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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70年代至1980年代, 北京, 知青

我的待业生活

--作者:子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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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北京不欢迎我们


约从粉碎四人开始吧,知青返城的大潮开始冲击北京(当然上海、天津等城市无一例外),到1978年,所有上山下青,几乎都逃亡般回到了故土。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我们朝思暮想的北京,为之魂牵梦萦的北京,不再欢迎我们,视我们这些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知青为外乡人,嫌弃我们这些土得掉渣儿的土包子,担心我们抢了他们的饭碗。在他们眼里,我们成了多余的累赘,这让本就不自信的我们,更加自惭形秽。


我回京的那一年,大街上、汽车上、商店里到处是戴着大貂皮帽或羊剪绒帽,穿着褪色臃肿的军棉袄、军棉裤,黑红脸膛的男女青年。这些人显然和当时的北京人格格不入。无论是买东西、挤汽车还是吃饭,我们总是遭到歧视和白眼儿。一样乘汽车,售票员专检查知青买没买票。一样买东西,北京人可以翻来覆去地挑,知青们(不穿马甲也认得出来)挑就不行。明明手续健全,办迁入户口时,那些官气十足的面孔和盛气凌人的范儿让人心寒。连居委会的大妈都冲我翻白眼儿:哟,二姑娘也回来啦!不是结婚了吗?没在边疆扎住根儿呀?我心里那个气就别提了,老子下乡是毛主席政策让走的,回城是邓小平政策让回的,既没吃你的又没住你的,关你们什么事?你管得着吗?人啊人,为什么这么势利,这么趋炎附势?生气归生气,可也不敢造次,小脚侦缉队当时可掌大权呢!别看成事不足,分配时给你说句坏话,就够你喝一壶的。可怜我们这些知青,当时地位低下得任何人都可以捏着我们。心里生气,不平衡,没地方发泄,只好写首小诗自嘲一下,调侃一下灰心丧气的自己:


毛主席挥手我冲锋,面朝黄土背向东(北京方向),

十年辛苦无人问,两手空空又回城。

北京几无立足地,势力白眼处处逢。

为求生计没奈何,暂且忍气又吞声。

花落尚有花开日,卅年河西有河东。

待得春风眷顾时,牡丹花开四季红。


真正欢迎我们的,还是自己的父母亲人。在饭店里,什么啊(新侨饭店)、老莫啊(莫斯科餐厅)、鸿宾楼啊、东来顺啊、萃华楼啊,总看到家长们在犒劳知青儿女。几碟小菜一摆,父母基本不动筷子,只是不断地给儿女夹菜,心疼地看着自己狼吞虎咽的儿女,那情景至今像一幅幅图画,定格在我的脑海中,温馨而又凄楚,令人动容。


亲当然也不例外,所不同的只是还带着两个孩子,一个是姐姐的儿子蛮蛮,一个是我的儿子贝贝。每到一处,菜还没上来,我的儿子就扎着小手:吃!吃!急不可耐。蛮蛮则不同了,北京长大,吃过见过,常常鄙夷不屑地笑话弟弟。母亲告诉他:你是哥哥,得懂得照顾弟弟,哄他玩!不料蛮少爷大言不惭:我不会哄孩子,只会逗孩子!可怜我的儿子,一次姐姐烙葱油饼,因为爱吃,居然吃多了,又吐又泻,害得我半夜三更带他去看医生。


为我从小爱美,回北京后,母亲体谅我没钱,主动带我到百货大楼去买布料,请人给我做衣服。儿子在土地上、草地上跑惯了,一踏上百货大楼光滑的地面不适应,就一个跟头接一个跟头地摔开了,简直像个小不倒翁。先时母亲还乐,旋即又掉下了眼泪,好可怜的孩子啊。那一天我很兴奋,先在一个柜台选中了一块鲜艳的布料,挑啊挑啊,又在另一个柜台选中了一块淡雅的布料。母亲认识一个给杂技团做服装的陈师傅,衣服做的式样特别新颖,说好了带上新布料去给我做衣服。可是等回家一看,只拿回了一块。原来是我的老毛病未改,狗熊掰棒子,随买随丢。幸亏买两块,就是买上十块八块的,到头来还是拿回家最后一块。看到万分颓丧的我,母亲直叹气:算了,别懊恼了,原以为你长进了,没想到本性难移……”


