫到其母亲家。全家只有黄瑞五的妻子在单位,和他们的一岁半的儿子被人抱走而幸免于难。行凶的红卫兵是“西纠”旗下的38中红卫兵。(王友琴《文革受难者》)

著名医生蒲伯扬家住西城区宣武门内,因为其已去世的父亲曾在伪警察局任职,夫妇二人被逼问根本不存在的枪支而双双自杀,其老母继续被逼问而身亡,三天内一家三口被迫害致死,家破人亡。(蒲以勉《北京东西城》,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不少事实显示,查抄隐藏的枪支就是“西纠”成立的初衷。事情的起因据说是在“破四旧”的过程中,有红卫兵查出了阶级敌人隐藏的枪支弹药。所以为了排除隐患,由红卫兵出面进一步清查,特别是对于一些名义上不属于阶级敌人的人家,进行全面清查。它是由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北京市新市委书记处书记丁国钰、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直接向“西纠”布置的任务,要他们到各派出所领取任务,分头行动。(紫竹《红八月》,天涯社区,2006)

“西纠”红卫兵小将被告知,如果这些隐藏的枪支一旦使用,被杀害的首先就是他们的父兄。他们怎么能不个个踊跃争先呢?而阶级敌人当然不甘心失败的命运,不下狠手,哪会交枪呢?红卫兵所受的全部教育都让他们对“敌人”绝不能心慈手软。不打死人绝对不可能造成大革命所“必须造成”的“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大规模的杀戮行为到9月初嘎然而止。这和西纠的第五号通令密不可分。这通令发布于9月3日,主要内容是不许打人。“在今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信。”这里说得很清楚,是在“今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不再打人了。9月5日,《人民日报》与其配合,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明确发出停止杀戮的信号。实际上,从上图可以看出,杀戮行为在9月2日那一天就已急剧减少,而在前一天达到最高峰。这说明,他们在9月1日就得到停止杀戮的指令,所以在那一天突击杀人。这种情况也说明,八月底的杀戮完全是有计划、被控制的行为。

水流云在的文章说,“红八月”的动乱是在“已经‘砸烂公检法’的社会环境下”发生的。这也完全不符合事实。当时还没有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公检法依然正常运行。而且,“红八月”的抄家、杀戮、驱逐行动正是在各个公安派出所的配合下进行的。大兴县的集体屠杀更是在公安局的指令下发生的。整体的形势完全没有失控。

以上所说的是“西纠”在“红八月”里干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将大批居民驱逐出北京市。8月29日,“西纠”发布第四号通令,说:“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地、富、反、坏、右、资)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是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关于遣返问题的红卫兵文件。文件还把驱逐出京当作“给出路”,而且限期12天以内。在他们看来,对不杀这些人而是赶往乡下,实为善举。

根据官方统计,在1966年8-9月,北京有85198人被轰回原籍(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遣返的范围,实际上远远超过上述“西纠”第四号通令的范围。被驱赶人员中也包含上述人员的家属。据雍文涛说,“从8月23日到9月9日,仅崇文区被迫搬迁出市区的就有4000余人,随迁的家属6000多人。”(雍文涛《“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为稳定大局所作的不懈努力》,转引自百度周恩来吧,2006)

被驱逐人员一般是有红卫兵押送。只许带简单的行李,就是所谓“扫地出门”。那几天在北京火车站是一幅什么景象呢?那里成了人间地狱!

“候车室和月台上跪满了等候车的牌子队,五类十种人货色齐全,有的戴着花样出奇的纸糊高帽子,有的伤痕累累裹着纱布。”(中杰英《右派送伪乡长》,者永平编《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上,远方出版社,1998)

另一目击者言:“火车站的广场上那个乱呀,哭的、叫的、骂的,只见一堆堆的牛鬼蛇神,他们穿着各种各样的旧社会的衣服,脖子上都挂着牌子,说是遣送回乡,嚯,黑鸦鸦的足有千八百人,红卫生兵手里拿着皮带、木棍,他们一队一队地走过,有人拿着小榔头,挨个儿在那些黑五类头上砸,唉呦!我眼见一个红卫兵在一个戴眼镜的老头脑袋上砸,就那么一下,血就像自来水似的,从脑瓜顶窜出来,滋了那个红卫兵一身,说是做个记号,省得跑。”(永明《割发与革命》,者永平编《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下,远方出版社,1998)

上了火车,是否可以摆脱这样的厄运呢?远远没有。火车上也有红卫兵在等着他们,负责使他们受苦、遭罪。8月29日,一位红卫兵在北京到广州的列车上目击:一些被红卫兵押解的人员都被命令在车厢里跪着。一位老太太跪不住了,被红卫兵用宽皮带抽打,在车到长沙之前,老太太被活活打死了。(申晓辉《文革日记》,《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徐友渔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9月9日,即上述“西纠”第四号通令中规定的离京期限到期的前一天,该红卫兵组织又发布了第七号通令,对上一通令作了修正,或者说,落实了某些政策。首先,它将原来说的六类分子改为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右派分子和“资产阶级”可以留在北京。其次,这四类人中,“丧失劳动能力,原籍又无人抚养者,或原籍就在北京者,为了避免加重农民负担,一般可以不离开北京,就地监督改造。但如果民愤极大,群众要求斗争,必须满足群众的一切要求。”再者,“这类人的家属,子女,若不属于上述四类人,本人又能够独立生活,或本人在京有人抚养,就可以不离开北京。”遣送离京限期也从九月十日延长至九月二十七日以前。

