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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40年代至1990年代, 四川, 文革, 重庆

与江姐之子彭云同窗六载


--作者:卢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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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送同学参军时的合影。前排右一为彭云,二排中为作者


与彭云同窗六载


前些年,红岩热又一次席卷而来时,已知天命的我又一次瞻仰了红岩史迹纪念展。不过不是在少年时经常去的重庆烈士墓,而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历史博物馆。在众多珍贵文物中,我寻觅到那份从未在记忆里消失过的江姐的遗书。我伫立在它的面前,视线仿佛凝固在存放这份遗书的玻璃匣子里边。


这是江姐在1949827从监狱里写给她的亲戚谭竹安先生的一封信,两个月后江姐就壮烈牺牲,而那时五星红旗已经在大半个中国高高飘扬。江姐的遗体被敌人投进了镪水池,致使她尸骨无存。这封信就成了江姐留给亲人的绝笔。


1949至今,时光走过了半个世纪;从重庆渣滓洞、白公馆到北京天安门,共和国已几经天翻地覆。然而无论遭逢什么艰难险阻、曲折坎坷,我的耳畔总是回荡着江姐在绝境中从不绝望的声音:“……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可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早在我念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重庆日报就曾以整版篇幅,详尽报道了江竹筠烈士的感人事迹。记得我的班主任老师竟然不惜捐出一节她一向很看重的算术课,为我们朗诵完这篇长文。讲台上下,师生哭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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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竹筠烈士


与此同时,重庆话剧院也排演了话剧《江姐》。首场演出,观众席里便泣不成声。其中哭得最伤心的是一个戴红领巾的小男孩,他的名字叫彭云,即江姐在信里提到的。那天晚上,他的养母--谭竹安先生的姐姐谭正伦妈妈才第一次告诉他,台上那位英勇不屈的江姐便是他的亲生母亲。我相信自那以后,不仅是彭云,还有我,还有数以亿万计的世界上正直而善良的人们,都记住了这位巾帼英雄的名字。


1959年秋天,我幸运地考进了重庆市一所重点中学。报到那天,我从我们班的花名册上,惊讶地发现了彭云的名字。从此我们不仅同窗共读了六个寒暑,还成为并肩工作的同事:初中时他任团支书,我任中队长;高中时我任班长,他仍然任团支书。那时我们全班都住校,同学之间朝夕相处,亲密无间。


学时代的彭云从外表上看,除了脑袋特别大--因为这个原因,小时候江姐的战友们都戏称他为小老虎--和戴着一副缺腿的眼(掉了一根眼镜腿,他一直用棉线代替套在耳朵上)以外,没有任何特殊之处。然而我们这个班却因为有了他而与众不同。不仅学校对我们备加关爱,为我们选派优秀教师,创造尽可能好的学习条件,而且市里对我们也另眼相看,有什么重要活动常会邀请我们参加。只要彭云在公众场合亮相,必然会造成轰动效应。


有一次,我们在曾囚禁革命志士的监狱渣滓洞--那是我们每年至少要去两次的地方,一次是清明节,一次是烈士遇难日--举行纪念活动。一不小心暴露了彭云的身份,牢房楼上楼下顿时挤得水泄不通。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班一位男同学赶紧换上彭云的衣服,戴上他的眼镜,和他调了个另外几个比他高大的男同学则架着他往外,好不容易才成功,摆脱追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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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竹筠烈士

  

我看到了江姐遗书


们班最出名也是最繁忙的时候,要数小说《红岩》出版发行之际。在那以前我们有幸先睹为快,不过小说原先的名字叫《禁锢的世界》,正式出版时才改为《红岩》。从此《红岩》不仅风行全国,而且漂洋过海。小说又一次将江姐推至高潮。来自全国乃至其他国家的信件雪片般飞来,平均每天都有好几十封,多的时候有一两百封。这些信件洋溢着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也充满着对烈士后代的深切关怀。


彭云总是与我们一道分享这一份份浓情厚意。我们的心被温暖,被融化,有时难免因激动而有些忘乎所以。然而彭云却从不声张,从不骄傲,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低调。我曾经纳闷,小小年纪的他为何能够如此冷静。直到有一天,他请我们去他家,给我们看了江姐的遗书后,我才真正明白。


那是我第一次读到江姐这封信。信是用竹签子蘸着用烧焦的棉花和水调制成的墨水,写在一张巴掌大的毛边纸上的。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纸有些发黄,字也有些褪色,但是江姐那苍劲有力的笔锋,那对时局入木三分的分析,那对理想和信仰毫不动摇的忠诚,那对儿子和亲人难以割舍的深情,都融入其中,让人铭心刻骨。更何况,那时的江姐正身陷铁牢,饱受酷刑,而且生死未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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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竹筠烈士