艰难的求职之路


回城的那一年,我已30岁了,在庞大的求职兵团中,我是年龄大的,且又已婚有小孩,无疑增加了就业难度。怎么办?咬咬牙,一狠心把儿子送进了托儿所。先是到街道办事处填了申请就业表,随即又找到街道片儿警卢增宇(当时他是北京市公安系统二等功荣立者),他对管片儿的居民家庭状况了若指掌。我对他说:卢,我没工作,也没负担(真亏心,儿子都花钱托出去了,还说没负担),我帮你搞胡同宣传吧,出黑板报我拿手。卢当时正搞人口普查还是清理核对户籍我记不清了,反正正缺人手呢!老卢喜出望外,他坦率地说:我可没钱,咱纯义务。说:没问题。


这样我开始了每天帮派出所抄写大户籍册的工作。有时候也帮着出出黑板报,写写宣传材料。儿子的托儿所是街道办的(史家胡同托儿所的前身),就在后院,大窗子就在我家小跨院儿里。我抄写户籍册时,有时听到儿子的哭声:我要倒(找)妈妈,倒妈妈!我就难过得泪如雨下。听到方老师--一个清秀大气的上海人--哄儿子:们去给妈妈打电话啊!我恨不得掀翻桌子冲进去,领出我的儿子。心想,这样的日子何时是头儿啊?我开始怀疑自己回京是否正确,再想想D回城也杳无希望,更是增加了自己焦急无奈的心情。这样的工作干了两个多月,街道为我们成立了知青小组。每天组织我们上课,提高认识。卢增宇对我说:真想留你在派出所,我们这儿缺能写的人,可惜没有编制,你要是能托人找到编制就没问题。哪!我到哪里找编制去啊,还是老老实实参加知青小组,不断提高认识吧!


这中间还有个小插曲,让我哭笑不得。我们小组有个男知青,有一天带个二十几岁的男青年来,在我们上课的地方转来转去。过了几天,这个小一点的男知青对我说:我哥想和你交个朋友,他是某某单位的……”记具体说什么了,总之是夸他哥条件如何好、他家条件如何好之类,甚至说:我哥说了,你不用找工作,他有能力养活你!当时真是气不打一处来,用时下小品演员宋丹丹的话说:伤自尊了!我不客气地说:你找别人让你哥养活吧,我没兴趣。


们下乡时的观念是:一是当兵,二是进工厂,三是去兵团或插队,最看不起进服务行业当八大员(诸如售货员、售票员、炊事员之类)。可我们回城后,如果你没有门路,只好进服务行业,别无他路。再说,我们这一代是没有志愿的,长期的爱国主义教育,使我们的思维定式是: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党的要求就是命令。里院的春福夫妇也是从兵团返城回来的,只是比我早几个月回城,他进了朝阳菜市场。每天下班他都提着大筐小捆的菜啊、猪下水啊什么的。这让实用主义的母亲很是羡慕:跟办事处说说,你也进菜市场卖菜得了,咱家先落个实惠。可我心气高坚决不干,我坚持再等等。那时D每月四十二元工资,自己留下十二元生活费,剩下三十元寄回北京养活儿子。再加上母亲也常常接济我,生活还过得去,所以我一直撑着,一心想找一个体面一点的工作。大约是我的履历不错吧,有一天,街道办事处的找我,让我去办事处帮忙,犹豫再三,我还是拒绝了。当时我不知道办事处是一级政府,认为办事处就是居委会,居委会就是小脚侦缉队。因为文化大革命中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我恨透了小脚侦缉队,我宁肯饿着,也不与她们为伍。


当时有一个政策:谁家的孩子谁抱走。为就业压力太大,各个系统、各个单位分别成立了第三产业劳动服务公司,以安置自己的职工子女。和我返城先后时间差不多的同学、朋友们很多,林伊和小潘因为父母是文化部系统的从干校回来后,林因为会弹钢琴,分到了歌舞团,潘留到了部里。同是三十二团的左英,父母是卫生系统的,他分到了医院。我的父亲一直发配在外地,母亲是北京市家具公司的,如果按系统,我可以进木材行业,但母亲坚决不同意,她说:我在这个行业干够了,绝不让自己的孩子再进去。没办法,我只有和千千万万个既没门路又无一技之长的待业大军一起,苦苦地奔波在求职之路上……


