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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老干部, 文革后

陪床记事


--作者:陶斯亮


1995年秋我的母亲曾志发病以来,到现在--1997年,整整两年过去了。在此期间,母亲三进三出北京医院,接受了八次化疗。我陪床前前后后也达七八个月之久,目睹了一位八旬老人与癌症抗争的近似悲壮的经历。这些发生在病床旁的事情,大都是些零星小事,但它们却是如此生动,如此感人,令我难以忘怀。今得闲暇,特意将它们记叙下来,以此种形式,向我那坚强的、具有非凡勇气的老母亲,献上我的崇敬和挚爱!


亲那瘦削的肩膀是全家的依靠


亲虽然已经80岁了,但身体一向健康,前两年,在重阳节的老人登山比赛中,她还获得过第二名,仅次于比她小很多的著名电影演员陈强。


有一次,我与几位朋友聚会,她们都是身居要职的女性领导。在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日式火锅面被干掉之后,大家的女性感觉也就随着热气而升腾出来。也许是由于女性对幸福的渴望来得特别强烈些,大家竟不约面同地倾诉了自己对幸福的理解。我的回答出乎所有人意料:像我这样的年纪,还拥有一个妈妈,还能享受母爱,这份幸福感一般人是体会不到的。众人一致点头称是。


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上学,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即便是宝贵的寒暑假,也是多和父亲亲近。那时的母亲,漂亮、能干、英姿勃发,正一心一意地干事业,根本就顾不上我们爷儿俩,因此母亲在我心目中远不如父亲那般鲜明和亲切。


1969年父亲去世后,母亲就成了我唯一的亲人。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与母亲相依为命,尤其是1992年之后。28来我一直与母亲共同生活,不曾有过一天分离。在母亲的教育和照顾下,我从一个十分幼稚的人,逐渐趋于成熟;第三代小亮和阿妹,也是由姥姥含辛茹苦带大成人的。1994年母亲从中组部退下后,就更加全心全意地照料我们了。


在一个家里,最显示权力的大概就是钥匙和账本了。在我们家,这两项大权全握在母亲手里。家里所有的钥匙都由她保管,每把她都用白胶布做了标记,如果她不在,我们什么门也打不开。她管着好几个账本,始终亲自记账,一笔一笔的,绝不含糊。家里是打醋还是打酱油?是吃米饭还是吃馒头?每餐两个菜还是三个菜?红烧肉里是放香菇还是放栗子?……事无巨细都由母亲统一号令,甚至一个空瓶子扔不扔都得去请示她,我们已经习惯让母亲去操心这一切了。在家里我是头号大懒虫,在餐桌上从不挑肥拣瘦,但也绝不进厨房,两个小懒虫比我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假如我们家的酱油瓶子倒了,那准是大眼瞪小眼的,谁都不会去扶,最后肯定是母亲把它扶起来。我们家就是这个样子的!


亲终年在厨房里忙碌,亲自做这做那,但在饭桌上她总是带头吃剩菜,我象征性吃点(我家从不倒剩菜),孩子们是连筷子都不沾。多少年来,不曾见母亲吃过鸡腿,都让给孩子们和我吃了。母亲年轻时候爱打扮,也会打扮,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可现在,她似乎刻意去追求一种清贫和简朴,比之从前,判若两人。她全身上下没有一样高级的东西,至今手上戴的一块上海牌手表,还是她八十大寿时我送的。无论春夏秋冬,她穿来穿去就是那么三四件衬衣,还多是捡我们淘汰的,甚至已经当垃圾扔掉的,她也会捡回来洗干净留给自己穿。她用的毛巾,是两条破的合起来缝在一起的,她用的茶杯是没有把手的,牙刷是少了毛的,梳子是缺了齿的,而且她从不用护肤品……现时的眼光看,活得很。可是如果我要为她买点东西,那她是一百个看不上,横挑鼻子竖挑眼,不是打入冷官就是转送别人。母亲其实本性慷慨大方,凡是好点的东西她都送出去,有时送得我们心疼。她也从不让我们往家交伙食费,哪怕是一分钱也坚决不要。