还是第一次这么直接、这么贴近地读到一封烈士的家书。我为这封信所迸发出的精神力量和透射出的理想之光所深深震撼,同时也明白了彭云的谦虚和自律来自何处。


从此,我们教室的墙上挂上了江姐语录:孩子们决不可娇养,粗服淡饭足矣。”“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人民都在挨饿。虽然政府和学校对我们班有特殊照顾,让我们自报口粮标准,但我们全班同学都一致选择了最低等级,彭云也不例外。因为身体消瘦,他的头显得更大了,可深度近视眼镜后面那双酷似江姐的眼睛却仍然炯炯有神。粗服淡虽然亏欠了我们的身体,但是江姐的形象鼓舞着我们,这点困难算不了什么。大凡学校里有什么学习竞赛,彭云一定名列前茅;有什么评比项目,我们班也一定榜上有名。就连出墙报,也是每回都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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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云的父母,彭咏梧与江竹筠烈士


文革中的考


彭云的父亲,即江姐的丈夫彭咏梧,也是一个响彻巴山蜀水的英雄名字。在一次集会后的突围中,他为了掩护群众,只身一人将敌人引到相反方向,终因寡不敌众而牺牲。惨无人道的敌人当场将他的头砍下来,悬挂在城门上示众,而江姐那时正满怀激情赶来与他并肩战斗。在事后写给谭竹安先生的一封信里,江姐倾诉了这个消息给她带来的那种叫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的痛苦。但紧接着,她又写道:“……你别为我太难过。我知道,我该怎么样子活着。”“……记得不知是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所以他是活着的,而且永远的在我的心里。


被彭咏梧救出的老百姓怀着极度的悲痛,冒着生命危险,分两处掩埋了他的头颅和身体。1961年我们读初二的时候,当地政府特地邀请彭云前去,隆重举行了彭咏梧烈士的遗体合葬仪式。


不料到文革时,四人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竟然诬蔑彭咏梧、江竹筠所领导的川东地下党和游击队都是叛徒”“,并且关闭了纪念场馆,毁掉了珍贵文物,企图抹掉这段历史。那时我正在四川最贫困地区之一的大巴山插队落户,无论是肉体之苦还是精神之苦,都令我和知青同伴们濒临绝境。


支撑着我们勇敢地活下来,为自己曾经有过的理想和信念奋斗到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江姐、彭咏梧们的光辉形象与我们同在。无论在任何政治高压下,我从不相信用自己的生命去拯救乡亲的彭咏梧,以及明知新中国已经诞生、却慷慨就义牺牲在敌人屠刀下的江竹筠,会是什么叛徒!


样,在高中三年级即文革前一年,社会上盛起,我们班被树为市里贯彻阶级路线典型的时候,彭云也从不相信我们这些非红五类子弟会是什么动阶级的孝子贤孙。有一次他对我说,那些无中生有制造人间悲剧的人,将来会变成修正主义


现在想起来,他的话难免有些幼稚,但却让我得到了安慰,看到了希望。后来我在被剥夺上大学的权利之时,勇敢地选择了上山下的道路;十三年后,我又托改革开放的福考上了大学。彭云当年则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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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园的卢晓蓉


高中毕业以后,我们天各一方,至今已三十多年,但我们从未中断过联系。虽然历经磨难,我们却始终保持着中学时代那份纯真的友谊。也许是因为无论身在何处,我们走的仍然是同一条路:一条先辈们用热血和生命铺成的路,一条通往全人类美好明天的路。


(本文摘自卢晓蓉著《水咬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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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的两个高中65级同学的回忆


第一个是卢晓蓉,1946年出生,是民生公司卢作孚长子卢国维的女儿。


战胜利后,内战爆发,此时卢作孚所在的民生公司,也是内忧外患。卢晓蓉记得,爷爷几乎每天都要早出晚归,可即使他再忙,也会挤出时间和她逗逗乐,或者带她出去兜兜风。对于卢作孚,膝下的第一个孙女晓蓉就是他最好的人生藉慰。民生公司的老人,也曾记得,民生公司开会时,年幼的晓蓉,就在台上走来又走去,卢作孚也不会干涉,任她来回地溜达。


时的晓蓉,老爱皱眉头,卢作孚见了,曾对着长媳感叹:这孩子从小爱皱眉头,将来长大了不知会有什么样的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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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先生


1959年秋天,卢晓蓉考入了我们重庆三中初622班。报到那天,她忽然从班级的花名册上,发现了彭云的名字。彭云,就是小说《红岩》中,江姐的独子。从此,卢晓蓉与彭云,同窗六载。初中时,彭云任团支书,晓蓉任中队长;高中65级时晓蓉任班长,彭云仍然任团支书。那时学生都住校,同学之间朝夕相处,亲密无间。


