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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诞的时代没有干净的人


--作者:李晓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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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徒手在北京档案馆手抄了几十万字档案,把真相展现给世人。这些档案,有的人恨不得永远埋起来,这时,陈徒手就像一个盗墓者


他从档案中挖出残酷的真相


挖出来的值钱货攒了好几年,放进《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这两部作品中,写新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当中的种种难堪,讲述11位大学教授1949年后思想改造的过程。


黄宗英曾经打电话给陈徒手:冯亦代看了你这本书,看哭了。书中说到的这些人都是他的熟人,但是你说的这些事他又不知道,所以哭了。


1990年代,陈徒手在中国作协档案室用纸笔抄录了几十万字的档案。主要是会议记录,还有作家来信、交代、检查。每搞运动就留下一堆。

  

1957反右,中国作协开了二十多次大会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会上常常状况不断,有人骂,有人哭,有人闹。一次会议,天津女作家柳溪当众揭发陈企霞,指认陈曾和自己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床笫之间的细节也一一抖落。全场愕然。

  

陈徒手抄到这份会议记录,大感震撼:这大概是最残酷的一次,原本都是老朋友,当着面争得你死我活,拿最恶心的事情来治你。


为了整陈企霞,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专程去天津动员柳溪来现场。陈企霞任《文艺报》主编,原本很神气、很坚持的一个人,一下垮掉了。


陈徒手总结:反右是一个战役套着另一个战役,一个人套着另一个人,好像都有安排。先反丁玲,再是冯雪峰,回头再斗丁玲。最后开会表决是否开除丁玲党籍,丁玲自己也举了手。


《人有病,天知否》用到的档案材料不及他抄录总数的一半,绝大部分信息是首次公布。


2001年开始,陈徒手转移到北京档案馆开抄,纸笔渐渐由电脑取代。《故国人民有所思》里涉及的全部史料就来自这些档案,没有随意的想象,随意的扩充


《梁启超传》作者、评论家解玺璋评价:陈徒手的当代知识分子研究,始终依托大量的官方材料和原始档案,无一字无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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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徒手


徒手挖档案连续十余年


1961年出生的陈徒手自称政治化的一代。初、高中正逢文革,读书的时间极少,上午上几节课,下午全体上街看大字报。大字报都是爬梯子上去贴,贴得很高,红纸上抄着斗大的黑字,他仰头来看,时间一久,红纸在阳光底下,变作漆黑的一团。


每天早上,老师从全班四十多人中抽查五六个,要求复述。陈徒手被抽中过,大字报上说的不能全懂,只知道是斗这个斗那个,他一字一句学舌:书记廖志高搞修正主义。


后来,大字报上的斗争和运动,变成了活生生的经历。1986年陈徒手从致公党中央调至中国作协创作联络部,发现虽然拨乱反正很多年,作协还是很复杂,一直没有太平


19871月,党号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协也不断开展学习和运动。每次开理事会,左右两派争相发言,攻击对方观点是自由化,火药味十足。一次文代会,陈徒手做记录,王蒙说:这里有问题,你们不要动不动给中央报警。可见当时有人没完没了地告状。陈徒手回忆。


这年冬天,作协召开青年创作会议,会场设在当时西郊的金丰宾馆。白天讲文学理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晚上放外国电影。会连续开了八九天,外面下着雪,天色昏暗。


1980年代末作协整顿,书记、副书记免职,党组成员全部撤换,七十多岁的刘白羽重返作协,担任《人民文学》主编。


1950年代人人过关的局面又出现了,风波过后,作协工作停摆,工作人员每天只好下棋打牌。陈徒手的办公室旁边就是档案室,从干校运回的档案,一麻袋一麻袋地堆在墙角。


档案室同事找他去帮忙,整理完,他就把档案带回家去抄。这些保密的机关档案,陈徒手一直抄到1993年离开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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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档案馆斗智斗勇


2003年前后,陈徒手和杨奎松都常在北京档案馆查档。几年后,杨奎松写了王芸生和《大公报》1949年后发生的转变,陈徒手则开始在《中堂闲话》、《炎黄春秋》发文讲述俞平伯、冯友兰等名校教授1949年后接受思想改造的始末。

  

档案管理不规范,查档需要一点人品。陈徒手采访完汪曾祺的儿子汪朗,还缺单位这边的说法,想去北京京剧团找人事档案来看。这天京剧团刚好有老同志去世,领导们都去料理后事,只留下两个小姑娘,听说要采访,很高兴,手一指:你看吧。