亲就是这样节俭、辛苦、操劳的,用她那不高的工资供养着我们这些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我大哥的孙女也接来在北京上学)。如今她老了,已经86岁了,体重只有37公斤,真正是一阵风就能把她吹倒,但是我这一大家子人谁也离不开她那瘦削的肩膀。有了母亲这博大无尽的爱,我越来越体会到一种幸福感,无论走到哪里,令我牵肠挂肚的永远是我那亲爱的母亲!这几年,随着母亲年龄的增长,我凭添了一种恐惧感,有时胡思乱想,竟会无缘无故地默默流泪,不过我不会让母亲知道,在她面前,我永远是个笑口常开的大肚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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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参加庐山会议期间


最害怕的事发生了!


最令人担心的事终究还是发生了,母亲病倒了!这回可是病得不轻。


19958月底,母亲总是说身体乏力,干家务大不如从前了。并且血色素急剧下降,几乎每周掉一克,到最后掉到只有六克(正常人12克)。人也消瘦下来,锁骨上和腋下的淋巴结像葡萄串那样肿大起来。作为一个有20临床经验的医生,我知道情况不妙,但母亲死活不肯去医院检查。有次我看到她摊开在桌上的一本医书,翻开的一页是淋巴瘤白血病她也想到了?我鼻子一酸,心里特别的难受。一向对什么事都漫不经心的儿子也慌了神,一个劲儿地问我:姥姥究竟怎么了?


既然母亲已经怀疑到自己患了癌症,为什么还要拒绝去医院呢?说来也是真不凑巧,这场病耽误了她酝酿已久的一件大事。在上世纪70年代末,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期间,作为副部长,母亲曾协助他从事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如今十几年过去了,耀邦离世了,许多老人也不在了,耀邦同志一些尚不被人知的可圈可点的功绩,再不整理就没知情人了。母亲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她决心为党,为后人,为耀邦做一件事情,就是将她了解的这一段情况整理出来。为此,她召集了几位当年参与过此项工作的老同志,调出了一批当年的资料,借了一间房子,安了一台电脑,又从石家庄请来了一位笔杆子。一切就绪,正准备着手干、不料病魔却抢先了一步。一向要强的母亲深知住院就意味着放弃,她决心与病魔争一短长。任我怎么劝说,她跟我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只有一次说漏了一句:我就是拼命,也得把这段历史写出来,就怕突然死了。


这是我心情最黯淡的一段日子,母亲紧闭其口,我也不好向她捅破,就这样两人心里较着劲。望着母亲日渐憔悴的面容,我焦急、恐惧、忧伤,几次躲在自己的小屋里抹眼泪。我不敢想象,若是没了母亲,这个世界会变成怎样!


为女儿,明知母亲病了而不让她及时治疗,这岂不是罪过!我将会终身痛悔!于是,我与北京医院的医生共同合计,以做活检需临时住院为由,连哄带骗地将母亲弄进了病房。母亲还以为做完活检就可以回家了,但我心里明白,她将会长期住下来。


就在她住院这天,秘书从人民大会堂替她领回了刚刚颁发的健康老人证书。


检是由大名鼎鼎的外科专家吴蔚然教授给做的,母亲70年代的胆结石、80年代的脂肪瘤切除术也都是他给做的。1011日,吴教授将我唤到走廊,对我说:刚刚去病理科看了片子和报告,已经确诊为淋巴瘤,但究竟是T还是B型,还要做进一步检查。


