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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50年代至1990年代, 二机部, 科学家, 留苏, 文革, 中苏


我与杜布纳 

         —— 徐鸿桂访谈(201194日)


  整理:萧潇

   (根据访谈录音整理,未经受访者审阅)


一、准备留苏


我是山东蓬莱人,但是在东北沈阳出生的,所以说话有一点东北口音。我在沈阳、天津念的小学;在烟台上了一段时间中学,后来又回到沈阳,继续念中学;最后在天津念的高中。英文是在天津的教会学校打的基础。大学时代都学苏联,学俄语,但当时俄语不行。北大本科毕业以后,我留校,考上留苏研究生,到鲍家街北京俄语学院的留苏预备部学了一年俄语,那一年我学得很好。留苏预备部不是所有的人都学得好,有些人学得马马虎虎,我是学得好的。但后来又要求大学毕业要有两年工作经验才能出国念研究生,所以我在留苏预备部培训之后没能立刻出国,是回北大工作两年以后,到了1959年,才被派到苏联杜布纳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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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鸿桂(右后)与大哥和两个妹妹


当时国内派往杜布纳的人,一部分是通过二机部系统,从部下属的研究单位抽调,另一部分就是通过高等学校。我们从高校派出的,还要经过高教部。我是北大派出去的,所以当时说,出去就是做研究,不念学位,将来回来也是回北大。


二、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

杜布纳是我曾经工作、实习、学习过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城,在莫斯科正北方向,离俄罗斯古城特维尔很近,伏尔加河边上。这个小城几万人口,我刚去的时候有两万多,现在可能有六万多了。我第一次去是19591962年,呆了三年多;第二次是过了三十年,又去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两次去都是他们付工资,第二次给我的待遇还挺高的。


有一个极少见的汉字𬭊 ,英文是Dubnium (Db)。这是一种人造元素,是元素周期表上的第105号。这种人造元素就是以杜布纳的名字命名的。化学元素里只有三个是以城市名字命名的,还有很多以人名命名的,比如居里夫人、门捷列夫。用某个地名,是因为这个元素是在这个地方发现的。除了𬭊 ,另外两个以地名命名的元素,一个是Berkelium (Bk),中文叫锫,元素周期表第97号,是在美国加州的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发现的;还有一个是Californium (Cf),中文叫锎,元素周期表第98号,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现的。世界上只有这三个地方的名字用来命名了化学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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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元素周期表


我们去工作的那个研究单位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建的时候,全称是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俄文原文是Объединенный институт ядер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ОИЯИ), 英文是Joint Institute for Nuclear Research (JINR)。这个所的名称报端经常见,网上也有,但是翻译的不一样,有人翻成核子研究所,我认为不对。核物理有低能,有高能。这是当时世界上高能核物理数一数二的研究单位。他们当时有两台重要设备,都是高能加速器,一个是100亿电子伏特质子加速器,另一台是680 兆(6亿8千万)电子伏特质子加速器,特别是那个100亿的,当时在世界上是领先的。


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原址是苏联一个研究原子核的高能物理研究所,后来他们把这个所整个贡献给联合所了。当时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十二个国家,苏联、中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东德等等,大家在一起成立了这样一个联合研究所,所谓联合就是这么来的,实际上是为了对付西方。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概念很强,苏联作为老大哥做了很大牺牲,他们提供基地,他们出的会费也最高。既然叫联合,就是大家都出钱,中国是老二,出的钱也很多!我现在忘了具体数字。有些国家出的钱就是象征性的,像朝鲜、蒙古,但他们也都派人去,在那儿接受培训;我们派人去那里工作,也有这个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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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杜布纳


从联合所1956年创建到1965年中国退出,前后九年。根据我在网上看到的不完全统计,九年里中国前后派去了一百三十多名教授、学者和年轻的科技人员,大多数是年轻人。教授学者有王淦昌、朱洪元、张文裕、胡宁等等,他们在那儿也跟我们一起搞研究工作,或者是领导一个课题组。我在的时候,最多七十多人。1965年,由于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下面也闹得紧张,最后中国从联合所退出。没有办正式手续,就是人都撤了,闹得很僵。



三、中国人在杜布纳联合所的工作


杜布纳联合所中国人的这个集体是单独的,对中国驻苏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来说,我们也是特殊的。我们直属大使馆,大使和参赞管我们,因为一方面我们做的是尖端科学,另外我们这里有国内来的一些比较重要的科学家,像我刚才提到的王淦昌、张文裕——张文裕后来担任过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所长——因此有特殊性。这一点跟莫斯科大学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只有一个党支部,大家都团结得很紧。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是国内的大学毕业生,没有去读本科的。我们当中年岁稍微大一点的有几个,像周光召,他是读完研究生才出去的;我们这些人一般都是读完大学,在国内工作了几年。


在联合所工作的中国人做出了很好的成绩。王淦昌就是在他们那个100亿电子伏特的质子加速器上,做出了世界出名的工作,这是中国人可以引为自豪的一件事。王淦昌教授领导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其中有中国人、苏联人,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这是研究原子核基本粒子的一个重要发现,在粒子研究领域当时是相当轰动的。直到1991年我又去的时候,王淦昌的工作成绩还是联合所里数一数二的!第二,周光召是搞理论物理、理论计算的,在计算物理方面的贡献很大。第三,所有的中国年轻科技人员分布在各个实验室,都干得不错,苏联人对我们的反映都很好。那时候大家也单纯,一听说去苏联,又是搞尖端研究领域,都觉得领导对我们很信任,所以去了以后都拼命干,心情也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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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联合所大门口


联合所里有个光荣榜 (Почетный),每年五一都要登照片,每个实验室都有好多中国人上过榜。大家私底下都承认,这些中国人肯干。另外,中国人一般没有家属,只有王淦昌和朱洪元后来带了家属。王淦昌去了四年多,他老伴是过了两年才去的,给他做饭。我们这些年轻的都是单身,好多人还没结婚;结了婚的家属也在国内,不带。因此值夜班,他们往往就考虑安排中国人。中国人也没什么怨言,值夜班就值夜班。值夜班当然比较辛苦,因为机器转起来就要有人盯着,比如加速器一开,就是连续7-8天,有的时候3-4天、2-3天,晚上不能停啊!一停,再开一次就很贵:水冷却对电的消耗非常高。另外中国人确实是肯干,经常晚下班,普遍被认为业务不错。当然国内选拔的时候就是挑的业务比较好的。


我们在那儿的工作,主要是利用两台回旋加速器,内容有核物理、核反应、理论物理、中子物理这几个方面。中国人因为去的多,所以遍布各个实验室。虽然我们把联合所叫做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但实际上它早已超过一个研究所的规模,比研究院都大!所里一共有多少人,我也不太清楚,估计能有几千吧。中国人前后也就一百多,所以主要是苏联人,但中国人是苏联人以外最多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联合所的高能物理研究在世界上占有领先地位。那时候不跟西方来往,美国人是绝对不允许去参观的。我们在那里,对西方的了解有一些,图书馆里有西方出版的书,但没有西方人去交流,顶多在国际会议上见见面。那时叫社会主义阵营,实际上是一个封闭状态。现在联合所已经发展成世界性的,美国早就参与了。这是后话,已经不是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签字建立的那个研究所了。


王淦昌担任联合所的副所长,是因为联合,会章里有这个要求,所长由苏联人担任,副所长由其他国家的人担任,但所长从来没有苏联以外的人可以担任。后来我们批判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就包括这个方面,为什么所长就不能是别的国家的?难道别的国家就……反正要想吵架,词儿多得很。我去的时候正好王淦昌是副所长,我们都要维护王所长在那儿的领导地位。他实际上就是参加所里的一些会,别的也没有什么行政事务,主要还是做自己的课题,所以他在那里做出了贡献。王淦昌原来不懂俄文,他懂德语,他是留德的;后来英语也行。老先生当时五十多岁了,学外语比较困难,反正说俄语不变格、不变位,外国人也听得懂。我们平时都会帮他,有时候也用俄语逗他,他也不恼。反正他参加研究工作、参加所领导的会议,都对付下来了。苏联那些科学家,好多人都会说德语。中国老一代的海归科学家里,有会讲英语、德语的,也有像钱三强那样会讲法语的。 


