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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70年代, 文革后大学

难忘的高考经历


--作者:沈建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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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右一为作者

 

我是1976年的高中毕业生。小学是在常州市五星小学(现名平岗小学)读的,初中和高中在常州市第十中学学习。虽说是高中毕业,但实际上没有真正读多少书。当时初、高中的课程除了正常在教室上课以外,每个学期都要开展学工、学农、学军活动,也就是所谓开门办学学工就是到工厂学习,我记得到过常州日用塑料厂、常州航海仪器厂、常州矿山机械工厂等企业学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每次约两周(15天左右)。学农,就是每逢秋收时节,到农村去帮助秋收秋种。我们高中时全班曾到我家所在的村帮助收稻子、拾稻穗。学军,就是在学校学习队列操练,走出学校开展野营拉练。那时的拉练,南边到过西太湖丫河,东边到过横山桥镇大林寺等地。


文革学制改革影响,我们小学只上五年,初中是两年半,高中也是两年半。另外,作为农家孩子,上学不意味着就了,我们上学的仅有书包,还时常带上篮子和镰刀,放学回家时,在路上割草,以供于喂兔、喂羊或喂猪。模仿旧时亦兵亦说法,我们也可说是学亦农吧?


当时基础课程开设得也不全面,主要有语文、数学、政治、英语、物理、化学等,课本极薄,且多夹杂阶级斗争内容,甚至数学习题,会要求计算小明爷爷家里有多少地,每年收多少粮食,要给地主交多少租,借了多少高利贷,过了多久就翻了多少倍等等。历史、地理则基本上没学过。因而我们那一批同学基础知识普遍比较薄弱。


高中毕业后,我因为来自农村,不可能到城里安排工作,只能回到户口所在的生产队。别看我中学学习基础薄弱,却是乡下有文化的人了,被称乡知青;加之我干活能吃苦耐劳,且掌握农活技术又快,于是很快就成了生产队里较突出的可以造就的人。农忙时节,我担任生产队劳动小组组长,领导着一帮人冲锋在前。那时开挖村西边的河,由村里11位年轻人组成了青年突击队,我就担任队长,在红旗飘飘、口号声声的挖河工地,我们激情满怀,充分展示着战天斗地的豪情壮志。


不久,我因村民的信任,荣幸地被推选为全村记账员--相当于村会计助理。这可不是谁都有资格担任的角色。按这个发展势头,说不定,今后我在村里还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呢!


1977年,高考制度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江南北,吹醒了从1966年至1976年知识青年的大学梦。我通过家里的有线广播(当时是村村通广播)听到了青年人都可以参加高考的信息。未能免俗,我顿时这山望到那山高,兴奋,向往,凭着自认为在学校里的学习成绩还可以这点自信,我跟随时代步伐,加入了报名队伍。实际上自己掌握的数、理、化知识很有限,我自忖还是报考文科把握更大,于是报考文科,参加1977年高考。


由于高考停了10年之久(在此期间仅有推荐的农兵大学生上大学),十余年的考生挤在一起参加考试,人数太多。江苏省实行了预考制,即在报名人员中先考一次。初试是当年1127开考的,目的是把成绩差的考生先淘汰掉一批,通过初试的考生方可参加高考。


当时的环境和条件限制,我作为考生,初考结束后,心中一片朦胧,有五个不知道:不知道有多少人参加考试;不知道自己的预考成绩;不知道预考通过分数线是多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可以参加正式考试;不知道自己能否通过预考。而后来我接到了通知,很幸运,顺利通过了预考,可以参加正式考试了。我心中小小地激动了一下,且满怀希望地做了点正考会考上的美梦。


正式考试是在1223日至24日,这回真正的考验来临了:由于所学的基础知识薄弱,预考后又没有多少时间复习,历史、地理也没有教材参考,仓促上阵,懵懂参加考试。一通折腾,铩羽而归,也不知自己考了多少分,也不知录取分数线是多少,也不知我们市有多少人考上了,反正我是名落孙山。后来才知道,全国参加1977年冬季高考的统考人数有570万人,录取了27万人,录取率仅为4.7%。以我当时那点文化底子,落在那4.7%的比率以外,再正常不过了。


然而,这次的高考体验,更唤起了我的自信心。首先,坚定了我参加高考的决心和信念。一是自己能够顺利通过预试而进入复试,说明在大部分考生中自己的成绩还说得过去,二是通过77级考生的录取,成绩好的学生已经考上大学了,第二年再考,自己是不是就处于有利的地位了?(这一点似乎有点盲目乐观。)


其次,知道了怎样弥补自己的不足去应对考试。作为文科考生,我觉得历史、地理、政治三门课,通过恶补和突击,是可以提高成绩的。给我半年的复习时间,我不信我考不上大学!一时自我感觉良好,仿佛看到大学的门已经向我敞开。那时我暗暗鼓励自己:只要努力复习,冲刺一下,一定能实现上大学的人生梦想!