图书馆的故事


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机会来了,东城图书馆招临时工,一天八角钱工资,干一天给一天的钱。我立刻报了名。1978年的东城图书馆规模不大,位址在东四北大街六条胡同口上(近年已迁至交道口,成为藏书四十余万册的具有现代化设备的大图书馆)。当时的东图规模虽不大,但工作性质不错,我非常喜欢。报到以后,一开始就让我在前台借书处工作,我很兴奋。活儿不累很简单,借书的人把要借的书名给你,你按图书名查询按字头索引的资料库(一个个长长的抽屉),然后到一排排的书架上找到书,登记后把书借出去。看似如此简单轻松的活儿,没想到一天干下来,却头晕眼花。因为不停地蹲下站起来在书架上找书,不仅腰酸背痛,且因为书库光线很暗,每天费力地找书,还勾起了我的老毛病头痛病。我从上中学就有这毛病,一疼起来不仅怕光还呕吐。但我咬牙坚持着,心想别人能干我就能干,总比下乡干农活儿轻松多了,慢慢适应就好了。当时我干临时工之所以挑地方,是想凭自己努力转成正式工。抱着这种愿望,我打工非常卖力。一天八角钱的工资,说老实话,一顿中午饭就花没了,要是指着这八角钱过生活根本不可能,好在当时的知青们都靠父母养活,不指着这个。不知别人怎样,我反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不为挣钱,为的是找一份可心点儿的能干长久的工作。


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和上山下乡,我有多少年没看到书了,那么多、那么多的新书、老书,这让我真是心潮激动,难以抑制。早晨大家没上班我就先到了,不是为了干活儿,是为了翻书。因为看书是不可能的,看不了几页其他人就来了,只能在书架之间转来转去,看到有喜欢的拿下来看看目录,翻几页过过瘾,或者拿纸片记下来,想着以后得空儿再看。那时好多书还没有解禁,这些书都封存在钟鼓楼下面的平房里,而重新整理登记这批禁书的美差就落到我们两三个临时工身上了。


楼和钟楼都在北中轴路的最南端,两楼相距不远,大约也就百十来米的样子。钟楼在鼓楼的正北面。钟鼓楼始建于元代,为元、明、清京城报时中心。古代将每夜晚八时至凌晨四时分为五节。定更和初更都是先击鼓后撞钟,夜里只撞钟不击鼓,因此有暮鼓晨说,从而使全北京城有序可循。鼓楼为单体木结构,而钟楼则全部为砖石结构。两楼相同的都是重檐歇山顶,四面设拱券门。不同的是,在二层楼上,鼓楼置直径1.5米的大鼓一面,而钟楼则悬永乐年间铸造的重达63吨的报时铜钟一顶,据说撞击声可达方圆十数里。


对钟鼓楼有特殊的感情,不仅因为母亲小时候曾经住在钟楼湾的一个大院里,我小时候上学的东公街小学也在鼓楼东大街上,还因为小时候听母亲讲的关于钟鼓楼的一些传说,充满了神秘色彩。母亲说,永乐年间重新铸钟时,钟发不出声音,为此皇帝下令杀掉许多铸钟匠,后来一个钟匠的女儿梦见有神仙指点,只有年轻女孩儿跳进沸腾的铜水中,钟才能响。在铸钟接近尾声时,钟匠的女儿决心拼上性命救父亲和众多铸钟匠,她装扮一新后来到铸钟厂,趁父亲不备跳入了滚沸的铜水中,父亲发现后伸手去救,已经来不及了,只抓到了女儿的一只鞋子。从此以后钟真的响了,只是不甘心的女儿总通过钟声要自己的鞋,所以钟的尾声总是发出幽幽的……”音。


楼的故事也很神奇,据说清光绪年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他们想放火烧毁木质结构的鼓楼,但就是点不着火,恼羞成怒的联军士兵,只好抡起大刀不断地砍向大鼓。而我看到的大鼓面上,果然是伤痕累累,有许多破洞。