1013日,肿瘤医院的孙燕教授来会诊,他是这方面公认的权威。会诊结束后,我被唤进办公室,由北京医院肿瘤科赵主任向我通报会诊结果:诊断是恶性淋巴瘤(非何杰金型)。病理:中度恶性;病期:三期(总共四期);治疗:准备上化疗。医生们说,他们还从未在85岁高龄老人身上实施过化疗,在他们的病例中,最大年龄也就80岁,年龄越大,做化疗的风险也就越大。但他们看到母亲精神状态很好,情绪稳定,有一定的承受能力,故而也就决定上化疗了。


轮到家属表态,我哽咽得说不出话来,还是我先生理由替我说了几句。他是专程从广州赶回来看望母亲的。记得那天他说:这个老人是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也有顽强的忍耐力,什么事她都会尽量忍受,而不愿给医生护士找麻烦的,她一定会尽最大努力来与你们配合……”


虽然被诊断为恶性淋巴瘤,但看到医生们的积极态度,我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我决定陪同母亲去迎接一场无论对她还是对我都是很严峻的考验。


病房规律而温馨的生活


我在母亲病榻边摆上了一张钢丝小床,就此开始了我的陪床生活。


首先,我要改造病房那过于沉重的气氛,我特意去买了件大红毛衣,穿在身上一团火似的,显得特喜庆。我还要求来看望母亲的人只许送花。这样病房里到处摆着花篮和花瓶,有时多达十几个。每次化疗开始前或节日,我都将这些花堆放在一起,让母亲在花团簇拥中照相。女儿讥我是制造虚假繁荣。我还摆了一张西藏唐卡白度母(即观音)贺卡,画上的这位面如皓月的观音,是我所见过的观音像中最美的一个。经我这么稍稍一布置,暖暖的红色就盖过了冷冷的白色,病房显得温馨、亲切而芬芳。护士们每次进屋都说:你们这间病房好香啊!


对化疗病人,加强营养至关重要,此时病人因药物的副作用而食欲不振,甚至恶心呕吐,不想方设法补充营养,体质就会垮下来。为了让母亲能吃得可口些,我们每个人都学会了用小奶锅烧菜的绝活。我这个从不下厨房的人,也学着用小奶锅做菜,每次总能给妈妈端上几样菜来。她也总是笑眯眯地说:错么!实她哪里知道,我的诀窍就是多放味精。


妈妈视力不好,一只眼睛黄斑部穿孔,另一只也有白内障,看东西十分吃力,所以每天的报纸、文件都需念给她听。这事我是最干不来的,因为每次念不了几行就自个儿先睡着了。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妈妈抱着个收音机听广播。她什么都听,就是不听音乐。每当这时我就干些自己的私活,主要是看书,几部砖头,如《曾国藩》、《康熙大帝》就是在医院看完的。


妈妈住院,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照顾她洗头、洗澡。她每次洗澡能把我急死!她总是坚持自己洗,非常细致地一条泥一条泥地搓,为了节水把水龙头放到最细最细,一遍又一遍地冲洗,洗个澡得一个多小时,每次都把自己累个半死,也把我急个半死!


病房生活是很规律的,每天早上起来给妈妈煮个鸡蛋,冲杯奶粉,就算做好早餐了,8钟秘书李东梅或其他人来接班,我就匆匆忙忙去上班。中午我尽量赶回来陪妈妈吃午饭,下午若没事就在病房里张罗,总会有很多琐碎的事要做。房间紫外线消毒时,妈妈就到走廊上去散步,我拿本书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一面看她,一面看书。晚上,孩子们大都会来,他们的分工是:饭前小亮躺到小床上去睡觉,阿妹陪我一同准备晚饭,通常到小卖部去买一两样菜,再自己做点儿,然后围绕着姥姥吃饭。这么热热闹闹的,妈妈不知不觉就多吃了一些。吃罢饭,阿妹就一头扎到小床上去睡觉,轮到小亮收拾桌椅碗筷,他每次都洗得干干净净。最后,两个孩子睡足了,吃饱了,天色也晚了,这才告别姥姥回家。我和妈妈则要磨蹭到深夜,直到她那收音机所有的台都变成电波信号,这才睡去。


