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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40年代至1950年代, 虹口区, 上海

爸的故事


--作者:殷慧芬


绰号小铜匠


1958年的夏天,八岁的我站在一中心教室里,一位挽着发髻的女老师对着我轻声细语。老师讲的是一种口音浓重的普通话。我一脸困惑,只得沉默。窘迫中,我习惯地拉起衣角慢慢地咬啮起来。衣角有很多咬啮时留下的小洞。这是我长牙的时候留下的习惯。也许正是这个动作促使老师下了决心说,小朋友,放下来,不卫生的呀。


我走出教室的时候,等在外面的阿爸着急地问:哪能了?哪能了?阿爸一身中山装,整齐挺拔,俨然一位先生。


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当初我没有能够如愿以偿进一中心读书,是因为不卫生的习惯,还是因为听不懂老师的宁波官话?总之阿爸非常失望。

 

一中心坐落在三角地菜场的右侧。弄堂里的人都知道这是上海虹口一带最好的小学,它的全称是虹口区第一中心小学。我家是弄堂外围的街面房子,站在家门口,可以看到马路对面这所小学高高的校舍,听到它的上下课铃声。


这条街上的人把一中心铃声是当作时钟来使用的。比如中午的下课铃声拉响的时候,在我家聊天的隔壁黄家姆妈就会急着往后弄堂走,回去淘米烧饭了。黄家姆妈,简称黄家。2050年代的时候,这个弄堂里的居民相互的称呼是先生或者老板。女人们的称呼就简约多了,以男人的姓氏替代,比如:黄家、杨家、张家……也有以籍贯来称呼的:小宁波、老无锡、老山东。还有以人性格或者外形起绰号的:老屁眼,猢狲精,洋辣子,老白蟹,老白眼,大块头,电线木头等等。最滑稽的是12号里的张革履,因为他老是西装笔挺。


爸的绰号是铜匠这是他的职业。就像有人叫张木匠、穆裁缝。从阿爸的绰号可以分析,他来到这条街上的时候是十分年轻的。


我的绰号是排骨精,这是因为我非常瘦弱。


那年我一中心落第,成为峨嵋路小学的学生。这个小学在三角地菜场的楼上,是一座新办的小学。新办的小学是没有底子的。上海弄堂里的人很相信老底子。一中心的老底子是教会学校,一百多年前三角地还是一片农田的时候,它就已经屹立在这里了。


我去三角地上学的时候,看到穿着橡皮衣的工人用巨大的铁钩牵着冷冻的猪肉,在菜场二楼走廊里穿梭,我们擦肩而过。天光暗淡的走廊里,散发着肉类特有的腥味。


很多年以后我成了一个文字工作者,我去卢湾区采访一位百岁老人,老人说三角地呀,上海最大的菜场了!60年的时候,我天天乘头班电车去买菜的呀,三角地的货色多呀,小人要吃呀。那个天光暗淡的早晨顿时重现在我的眼前,连同肉类的腥味。我有一点点感慨。


很长的时间,我不要同学到自己家里来。我家的屋檐下挂着一个很大很大的钥匙,是用白铁皮敲出来的,钥匙的牙齿高低错落,非常逼真。这是铜匠铺子的招牌。过路人远远地看见了就知道这里是铜匠铺。阿爸是一名无锡铜匠。看着阿爸早起晩睡的,我就很羡慕楼上的小秀。楼上小秀的阿爸杨先生在外滩海关的写字间上班,有时候还喜欢甩一根司的克在小街上兜兜商铺,很有风度的样子。我自己的阿爸老是蹲着劳作,脚上已经是青筋爆出了。我想,阿爸当初发了洋财就好了,可以住在洋房里,不要在峨嵋路这样的小马路上挂一个大钥匙了。三角地附近的塘沽路、昆山路上有很多红墙的小洋房。就在我家的斜对面,有一个类似广场的弄堂,里面也都是式样别致的小洋房。夏夜我们坐在街沿上乘风凉,听老人讲老底子的故事,想的就是将来要住到这样的洋房里去。


现在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还在做住洋房的梦。阿爸已经不能做梦了。他去了另一个世界。