钟鼓楼下面的房子里堆满了落着厚厚灰尘的书和杂志。每打开一摞书都会灰尘漫天,所以每天下班,我们都黑煤乌嘴,满面灰尘。因为热爱这份工作,吃土我也不在乎。我们的任务是按书籍的分类一本本登记、编号。春天,北京的柳树绽青,桃花、杏花都开了,空气中透着暖暖的春意,迎合着我心中的期待与希望。特别是亲手参与解禁资修书,本身就预示着文化春天的到来,那种愉快的心情并没有因为物质生活的贫乏而受到丝毫影响……我每天钻在乱书堆中,边挑拣着书边认真地登记、编号。许多外国名著和中国2030年代的文人如胡适、巴金、林语堂、沈从文、钱钟书等的著作都在我们的翻拣中即将重新面世,许多延安的作家如丁玲、赵树理、周立波等的书,也经我们手即将重见天日。


让我感兴趣的是,这里堆积着大批的旧电影画报,甚至有解放前的画报、影讯。我本来就喜欢电影,也喜欢电影明星,遇到我想看的画报,我就放在一边,中午休息时我就如饥似渴地看。从这些画报中,我又见到了心仪已久的电影明星、电影消息,尽管是十多年前的资讯,我并不感到陌生。令我惊奇的是,我还看到了江青在上海当电影演员的许多报道,她在《狼山喋血记》中的剧照,她与同是当红电影明星的王莹争演《赛金花》的报道,她与唐纳的感情纠葛……想到文革中江青为了毁掉2030年代她当演员的事实,不惜和叶群联手迫害一大批老电影人:赵丹、郑君里、舒绣文、上官云珠……甚至连保姆都不放过,使这些无辜的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感到万分的愤慨,为江青的专横跋扈,也为她的愚蠢。历史岂容篡改?你就是把知道你底细的人全都杀光,历史的印记也是抹不掉的啊!可悲的年代、可悲的人啊!


和我一同打工的有个男青年,叫翰。他有一副好歌喉,当时正在煤矿文工团学唱歌。休息时我们一起沿着窄窄的木梯,咯吱咯吱地爬到楼上。鼓楼里到处是灰尘和蜘蛛网,占据在二层空间的一面大鼓立在中间,估计旗偃息鼓至少已有五六十年了。一不小心碰到哪儿,就会惊起不知是老鼠还是蝙蝠,啦啦阵响,惊出我一身冷汗。


爬到鼓楼外就不一样了,顿觉神清气爽。我记忆中外面没有护栏,害怕掉下去的我们紧贴着墙壁站立着,因为兴奋和害怕心里咚咚直跳。站在鼓楼顶层,可以看到远处北海的白塔、景山的五味亭(甜酸苦辣咸五个亭子)鼓楼四面的大街笔直笔直的,临街虽有不少店铺,但并没有都开业,虽是中午,街上的人也不多。翰兴奋地说:给你唱支歌吧!没等我说话,他就放开喉咙唱起来。不记得他唱什么歌了,大约是《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吧!他嗓音嘹亮浑厚,立刻吸引了街上行人,许多人停下来寻找歌声的来源,连骑自行车的人也停下来倾听。我问翰:你为什么不考专业歌舞团?说:我正在做准备,等着我的好消息吧!时候的知青,虽历经磨难仍痴心不改,仍旧怀揣梦想。正因为有梦想,我们这代人才永远活得那么愉快而充实。


图书馆带我们干活儿的有两位四五十岁的女职员,我们称她们,对我特别好。有一位老师脾气特别倔,说话不留情面,唯独对我网开一面,可惜我忘了她姓名。每天早晨看到我都和翰一起来上班,她悄悄问我:你们俩不是在搞对象吧?”“您瞎说什么呀?我儿子都三岁多了。”“那他知道吗?”“您是不是想太多了?我每天都在五路车站碰到他,所以才一起来上班。”“哪儿那么巧天天碰见呀!傻姑娘。那天休息时,这个老师当着大伙儿的面问我:喂,小刘,听说你有个漂亮儿子,把照片拿给我们看看。赶紧拿出随身带的儿子的照片,大伙儿传阅了一番。从那天开始,我还真的再没在路上碰到过翰,我不由从心里感激这位善解人意的老师帮我解了围,避免了一次尴尬。当然我和翰仍一如既往地说说笑笑,只是在我内心深处不知为什么多了一丝不快。


和我们一起干活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图书管理员,我们叫他小谢。小谢思想活跃,爱好摄影,自己的哥们儿还在外面练摊儿1978刚刚开始改革开放,许多脑筋灵活不怕吃苦的青年,开始从深圳沙头角、广州等地向内地倒腾服装、电子表、化妆品、口红什么的,我们管他们叫儿爷。那些服装样式新颖,价格便宜,销路特好。小谢不仅教我们业务,给我推荐好书,还不时带点便宜货来,我们关系也很好。我记得小谢给我推荐了戴厚英的《人啊人》,我印象深刻,后来还陆续借给我一些被当时称为伤痕文学的在市面上找不到的书。我就这样白天、晚上不间断地看啊看啊。