病房的生活几乎天天都是这样的。妈妈三次住院,有两次是我陪的,加起来达八个月之久(中间也有出差和出国),所以儿子称我为第一大陪,这第二大陪当然是表妹曾丽,秘书东梅算第三大陪。至于女儿么,只值过一次班就阿弥陀佛了!她那天来医院,带着睡衣、拖鞋、浴巾、洗发液、吹风机……还有一只沉甸甸的化妆箱,美其名曰:注重生活质量!我说:得了,得了,还不够你折腾的呢!以后就再也没敢排她的班了。


们家三代人有代沟更有爱!


们家是三代同堂,有一段甚至是四代同堂(大哥的孙女毕业后去了广州)。不管二代、三代,还是四代,都是以母亲为核心的。


我的丈夫理由也算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但在家里当不了核心,况且他去了南方,忙着开天辟地干一番新的事业,而我在北京也有自己的事业。理由对什么人都不像对妈妈这么好,尤其这次妈妈生病后,他表现出的亲情竟是那么深厚。我这才知道,孤高的他原来也是爱妈妈的。这两年来,为了妈妈的病,他愿倾其所有。所以妈妈说:治好我的病,一是靠医生,一是靠理由,没有他我哪里吃得起这些营养品啊!


像中国大多数家庭一样,我们家也有代沟,也经常地磕磕绊绊。谢晋导演来过我家后,曾对人说:陶斯亮他们家三代女性都是够典型的,真是绝了!但我们的分歧不是政治信仰上的,这不成问题。我们都爱这个国家,相信共产党兴中华的千秋大业,只不过母亲的信念刻骨铭心,而孩子们仅仅是些皮毛罢了。我们三代人之间的分歧主要是在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上,母亲仿佛还生活在过去,只讲奉献而不屑于谈索取;而孩子们则已提前进入明天了,精于享受,但尚未学会奋斗和创业;只有我是生活在今天的现实之中。尽管如此,我们三代也还算生活得其乐融融,这主要是由于母亲不图回报从无怨言,而孩子们也还算乖巧的缘故。儿子有次在餐桌上说过一句话:妈妈总是把好肉夹到我的碗里,我总是把我不想吃的下意识地就扔到姥姥碗里,姥姥总是特别自然地就吃了!这就是我们三代人之间的关系了!


小亮长到29岁,从没离开过姥姥,对姥姥的感情还是很深的,这次姥姥生病,他真急了,天天往医院跑。在医院其实他也干不了什么,但只要他在,病房就显得活跃。我这个儿子从小就滑稽,虽然没少惹姥姥生气,但能逗笑姥姥的也唯有他了。我常说他:你是咱家的味精,靠你吃不饱肚子,也毫无营养价值,但家里少了你还就欠点味!过这味精也有放错的时候,今年姥姥86岁大寿,他给忘了,情急之下给姥姥一个红包,把姥姥气得扔回给他,斥之:岂有此理,哪有晚辈给长辈送红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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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12月,曾志住院期间与女儿陶斯亮、外孙张亮


我的女儿性格像姥姥,个性强,脾气倔,小时候老觉得姥姥偏心小亮不喜欢她,为此没少跟姥姥吵架闹别扭。长大后渐渐懂事,特别是出国后,才体会到姥姥、妈妈将她抚养成人是多么不容易,这才有了理解,有了思念,有了爱。1995年底,她从悉尼某商学院预科毕业,收到昆士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还在一家会计公司找了份很满意的兼职工作,她的老板正在给她办绿卡。我写信告诉她姥姥病了。她二话没说,放弃了这一切就回来了。我这个女儿虽然很时髦,但还是讲点精神上的东西的。回国后,她在与全家同甘共苦了一段日子后,发现家中才有真爱,现在我觉得姥姥真好!