中国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几十个人基本上都在一块儿住。有一个楼住高级职员,像王淦昌、张文裕住在那里,我们支部安排人陪同他们,保卫他们,跟他们住在同一个单元(квартира)里,比如那里头除了王淦昌,还有一位年轻人陪着住。那个楼里是中国人和外国人混住的,不可能全是中国人。中国人还有的住旅馆,因为中国人多啊;还有的住在宿舍 (общежитие) 里,条件差一些,但大家基本上都住在一块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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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联合所宿舍门口


联合所的中国人还有一个很有创造性的业余活动,就是我们自己的研讨会(семинар),搞得非常好,这跟周光召的提倡有关系。他是我们的学术大拿,业务最好。我们每个礼拜集中两次,几十个人参加,事先定下题目,比如说老徐,你下次讲讲放射化学在当前的科技发展中有什么重要性;另一个,搞电子学的,你介绍一下现代电子学发展的趋向。那时计算机还都是电子管的,好大好大,不像现在,都已经数码化了。大家都做介绍,也都踊跃参加讨论。我在那儿讲化学,搞物理、理论、电子学、中子学的也都来听。听的人一方面增加很多知识,另一方面了解全所各实验室的情况,同时也可以出些主意。比如我们搞化学,要做很多靶,然后用加速器里的东西去打它,所以叫靶。制靶的技术,有时是很复杂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要超薄。我说我制靶遇到了困难,有人就建议,你可以用什么溶液,把靶放在溶液里,或者把溶液滴上去,溶液挥发以后,剩下一层膜 (membrane),就非常薄了。大家就这样集思广益。所以有时候苏联人说,你们中国人怎么那么多主意啊?实际上都是大家的主意。我们那里搞电子学的人很多。研究化学、物理的都在一块儿,各自发挥特长,共同学习。这有很大的好处。


另外这种方式对刚从国内来的人也很有帮助。新来的人不但俄语差,而且专业也不熟。我们就让他们做开题报告,然后大家讲讲对他们的题目有什么设想,出出主意:你光这样不行,还得怎样怎样。这样,他们回到自己的实验室里再参加研讨会,底子就比较宽,就容易进入状态了。虽然我们的研讨会都是讲中文,但大家做解释的时候会说,这个词的俄语是什么。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小厅,里面有一个黑板。我现在回忆起来,还觉得这是一个很有益的活动。就是在莫斯科大学,也没有这个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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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联合所实验室里做实验


莫大化学系的中国留学生很多,物理系也很多,但他们没有这种横向的交流。在杜布纳联合所,我们每个人在业务上都不孤立,都能感觉旁边有人支持,有随时可以请教的老师,这是好事。我们一个同事冼鼎昌,是冼星海的亲戚。小伙子是广东人,人很行。当时我有好多问题,特别是科学理论上的问题,一问他,就解决了!他是理论物理专业的,现在是中科院院士。有时候他们碰到化学上的一些问题,比如金属、材料、溶液、溶剂等等,就找我们,我们就帮他们解决。甚至个别情况下,比如有的同事实验做得太慢了,我们星期天还去帮他做做实验。有个从广西师范大学来的同事,开始就遇到过这类问题,因为广西相对来说业务发展水平比不了北京。但后来我们不提倡了,因为人家都下班了,你老去,进联合所大门都是要登记的,给人家添麻烦!苏联这样的单位保卫制度很严格,无论你见过门卫多少遍,你给他看证件的时候,他都要给你一个立正,一项一项检查完,再把证件交还给你。就是那个所谓的паспорт,每次进门我们都要交。


搞放射化学,难免会受到辐射。1961年春天,我快要回国了,在联合所做实验超了剂量,就有一段时间不让我工作了。我为什么超了呢?当时我单身一个人,赶上值夜班,半夜里做实验的时候喊我去加速器室,从一个小的不锈钢瓶里取靶子。我拿个铅罐,的让靶子落到铅罐里。等我把它拿回实验室,大家就赶快做溶解、分析。我要第一个去拿,要进到加速器那个房间,那里的放射性很强很强。旁边有一个工作人员,拿一块很厚的有机玻璃挡着我,怕我的眼睛受影响。但实际上,整个身体已经受到照射。第二天,通知就贴在了实验室的走廊里:工作人员徐鸿桂,你已经超剂量,停止工作XX天。超了多少剂量,当时就能测出来。我进去之前也知道会超,但是希望尽量快,少吃一些剂量。那时候年轻,不怕,我真不怕。也有一部分是献身精神。因为什么呢?居里夫人当时搞镭,就受到了大剂量的辐射,她那个放射性很强,而且一点防护条件都没有,我们这儿还有防护条件呢。另外保持了一定距离,旁边还有人给我挡一下眼睛,还是稍好一点,否则放射性太强了。

刚从加速器里拿出来的靶子,化学术语叫太热,不是指温度,是指放射性。当时不马上拿不行,因为它自己慢慢就衰变了,我们需要的东西就死了。不是有个半衰期吗?不拿,半衰期就过了。所以我要快拿,而且要跑步。现在不需要这样了。现在运用空气传递,先让靶子一下落进一个管道,然后靠压缩空气,把靶子打到你的实验室里。我们那时不行啊,要靠自己去拿。特别是假如我们实验室离加速器室远的话,就要跑很远的距离。不过靶子掉进了铅罐里以后,问题就不是太大了,铅罐比较厚,可以阻挡辐射。就是取靶子那一会儿,要用改锥卸掉几个螺钉。因为那天正好我值夜班,就赶上了,赶上谁是谁。有的时候值班的是捷克人,那就是捷克人去取靶。反正那次有好几个名字,其中一个是我,都超了剂量。


超了剂量就到医务室去验血,验白血球。就因为这个原因,1963年我回国以后调到九局——搞核武器的单位,还让我到北医三院住院检查过。那时候三院有个职业病房,给我做检查,还让我吃过药。吃药就是看血液不正常是由寄生虫卵造成的,还是射线的影响。最后也没闹明白,不过没事。这么多年什么事也没有,现在白血球也是正常的,早就正常了。


六十年代去的时候,我们对联合所的整体情况了解不多。那时年轻,目光比较狭窄,对专业的了解也很有限,另外也没这个兴趣,也没这些想法,就是天天做自己的实验,做好了就高兴;出了问题,就赶快研究,想办法。大家有了困难都互相帮助,尽量内部解决,这个优势是其他地方都没有的,我觉得可能是杜布纳的一个创造——真是很好地利用了我们拥有各方面人才的集体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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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杜布纳街头


由于去杜布纳联合所身份比较特殊,我们出国之前,除了在留苏预备部接受培训,临走还进行了一些保密教育,比如如果你在国内担任过什么保密课题,出去不能泄露。其实没什么值得保密的。那时铀科学研究在世界上已经是很公开的了,国内想搞铀,苏联也知道,这不是机密。也就是说,我们当时出去,只有学的份儿,没有泄漏的份儿。国家也没给我们定方向,都是到那儿以后才根据那儿的条件开题做实验。王淦昌特别一点,他还担任课题组领导,但也得利用人家的设备。王淦昌如果在国内,搞不出来。他出去以前是中科院原子能所的副所长。周光召在国内都研究生毕业了,也没有自己带课题。因为什么呢?我们的高能物理、放射化学,那时候完全是空白,现在有了电子对撞机,但那时候不行。苏联超前我们一大块。国内人造元素到现在也提不到100号。兰州在搞,也只搞90多号。现在国际上已经开始搞110号以后了。研究人造元素的意义,就是想搞清物质结构,宇宙形成时的物质结构,现在这方面的研究变成各个国家竞争的题目了。美国有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德国有达姆施塔特重离子研究所。现在德国领先,过去美国伯克利领先,有一阵是杜布纳领先。现在杜布纳相对落后了。我三十年前在的时候,104号元素𬬻还没发现,但我参加了104号的研制组。我走了以后,根据我们的实验原理,成功发现了𬬻。当年我回来了,自己要求提前回来的,因为国内需要。我要是在那儿再呆两年,也许发现新元素的名字当中也会有徐鸿桂一个!但那个时候谁也不考虑这些。