这一文件说明,在它发布的前十天里,不仅六类人员,而且他们的家属、子女也有很多被遣送,也有许多世代居住在北京的居民被驱赶。

为什么政策又改变了呢?通令说得很明白:“为了避免加重农民负担”。具体说,就是原籍农村当局不欢迎。所以这一政策的更正应该也出于当局的授意。这次大规模驱赶人员的行动到9月份就基本停止了。不是因为这一行动不人道,而是地方上有意见。周恩来1967年3月3日在批判张仲翰的总结会上的讲话中谈及此事时说: “后来报告主席,主席就不赞成,他说,你矛盾上交中央,没法处置,矛盾下放农村没法安置,他不知道情况怎么接收,接收了也没法改造,要给其它单位,不要以邻为壑!主席反对矛盾上交,反对矛盾下放,也不赞成以邻为壑。我说只有消化,主席说得对。回来后告诉剑英同志,后来就改变了。”这也说明驱赶行动从头到尾都是在最高当局(特别是负责毛泽东安全的、以叶剑英为组长的首都工作组)关注甚至指挥下进行的。

事实上,虽然停止了驱赶行动,但只有一部分被驱赶的人员返回北京。一些人死于当地,一些人好多年后才有机会返回北京。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以邻为壑、矛盾下放的做法不对,最高当局预先是应该知道的,为什么当初还要这样做呢?要知道,驱赶后再允许返京和根本不驱赶是完全不同的。这些被驱赶到农村的人员两手空空返回北京后,发现他们的居所和财产早被侵占,只能听从安排在非常狭窄的房子里勉强度日。他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过正常的生活了。

这种以自己信任的自家子弟红卫兵为工具,采用群众运动的方法即非法的手段,造成短时期的恐怖气氛,侵犯基本人权,甚至生命,以确保患了“政变恐惧症”的最高领袖安全的思路,在中共许多领导人的谈话中均有流露。在他们看来,面临国际战争的危险情况下,在北京这个从未“乱”过的地方,进行这样一场“消毒”是完全必要的。而事过之后,如果出了任何问题,可以把责任推给红卫兵,如现在所做的那样。这件事,应该用“蓄谋已久”来形容。

在此期间,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吴德曾向毛泽东汇报北京市的混乱局面,希望中央采取措施,但是,“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寻常的思维方式缓缓地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吴德《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到底要不要打死人可能有不同意见,但是采用非法手段在北京“动一动”,似乎是所有高级干部的共识。谭震林1966年9月5日对农业大学党委的指示中说:“要青年学生闹一闹,因为自1949解放以来,城市就没有大闹过。不大闹一下,怎么能把那么些坏人清出来呢?”

在“红八月”中血流成河的惨烈景象前,很多高级干部拍手称快。请看事后李先念9月17日晚7时半在其办公室对24名粮食部人员的谈话:“过去有好多问题,我们解决不了,这次群众一起来就解决了。解放十几年来,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服气的。这次出现了红卫兵,红卫兵一起来,来个横冲直闯,又打,又斗,又抄(有的打死了)。这次资产阶级服气了(虽然心里有些不满),资产阶级才真正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这次把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痛痛快快整了一下,包括宗教教堂也扫了一下。要充分看到运动的成绩。”(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那么,有没有过分的地方呢?也是有的。李先念说:“有些过分了点没有呢?至于八月二十九日三轮车不能坐了,当时高档商品不能出卖了,馆子也不能下了,辫子也剪了。”在他看来,对无辜的北京市民打死多少人也不算过分,破四旧弄得他不能下馆子不能买高档商品才算过分。

1966年9月25日叶剑英在接见北京十三个艺术院校团体部分师生代表讲话时说:“在这次文化革命运动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北京市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十六年,谁都没有进去过,一些坏人就是在里头捣鬼,公安局、司法人员没有足够的证据也不能抓。有个圣修小学是外国鬼子在我们中国搞了多少年,谁都不敢动它。红卫兵小将们管你什么法律不法律一扫而光。多少年来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骂我们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都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周良霄、顾菊英《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之二《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这说明,这次非法行动的目标之一,在事前是很明确的,就是要解决那一万多“黑户”,就是那些独门独户的“深宅大院”。

对于最高领导的真正意图和政策拿捏的程度,执行这一任务的红卫兵,也就是他们的子女们应该是清楚的。一万多“黑户”解决完了,就该“落实政策”了。北京四中南下造反队在广州印发的《红色恐怖万岁》中说:“在北京红色恐怖刚萌芽的时候,中央是从没指责过限制过的,直到红色恐怖形成了,才发出了要文斗的伟大号召,把北京的运动引向一个更高级的阶段。”