过说起男人这个话题,我们三代之间有场很有趣的谈话。有次阿妺来看姥姥,那天病房里很安静,我突发奇想,提了一个问题让每个人都回答。这问题是:如果让你再有第二次的选择,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男人?”“会选个坏男孩!阿妹脱口而出,看来真是男孩不坏女孩不爱!要是我,我会选择一个比较优秀的男人。说。我原以为妈妈不会回答这个无聊的问题,没想到她认真想了想后,斩钉截铁地说:他首先要是个共产党员!我和女儿都大笑起来,妈妈可没笑,她是从不说笑话的人。


不一样的母爰


亲看那些外国电影、电视,最感困惑不解的是:这些外国人怎么张口就说爱你!怎么能说得出口呢?母亲从不言爱。从小到大,甚至不记得母亲抚摸和亲吻过我,她仿佛本能地讨厌缠绵。长期的革命生涯,特别是险恶的秘密工作环境,使她养成了不轻易流露感情的性格。由于她的影响,我对她也从来不说爱字,几十年来,母女只是在默契中传达着感情的信息。


亲几乎从不表扬称赞我,相反的,她总是像中组部部长审核干部那样,一天到晚从头到脚地对我进行扫描,指出我的种种不是来,如我的发型多么的难看,穿着是多么不合身份,在客人面前是怎样有失体统。有次,她瞅着我,很严肃地说:你现在太胖了,你这个样子影响不好!吓我一跳!我胖我的,招谁惹谁啦?你搞统战工作,要注意仪表形象,你看你们接触的那些有身份、高层次的人,有几个像你这么胖的!经她这么说,我望着自己那像被吹起来似的身体,感到似乎与自己从事的统战工作有点不相称!去年我上了趟五台山,拜了几个菩萨,回来后满心喜悦地告诉妈妈,我为她求神许愿来着!没想到她厉声呵斥道: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去搞烧香拜佛这一套,像个什么样子!弄得我全没了情绪。母亲就是这样,总是不失时机,一有苗头就敲打我。那天她听我打完电话后,就又敲我的脑壳了:你近来脾气见长啊!电话里口气那么大,把自己当大姐自居,你原来不是这样的,要注意啊!顿时就没了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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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10月,曾志与女儿陶斯亮在家中


总而言之,我碰到再大的困难、挫折或者委屈,说给母亲听,母亲回赠给我的永远只有一句话:你是共产党员,你干的是一番事业,而不是为某个人干的,因此不必在意他对你怎样。


怨天尤人,牢骚怪话,是非短长,这些在母亲那儿是没市场的。她要求我将名利、地位和金钱看得淡而又淡,因此,才有我的不亢不卑、宠辱不惊的八字座右铭。


15岁就离开家,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者,但对外婆始终怀有一份柔情,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也还是会时时思念外婆。她有一次讲了段关于外婆的往事,竟令我十分感动。那是母亲离家十载后第一次回去时,外婆指着一张藤椅上的斑斑印记说,多年来,她一直坐在这张椅子上流泪,牵挂着尚未成年的女儿的命运,久而久之,泪水竟将椅子扶手浸出一片永存的湿迹!但几天后,外婆不得不又送母亲踏上腥风血雨之途,明知那可能是条永远不归之途,但她们默默承受,再次选择了别离!唉,母亲她们这代人付出的代价真是太沉重了,为了追求自己的信仰和理想,他们舍弃了一切,但是年轻的一代,他们能理解老一辈的情怀和志向吗?


论外婆还是母亲,母爱是一脉相承的。母亲对我的关切就无时不在,它有时表现在一些非常细小的事上。例如有时我累极了,回到医院会一头倒在小床上先睡一觉,睡得好沉!一觉醒来天已大黑,发现室内黑麻麻、静悄悄的,母亲坐在黑暗中动也不动,泥塑一般,不知这样坐了几个时辰了?这时我会一边揉着惺忪的睡眼,一边想:这无言之爱真好!