突然有一天,我眼前一片黑,不仅头痛欲裂,且什么都看不清了……赶紧去了同仁医院,原来是眼睛疲劳过度,神经性头痛导致。我又开始大把大把地吃谷维素、去痛片,看书的速度也放慢了下来,这才使眼睛慢慢恢复。当小谢知道我想留在图书馆后劝我:吗在这儿干?清水衙门,每月挣不了多少钱,福利待遇还特低,趁早别在这儿耽误自己!可我就是喜欢这里的工作,一门心思地想留下来,幻想着自己能成为这里的正式职工。和我们一起工作的,还有一个年轻的图书管理员,他很忧郁内向,一天也不说一句话,似乎生活得很沉重,大家聊天儿,他从不介入,我有问题问到他,他不仅不回答,头也不抬一下,我很害怕他。不久他就自杀了,我印象中他也就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好可惜啊!


约过了两三个月吧,终于有一天,图书馆的一个负责人找到我,跟我说:师们对你评价都很高,也都希望你留下来,可是图书馆是事业编制,名额在区里控制,如果你有门路带编制来,我们欢迎你。我明确表示没门路,那位负责人遗憾地说:你如果总干临时工,我们就太对不起你了,还是抓紧找一份正式工作吧!这样,在满怀希望干了一段时间一天八角钱的临时工后,我黯然离开了东城图书馆,告别了那些可亲可敬的老师们和同事们,重又踏上新的求职之路。


等待分配的日子


从图书馆回到家,我开始反思:为什么锄头都扛得,却不能进服务行业?为什么别人能当八大员而我就当不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岂不是和自己较劲?不管自己内心有多少不甘,我还是决定听天由命,不能再企盼什么,还是脚踏实地,服从分配吧!这样想了以后,心总算平静下来。我又回到知青小组,继续提高思想认识,等待分配。


时我的生活确实很艰难,因为母亲还没退休,帮不上我什么忙。我每天骑一个二十四型小自行车接送儿子,还要自己做饭、干家务。搞卫生、洗衣服我还可以,饭我是横竖不做的。每天下午五点钟我到托儿所接上儿子后就在外面糖豆、大酸枣的乱买,儿子跟着我冷一口、热一口地胡吃,原本白胖胖的儿子,几个月就让我饲养成小猴儿崽子了。而且在经济上我从来是有今天没明天,有时候到月底一看,明天母亲该发工资了,D该寄钱来了,我手里还有几元钱,我就把儿子一抱:走,妈妈给你买好吃的去。直到花得一分钱不剩才肯回家。因为我家住平房,是独自的一个小跨院,院里有一棵枣树、一棵柳树,遇到风雨天,外面树影摇曳啦啦乱响很是怕人。


这一年的清明节,我的亲娘大概没时间去天津给姥姥扫墓,她老人家居然在我家院子里给姥姥烧开了纸。烧纸时是晚上,我本就有些害怕,烧完纸她老人家又不管不顾地走了(忘记她上弟弟还是姐姐家了)。这天夜里姥姥来了,姥姥还是那么和蔼可亲,说话还是那么慢条斯理儿,她推开门,笑嘻嘻地说:谁在这儿哪?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一下子坐了起来。随即我听见外屋桌椅板凳哗啦啦阵响,姥姥也像一缕清风一下子没影了。姥姥是我最爱的人,我本不该害怕,可当时我却汗毛倒竖,脑袋都大了我紧紧地抱着儿子,大气儿也不敢出,就这样一直坐到大天亮。事后我告诉母亲,没想到母亲全然不考虑我的感受,甚至说:姥姥那么疼你,怕谁你也不该怕姥姥啊!我愕然,无话可说。