1977年高考1978年高考只相差半年多(1978年高考在当年夏季),我于是下定决心好好利用这半年,抓紧复习。我到自己的中学母校去请教初中班主任金玉章老师,他专门为我找来一套《中国历史》(古代、近现代)14册,一套《中国地理》《世界地理》14册,在当时没有上过历史课、地理课、又没有复习资料的情况下,这可是雪中送炭,成为我的考试命宝。


进入复习备考阶段,虽然没有古人那种头悬梁,锥刺股的境界,但自己还是想方设法、利用一切时间复习备考。


间地头复习,就是利用生产队劳动休息时间复习。生产队的劳动主要在地里,1978年春天的农活主要是在麦田清除杂草等农活。在整天的劳动中一般上午和下午各有半小时集体休息,乡亲们利用这段时间从地头走回家,喝口水,上个厕所,吃点点心,然后再回田间干活。我就把书本带在身上,当乡亲们回家时,我就坐在田埂上,认真看书,直至休息结束。当时老乡们对我这般刻苦学习的劲头很理解,很支持,有人还主动带点心和开水给我。


晚上则挑灯夜战,可以不受干扰,专心致志地复习。当时正值春夏之交,随着天气日益炎热,蚊虫也就多了起来。为了躲避蚊虫,我只好钻进蚊帐里读书。蚊帐是纱布做的, 线纵横排列密集,不便于透气透光。一来看书的光线不好,二来只要坐在里面十分钟,就开始出汗,坚持半小时下来,一定是大汗淋漓。那时还没有电风扇,更没有空调。实在难以忍受,就只好再从蚊帐中出来看书。


来我想到了一个蚊子叮不到脚的办法,就是把双脚伸进陶瓮里,在膝盖上再盖上衣服,封住瓮头口,蚊虫就叮咬不到了。好在腿是不怕热的,就让它闷在瓮中。就这样,每天晚上坚持如此,通常熬到深夜十二点。


1978年高考临考前一个月,我的中学母校传来好消息:专门为参加高考的本校毕业生开办复习班,金玉章老师还托人带口信来叫我参加,令我十分高兴。复习班分文理两科。学校安排了最好的师资,给考生上课。我参加的文科复习班,各科的授课老师:政治是洪儿顺校长,历史是张中理老师,地理是冯老师,数学是陈德隆老师,语文不记得了。


学校给复习班提供教室和复习资料,不收复习费用,不提供食宿。临近村里的考生就回家吃饭,到上课再来。路远的考生就自带干粮。有的考生就直接睡在教室里,把几张桌子拼成一张床,捡些学校内的法国梧桐树皮堆在一起,点燃冒烟驱赶蚊虫。


个月的复习很快就要结束了,记得有一次历史模拟考试,我考了80分,张中理老师很高兴,对我另眼相看。他悄悄对我说:这次考试的难度我是按高考历史卷难度出的,你能考80分,说明你历史已经过关了。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舞。真是托张老师吉言,我后来高考时的历史考试,100分卷面,我考了85分。


1978年的高考考场,我被安排在常州市第二中学。这是一座在千年学府的原址上创办的学校。唐朝常州刺史李西筠就在此处办常州府学,明代著名文学家、抗倭英雄唐荆川、清代文学家、诗人赵翼都曾在这里读书,后来都考上了进士。常州历史上共出了2200多名进士,有近一半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这是一块传承了常州文脉的福地和宝地。虽然风水之说有些玄虚,但能在这块府学宝地考试,我心中还是由衷地感到幸福而难忘的。


过,二中离我家约有十里路,为了节省路上的行走时间,我就来到西仓桥宣家弄旁边的亲戚杨小康家吃住。这样路程就缩短了一半。小康的姐姐杨亚庆也在二中参加考试,可以结伴而行。当时没有父母送考,不像现在,考生被隆重送入考场,他们的母亲说不定还穿上旗袍相送,表示旗开得胜。但没有父母送考的我,考试结果照样为父母争了光。