亲以超人的毅力与癌魔抗争


当医生将恶性淋巴瘤诊断告诉了母亲时,母亲从容地接受了这一事实。她说:我一点都不害怕,当初参加革命时我才16岁都不知怕死,现在活到85岁了还怕什么?我已经是个幸存者了!医生将她当做特例实施化疗,也如实相告,这种化疗不是根治性的,只能是带病生存,也就是说她只要活一天,就需跟那可恶的癌细胞斗争一天。母亲以平静的心态接受了一次次的化疗,医生夸她的精神类型好。但我与她朝夕相伴,深知这两年对她是多么的不易,她一直经受着怎样的痛苦和煎熬!


八次化疗已使她虚弱不堪,而这期间又总是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灾难。去年八月份摔了头,脸颊的青紫还没退下,就又患上了带状疱疹(俗称缠腰龙)。这种病由于病毒侵犯的是神经,所以疼得厉害,就是一小条都能把你痛得死去活来,而妈妈整个左前胸和左后背都是,红赤红赤的一大片,疼得她日夜不宁。这真是比上刑还要疼,上刑还有间歇的时候,可这种痛是无时无刻的,像刀割,像针扎,像火烫!受不住的时候妈妈会这样说。剧痛折磨了她大半年,没等全好就又必须上化疗了,一上化疗人就厌食,见饭就想吐,头发一把把的脱落……现在母亲瘦得可怜,才37公斤,突出的骨嵴,硌得她坐也不是,卧也不是,瞅着真让人心疼!


但是妈妈在精神上从来没垮过。她很听医生的话,医生叫吃肥肉就大块大块地吃,不让吃甲鱼,就一口都不沾。每次化疗期间她都强迫自己吃饭,强迫自己散步,坚持按家里习惯作息:早上起床,晚上上床,白天听广播,晚上看电视,非不得已不卧床。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干,而且一丝不苟,绝不马马虎虎:洗澡每个脚趾缝要来回搓几遍;拧毛巾要赛过洗衣机;洗个小东西也是泡了洗,洗了泡;头发掉得没几根了,但洗起来一点不从简。


原先妈妈床头有个拉铃,已安了二十几年了,但她一次没拉过。这次生病,理由给她换了个遥控的电子铃,她仍一次不按,晚上发生心绞痛、心房纤颤等情况时,就强忍着,或自己服点药,为了这,我老生她的气。今年7份我去北戴河看望地,发现每早她都独自一个人散步,踉踉跄跄的,就是不叫人陪她。我7点爬起来她6点就出去,我6点爬起5点多就出去了,那晚我干脆将闹钟拨到3点,等到她房间一看,吓了一跳!只见妈妈坐在沙发上,头无力地垂在胸前、白发凌乱,呼吸困难,全身汗津津的,我立即用听诊器听她的肺,听到整个左肺布满水泡音。我知道是由于严重贫血而导致了心力衰竭,这是个很危重的情况。可妈妈说:不要紧张,你是今天看到了,其实我天天晚上都是这样,坐一会儿就好了!我望着老母亲那极度虚弱的样子,又急又气:你为什么不按铃?我们这么多人,谁都可以陪你,干什么也不叫一声?”“你们还麻烦,还啰嗦,你们也很累,叫你们干什么。都病到这个份上了,还这么逞强!


最后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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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参加党的十四大


在母亲的朋友们中,有这样几位忘年之交,他们将照顾老同志视为自己的使命,多年来我们家也一直得到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们就是石家庄军械学院黄耀荣副院长以及他的朋友李汉平、杨仲瑜、孟晓苏等人。19961027日,在他们的精心策划下,为母亲举办了一个庆祝活动。


我陪母亲一走进会场,映入眼帘的首先是那条大红横幅贺曾志大姐加入中国共产党70周年。到场的人有六七十位之多,特别是几位老妈妈--刘英、李昭、朱仲丽也都到场,令母亲格外感动。活动办得隆重而热烈,尤其军械学院政治部主任安然的那首贺诗,写得何等之好!令所有在场的人为之动容。


这样一位老人

岁月的沧桑

没有抹去,

她年轻时的妩媚;

历史的风云

更增添了她动人的沉稳!