杜布纳对我们外国人保密到什么程度,当时我们也不清楚。比如我做106号,靶子用锫,就是Berkelium。锫的靶子,一般弄不到,是军事反应堆里造出来的。但是从哪儿来、在哪儿造,我们一点不知道。人家运到实验室,你做实验,就从实验室的保险柜里拿出来一片给你,很薄很薄的一片金属,非常宝贵。我们只管做实验,做完就完了。我们知道有这么回事,但是不去问。那时使馆跟我们说,千万不要因小失大。人家如果真是试探你啊,会出事的。


我们回国的时候,除了公开出版的东西,没有什么资料可以带回来,基本上没有。联合所定期出一些内部资料,但也是内部公开资料,叫pre-print (пре-принт),内部有编号,外人不能看,但行内的人可以看。这个是可以拿的。当时国家要求我们能拿的就拿,但没有特别要求。使馆当时除了要求我们了解一些社情”——就是社会情况——以外,对业务没有什么要求,反正没给我任务,我没有被指派去把人家什么材料弄到手。


当然我们在那儿工作的时候有保密包,下班的时候要求我们把保密包都送回去,但我觉得里面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既然让我们接触到,就不那么机密了。但是有了这个业务基础,就可以做好多事情。当时能接触到的东西到底有多么前沿,我们还是有点儿概念的,但我们不过分关注。我们受到了多少限制、什么东西可以接触什么不能接触,大家一般心里没数,起码我没数。我出国的时候,就是北大技术物理系的一个助教。1958大跃进,大炼钢铁,下乡,学校里很热闹,那时什么都想做,但教学受了影响。1959年我就出国了,所以也没有人给我特别交代任务。我在杜布纳联合所的时候算是当过小头儿的,所以就我知道,没有这方面的任务。我们主要是学些知识,掌握一些技术,知道将来可以用在武器上,了解了肯定是有好处的;掌握实验技术,那更是有好处的。当时大家都梦想回来搞核武器,那些知识后来都派上了用场,这是没错的,但是不直接,不像我们当初想象的那么直接,并不是哪种知识马上可以用在哪儿。我是搞实验的,杜布纳也是搞实验的,我那个实验室叫镉实验室。作为放射化学一些基本的萃取、离子交换、热化学,这些技术回国以后基本上都用到了。比如说离子交换技术,我在那儿用离子交换,回来也能用离子交换;在那儿的时候是为了和平利用,搞核科学,回来以后是为了搞核武器,给整个事业贡献一小部分实验结果,就是用相同的技术做不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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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阅读196146日的《人民日报》


到了苏联以后,我很快就把俄语掌握了。由于我们的支部工作很重要,二机部从国内派了一个专职的工农干部姚毅来当书记。他俄文一个字也不会,他连业务都不懂;我是副书记,而且是唯一的副书记,所以我就配合他工作。他出去参加任何会议,我都得给他翻译。后来变成国内来的所有人,包括国家科委的副主任,包括钱三强,包括彭桓武到那儿开会,都是我做翻译。这下好了,我老说老说,就越说越熟练,以致后来在中苏交恶的那段时间,我可以跟他们当面吵架。


那时大家的俄语程度普遍不高,他们也没给我们开俄语课。当时联合所里的中国人有两类,一类是搞理论物理的,每天一个人一个小房间,一台手摇计算器,一个小图书馆,可以看英文文献。手摇计算器是10进位,摇一圈是1050就摇五圈。它不是逻辑计算,就是机械计算,所以很慢。后来挺出名的何祚庥院士,当年在那儿就是搞理论的,平时跟别人的联系很少。他去了好几年,俄语一直不行,到最后才能跟人交谈几句。但他是解放前大学毕业的,英语的底子好。


另一类就是我们这些搞实验的,搞实验就非要跟实验室的人接触。我们得画图,得到工厂联系加工。工厂就在杜布纳当地,联合所里有一个大的精工厂,各个实验室也都有自己的小精工厂,有一些精密机床,给我们做仪器。实验室里的各种玻璃管道、不锈钢管道、铜管,没有一个标准的,都得自己动手画图。画好图,不是我们自己做,是工厂里专门的工人做,他们那里有很多很好的技工。这样我们就要跟人家商量、讨论。咱们国内现在也是啊,科研单位都有技术非常强的技工,负责做非标准的设备,让做什么就能做什么,都不是流水线上下来的。另外,我们得跟管加速器的人商量时间安排,比如我们要求多大的速流,希望能给四个小时,他可能会说,四个小时速度不行,得调整。那我们就要再去找人研究。这个方面,搞理论的人没有体会。


实验室开题之前,我们都得做报告,说清楚我们想做什么工作,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搞物理实验的人也跟搞理论物理的人不一样。他们搞电子学,整天讲电子电容,要跟人讨论,了解各种各样的先进探测仪器,所以听报告的时候多。搞理论的人这方面不行,他们很少有俄语好的。


这样的环境,无形中把我的俄语培养好了。我当时有机会实践俄语,还有一层原因,就是要对外交涉,特别是中苏关系恶化以后,交涉都带有政治性质。这个下面再讲。


我的俄语最近几年又不怎么用了,大前年还用了一次。那年俄罗斯的两个代表团来,我很快就捡起来了。开始好多词都忘了,哎哟,一想,就捡起来了。我九十年代去杜布纳,是一个人去的。第一个礼拜,到商场买东西还可以;到实验室,两个礼拜也恢复了,而且我认为比我六十年代说得还好,因为词汇丰富了,一些表达方式也丰富了。


除了前面说的我们在联合所经常举办研讨会,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业余生活。中国人在一起,业余生活很丰富。我们去伏尔加河边玩,那是个很好的地方;我们参加联合所的室内乒乓球比赛;冬天还可以滑雪。更主要的是,一到周末或者节日,像五一,苏联人都邀请中国人到自己家里做客,一方面增进感情,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练俄语,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实验室里,除了苏联人,就是捷克人。我跟捷克人关系特别好,捷克人聪明极了!也诙谐!我经常提到他们的《好兵帅克》。我们还在实验室里一起唱歌,比如做实验的时候,洗试管、洗仪器的时候。我们实验室里没有实验员,所以这些事都是我们自己干。平时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在一起,所以关系挺好,我们是联合所里最年轻的。跟苏联人一块出去采蘑菇、林中聚会,这些都很适合年轻人的特点。特别是单身的,有这样的活动,想家的情绪就缓解多了。我们在杜布纳的集体活动还是挺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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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冬天滑雪


至于外地,其他留学生旅游可以去的地方我们也能去,但是我们很少出去玩。我们那时候真老实,我在杜布纳工作了三年,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一次都没去过。按说我们有休假 (каникулы),也有暑假,但暑假有人回国,不回国的在那儿也照样用功。回国都是自费,自己买飞机票回来。但我们工资不少,那时一个月一百多新卢布,算是不少的。


除此之外,我们还跟杜布纳当地的一个纺织厂建立了联系,到他们那儿进行友好访问,听他们做报告,我们还给他们送了一块中国织锦,倒不是因为纺织厂都是女工。另外,联合所十二个成员国每逢各自的国庆,都举行招待会,就像个小联合国似的。中国的国庆之前,到了9月份,我们就开始筹备,找使馆租电影片,有时还要来一些图片,办图片展览。租了电影片回来以后,我们先翻译成俄语,放映的时候口译给外国观众。我们放过《黄山》、《中国杂技》等等,这个活动很受欢迎。过节的时候,我们把实验室的同事都请来,不光请领导,底下的人也都请来,开个小型招待会。这样做也可以把中国人都团结在一块儿。


那时每天进实验室做实验,周末有点业余文化生活。我们定期从大使馆借电影看,使馆里有什么好片子,我们就借来,在我们内部放。对苏联社会的了解,除了与同事的接触,就是有时候听他们的时事讲座,看点儿苏联电影,对他们社会的深入了解已经是后来再去的时候了。


我当时住的宿舍条件还行,是个单元,有一个卫生间、一个厨房、两个卧室,里面住四个人,两个人一间,一间屋我估计有二十几平米。我们经常自己做饭,中午在所里吃,免费的,就是晚上这顿饭经常自己做。西餐我们也吃得惯,他们那儿卖意大利空心粉,另外还有一种细碎的面条,好多食品的名称都是从法语来的。我们有时候晚上也去食堂,可以吃几个菜,有汤,也不贵。