1846年美国传教士在虹口一中心的地皮上造学校的时候,看中的是虹口这块空旷的处女地。三角地可以说是虹口成市的最早的雏形。形成后的虹口租界并没有吸引来大量的洋商,倒是无数的江浙两省、广东省、山东籍的移民顺着苏州河源源不断蜂拥而入,其中就有大批的无锡铜匠和铁匠。当然也有思想激进的革命党人。相比之下,虹口租界无疑比较自由。1931年,18岁的阿爸一身长衫追随着早先的无锡同乡来到上海虹口。不知底细的人以为他是个青年学生。其实他只是一个家有几分薄田的农民儿子。他不是来追随革命。他满脑子想的是来上海滩发洋财。


那天阿爸在一中心外面衣装笔挺的样子,令我觉得阿爸像个坐写字间的先生。我就是在这时候强烈地意识到阿爸要面子的性格。听姆妈说租界时期阿爸出门在外,办事见客必定是长衫、皮鞋,风度翩翩。阿爸的长衫曾经带给他很大的麻烦。日本人统治时期,阿爸过年回无锡乡下探亲,身着长衫,手提皮箱,很有一点衣锦回乡的味道。谁知走近村口的时候,碰到邻村的回乡团,团丁看阿爸一身斯文,怀疑他是上海来的共产党,竟扣住不放,后来经村里的熟人出面担保,方才脱身。为此阿爸破费了好几块大洋。是阿爸的同乡,秃顶,喜欢在市面上混混,性格直率。我见过,是个说话大声身子肥硕的老头,经常到上海找阿爸喝老酒,喝得酒水糊涂。姆妈虽然十分嫌弃,却也无奈。


锡铜匠在老上海是很有名气的手工艺人。最早的上海江南制造局的工人,人称外国铜匠,就是无锡铜匠转化来的,他们是中国第一代机器工人。阿爸却拒绝成为一名产业工人。他执著于当老板的梦。他还有非常男人的理由:厂里不自由。


租界时期的虹口是小业主的天堂。虹口市面上流行这样一句话:江浙老板,广东小贩。那些江浙两地的小老板们在虹口发了财,其中的佼佼者就向闸北、杨浦发展,进入大工业领域。他们带走了大批同乡。这些成功者的榜样显然刺激了阿爸。阿爸一度收了个叫根宝的学生意,让他跟家里女人做饭洗衣抱孩子。还让根宝称呼自己老板。我年幼的大姐自然成了千金小姐。


这事发生在我出生之前。我是在阁楼的小皮箱里发现这个秘密的。皮箱的衬袋里有一张阿爸和根宝父亲的契约。契约上写着根宝在三年学生意期间: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天灾人祸,生死由命。这时候正是上海滑稽戏三毛学生意红的时候。三毛学生意的悲惨遭遇人人皆知。我从此看阿爸就有了一种复杂的异样目光。


发财的梦想


说起来,阿爸的一生还是有过不少发财机会的。


租界时期,虹口就是日本侨民的聚居地。我家附近塘沽路上的日本人俱乐部夜夜莺歌燕舞,车水马龙。有一天日本人不知怎么打听到了峨嵋路小铜匠,客客气气地把阿爸请到了俱乐部,说是请他开锁。来人非常诡秘地从一楼厨房后面拐进楼梯,把阿爸引进三楼一间豪华的和式套房里,房间中央立着只半人多高的保险箱。来人叽里咕噜地比划了一阵,不用多说,阿爸就明白了是要他打开保险箱。


来人吩咐完毕就退了出去。阿爸稍稍安定心思,就对着保险箱捣鼓起来。琢磨了老半天保险箱终于有了动静。阿爸不假思索地拉开门。没想到这一拉,里面成捆成捆的美元和黄金首饰竟哗啦啦地滑落了一地,把阿爸吓得心怦怦乱跳。此时四周空无一人,阿爸只要伸手,发财的梦想立时就能实现。但是阿爸没有。阿爸后来冠冕堂皇的说法是,人穷志不短。我却猜想阿爸是不敢。因为当时日本人在虹口实行非常酷烈的统治,小偷一经抓获立时枪毙。


概日本人自己也不清楚保险箱里的秘密吧,要不怎么会把阿爸一个人留在房间里呢?又假如日本人知道阿爸发现了保险箱的秘密,很难说他们不会杀人灭口。阿爸思索良久,弯腰拾起地上的金钱,一文不少地放回保险箱,恢复原样,重新锁上了保险箱。