满头银发,

一身素

透着精、气、神!


这样一位女性

品格如玉

气节如虹。

把少女的芳

献给了中国的革命;

妈妈的爱心

献给了所有的儿童!


这样一个战士

不屈不

红胆赤!

计荣辱,不避生死

帼不让须眉志

飒爽英姿,奔波天下事。


这样一个党员,

八十五岁春秋已过

党龄七十年!

七十年的风云变幻

七十年的党性锤炼,

用生命谱写了忠诚,

把理想付诸了实践,

坚定的信念,

在心中

远不变!


亲显然很激动,她接过话筒,说了至今我听过的最感人肺腑的一席话。她说:刘英大姐入党也70年了,她年龄比我还大,我感到受之有愧!说着就站起来向刘英妈妈深深一鞠躬。接着,她又说道:今天老中青同志们这样热烈地祝贺我,我实在感到有愧。我觉得我为党做的太少太少了,我只是个普通的党员,我没当过模范,没当过先进工作者,没有得过一枚勋章,这就说明了我确实很普通。相反的,我一生中犯过很多错误,受过很多次处分,有留党察看,党内警告,甚至撤销职务、隔离审查。对这些我经过自己的分析,认为是对的就坚决改正,如果处理错了,我也绝不怪组织,因为跟随党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没有哪个人强迫过我……那是不是70来我是平平静静、安安逸逸度过的呢?那倒也不是。我入党时正是马日事变后,凡抓到共产党立即就地枪决,我是在敌人屠刀下干革命的。这70来也是风风雨雨,经历很多艰难曲折和挫折,而且大部分时间我是独立开展工作(母亲曾长期从事白区工作)。那么为什么我会坚定地跟着党走过这70呢,失去了关系总要千方百计地去寻找党?我觉得我凭的是信仰、信心和决心;是坚定、坚强和坚决!我选择了这条路就走下去,我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从来不动摇……”之后母亲又以抱歉的口吻说:讲得语无伦次,对不住大家,但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亲一席情真意切的讲话,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人,包括那些不知革命为何物的年轻人。


我喜爱的奥地利大作家茨威格曾说过:一个人,命中最大的幸运,是在他尚年富力强的时候,即发现了自己生活的使命。母亲16岁就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并终身追求,无怨无悔,如此看来她是幸运的!


好友赵洁在看了母亲的自传材料后,曾对我说:妈妈给我启示最深的一点是,她经历过那么多的磨难,我们这辈人都难以想象,可是从她的面容到她的气质,竟没有受过摧残的痕迹。她显得那么清秀、平和、安详,只有视苦难为甘怡的人才能做到这点。此刻我望着母亲,想起了赵洁的这番话。母亲曾叫曾霞,她曾经有过灿烂的早霞;有过辉煌的正午;如今夕阳正红映得晚霞如此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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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曾志在北戴河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母亲第四次住进了医院。照例、我也跟进了医院,新一轮的医院生活又开始了。


亲还需要继续与癌魔做斗争,她又将进行第九次、第十次乃至第十一、十二次化疗。看她那副泰然自若的样子,你会感到,与其说她是为了一般意义上的活着,不如说是为了追求某种境界,为了证明意志的极限,为了最后的自我善成!


过这次母亲向医生提出了一个请求--要想方设法让她能如期参加十五大的开幕式!她是特邀代表,在那样的时刻,能够站在党旗下,再次听到《国际歌》响起,那么七十余年的艰辛当可笑付东风了!


(陶斯亮,于19978-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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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621日,与癌症抗争3年后,曾志永远离开了深爱她的亲人们。



转自《天道和圣》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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