那时使馆总强调让我们买书。我买了好多,回国的时候装了两个木箱,弄回来很沉的,所以最后我是和吕敏等三人一起坐火车回来的。回来之前,剩了点儿工资,怎么办呢?我买了一辆自行车,是轻型跑车,那时候苏联的物价不高。我们也想买相机,我在那儿呆了三年多,连个自己的相机都没有,但是有人有。那时候认为买相机有点奢侈,不提倡我们买,但是我们的钱足够,所以最后还是买了。我买的是Зоркий-4,没买最好的Зенит。据说我这个还行,也是蔡司系列的,但我也不清楚。带回来的书,有些基础性的后来用上了,做参考。那些书现在逐渐逐渐都当破烂卖了,年代太久,都五十多年了。只有王淦昌,经过使馆同意,给他买了个电冰箱。我现在还记得,叫红宝石电冰箱。我们在苏联替他买的,他回来以后,我们给他寄回了国内。


在杜布纳工作那三年多,我中间回来过两次,都是坐飞机回来的。我为什么回国呢?是因为二机部让我回来汇报工作,就是报告中国人在那里工作如何,学习怎么样,就是这些事,让我回来做汇报。我1960年回来一次,1961年回来一次。那时候真傻啊,回来都是自己掏钱,没有报销,飞机票很贵啊,不记得多少钱了,反正不便宜。回来汇报工作,为什么不给报销呢?这是现在会问的问题,但当时我连想都没想,也不能不回来。国内让我回来,我就回来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可以报销的!这是公事,不是我私人要回来,不过我也探亲了。知道可以报销,是完全回国以后,但当时没有人说。不仅我这样,好多人都不知道出差还能报销。天真哪,可以说就是天真!本来有政策,可以报,至少使馆的人应该告诉我。你告诉我,我不就知道了!可是他们都不说。使馆那些人……虽然他们对我挺好,但是……这事你告诉我多好!虽然我们拿工资,但付这笔钱也不是小数。


就因为我们联合所有人回来坐飞机,所以后来还有个谣言。我一回国,就有人问:你们是不是那一批啊,听说搞尖端的从苏联回来路上出事了?大概没这个事。要真是别的单位的,比如学军工的——莫斯科也有学军工的,类似哈军工的那些专业,属于反应堆工程的——那我们应该会听说,但我没听说过有几十人路上出事的。可能是当时两国关系紧张,就出现了这样的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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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97年院士会议期间,曾经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物理研究所工作过的八位院士合影。左起:王乃彦、唐孝威、何祚庥、杨芙清、丁大钊、吕敏、冼鼎昌、方守贤。


现在可以这么说,联合所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专家,后来周光召去,有个发言,他也承认,他们的确是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尖端高级人才。不包括像王淦昌、张文裕这些前辈,光是从联合所回来后来当了中科院院士的,就有十个人:周光召、唐孝威、吕敏、方守贤、冼鼎昌、杨芙清、何祚庥、丁大钊、王乃彦、王世绩。二百多院士,我们杜布纳的就占了这么多!在联合所,我们除了自己做出成果,也给联合所做了贡献,这是事实;但不能说都是中国人自己水平高,我们毕竟离不开联合所的设备条件,还有高级人才集中的环境。过去的事,好多我们现在都不提了,咱们国家就是这样,闹了别扭就不提这些事了。


当时确实有些中国同志感觉我们在那儿不容易,国家经济已经困难了,还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花那么多钱。我在那儿的时候,1959年到1962年,正好是国内经济困难时期,中国还要付联合所的会费,数额很大,平均下来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是好多好多钱。这个钱远远超过我们在那儿的花费。所以我们知道,国家派人来真不容易!但这样做,就是为了利用他们的条件和环境来培养人才。当时我们叫承担国际主义义务,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义务。所以我们在底下都偷偷说,回国以后,一定要为国家尽力,特别是核事业!核事业的最高目的,除了和平利用以外,就是那个武器。我们那个时候都是悄悄说的,大家都有这个想法。一个人有了这个想法,一说,发现我们几个人都有这个想法。后来回国,我们的愿望绝大部分都实现了。所以我说联合所为中国培养了人才,而且这些人对尖端事业做出了贡献。


联合所回来的人还有一个成绩,就是建立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建成了20亿电子伏特的正负电子对撞机。这在中国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在世界上也不容易啊,中国搞出了对撞机!搞对撞机的基本骨干,方守贤、丁大钊,都是从杜布纳回来的,他们具体带回来了多少技术我不知道。方守贤后来当过高能所所长,他在杜布纳搞加速器设计理论就是搞得不错的。所以从杜布纳联合所回来以后,我们这些人一个是搞核武器研制,有些人在北京,有些人在西北,搞理论、搞试验分了两部分;一个是建了高能所;还有一些人回到了高校。那些回了高校的,也都是各个单位的科研骨干、教学骨干,像杨芙清,就一直在北大搞计算机。她去杜布纳的时候,咱们国内还没有计算机。她在那儿搞的是电子管的乌拉尔计算机,后来才一点点搞成半导体的。当年在前后去过联合所的一百三十多人里,大概有将近十位女同志。


四、中苏关系恶化对我们的影响


大概从1960年底开始,由于中苏两党关系破裂,我们跟联合所官方的关系就紧张了。那时我去的时间还不是太长,因为我是中国党支部的负责人之一,所以经常要跟所国际联络处处长打交道。那时他们的麻烦事也多,国内来的指示也多,对我们的要求也多,所以我们就要经常跑使馆。从杜布纳到莫斯科120公里,可以坐火车。我刚去的时候铁路还不通,后来才通的。火车开得比较慢,两个多小时还到不了。关系紧张的时候,要求两个人一起去,害怕出事,要保证人身安全。而且我们都不做记录,有什么事,事先不能记在本子上;到了使馆汇报的时候,有专门的房间,都是做口头汇报。这样花去很多时间,对所里的工作也有影响。特别是我们支部的几个支委,从使馆回来,开会还不能在屋子里,怕窃听。这事我都没说过,我们还非常傻地去检查过房间里有没有窃听设备。你想,就是有,我们能检查出来吗?什么也检查不出来!我们还试探过有关人员的脸色,头一天我们开研讨会,说几句谁谁对我们中国人不友好,第二天就派人去找他办事,去看他表情有什么变化,结果什么也没看出来。这些事,都是我们天真幼稚的表现。


当时碰到一些涉外场合,我们都特别小心,不敢出事。有些不是上面指示的,都是我们自己弄的。有一次我们发现,有苏联小孩在我们宿舍门口画了德国法西斯的那个字。那时候关系已经不好了,我就向他们提出口头抗议。我说你们这是什么意思?这明显是对我们不友好。人家说,这是小孩画的。我说,小孩画的,为什么在我们门口画?其实别人门口,比如保加利亚人门口、捷克人门口可能也有,我们也没去调查,但我们门口是有。除了这个字,还有一些不成样的字,估计是涂鸦。我现在想想,也就是涂鸦。你说,小孩子画这些,能有什么意思呢?我们当时借这个由头,就去敲打他们。

那时如果国际上发生什么特殊事件,我们也要做一些工作,比如1961年中印边界发生冲突,打起来了,苏联报纸上出现了偏袒印度的话。以前苏联的报道都是按照我们的口径;但那时候两国关系不好了,他们的调子就变了。我们看了,就赶快跟使馆要来图片,在联合所办图片展览,做宣传。


两国关系坏了以后,我们还租车去莫斯科观看过国际比赛,支持中国运动员。19611月,莫斯科主办了一次速滑比赛,一个姓王的中国运动员夺得1500米冠军,场上奏起中国国歌。虽然露天体育场里很冷,还下着雪,但我们可高兴了!当时大家都是互相鼓舞啊,为祖国争光。在国外的人,格外爱国。