哈意,这只保险箱特别的,本事没有的。爸不动声色地对日本人如是说。他两手空空灰溜溜地离开了日本人俱乐部。手工艺人最大的骄傲和光荣就是本事,此时阿爸却违心地说自己本事没有的,这要有一点自戕的勇气。小铜匠开锁的本事在当时三角地一带可谓闻名遐迩。现在他自己把自己打败了。他后来很长时间不再上门替人开锁。东洋人,日本赤佬!爸愤怒的时候会这么嘀咕一句。


时候我经常走过塘沽路,我有一个要好的女同学,就住在原日本俱乐部旁边的民居里。我本来对这一切熟视无睹,知道了阿爸的故事后,走过这栋古典主义的西式建筑,就要抬头看看。它挂着浦江电表厂的招牌,昔日泊满豪华小车的门口,如今堆着一摞一摞的包装箱。大楼中间顶部,白色大理石花饰镶嵌在高高的半圆拱窗上,散发出一种极端的华美和邪气,还有依稀的狰狞,和三角地一带平和的居家气息显得格格不入。我会想,三楼的哪一个窗口曾经发生过有惊无险的一幕呢?假如当初阿爸在那只神秘的保险箱里伸了手,我们一家的生活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呢?


我后来初恋的时候喜欢在这里和男朋友碰头。夜晚,那深长的美丽拱窗射出隐隐的灯光,影映出往日的神秘。我就和男朋友说阿爸的故事。


五年以后,发洋财的机会又一次向阿爸招手。那是1946年,抗战胜利后。居住在三角地附近的日本侨民开始大批撤离遣返。我家的这条街,日式商铺和中国商铺犬牙交错,街对面弄堂的一排小洋楼里居住的全部是日本侨民。曾经一度,不少日本人觉得这里的生活和日本本土没有什么两样。现在他们要痛苦地撤离了。由于仓促,他们只得把一些生活用品廉价拍卖。他们自己不敢公然出面,还有一些日本商人也急于把自己的货物出手,弄堂里就有不少人乘机当掮客,收购倒卖日货。有很多日本生活用品就这样散落到弄堂人家。我家里就有一只小小的奶锅,我和兄弟姐妹,还有我们的孩子都喝过这只奶锅热的牛奶。家里还有一只精致的藤编小桌,矮矮的,完全是东洋造型,我在上面做过功课。姆妈习惯用的饭碗也是东洋货,它的造型比一般的中国饭碗要深。姆妈说这样的东洋碗当时买了十只,几十年来,最后就剩这一只了,用到死也差不多了。很奇怪的,1996年母亲过世的时候,这只饭碗还在,后来再有人想起这只饭碗,就怎么也找不到它了。


爸在1946年倒卖日货的浪潮中,成为一名临时掮客。当时市面混乱,不少人顺手牵羊,阿爸前脚从对面日本绒线行背了一麻袋绒线放在后门口,上去一趟,再下来,后脚一麻袋绒线已经不翼而飞了。乱世,乱世呀。阿爸捶首顿足。在吴淞路一家日本写真馆老板的怂恿下,阿爸收购了他一只德国蔡斯照相机。据阿爸后来回忆说,那是一个庞然大物,镜头清晰,好得一塌糊涂。阿爸没舍得拿到集市上去。十年后父亲把这只照相机变卖了一笔现钱,它使刚出生的阿七头喝上了新鲜的牛奶。


我猜想阿爸倒卖日货的时候发了一笔小小的横财。好几年以后,我听见姆妈在对阿爸悄悄嘀咕说,家里的老底都吃光了,日本人辰光买的金戒指也倒给黄牛了,过年哪能办?这个时候阿爸已经进了国家工厂,再也没有机会发洋财了。姆妈无钱开伙仓,生气的时候就骂自己的孩子是讨债鬼。讨债鬼呀!吃饭像抢羹饭,吃得肚皮青筋起,不管爷娘死不死!


爸还有过一次发达的机会。那是他的一个无锡同乡,1941年的时候去参加新四军,临走前来跟阿爸借盘缠钿,心血来潮拉阿爸一起走。30岁的阿爸想了半个时辰,就回头了同乡。这时候的阿爸正是新婚,30岁的男人好不容易讨了老婆,正是热身的时候,哪里肯离开炕头?后来这个同乡革命成功,回上海成了一家机关的领导,在外滩大楼里上班,他把阿爸请去做客。阿爸后来一次次地回忆说,土八路呀,好好的房间,席梦思反着困,抽水马桶蹲着用。阿爸的思想是有一点反动的。