还有一次,儿子发烧了,一大早我抱着儿子乘公交车去东单三条儿童医院。因为恰好是上班高峰,等车的人太多,我抱着儿子好容易挤上车门,还没跨上台阶,后面一个小伙子大概急着上班,一把把我拉下来,他上去了。我气极了,把儿子往地上一放,抡圆了拳头朝他后背(车太挤,门关不上一拳拳狠狠打了过去,一边打一边坏蛋!流氓乱骂。因为我的举动太出人意料,连我自己都没料到,也大概因为我的疯狂吓坏了车上的小伙子,总之,小伙子并没下来和我理论动粗,倒是车上车下的人都乐弯了腰。


时平房烧煤气罐,换煤气罐对我来说是一大难事。每到没有煤气了,我就用一个小车推着空罐到煤气站去换。工作人员在煤气本上盖上章收了钱,把旧罐收了,就让我上一米多高的台子上把灌满气的罐子自己搬下来。我不知道满罐煤气有多少公斤,但每次我都恨不得头朝下跟煤气罐一起栽下来,而卖煤气的人谁也不肯上来帮一把。这兴许就是计划经济时期服务行业的通病,卖货的是买货的祖宗,别说服务意识,就连最起码的职业道德都谈不上。


药店学徒


这一年的秋天,我们终于分配了,我记得有上海餐馆,有副食品商店,有土特产商店,有玻璃店、药店等许多服务行业的单位,我跟母亲说:您不是认识区委的蔡展阿姨吗,让她跟劳动局说说,反正都是八大员,让我去药店卖药得了,还有点技术含量。亲去找了蔡展阿姨,于是我被分配到了东四北大街的红日药店(后恢复老名宏仁堂,现在成了永安堂连锁药店),从此我成了一名药店职工,我戏称自己是卖大山楂丸的。


和我一起分到药店的有七八个人,其中只有我和一个姚姓女生是下乡知青,其余都是北京应届高中生。药店员工大约三四十人,来源有三部分:其中五十多岁的老药工都是解放前就在药店学徒,虽没什么文化,但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每味中草药治什么、每种中成药的成分倒背如流,几个老师傅看起病来真的一点不比中医大夫逊色。第二部分三四十岁,都是文革前后分配来的北京的社会青年及各届毕业生。第三部分就是我们这一拨儿人。药店的经理、书记名叫刘世贤,三河县人,不知为什么,当时的老药工都是三河人,就像解放前三河县出老妈子(保姆)一样,三河县还出药工。从这一天起,我穿上了白大褂,开始了我的卖药生涯。


红日药店还有个分店,在东四八条口上。药店前台门脸儿有丸散组、饮片组,后店有库房、加工制药和中药代煎。没有培训也没有学,我们就全部分到饮片组了,饮片就是草药,在草药组有师傅带着边抓药边认药,从干中学,从学中干,一年年下来,慢慢从学徒熬成师傅,这就是这一行业的惯例。新学员的工资是每月28钱,我虽然有十年工龄,但进了药店和应届学徒工一样享受这个待遇。我当时并没觉得不平衡,因为千万个和我一同返城的青年都同样命运,我能有正式工作就很知足了。


我在饮片组学徒仅一个星期,还没抓过药,刚刚学会包一服服中草药包,我就被告知,丸散组的两位老师傅点名要我调过去,理由是我踏实稳重有文化,让顾客看着放心。丸散组是直接和顾客打交道的,要具备问病吃药的本事,大部分顾客不直接买药,而是告诉你他有什么症状,让你介绍对症的药给他,因此是有很大责任的。丸散组点名要我的师傅一名姓张,叫张士仪,五十多岁;一名叫刘茂林,已七十多岁快八十了,也算镇店之宝了,因此店里始终不肯让他退休,一直留用,是店里的大腕儿。张师傅出身不好,不准公开带徒弟,而我和两名十七八岁的应届生焦吉琴、朱燕云就成了店里唯一和刘茂林签约的入室弟子了,这在店里也算一件大事。


围群众买药都找刘师傅、张师傅,两位师傅选中我,我当然备感荣幸,但有得必有失,一是我马上遭到一部分老员工的白眼:们都抓了几年药了,还没怎么样,你才来一星期就进丸散部,太不公平了!由此一直和我关系不睦。二是因为我没在饮片学过徒,所以虽在药店待过,但不认识中草药,不会识别,这是令我非常遗憾的一件事。