有一年,莫斯科举办了一个美国的展览会。苏联人热情非常高,都想去看这个展览,看看美国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一个苏联同事,算是我的师兄,好不容易给我搞到了一张票。我请示使馆,回答:不能去!我这个师兄大失所望:哎呀,你真傻!我这个票不给别人,就是要跟你一起去看,你不感兴趣?!那个时候,苏联人并没有因为两国关系紧张了,就说哪些地方其他国家留学生可以去但我们不能去,我们只是知道附近有几个保密厂,比如有航空工厂,不能随便去;原来我们出去玩,也不像外交人员受那么多限制。但关系紧张以后,使馆的要求就不一样了,有些地方我们就只能集体去,不能走散,更不能单独行动。


1961年,还出过一个念学位的插曲。我是1959年去的,到了1961年,联合所决定对所有工作人员都实行学位制度。按说我们这些人,在那儿工作两年、三年,成果都已经够了。我们本以为可以申请学位,没想到突然间,钱三强代表中国来参加会议,在会上突然宣布,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的科技人员,包括在联合所的这些人,不实行你们的所谓学位制度,我们不参加。当时我给他做翻译,全场听到他的发言都惊呆了,鸦雀无声。这件事是国内事先有意安排的,就是要在会上突然宣布,要做姿态,当时王淦昌已经回来了;钱三强全权代表国家,态度很严厉。他一宣布,联合所的所长布莱辛采夫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下怎么弄啊?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中国的工作人员近百人,宣布不实行学位制度,这是什么意思啊?他不懂。东德的一个副所长马上过来,找到钱三强钱部长——那时他是二机部副部长。他说,钱部长,这是好事啊,这对你们的工作人员有好处啊!通过答辩,就可以给他们一个学衔。钱三强不理,走了。最后我们只好放弃了拿学位。后来国内提职称,有的单位征询,说你们是属于研究生水平的,到底有没有学位?我们说没有。但有些单位认为,你们起码相当于副博士吧?当时钱三强在会上说,我们的周光召难道比博士差吗?说了这种咄咄逼人的话,带点挑衅性,所以拿学位的事就完了。我1962年离开的时候,我们还没从联合所退出;后来又过了三年,干脆撤出了。


冲突最厉害的一次,是1961年。那时候因为两国关系不行了,我们在下面,小摩擦老是有。苏共支部开会,我们原来是参加的,有时还是公开的;后来我们不参加了,有时候需要研究一些事,我们也不去了,因为两方面关系不好了。周恩来参加苏共二十二大,中途退出会场,这事我们是从报纸上知道的。使馆给我们指示说:后发制人——就是说,平时你不要惹他,不挑起冲突;但他要是惹你,你必须还手。中国人在联合所是个单独的支部,使馆专门指示我们——现在这些事都公开讲了——叫我们做好准备,如果他们在公开场合挑衅的话,要站起来表态!


有一次联合所里贴了个布告,要举行时事讲座,由莫斯科派人来讲。这类讲座在文化俱乐部举办,是公开的,外国人也可以去听,每次都有几百人参加,那天也去了二百多人。我们在联合所的中国人去的时候分成两拨,事先准备了题目,说好了到时候由我发言。我们两拨人不坐在一块儿,就是为了到会场以后看情形决定什么时候该说话。我当时坐着不动,让别人观察,看他们那边有什么反应。结果时机就来了:主讲人说,不久前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给了中国人很高很高的位置,让他们的代表团坐在哪儿哪儿,但是他们却怎么怎么,不尊重我们的意见。这时候我就举手了,站起来说,事实不是这样的,事实是在会上你们把阿尔巴尼亚排挤出去,分裂了社会主义阵营,我们正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才做出这样的选择的。会场上的人都大吃一惊,从来没有这样过啊!中国人在会上举手发言,跟苏联人吵架?!没有过!结果老半天都没人说话。后来他们问:你们《人民日报》敢登铁托的讲话吗?这个问题我们根本没准备,我只能硬着头皮说:敢登!什么样的言论我们都敢登!后来我也没闹清楚,咱们到底登没登啊?当然我说了他们也没法检查。就这样散会了。使馆认为这是个胜利,说我讲得不错,起码让苏联老百姓知道,中共代表周恩来退出苏共二十二大是有原因的,具体就是这么个意思。我当时说话都是按照周恩来的口径,从阿尔巴尼亚到蒙古,我们是一个完整的团结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些话我完全是按照《真理报》上周恩来的原话说的。那时候俄语行啊!这也是个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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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杜布纳街头


我在杜布纳联合所的三年里,由于两国关系逐步的微妙变化,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小心谨慎的,对科研课题的关注、对两国关系的反应都不敢越界,怕越过了人家反而把门关上。但到后来就开始找茬儿了。我离开之后,闹到过什么程度呢?1963年,中苏两党开始公开辩论,中共中央发表了《九评》,九篇文章的副标题都是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双方都以公开信的形式论战。联合所的中国人从使馆拿到这些公开信,复印了以后就在杜布纳散发。这本来是不允许的!这不等于在别的国家搞政治活动吗?当时咱们就这样公开挑衅。杜布纳市很小,联合所的一个中国人把公开信送到了苏共杜布纳市委办公室,收发室的老太太一看吓一跳:我们这儿不是苏共中央,你怎么把信送到这儿来了?


本来联合所主要是搞理论的,而且是为了和平利用,所以出了好多单纯的科研成果,像新元素,人造元素 (man-made element,或者叫artificial element)。这个领域的研究,是为了搞清元素、原子核到底是什么结构;还有高能物理,研究基本粒子碰撞时会出现什么情况;还有些医学方面的应用,比如用加速器治疗癌症,从加速器里引出一束流,让病人站在墙外接受治疗,但这不是主要的,后来可能也没有大范围的应用。主要的还是理论物理、核物理研究,都是和平利用,没有一点军事应用的内容。但实验用的很多材料是从军用反应堆里弄出来的,人家保密,不会跟我们讲哪儿来的、怎么造的,这些方面肯定有限制。中苏关系恶化以后,我们几个人私底下议论,说回国一定要搞这个!我们是搞原子核的,虽然在联合所搞的专业跟武器没直接关系,但多多少少还是相关的,原理都一样。所以回国以后参加核武器研制,我们都义无反顾,但在杜布纳的时候,这些话都是悄悄说的。


19627月回国前,我们在莫斯科买了相机和胶卷以后,到了街上就开始拍照,凡是街上有西方味道的东西,我们都照,感觉苏联是变了。这些照片到了文革的时候,一塌糊涂,都自己烧了,哪儿敢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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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回国途中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火车站月台上留影


中国在杜布纳联合所的情况,一直是比较特殊的。两国关系破裂以后,中国派出的留苏生大幅减少,但仍按照合同往联合所派出高层次的技术人员,苏联也接受。我刚去的时候,联合所里的中国人不多,也就二三十人;大概1960年初,一下来了一批,好几十个。我估计因为中国交钱,而且联合所是联合办的,所以大家都履行合同,苏联没有赶我们。到了1965年,也是我们自己撤出的,特别突然。本来是去参加联合所的会议,结果在会上,突然就宣布中国撤出了。那次去的不是钱三强,是力一,中科院原子能所的一个副所长。这叫突然袭击,全场愕然,就这样走了。中国撤出联合所,这是大事啊!但是人家没垮,继续办下去了。中国就是撤了人,设备、东西都拿不走,所以联合所也垮不了。


五、回国以后的工作——北京、青海


我们19627月回国之后,外地来的一般都回原单位,比如上海的回上海,四川的回四川。我先回北大,在技术物理系参加了毕业生分配工作。呆了不到半年,本来还想准备实验,搞教学工作,还没怎么起步,1962年底,调令就来了,钱三强把我调到了二机部。起初北大不同意,还去了一个副校长跟他们交涉。这位副校长叫黄一然,我们留苏时他在使馆当参赞,认识我。后来他说:老徐我们没办法,本来想让你回来干的,现在上边中央组织部调人,我们只好同意了。朱光亚把我接到二机部,钱三强跟我谈话,实际上让我参加核武器研制工作,但是一个字没明说!要我去搞核武器,这个我听明白了。也许万一我不答应,他也没泄密吧。我当然答应了,不敢不答应,也不会不答应。自从钱三强跟我谈话以后,我实际上就变成二机部九局的人了。19631月份,我的人事关系正式从北大转到了二机部。后来要求我先在北京工作一年,搞一年的实验,就在房山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

1964年,我调到青海221基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参与了核试验样品的放化分析工作。第二年,1965年,我们国家爆炸第二颗原子弹,是轰炸机空投,在新疆。第一次是塔爆,那次我没有去现场;第二个是由飞机带弹,扔下来的,就像广岛、长崎一样,有点实战的味道,张爱萍将军指挥,千军万马,很壮观。我在现场看到了,参加了现场试验。当时我们都住帐篷,爆炸之前进入距离试验场十几公里的一个碉堡,大概是最近的地点了,但很安全。我们都穿着普通衣服,没什么防护,就发了一个很厚的黑眼镜。后来现场指挥说:请背向靶场!本来我们都面向靶场的,这时就转过身去。突然闪了一道很亮的光,就觉得有一股热流从领子口的钻进去了。热辐射一下子就过来了。热辐射就是热能量,没有危害。然后听到命令:现在可以转身,请戴上眼镜!我们就戴上墨镜。这时才听到的一声响,看到一个大火球升空——成功了! 