开始看外国闲书时候就变得和阿爸、和家里的人不调和了。这是闲书对我的毒害。凡是教科书以外的小说书,尤其是翻译的外国小说书,阿爸都认为是闲书,一概划入禁区,不许看。这时候的阿爸已经安于现状,他早已放弃了他的发财梦,成了一爿国营工厂的老师傅了。


那些外闲书大多是隔壁汏衣裳店里的营业员美英借的。我至今都不明白成年的美英为什么会借书给我一个六年级小学生?而且我对美英表现出一种隐隐的疏远。美英叽叽喳喳的,阿爸说她是十三点。尤其是美英和拐弯角摆摊头的小皮匠搭上了,闹得都不回家了,阿爸就更看不起美英了。美英因为处在一个姑娘最微妙的阶段,就老是找一些充满悲欢离合的闲书看。比如:《父与子》、《初恋》、《安娜·卡列尼拉》、《美国悲剧》、《奇婚记》《傲慢与偏见》《简爱》、《基督山恩仇记》……我看这些书显然是过早了。我无法抵御和分辨精彩的虚构世界。当我偶然间听到姆妈和阿爸在发愁说,过年哪能办?我在失望中有一些怨艾。阿爸既没有发财也没有参加革命,这使我感到非常遗憾。


檐下挂着的大钥匙早已经取下来了。


1960年的时候吧,仿佛是一夜之间,商铺林立的峨嵋路成了普通的居民街。国家调整商业网点,小商铺关的关,并的并,留下的只有日常生活必须的老虎灶、剃头店、煤球店和烟纸店了。阿爸的铜匠铺也难逃此关。阿爸的抽屉里,还留着一大把用粗铅丝弯的开锁工具。在我看来犹如一把乱头发,但对阿爸来说却是宝贝家什,私自留下放在家里也是为了一种心情。


铺改成了家用的客堂。看着新砌的白墙和红窗,我感觉到一种新生活的气息。从这以后我家里就对同学开放了,峨嵋路小学三年级的学习小组三天两头开在我家里。


爸却是无奈的。他终于完成了无锡铜匠向外国铜匠的转变。这是手工业向大工业文明的投降,向始终没有实现的发财梦想告别。


眼角的浊泪


爸的年轻形象定格在一张大照片上,身着长衫,发型对开,手持折扇,双目明亮,脸庞俊朗,真可以说是像唱戏人一样。我们弄堂里的小姑娘认为某某长得好看,就说他(她)像唱戏人。


1949年以前,阿爸最喜欢的服装就是长衫。可惜我没有机会看到。我生活中看到的阿爸夏天打赤膊,冬天穿一件陈旧的列宁装棉袄。他唯一的一件黑色呢制大衣,在我16岁时,经姆妈改剪,成了我的一件新衣服。那年我发育成人,姆妈认为到了讲究体面的时候了。这件呢制服的衣料质地细腻,毛感温和,阿爸说是英国货,也是日本人撤离时留下的。


改制后的大衣非常漂亮,连楼上的小秀也对我刮目相看。这件大衣我穿了整整20年。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已经遗失了阿爸的呢大衣。但阿爸的慈爱永远不会流失。


爸一生爱清洁,喜欢吃新鲜鱼类。这是当初日本化街区留下的习俗。当时三角地菜场有一百多家日式鱼店、小菜店、点心店、衣料店、木屐店,供应从长崎运来的新鲜蔬菜、鱼类等。中日混居,两国的文化和习俗互相渗透。阿爸就是在这时候开始讲究新鲜饮食和洗浴的。


弄堂里的老人大多还能说几句洋泾浜日语,夏夜乘风凉的时候,小孩子跟着他们学米西米西很多人家至今还留有日式移门。我家楼上,二房东杨先生房里就是和式门窗,细格子的窗棂,透出一种别样的风情。我至今还记得夏天姆妈用的日本木屐,后跟高高的,鞋带夹在第二和第三个脚指头之间,上面绘有精致的花鸟漆画。这是阿爸当初在三角地日式商铺里买的。这些日本习俗和日用品漫不经心地遗留在弄堂的角角落落,弄堂由此增添了几丝难以触摸的异域风情。