上述几位领导干部的讲话表明,他们对“红八月”的战果是满意的,也解释了“红八月”中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多至今令人不解的事情,虽然事情的细节尚待揭露。仅从李先念和叶剑英的讲话即可以看出,所说的查抄枪支一事只是对“西纠”的指令,未必是真正的动机。民间就是真的藏了几支破枪,难道能翻天?真正的动机,就是想整一下“资产阶级”,就是那些还能住单独四合院、坐三轮、上馆子、买高级商品的中上阶层,将他们打翻在地,扫地出门,沦为贱民,以保持自己的独尊地位。

在很多论述北京“红八月”红卫兵作用的著作中,都特别强调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十点估计”,用以说明在“红八月”中红卫兵是反对杀戮行为的。

在杀戮高潮的8月27日,清华附中红卫兵“逆潮流而动”,发布了《红卫兵战校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中心内容是反暴力(阎阳生《清华附中红卫兵100天》,《炎黄春秋》2008年12期)。这篇资料的作者也认为,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这一行为已非主流,在此后,该组织“脱离主流并迅速衰败”。

实际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表在“十点估计”中的非暴力主张和“西纠”发表于9月3日的第五号通令的精神是一致的。持久性的街头暴力对谁都没有好处,而且整个社会秩序有失控的苗头。除去引起生活上的不便以外,非法行为的蔓延可能祸及自身。例如首长的丈母娘是地主婆,难道也该被驱逐吗?(周恩来9月1日在红卫兵座谈会上的讲话,见周良霄、顾菊英《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之二《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十点估计”并不违背“西纠”的理念,但这是在他们实施了暴力以后,在一万户“黑户”被清除之后,而不是在这之前。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是清华附中红卫兵不知道的内幕。

正因为惟有自家的子弟兵才能恰如其分地施行这一明显违背法律的行径,撒得出去,收得回来,得心应手,红卫兵的老祖宗和理论家清华附中红卫兵在“红八月”里才被边缘化——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家庭成分大多为“中干”,还掺和一些非“红五类”的成员,并非当御林军的材料。

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十点估计”在当时是否起了积极作用,现在还不好说。该校红卫兵在当时确实有一定的号召作用,但是在中共中央通过的文件“十六条”中,不是早就明明白白写着“要文斗,不要武斗”吗?

笔者很早就酝酿写一篇关于“西纠”的文章,但苦于资料不全。鉴于《记忆》涉及了有关问题,不得不草就一篇说明自己的看法。但我承认,所依据的证据链条尚有缺失。其中主要的就是“西纠”是如何成立的,什么宗旨。上述所引紫竹《红八月》一文以小说形式表述,且为孤证。所以如果有读者批评我有根据不足之处,我乐于接受。但是,如果按照原来“西纠”诸君的解释,说他们成立这个组织是为了维持秩序,约束红卫兵的暴行,很多问题是说不通的。

“西纠”所公布的通令中,确实有很多限制性的条文。但是,凡有计划的行为,即使是有计划的暴行,其目标必然是有限的,被约束的。也正因为如此,有计划地杀戮比无组织的群众暴行更加可怖。

许多我所崇敬的文革研究大家在谈到“西纠”时都言词闪烁、欲言又止。在《记忆》54期中,有北京四中老校友的来信,对“西纠”的作用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但语气却有些保留。我想,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和对卞仲耘事件有所不同的原因,说开来,是许多主要当事者在当前多为高官巨贾,有相当的影响力,所以在议论此事时不免有所顾忌。

“红八月”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代表作之一,是我们这个号称有几千年文明史的民族永远的耻辱。在这一短暂的时期里,斯大林式的政治迫害被希特勒式的街头杀戮所代替。抄家、刑讯、屠杀和驱逐构成“破四旧”的核心内容,而破坏古物、街道改名不过是其外在形式而已。在“红八月”54周年的时候,我们依然沉痛哀悼那些惨死的无辜冤魂。他们是如此不幸,大多数人连名字也未留下。但是,我们也意识到,不管当时发生了什么事,都已经成为历史。

如我上面所说,当年的“西纠”红卫兵小将,在特定意义上也是受蒙蔽者和被欺骗者。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他们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而主使这一非常行动的衮衮诸公,很多为草莽出身,依然保持着“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理念也是不难想象的,尽管时过境迁,用这样的手段对付无辜市民早已失去了原来可能具有的正义性。

我们无意清算历史旧账。在当前险恶的国际环境、自然环境和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下,我们希望加强各阶层的团结,在公平的基础上实现民族和解,开辟新的未来。然而澄清历史事实的真相,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参加过文革的人的灵魂的救赎。我们看到,一些“西纠”成员也在严肃地反思过去这段历史。我们对他们的希望就是:

说出真相。

转自: 《记忆》第58期



转自《新三界》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