紧接着做试验的大队人马就进去了,刚爆炸完就进去了,要了解究竟爆炸的当量如何、效应如何。整个试验场地上摆了很多效应屋,枪支、飞机、大炮都有,就是要看空爆对这些东西破坏到了什么程度。那些人进试验场,都穿着防护服,而且有时间限制。他们身上带着剂量计,如果超了剂量,就赶快撤出来。如果是瞬时照射、超剂量不厉害的话,不会有什么影响。那时千军万马在新疆那么大的基地,那么大的范围铺开,参与的有陆军空军、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全力合成,那得有点魄力!我真是眼看着张爱萍将军在指挥,就像指挥一场战役,要确保万无一失啊,太不容易了!


我对张爱萍就是印象好,张爱萍六·四的时候支持学生!有七个将军支持六·四,张爱萍、肖克、叶飞,等等。六·四是1989年的事嘛。我佩服张爱萍,他诗写得也好。文革后期第一颗收回来的卫星,也是他在七机部主持的。张爱萍那时管国防科工委啊!两弹一星他都管;潜艇、核潜艇,他也都管。


说起两弹一星,解释一下,一星完全不是在青海221基地搞的,跟青海一点关系都没有。221作为生产单位,只跟弹的使用单位打交道。比如钱学森搞导弹,二炮是导弹部队,是我们的一个使用单位。二炮对我们提出要求,比如核弹的大小、环境试验等等。他们订货,我们负责出产品。我后来到了四川,对青海的事就一点也不了解了。我就是一个搞试验的科技人员,对上面的情况、整个的规划这种机密,只接触到一点点。但我知道两弹是我们单位搞的。我1965年离开青海的时候,氢弹的理论设计早就在进行中了。第一颗氢弹是1967年爆炸的,是文革开始之后,那时候我已经在四川山沟里了。


那几年我们爆炸的原子弹不止两颗。后来的几次爆炸,也都是有目的性的,加上了氢材料,就是为了搞氢弹。后来就搞地下核试验了。这些我一点都不了解,只听说他们是在新疆搞地下核试验。王淦昌一直在那边,他都参加了。


前面提到在杜布纳联合所的时候我受过辐射;回国之后的工作,辐射也避免不了。国家对我们有补贴,甲级保健,当时一个月多发二十几块钱,很多啊!我们都吃不了。其实多吃并不总能解决问题。这要看内外照射,是哪一种照射形式。我们做放射性实验,有时候不小心,比如蹭在了手上,一抹,就进去了。把剂量进去了,这属于内照射,这时候可以想办法吃些能促进排掉剂量的东西,比如木耳啊,还有茶叶,这都是好东西。但如果是在铀矿搞露天开采,经常接触,内照射、外照射都有,那就不好。


我在青海的时候,处理过放射性事故。平时工人用车床车铀的时候,铀屑会在空气里自燃;这时如果马上放进水里,火就灭了。那次,铀屑在空气里暴露的时间太长,烧着了一部分,没有全着,但整个车间都成了黑的,都是放射性灰尘。我承担了任务去处理,因为我总算是专业人才啊!虽然我并没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以前我在北京也处理过一次,是朱光亚亲自给我布置的任务,因为考虑我是学化学的,稍微知道一点。遇到这类事故,就是没受过训练,也得自己想办法。在青海那次,我是带着解放军去处理的。我先教给战士们戴好口罩、手套,穿上防护服、防护鞋,然后才带他们进去。我还发明了一个进去的办法。车间里头全是放射性灰尘,人怎么进去呢?那时候厂里要什么给什么,我要油毛毡,人家就给我油毛毡。拿来以后,我说不许使劲,要把油毛毡一点点往前推,然后人就可以踩上去了。油毛毡是卷着的,可以推着往前走。后来大家说:老徐,你发明的这个办法真好!因为什么呢?灰尘不能扫,一扫就扬起来了,那就更容易吸进鼻子里。慢慢地推,就是为了不让灰尘飞起来,这样才可以进到车间里面,找到是哪儿出了问题,然后再想办法解决。过后费了很大力气,在墙上刷上东西,才把放射性灰尘都糊在了里头。


六、回国以后的工作——四川三线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毛主席说不放心,光有一个基地不行,还要在四川再建第二套,建在三线。三线建设起步稍微早一点,我们建第二套核基地是1965年开始的。四川当时还有很多军工厂,都跟我们没关系。彭德怀那时也在四川,在西南建委工作。光是三线建设,就包括很多军工厂。那时候中央有个决策,考虑国家要打仗,明天就打,而且是打大仗,打核战争,就是这种思路。所以怎么办呢?那就再建第二套嘛。华东地区不行,沿海地区不行,青海也不行,那就赶快来四川,这儿是三线。二线在哪儿?我不清楚,湖北算不算二线?反正我就记得,云南、四川、贵州这几个省都属于三线地区,四川跟贵州肯定是三线地区!因为我们的同事去选过点儿,我们后来那个点儿也是前人去选的,选到了那个山沟里。那时候踩点儿非常快,一听说有水,就定下来了;至于山林条件、气象条件,好多都不了解,地理条件也不知道,哪儿想得到后来会有那么大的地震呢?

建第二套核基地不是因为第一套不够用,而是因为觉得青海不牢靠。那时得到的情报是,苏联和美国都想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中苏关系坏到了什么程度呢?坏得不得了啊,到了1969年,珍宝岛就打起来了!美国也想对青海动手术U-2侦察机已经飞进了中国领空。所以毛主席说他睡不好觉,有他的根据和道理。19656月,我急急忙忙奔向了四川。四川我以前没去过,去了以后,连成都什么样都没看见,就进到了川中、川西北的深山沟里。那时拼命强调山、散、洞,就是靠山、分散、进洞,实际上现在知道了,侦查飞机什么看不见啊?你进到山里,从天上照样也能看见。用这种方法跑到深山野林里建厂,花多少钱、花多少人力哪?我们还有的同志把命都撂在山沟里了!我们参加了三线建设,把青春年华都贡献在那儿了。我在那儿呆了十四年哪,从1965年一直到1979年。十四年时间不短哪!真是不短。我在北大才多少年?我1951年到北京,进清华,1952年院系调整到北大,1962年离开,中间一年在留苏预备部,三年在杜布纳,但还算北大的人,这才多少年啊?我去三线以后,我们全家1971年底都迁到了四川,后来又都从四川回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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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四川绵阳设计院家属宿舍平面示意图


当初从北京派到青海去的跟我同类同级的人才,都是作为技术骨干调过去的,大部分都是大学毕业生,其中留苏的很多。我1965年去三线的时候,他们很多人留在了青海。去三线的我这个档次的人不多,特别是留苏回来的,虽然有,但是很少,我们还算技术骨干。那时强调设计、工艺、建设三结合,我就是为了这个所谓的三结合,离开了青海的生产单位,调到三线的设计单位去了。那时的名堂都好听极了,而且多得不得了,比如学习延安精神。后来我就是从三线的设计单位调回了北京。