最令我惊异的是,阿爸熏陶传承给我们的还有日式习俗。比如吃饭筷八忌1.舔筷--把筷子当手指一样舔。2.迷筷--手拿筷子在餐桌上四处寻找。3.移筷--动一个菜再动一个菜。4.扭筷--扭转筷子,用舌头舔筷上的饭粒。5.插筷--将筷子插在饭上。6.淘筷--将菜从中间淘开。7.跨筷--将筷子骑在碗碟上面。8.剔筷--将筷子当牙签用……从记事开始,为这八忌,我们不知道吃了阿爸多少麻粟子,至今想起仍心有余悸。值得骄傲的是,我们家的孩子在饭桌上一个个都是绅士和淑女。很久以后,我在一本旅游书中发现,这用筷八忌竟是日本习俗。


这个弄堂里还居住着一个以前做过日本翻译的汉奸这是文革时揭露出来的。据说这个汉奸在家里过的完全是日本式的生活。揭露出来以前,我看他是一个正正经经的老头,夹着公文包在弄堂里进进出出。大字报贴出来后,我就发现他确实像个坏人,头发老是抹得光溜溜的,皮鞋也是靴子式的,像电影里的日本鬼子。这个汉奸翻译后来跳楼自杀了。这是天蒙蒙亮的时候,睡着的我迷糊中听到后弄堂的一声巨响,天亮后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从这以后阿爸就再也不敢提过去租界时代的故事了。


但是阿爸在租界时期养成了每天汏浴的习惯。他经常去的浴室是天潼路的清华浴室。阿爸临终前还坚持去医院浴室冲了一把,第二天就不行了。医生说是冲淋着了凉,导致疾病恶化。因此可以说阿爸的死因是汏浴。阿爸过世时,我不在身边。据说当医生宣告死亡的时候,已经停止呼吸的阿爸,眼角竟渗出一颗大大的浊泪。在我的印象中,阿爸是从来不流泪的。


退休后的阿爸有两个活动场所:一是三角地,一是外滩。阿爸早上先去三角地买小菜,接着提着小菜篮就大踏步地赶到外滩去练身体,如此来来往往,不厌其烦。阿爸练的是十八法。这时候阿爸已经非常慈祥,非常随和了。


最早的时候外滩和三角地是遥遥相对的,中间隔着一条蜿蜒的苏州河,一派田园风光。随着一栋栋民居的兴起,外滩渐渐地成了三角地的背景,有了距离。三角地的人听到外滩是很亲切的。假如离家外出谋生,他们要到外滩去拍照留念。他们会指着照片上的外白渡桥对朋友说:过桥就是阿拉三角地。站在外滩拍照,对外地人来说是游览大上海,对三角地的人来说却是一种居家的感觉。当初外滩最霸道的建筑是上海大厦,它雄立在外白渡桥的桥堍,俯视着外滩有名的万国建筑群。但是三角地的人看上海大厦是很亲切的。上世纪60年代的上海大厦门户紧闭,很神秘。大厦下面空旷无人,穿堂风一阵接一阵,夏夜是人们乘风凉的风水宝地。三角地的人在太阳刚刚落山的时候就要去抢位置了。有一次阿爸带着我们在大厦下面乘风凉,说起里面的商场、酒吧、舞厅,竟然如数家珍。原来有一年大厦的钥匙弄丢了,是阿爸一个楼面、一个楼面地跑,开锁配钥匙,大显神威。


有一次拍全家照,阿爸坚持要到外白渡桥,桥堍旁有一家很小很精致的照相馆,据说都是名人光顾的。待家人都站好后,摄影师举着橡皮快门,打量着阿爸身边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还有孩子的孩子,说老师傅你好福气呀。


爸去世十年以后,有一天我回家看望母亲,突然有陌生人敲门,说是从老远的地方寻来,打听峨嵋路铜匠,说是家里的钥匙丢了,进不去,找了很多人都打不开。来人走后,姆妈嘀咕着说:碰到赤佬了!从这以后姆妈的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姆妈又说日本赤佬也来寻过老头子,是以前在这里开鱼行的,他到中国来旅游,顺便来看看当年的老顾客。头子到阴间去吃他的鱼了。妈依旧保留着她年轻时的幽默。


爸故世后,仍有人满怀希望地从老远地方寻来。我恍然明白,原来有一些东西,虽然普通却是不会死的。比如一个人的手艺。这时候的我对阿爸已经没有一点怨艾。这是因为岁月的洗涤。可惜我已经不能告诉阿爸这种感受了。


爸一生都没有实现年轻时候发财的梦想。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虹口三角地,没有离开这条峨嵋路,这个弄堂。他当初一身长衫独自来到虹口,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是一身简单的衣衫。


本文选自《一个人的河》。殷慧芬/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9月。



转自《私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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