张师傅虽不是名正言顺的师傅,但教我很用心,除了让我记中成药的分类、摆放位置、价格外,让我没事时把中成药的药方主治、禁忌等逐一背下来,并在他们卖药时,看他怎么解决顾客的问病吃药。他也经常在柜台前随机考我,看我解答得对不对。刘师傅年龄大,不太主动教,我就认真听。每次他答复完顾客,我就问他为什么,他就会耐心地讲给我听。关于中医的四诊合参、望闻问切怎么回事,对病人察言观色应略知一二的基本常识,两位师傅都不时地讲给我听。刘师傅虽七十多岁,但满面红光,身板笔直,思维敏捷。


问他养生的秘诀,他说:一是家有父母包办的恩爱小脚贤妻,从没气生。二是每天八小时工作,生活规律。三是每天清晨一大蓝边碗白糖水,晚一杯十全大补酒,多少年没间断过。刘师傅是有名的严师,要求我们非常严格,批评人不留情面,大家都怕他,外号老警察。我们站柜台,前不准趴,后不准靠,更不准坐下。一天八小时下来,累得腿脚都肿了。除此以外,收款不准手心朝上向顾客要钱,不准聊天交头接耳。对待顾客,刘师傅说,那是衣食父母,不能慢怠。总之,清规戒律非常多。但我们仨徒弟特别争气,不仅学得用心,事事都干在头里。我就不用说了,三十多岁的人了,又在兵团锻炼过,不用师傅发话,处处模范带头。焦吉琴性格泼辣,手脚麻利,脑子聪明,搞卫生、盘库、换价签不用师傅动嘴,全做得妥妥帖帖。朱燕云是那种非常安静、乖巧,说话慢声细语,特别容易与顾客沟通的人。


这一年的年底,我们四人被评为模范师徒,店里开了表彰会,我写了发言稿,朱燕云代表师徒四人发言(实际张师傅功不可没,可惜出身不好,没有名分),我们还每人得到一对枕巾做奖励!


夏天,为了方便群众,增加营业额,我们还得摊儿--就是每天派出几组人蹬着平板三轮车走街串巷去卖暑药、卖蚊香,而且出摊儿的都是我们丸散组的人。这下我可犯了难,要是碰到同学、熟人怎么办?知道我混了十多年混一卖大山楂丸的多丢人!没办法,轮到我出摊儿捏着鼻子也得去呀。一天我和小焦,忘了还有谁,一起出发了。怕人认出我,我戴一海个儿大草帽,小焦蹬上平板三轮车,我们骑上自行车。小焦问我:姐,咱上哪儿?说:东大桥!心里说:远越好,顶好去通县。到了东大桥,我们选在公交车总站一个人多的地方(为的是多卖钱),小焦大呼小叫地吆喝开了,我则低头忙乎着卖蚊香、卖暑药。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忽然我的帽子被人一把掀掉:嘿,我说老同学,我跟旁边端详你半天儿了,你怎么混得摆地摊卖大力丸了?来碰到了中学同学,听她一惊一乍地嚷嚷,旁边的人都齐刷刷看我,让我好不尴尬……


为提高知名度,我们药店还请来一坐堂大夫,姓尉。年纪约有六七十岁,瘦瘦的、弱弱的,弓着背戴一副黑边眼镜,整个儿一四川大邑县恶地主刘文彩(这是当年对我们进行阶级教育中一反面典型)。初来几天,没有人挂号,店里人也没人和他说话,我主动搭讪着和他聊天,才知他有些来历。解放前他就行医,有两个老婆,解放后公私合营,他没能进医院,因为医术高,一直被各药店请来请去当坐堂大夫,应该算自由职业者吧。他说:这个成分进不了医院,当坐堂大夫凭本事吃饭,挣的是挂号费,只要病人多,温饱是不成问题的。说:给你写个介绍怎么样,放药店门口宣传宣传。不料他一口拒绝,说医生不能自吹自擂,要靠医术,口碑好,口口相传,慢慢病人会不请自来,酒香不怕巷子深嘛!由此我对他生出几分尊敬。果不其然,不知不觉间,他的病人越来越多,药店里的职工也都请他看病。有一次,我儿子发高烧始终不退,我哭着打电话给他,他马上从店里赶到我家,没想到一服药下肚,半夜儿子的烧就退了,真乃神医也!我和尉大夫私交很好,总爱和他开玩笑,有一次我问他:尉大夫,你有两个老婆,你怎么和她们相处啊,你得特狡猾才能应付得了吧!他笑而不答。