因彭云是江姐的儿子,爱乌及乌,我们班因有了他,而格外与众不同。学校对此班关爱,选派优秀老师任教;市里也是另眼相看,有什么重要活动,常会邀请此班同学参加。


卢晓蓉,在学校,也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在1965年高考时,卢晓蓉落榜了。


卢晓蓉后来写道:


我第一次报考大学是1965年。其实早在1964年的夏天,我就嗅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气息。有几位当年毕业品学兼优的学长因为出身不好没有考上大学,为我们树立了脱胎换骨的好榜样:上山下乡,扎根农村一辈子


待到刚升上高三,市委派出工作组进驻我们学校我们班,一把贯彻阶级路线刀,便把好端端一个班拦腰两半。一半靠对象团结对象另一半孤立对象击对象。据说市委工作组是带着理论依据《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来的。


于是上课时,一半坐前面,另一半坐后面;复习时,一半有老师辅导,另一半自力更生;考试时,一半开卷,另一半闭卷;政治试卷,一半题目是长大要接革命班另一半题目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即从班长、年级主席的巅峰,跌入了另一半的低谷。


这样的形势面前,我只能向高年级的榜样看齐,选择不了自己的出身就选择自己的出路。我连续写了六份书面申请,要求不参加高考直接下农村。其实潜台词是,我很害怕背上一个不上大学的声。见到我的态度很坚决,当时的校长决定找我谈话。


我向来很尊重这位文质彬彬的南下干部。记得初中毕业升学考试以后,我和几位女同学在校园里散步,正好遇见了这位校长。同学们一拥而上,纷纷向他打听自己能不能升上高中,他慈祥而和蔼地望着我说:


你这样的好学生我们怎能不要!


那年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以全年级第一的成绩中榜。而今这位校长找我谈话,还是往日的模样,只是眉宇间增添了几丝忧愁,口吻也绝无当年那么有把握:


你不是说要颗红心,两种准备吗?考大学也是祖国的需要嘛,你应该带头考好。考不上大学再下农村也不迟。我知道,这是老校长在当时那种自身难保的情势下,能够告诉我的全部心里话,寄托着他的祝愿和希望。


我就这样被动地参加了文革前最后一次高考。高考前填志愿时,我在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的十个空格里,无一例外全部填上了农学院。排名从北京农学院到最后一个新疆建设兵团农学院。我以为像我这样的出身,能考上一个农学院就算不错了。


哪知志愿表交上去后,班主任两次找我改填志愿,第一次说学校研究过了,我可以报考北京大学化学系,个系在全国都很有名。第二次又对我说:北大化学系还不是全国最好的系,最好的要数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系主任是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你报考这个系吧。没来得及核实梁思成当时还是不是系主任,就再次改填了志愿表。只是留了一手:其余九个志愿,仍是清一色的农学院。


最后结果当然是落榜,一个大学都没有考上。班主任得知后,若无其事地说:概是志愿填高了。我表示同意。在此之前,亲朋好友无不认为我没考上大学的原因是志愿填高了。尽管是班主任主动叫我改填的,但毕竟是我亲自下的笔,我自不量力,只能咎由自取,随即志愿报名去了川北大巴山。


时隔七年后一个偶然机会,我看到了这张致我于死命的志愿表,发现学成绩栏里除了体育80多分,其余都在90分以上。优缺点栏里只有优点,没有缺点。可是在此生是否录取栏里,却写着此生不宜录取,上面还盖了一个母校的大红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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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去世后,他的妻子与孙辈们在一起


随后,卢晓蓉去了四川最艰苦的地区之一--当年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大巴山区万源县,在那里劳动、工作、生活了13年。


1978年高考,填报志愿时,卢晓蓉犹豫了。在家庭出身一栏,填吧,有爷爷资本家的阴影;不填吧,又会犯有隐瞒家史的罪名。横竖都难堪,不如硬着头皮写吧,爷爷卢作孚,民生公司总经理。


出乎意料的是,晓蓉竟成了全县第一个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考生,而且还是华东师范大学。那一年,卢晓蓉已经32岁,并有了一个4岁的女儿。从此,大学四年,彻底改变了晓蓉的后半生。


学毕业后,卢晓蓉与当时录取她的吴铎教授,异地重逢。晓蓉问起:当年哪来那么大的勇气录取我?