试的科目是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五门,还有外语作为附加科目,成绩不计入总分,只作参考。每半天考一门,连考三天。当时感觉三天的考试过得飞快。一考完,我顿觉一身轻松,仿佛卸下了一个重包袱。心里是平和的,继续回家种地,静候考试成绩的通知。


个多月后,我收到了考试成绩通知单,历史85分,政治81分,数学78分,地理70多分,语文60多分,总分381.9分。虽然还不知录取分数线,但经过与周边考生的分数对比,凭这个分数,考上大学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只不过是上重点大学还是一般大学,尚不得而知。


我心里踏实了,填写大学志愿,文科生可选择的学校和专业均有限,我第一志愿填了南京大学历史系,其次是南京师范和江苏师范。结果以第一志愿录取。那年,参加高考人数为610万人,录取了(包括后来扩招)40.2万人,录取率为6.6%这回我进入了这个6.6%比率中,心中自然是窃喜,不再有叹息,不再有遗憾。半年前下定的决心,做过的梦想,此时如愿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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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排右一为作者


8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家里院子的大缸里踏着红萝卜叶子(把叶子撒些盐后踏紧,不留空隙,压上石头,用于冬季的喂猪饲料),同村的沈祥英一路小跑,前来报喜:区革委会带来口信,说你被南京大学录取了,录取通知书就在区里,叫你明天去拿。


喜事,当然是喜事!但由于之前已有了一定的预期,结果在预期真实现的这一时刻,我心里虽然高兴,表面却没有显出像范进中举时的那般狂喜,依然平静地把缸里的红萝卜叶踏紧,踏平,捂紧,盖盖,压石,大有谢安之态--与人下棋听到前方大胜的战报而不动声色,只是淡然一句:儿辈遂已破贼。过,话又说回来,人生没有大惊喜,没有久久压抑后的忽然大喜过望,这是不是也算是一点小小的憾事呢?


紧接着的贺喜、羡慕、赞誉,如期而至,则让我和家人感受到了村里的热情。乡亲们给予了我、也给予了我父母最真挚的祝贺。我在乡下继续劳动了一个月,期间抽空到五星公社(现在为五星乡、五星街道)办理迁户口和粮油关系等手续。从村里到公社,已到处在传扬我中榜的大事。我是村里第一位考上大学的人。(1977年高考,村上的花正妹、沈兰珍分别考取了常州师范和南京电力学校,当时属于中专。)村民们也为本村出了个大学生而由衷地高兴。当时情形,简直可与古代一个地方出了个状元有一拼。


乡亲们见面都在道喜,让我父母脸上也十分有光彩。沈玉娟、金玉琳等还给我送来了笔记本,有的村民送了钢笔。当年,这都是很有纪念意义的礼物。


记得村里沈仁苟是第一位入伍当兵的人,村民们就曾兴奋过一阵,当作村里大喜事,大家纷纷赠送毛巾之类礼物,还有不尽的夸赞与鼓励的话语。浓浓乡情,总令人感怀不已。我这回算是第二次出现的村级喜事了,们村建钢考上了大学,居然也成为那时村民对邻村人闲聊时的骄傲。如果将来有人要修村史,这一笔应当是浓墨重彩吧?


而事情并不止于我考上的这一年,在那以后的若干年,村上人教育孩子要好好读书,都是举一样的例子、用一样的口吻:你要像村上建钢那样,好好学习,才能考上大学!我成为村民们教育孩子的标杆。我不敢说自己考上大学在村里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不过,现在我村已成为当地有名的科班村,子弟考上大学本科已不稀奇,考上博士、硕士的人也为数不少。作为这个群体里的头一名,我在村里多少还是起了一点带动作用的。


去南大报到的那天,父亲挑着担子(一头是被子和网袋,网袋中装了脸盆、热水瓶等生活用品;另一头是箱子,这是专门为我上大学买了一个帆布箱),姐姐妹妹也一起陪着,一直把我送到常州火车站。当时金玉章老师、张中理老师也前来送行,亲人对我的关爱,师长对学生的赏识,至今令我难以忘怀。二位老师先到车站,张老师还专门送给了我一个大笔记本,上面写下了鼓励我继续努力的临别赠言。


随着火车的一声长鸣,滚滚车轮一路向西,向着我的大学所在地南京进发。


难忘的高考经历,在我身上留下了印记:勤奋成为我的底色;踏实是我的作风;努力向上则是我的精神追求。我的孩子在耳濡目染中受到这样的心灵滋养。我想,这就是我留给孩子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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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三为作者


2020825日于常州



转自《新三届》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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