爱整洁,爱收拾屋子,因此一看到店堂地面不干净,我就拿扫帚去扫,一天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打扫好几遍店堂。看到对面饮片组方剂多,忙不过来,只要师傅同意,我就过去帮忙包药捆包。开始一些人接受不了,以为我假积极有什么个人目的,经常挖苦我,日子长了,大伙了解了我的为人,也就见怪不怪了,还给我起了一个善意的外号扫帚大叔--这是当时放映的一个朝鲜电影里的人物,而这个外号一直跟到我离开药店。


我的笔名叫栀子


药店的经理、书记刘世贤,有点家长作风,在店里一人说了算,大家都叫他刘头儿刘头儿当时四十多岁,个子不高,白白胖胖,三河县人,他是介于老药工和新职工中间承上启下的人物。我之所以写他,是因为我很佩服他,他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思想活跃,有经济头脑,锐意改革,很能代表20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渴望冲破思想禁锢的人。


刚进店时,对刘头儿没什么好印象,觉得他很,说话办事形式主义多。特别是对年轻的店员们,动不动上纲上线,很难让人接受。但他脑筋闲不住,不断有新点子问世。我们进店时,他已在店里搞了技术革新小组,鼓捣成功了机器抓药,好像还拍了纪录片,其轰动效应余热未散,偶尔还有人来访,但很快黄瓜菜就凉了,大约是劳动力充足,机器抓药没什么实际意义吧,慢慢就无声无息了。但从这件事可以看到刘头儿脑子多聪明。他特别善于抓经验、树典型,总想让自己经营的药店与众不同。我的到来使得他多了个帮手,他有了新思路就让我给写材料。


记得写第一篇经验介绍是店里如何开展政治思想工作,抓阶级斗争,教育青年反修、防修之类的,内容无非是谁爱打扮、资产阶级思想、领导教育改过自新等。我对他说:你让我写没问题,但您的观念已经太落伍了,有些观点都该批判了,就怕您发完言没成了先进倒成了靶子。很吃惊我这么敢说话,但碍于面子他坚持要写,我只好给他对付了一篇。以后他又让写些个人典型材料啊、计划生育先进材料啊,反正他老有想法。


从多了我这个搞宣传的出身,估计刘头儿在总公司没少出彩。因为老写材料,老讨论,他慢慢在我面前不再摆官架子,而且很尊重我的意见,虽然我在店里什么也不是,连个小组长都没混上。


有一次,我们又一起讨论怎样才能把药店经营出特色来,他很无奈,说上边管得太紧,统得过死,想干什么也干不起来。我提议:咱们给《人民日报》投个稿怎么样,你把问题罗列出来,我负责写。说:捅娄子咋办?说:咱是想办好药店,又没想干别的,我以个人名义写,总公司真怪罪下来,你出面抹下稀泥不就得了!很兴奋,于是我以《请给基层商店一点经营自主权》为标题,写了一篇稿子,内容是医药总公司统购统销,一家有的药家家都有,一家没有的药家家都没有,明明有些药品并不紧俏,但因为进货渠道单一,统得过死,所以难以应对市场需求。我还为自己取了笔名栀子,中药里栀子凉心肾鼻衄最宜。我对刘头说:咱给当头儿的败败火,让他们明白明白。刘头乐得前仰后合。


没过几天,《人民日报》就来人了,说准备登,核实一下情况。党报来人了,这在我们药店引起了轰动,刘头儿亲自接待,聊得热火朝天。编辑一再说:问题抓得准、抓得好,很有针对性,有现实意义。不但登了,又让我写了一篇反响之类的文章。虽给删成了豆腐块儿,但一连在党报登了两次稿,在当时也很不容易。这下刘头儿对我更加刮目相看。更有意思的是,站柜台时,大伙儿跟我逗:你干吗不叫全蝎或者僵蚕,大凉!说:太凉了也不行,头儿们该呆傻了!


1980年下半年吧,我有幸脱产半年进入区药材公司主办的、以学中医中药为内容的七二一学进修,老师是由本系统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水平的老师傅担任,学的内容也很丰富,包括人体的穴位、阴阳平衡、药物药理、辨证施治等,很实用。我记得我们整天摇头晃脑地背:藿香正气大腹苏,甘桔陈苓厚朴竹……”“欢味甘,利人心志,安肝明目,快乐无虑。”“槟榔辛温,破气杀虫,祛痰逐水,专除后重。



转自《30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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