我们在三线搞了十几年设计,就是用过去积累的知识,设计、建造另外一套厂房。我们把厂房建成了,但后来有没有真正出产品,下一步是怎么做的,我们建成就离开了,所以不知道。后来也不知道,我们也不问。特别是文革当中,一敲打我们,就更不乐意过问这些事了。1979年我回到北京的时候,文革已经结束。我回到原子能所工作,搞的题目都是一般的,属于和平利用。那时候还是不知道三线怎么样了,我们都不去打听。现在逐渐在公开,除了技术性信息,比如弹多大多小,这个不公开,其他那些试验的内容,好多都公开了。四川绵阳有个科学城,那儿有一个纪念原子弹爆炸的象征性的塔,但没在那儿搞爆炸。很多人当初在西北参与了核爆试验,现在安排他们在绵阳养老了。科学城建得不错,在绵阳山头上。就是当初,也没打算在那儿搞原子弹爆炸,只是建第二套研究基地。四川那个地方搞不了爆炸,人烟太稠密。爆炸只能在新疆,或者打到海上。后来在海上搞过。


现在说说我的文革第一劫吧,我当时在北京出差。我1965年到了三线以后,就扎进了深山老林。过了半年多,路修成了,可以出来了。19665月,我带了一帮人,有搞土建的、搞设备的、搞工艺的、搞剂量防护的,到北京来出差。朱光亚给了我一个任务,让我负责在山区搞起来一个设备。谁能想到呢?我带着人住在原子能研究所的招待所里,碰到了北大我们技物系的一个老师。我们过去同班,关系很好。这个老师也是好意,说老徐啊,北大又出右派啦!这次的右派不是学生,是一个党总支书记,带头向校党委和北京市委进攻,把大字报贴在大饭厅东墙原来谭天荣贴大字报的地方,北大乱啦,闹得很哪!我一听,还得了啊!我心想,这时候得挺身而出啊!1957年闹不清楚谁是右派,这会儿都告诉我了,很明确,我要回去!跟我一起来出差的人都不是北大的,我跟他们说,我听到了一个消息,右派又来了,这次是一个党总支书记。他们当然都很重视。其实我根本不认识什么聂元梓,哪儿认识啊!


我就跟他们说了这么一个消息。过了两天,广播里欢呼北大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宋硕、陆平都成了反党分子。我一听,傻眼啦。我赶快回到宿舍,跟他们说,你们别说啊,别说,我那天说错了,当然现在的广播是对的!晚啦!已经有人打电话告诉四川,说徐鸿桂在北京说了这话。四川的领导也不说别的,就说你赶快回来汇报工作!我一听就明白了,马上动身回去,冒着塌方的危险,走了好几十里山路,累得不行。回到山沟里一看,那简易宿舍楼上写着:徐鸿桂你在北京干了些什么?我平生第一次受到了批判!


从那儿开始,我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能好吗?问我:你什么目的?我连聂元梓人都不认识,我能有什么目的?我就说:听人说的。”“不行!越不交代越不行!我的地位一下子就改变了,什么事都挨批、大小事都不对,动辄得咎。我的业务也停了。当然整个设计没停,设计还在进行,建设也还在进行,但是受到了不少的影响,比如片面要求降低标准哪,学习延安精神哪,学习干打垒哪,都是很片面的。我们实验室的这些人,还有另外几个技术人员,都变成了资产阶级权威,变成了保守派,说我们要价太高,浪费国家资产。我在苏联呆过,知道放射性实验室需要什么条件。我要求修一个水磨石地面,去除污垢、污染比较方便。太高!这下麻烦了。不这么做!搞水泥地也行!结果修了水泥地,后来又砸了,还是搞了水磨石的。这种弯路是走过的。这是1967年,还是文革当中。


虽然受了这段冲击,但最后也没做结论。后来我进了牛棚,关了一段时间,再后来就宣布解放了。那时候叫解放,就是所谓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我是说了聂元梓向党进攻,向党进攻就是右派。在牛棚里,审我的人死命地问我:你为什么污蔑聂元梓?我说:我不认识她。”“那怎么可能?”“就可能。后来也没给我平反,因为没给我扣帽子。别人被贴了大字报的,名字上会打叉,那就是扣了帽子,比如反革命分子;我的大字报上,名字下面始终是画个杠,所以我算是处在边缘上,但是又把我关进了牛棚,限制我的自由,关了好几个月,只是没挨打,这点我比较幸运。在牛棚里,天天劳动,学《毛选》,写检查,还要请罪。大家去吃饭的时候,我们站在大字报栏前边,那儿有个毛主席像,我们站在那儿低头请罪,听后面的小孩子议论我们,还有人骂我们。我没挨打,也可能是因为平时人缘不错,也可能是没那么大的罪行。虽然因为留苏我受的冲击又加了一层,但轮不到打倒我这样的人。当时单位里有更大的走资派,还有字号的,有老红军、老八路、新四军,都揪出来了。


文革期间,我留苏的时候拍的照片只留下了少量的,大部分都烧了。就是因为担心抄家,提前就烧了。我在四川确实被抄过家,那时候每家都抄,二机部搞保密大检查。那是 1969年还是1970年,据说有个文件,毛主席有批示,说哪儿哪儿泄密,引起了多少危险,所以为了让组织放心,大家自愿接受组织的检查。结果这个检查变成了过左的行为,每家都检查,从早晨一直检查到半夜。不光留苏的,所有的科技人员、工人都要检查。我老伴当时还住在北京塔院,她那里也是各家都去检查了。有的人家厨房里有个像梳妆台那样的铁框镜子,连那个都给拆开看看;连面袋里的面、连棉被都要摸摸;信就更不用提了,我的信还特别多。当时搞极左,这些参与抄家的人就是单位里的造反派和派驻二机部的军代表。别提了,这些事要说,那是另外一个题目!


所以说参与三线建设,有让我高兴的地方,特别是到了新环境里,能给国家干点事,感觉挺光荣;但也有很多坎坷,很多苦衷,特别是文革当中受了很多挫折,心里的感觉可以说是五味杂陈。


七、回到北京


1979年回到北京以后,叫我归队,这样我就回到了原子能研究所。那时候就是搞新的业务了。我还是搞化学,但是跟原子核有关系。


在那儿工作了四年,王淦昌把我调到了核工业部里。有个中国核学会,是个全国性的学术团体,让我去那儿工作。从1984年到1995年,我干了十一年,负责国际学术交流,所以我出国的机会非常之多。到美国去的次数多,到欧洲去的次数也多;还到日本去做过学术交流。这样,逐渐把英语捡起来,但俄语放下了。去美国的时候填表,杜布纳的经历不敢填。那时候好像也没问,如果让填,我可能就填上了。第一次还让填是否中共党员,我们都没填,那时候告诉我们:不填!后来我就聪明了,因为有人告诉我,杜布纳的事一律不填。为什么呢?有个当年联合所的同事,是四川大学的教授,他想去美国探亲,申请签证的时候填了杜布纳,结果美国大使馆要求:要证明你在杜布纳、在苏联有没有犯罪记录。这下麻烦了,就不给他批签证。他和他夫人一块去申请的,他夫人的批了,他的就不行。他只好想办法去办在苏联的无犯罪记录。你想,办将近五十年前的记录,多难啊?苏联人还不错,给他开了一个证明。但后来他自己也不想去美国了,这样就没去成。我们楼上还有个同志,比我年轻得多,在单位里做过苯底调查这样一个小项目,虽然涉及到的放射性非常弱,但是属于放射性,结果申请赴美签证的时候,还是告诉他:我们要把你的材料送到华盛顿去审查,需要半个月。最后还是让他去了。其实审查什么呀?他就是一个实验员。


后来出国,原子能仨字我还是尽量不说,只写北京大学、留苏。杜布纳我后来好像还是填了,实际上美国大使馆也可以上网查,百度一下徐鸿桂,当然是搞原子核的!论文题目都和原子核相关,还被引用过。