吴教授回答:抗战时,我乘过你爷爷公司的船,从湖北去四川避难,特佩服你爷爷的勇气。


卢晓蓉,作为爷爷卢作孚最钟爱的长孙女,其命运,其悲欢,也深受爷爷的影响,好在最终有了一个很好的结局,同学们都为她高兴。


第二个就是已经提到的我们班的彭云。19464月,江竹筠在成都生下了儿子彭云。19491114日,江竹筠壮烈牺牲于歌乐山电台岚垭刑场,牺牲时年仅29岁。当江姐走向刑场的时候,她唯一带着的就是自己儿子彭云的照片。


江姐在临刑之前给谭正伦(彭云父亲的前妻)写下了一封托孤遗书,信里满载着江姐作为一名母亲,对儿子浓浓的思念之情: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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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云和父母


彭云是江姐唯一的儿子,他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他从小认真读书,成绩优异。


彭云身高只有1.60米,个子不高,从外表上看,除了脑袋略大和戴着一副眼镜以外,没有任何特殊之处。然而我们这个班却因为有了他而与众不同。不仅学校对我们倍加关爱,为我们选派优秀教师,创造尽可能好的学习条件,而且市里对我们也另眼相看,有什么重要活动常会邀请我们参加。只要彭云在公众场合亮相,必然会造成轰动效应,来自全国乃至其他国家的信件雪片般飞来……


大凡学校里有什么学习竞赛,彭云一定名列前茅;他还一直担任班干部。有一次我们班到渣滓洞举行纪念活动,不知怎么被认出来彭云就是江姐的儿子,牢房楼上楼下顿时被挤得水泄不通。为了安全起见,班上一位男同学赶紧换上彭云的衣服和眼镜和彭云调包,我们才成功


卢晓蓉形容中学时代的彭云,从不声张,从不骄傲,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低调。彭云本人则更愿意把这种低调归结为天性,对别人的关注比较淡然,而且一直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上课看小说,还被老师没收过几次,可就是学习成绩好。我能一直做班干部,除了特殊身份之外就是成绩好,人缘好。


1965年高考,彭云成为四川理科状元。


清华大学招生的老师早就盯上了他,几次找他做工作,劝他去清华学习。但彭云决定继承父业上军校,选报了当时大名鼎鼎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当彭云决心定下来后,问题就来了。哈军工是军校,考生的身体条件要求不同于一般的大学,身体方面最低的要求是满足陆军服兵役的条件。彭云体重不够,只有92斤,还戴着一副600度的高度近视镜,第一轮体检就给刷下来了。


来,了解了彭云的特殊情况后,学院院长刘居英少将一锤定音,破格录取彭云!除了他是著名烈士江姐儿子这一根正苗红的特殊缘由外,还因为彭云是1965年四川高考的理科状元,这个条件太过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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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姐(左)中学毕业留影


1978年,彭云考取了中科院计算所的研究生。随后,彭云考取了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1987年,彭云在中科院软件所做了一年多的研究工作后,又前往美国。从此之后,他一直在美国工作和生活。并成为了计算机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是马里兰大学计算机系终身教授。


江姐牺牲在原中美合作所,她唯一的儿子却定居美国。为何没回祖国发展?记者采访时,彭云说出了原因。


记者问:江姐在狱中受尽磨难,并写下遗愿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您怎么看待母亲的遗愿?人生选择中有没有过矛盾和挣扎?


彭云答:我在做人方面应该说达到了母亲的要求,我为人正派,做学问也很努力。但是,要说为祖国做贡献,确实,没有太多了。这样说来,母亲的遗愿我只做到了一半。母亲可能还是希望我能在国内发展好一点吧!但只要我不做坏事,没做对不起国家、亲人、朋友的事,我想她也不会责怪我,但遗憾是有的。母亲的遗愿我只做到了一半。


问:去美国后,为何会一直留在那里?身为烈士的后代,定居美国?


答:我就是想做点学问,没什么太大的志向,其实开始的时候没想一直留在美国。后来,研究做得还算可以,就这么做下去了,回国的事也就拖下来了。从研究的内容来说,当时感觉国内比较看重两头,一头是纯理论,一头是完全应用,而美国学校里大部分是做中间段,适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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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云在美


问:您会经常想着是否回国吗?


彭云答:实我总在想该不该回去。也曾经努力过,但想不好回国做什么。我似乎找不到着力点。原来,我想做出大东西就回祖国,但还没等做出来就老了。


问:您在国外的时候会时常想起自己的特殊身份吗?周围的人是否知道?


彭云答:经常会想到,因为那是我血脉中的一部分,我怎么能忘呢。周围的同事和学生们也都知道,因为这个事情是没办法保密的,但大家很少当面和我谈论这个事情。


问:您退休后会回国吗?


彭云答:我想会的,毕竟亲人朋友都在这里(中国),儿子也在。我看到国内的发展很兴奋。


彭云还坦言:这个人就是爱念书,想找个安静的地方踏踏实实做点学问。在现在这个学校虽然也很忙碌,但是很安静,环境宽松,适合我。在马里兰大学教课、带研究生,同时做一些行政工作,生活很充实。


们都老了(今年75岁),盼望卢晓蓉和彭云都回来参加我们的同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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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晓蓉近影


作者不详,文图选自网络



转自《新三届》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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