粗麻绳捆着破破烂烂的一堆东西,上面用毛笔写了汪曾祺三字,里面的纸张质量不好,规格也不一,有簿册,也有稿纸,有时还用复写纸一式三份,陈徒手如获至宝。


抄上以后,档案处处长无可奈何,也就放任不管。十几万字,陈徒手抄了两三回,只能截取部分。《人有病,天知否》引用了汪曾祺文革后写的检查等材料,都是从未公布过的全新材料。事后在陈徒手提醒下,汪朗去京剧团索要档案,以防销毁,却遭到档案处的拒绝:家属是不能看的。

 

档案分类没有系统性,往往还文不对题,光看档案目录,根本查不到想要的内容。


陈徒手有一阵研究梁思成,想查1960年代梁思成在历届北京市人大的发言,根据目录,什么也没查到。档案馆的做法是:把北京市人大的所有会议发言稿,钉成厚厚一本,陈徒手只好从头至尾翻阅,最后找到了梁思成的部分发言。

  

陈徒手读了市面上几乎所有梁思成的传记,编排得好看,卖得也好,但是抄来抄去,没有新意,最后强化的都是梁思成解放后如何跟随社会主义道路。陈徒手在档案和口述中发现梁思成的另外一面,则从未展现在世人面前。

  

反右时期,梁思成被批得很狼狈,到后来,他也开始批别人。他在斗钱伟长的会议上言辞激烈:用我们的丁字尺,把你打成肉酱打成肉酱反右时期工农兵的常用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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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诞的时代没有干净的人


不久前,王克明给陈徒手写邮件,他看了《故国人民有所思》一书中的冯友兰一章,觉得比较中肯。冯友兰是王克明的远房姨夫。资中筠向陈徒手转告了冯友兰女儿冯钟璞类似的看法,冯钟璞向来眼光很高,看不中别人的文章


陈徒手对冯友兰的评价是:他的经历有标本性质,他一直在斗争,又一直游离,关键时候他能收缩,永远是喘口气又活过来了。


他这样理解冯友兰晚年参加梁效写作组就是给人家改写古文注释,并不是多大罪恶,结果被人说得那么恶心。


即使忠厚如老舍,也会本能地规避危险。“‘右派吴祖光挨斗,老舍会上也频繁发言附和。但私下他对吴祖光又很关照,吴祖光后来去北大荒劳改,老舍买一些吴祖光的画回来,送给吴的夫人新凤霞,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他们的关心。后来吴祖光写文章,还感慨老舍先生做人还是挺好的。陈徒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964年文化界整风,北京市委想要保全自己,便把老舍推了出去……19668月,红色恐怖,那一个月特别厉害。但其实之后,整个形势就缓和了。老舍如果不自杀的话,就能扛下去了。陈徒手对老舍自杀的理解是:“1949年以后他没吃过什么苦,突然间这样他受不了。


不能苛求他们,主要是时代很荒诞。知识分子在特殊年代集体萎缩,陈徒手想展示的却还是他们美好和善良的一面。


像沈从文先生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完全是凭着对国家的尊重感写的。他研究丝绸,一件件过手,那本书才有这么厚重的感觉。这种职业感我很敬重。还有老舍先生,话剧一部部写,写完演几场,大跃进一过,这个戏也就过了。但他依然保持一种写作热情,那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新时代非常昂扬的热情。


陈徒手常自问:换作我,会怎么样?也许我还不如他们,假如不粉碎四人帮,不改革开放,我们接下去都会是这个命运。


一定要保自己--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难堪、最令人痛心的地方。当然,在那种政治环境中,人人都有当脏手的可能,这次不脏,下次就要脏,谁都没有干干净净的。陈徒手说。


真相如火,传播真相者如普罗米修斯。陈徒手这位盗火者,几十年如一日的在档案中挖掘真相,目的是记录49年之后知识分子的几声长长叹息,把历史的灰暗面平铺给人看。他说,知识分子有个天职,就是说话,不论用嘴还是用笔,若一声不吭,是失职;若作假,是渎职。


然而49年之后,在一连串排山倒海、接踵而来的运动组合拳洗礼下,知识分子们已经没有了这种硬气


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如何一步一步弯曲的?思想改造洗澡这些消失于教科书,只会偶尔散落在网络世界隐秘角落的陌生词汇,究竟意味着什么?知识分子又如何看待今日之我昨日之过


吃果读书诚挚推荐陈徒手老亲笔签名作品:《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这是两部深入解读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著作,运用了海量有据可查的档案资料。


其实,陈老师根据几十年积累的资料所写出来的著作还有还有好几本,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能出版的就这两本,并且《人有病,天知否》还颇多波折,属于漏网之鱼,最终能与读者见面,实属不易。



转自《吃果读书》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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