1990年,王淦昌去访问杜布纳联合所,因为他是那儿的老人儿,也是那儿的功臣啊!他去访问,见到我当年的实验室主任弗廖罗夫 (Г. Н. Флёров) 院士。弗廖罗夫问:你们的徐鸿桂还工作吗?”“工作!”“在哪儿呢?”“在中国核学会工作,当秘书长。”“啊?他还愿不愿意再来?王淦昌说:我给你带口信,你要邀请的话……” 弗廖罗夫就拿起来笔,在自己一本科学专著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徐鸿桂,您是我们联合所的老工作人员,至今在联合所工作人员的花名册上,还有您的大名。我一直认为您是在中国长期出差,希望您能来。结果过了几个月,弗廖罗夫去世了;他的副手,一个通讯院士,实验室后来提拔的主任,继续邀请我去。


中国核学会英文叫Chinese Nuclear Society,秘书长是现职干部,那时候能放现职干部出国当访问学者的情况非常之少。我们的一个领导,一个副部长,对我还不错,批准了,同意我去一年,经费由苏联提供,国内给我照发基本工资,很不错。


八、重返杜布纳


将近三十年以后,19919月底,我又去了苏联。那正是苏联解体前夕,莫斯科街上可热闹了,捷尔任斯基的雕像也被推倒了。我刚到杜布纳的时候,生活非常困难,但就是这么困难,院士、教授、普通老百姓去商店买东西排队,也都是安安静静的,连叹气的声音都很小,不嚷嚷。按说这时候大家可以在一块发发牢骚啊,可是他们不嚷嚷,也没人加塞儿。那时物质供应不行,面包有,但是定时来货,院士买面包也要排队。牛奶有时候下午2点以后才来,要排队等。生活虽然不方便,但是老百姓默默地接受这一切。这就是杜布纳。


回到杜布纳,原来认识的一些老人又见面了,我很有感触。他们对我很好,不但接待我,给我提供条件非常好的宿舍,还给我出钱,工资很丰厚,真是一点不计前嫌。可以说,联合所对得起中国人!咱们当年是吵翻了离开的,脸皮撕破了,而且撕得很厉害。我第二次去,碰到三十年前跟我们辩论的人,他们国际联络处的一个副处长,已经老态龙钟了,他原来就比我岁数大。他走在街上,拄着棍,眼睛见到风就流泪。他对我说:哎哟,徐,你又来了!欢迎你呀!他说:一切都过去了,过去有我们的错,也有你们的错。我说:你说得很对,重要的是,我们大家都活下来了。当年他可是我们的对头啊!他执行苏共的政策最卖力,可是现在他说了这样的话。说到底,当初我们两边都是当枪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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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91年于莫斯科


我去了以后,联合所还让我参加了弗廖罗夫院士的追悼会,还带我到莫斯科,去新处女公墓给他献花。回到我当年工作过的实验室,见到当年的一个年轻伙伴,另外一个已经英年早逝了。三十年以后回去,发现他们的实验室比原来多了,计算机也先进了。不过实验条件虽然有所改进,但变化不算太大,因为经费跟不上,跟世界上一些大的研究机构比,他们不行;特别是苏联一解体,他们的经费就更困难了。但是听说他们在材料科学上有突破,发现了一些新材料。现在不是做什么都讲究材料吗?新材料的性质到底怎么样,他们有实验室进行检验。他们还安排我参加研讨会,刚去的时候,讲俄语还不行,我用英文做的发言,后来俄语就又行了。


那时候联合所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我专注于学术,不花更多的精力去了解整个所的情况,因为国内也没给我这个任务。有时候他们找到我,希望我在国际会议上当中国的代表,我几次拒绝。我说我徐鸿桂来,就是受你们弗廖罗夫院士的邀请,我是以个人身份来的,不代表谁。有一次非让我参加一个全权代表会议,过去我们国家是正式参加的,实在推不掉,我说那我只做观察员。事先我也问了使馆,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行不行?他们同意。到了会场,给我前面放个牌儿中国。你要搁你就搁,但是我既不签字也不承担任何义务;你把会议资料给给我一套,我就拿走,那是谁都有的。我那个时候可得小心!六十年代我们是跟人家吵了架的,虽然现在人家邀请我去,可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啊? 


我在杜布纳的那一年,正是苏联解体前后、社会大变革的时候,《真理报》、《消息报》整天都在报道。我宿舍里没有电视机,只有一台收音机。杜布纳有个广播台 Радио-Дубна,我天天听,另外看报纸,跟苏联人聊的也都是苏联的垮台。他们绝大部分人对中国还是满意的,说你们中国走得比较稳,不像我们。他们是请了西方的参谋,当时的总理盖达尔要做什么手术,就是过去的东西一下全都不要了,旧的咔嚓一下子都完了,但新的没有跟上来。有一个老人,叫戈尔采夫 (Гольцев),也是联合所的一个老人,已经退休了,平时拄个棍。他学过汉语,很乐意找中国人聊天,但那时已经不能说中文了,只会说几个词。他就跟我说,俄语里有个词——那个单词我不认识,当时写下来,后来查到——意思是腐朽。他说:你看我老了,我们的国家也朽了。我现在担心的是,将来连骨灰盒都不一定买得到。你知道为什么吗?造骨灰盒要用木材,苏联、俄罗斯本来是不缺木材的,但是现在缺得很,为什么呢?要木材得伐木,伐木得有汽车,汽车要有配件,运配件要有汽油,这些东西,苏联一解体,都成问题了:我们的轮胎,保加利亚供给;我们的螺钉,捷克供给;还有什么,东德供给,现在人家咔嚓一下都不给了。徐先生,你说,我的骨灰盒谁造啊?当时下着雪,老头就站在雪地里,拿着棍在地上一边划拉一边跟我说。这老头现在……我这么想啊,现在早没了,又过了整整二十年了。他本来说咱们再见面,我说,再过三十年咱们都没了。我真想再去看,大概不行了。八十多岁的人,谁敢接待啊?出了事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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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俄罗斯人用的大算盘


我去了六个月以后,我老伴也去了。她说,这儿的人怎么这么好啊?她那是头一次出国,就到了俄罗斯。我们去街上买东西,她一句俄语不会说,可是没有一个人骗她,都帮助她。俄罗斯的大算盘是拱形的,算盘珠很大。他们都是打算盘算账,还教我老伴,说不通,就拿手比划。


我刚到杜布纳的时候,住在一个条件很好的家属宿舍里,给我一个单元,里面有厨房,有客厅。那时老伴还没来,我一个人住,房间太大了,也没意思。后来我就搬到了一个旅馆里,跟三、四中国人住在一起,老伴来了以后我才搬回单元宿舍。旅馆那边房间比较小,但也可以自己做饭。另外几个中国人不是公派的访问学者,都是自己给人家写信联系,人家接受,他们就去了。因为他们俄语都不如我,我就帮助他们。那时俄罗斯人对中国人态度比较好。如果他们把三十年前的旧账算在中国人头上,那根本不会邀请我,也不会给我那样的待遇。卢布还没贬值的时候,我的工资高得简直不得了!他们照相机的光学镜头,一个才十几个戈比,便宜得简直不像话!牛奶都要二十几个戈比,物价很不相称。后来虽然卢布开始贬值,但国家还是很稳定,人的素质很高,科学研讨会照样进行;杜布纳小城里的音乐会一个礼拜举办一次,他们再穷也要举办音乐会,还从瑞士一个城市里请来过一个小合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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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992年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那次,我还跟老伴一起去了列宁格勒(圣彼得堡)。我以前没去过,这次还了愿,冬宫、夏宫都看了。我还从杜布纳去维也纳参加了一个国际会议,还在会上报告了我们的工作,老伴也跟我一起去了,真不错。我这一辈子,对俄罗斯的感情很深,我的杜布纳情结是很深的。


五十年前我去了杜布纳三年,学了很多知识,回来得以发挥,没有一点遗憾!我跟那些苏联人、捷克人的友谊一直保持着,现在我们还有书信来往。也都老了,主要是谁都顾不上了,但是大家还都互相惦记着。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伏尔加河》,用伏尔加河来衬托我对杜布纳的感情。《人民日报》还给我登了,叫《杜布纳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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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徐鸿桂2007年亲手绘制的钢琴五线谱


其实年轻的时候我想学文学,但毕生做的都是理科,而且是尖端的。后来后悔过,因为我喜欢文科的东西,喜欢音乐,慢慢多少觉得有点后悔。但是后来想想,搞文科的话,这些年肯定也好不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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