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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30年代至1990年代, 山东威海, 香港, 香港警察侦缉训练学校

素描今生:一位威海卫警察的自述


--谷迅昭口述 张军勇整理


1931年出生在威海卫谷家疃,五岁就到文泉小学念书。威海自从民国成立以来,各方面都好先进,样样都走在头里。这个文泉小学也是走在时代前边的一个学校,从建校后,样样都是最新的,有军乐队、童子军,而且男女同校,教科书也是最新的复兴版本。后来我到新加坡,发现他们那时用的还是复兴教科书。


在家乡的童年生活,是我人生的黄金时代。威海那个地方,内无大江大河,外无客水入境,水好金贵的。我们谷家疃八百多户,才只有四口水井,刷锅、洗衣服用过的脏水都不舍得倒掉,还要拿去浇花浇树。当年家里没有壮劳力的,都请人挑水,我们家也请人挑,一天两担,但是老的(即父母)用着不大够,所以我一放学回家,就去帮家里挑水,两半桶一担,虽然辛苦点,但是半道上可以抓个家雀、蚂蚱什么的,也很有趣。


日本人一逼,就离开老窝全家走了


学念了不几年,日本人就来了。他们一下地就把文泉改成个日本小学,把我们都赶到天后宫去,那个校舍可就差劲多啦。


我父亲谷源泽是个做西洋菜的洋厨师,以前在威海好多饭店酒楼和外国人家里做过,因为不肯给日本军头做厨师,所以日本人一来,就回家不做了。他告诉我,英国人在威海时,每次请完客,总要让他在厨房门口等着,然后客人一一过来跟他握手致谢,英国人有礼貌,拿着厨师也很尊重;而日本人就很野蛮,哼哼哈哈的,稍不如意直接枪杆子就上去了。


这一撂挑子,日本人就威胁疃里的村董,让他找我父亲一定接着去做,没办法父亲就回去了。其实真要说起来,他后来去干得也挺好的,但就是不开心,总觉得给日本人做事心里不是滋味。


我哥哥当时在上海做事,时常来信要父母带着全家躲到上海,但他们都不肯把老窝撂了,而且也觉得上海十里洋场声色犬马,不是个好地方,尤其不适合年轻人居住。考虑得倒是不糙,但是经日本人这么一逼,父亲就有点动摇了,到我念五年级时,老的终于决定离开威海,反正都认为日本迟早要投降,到时候我们再回来就是了。


们先坐大排子到烟台,去等能跑外洋的大船。出发时,我和妹妹站在甲板上看威海。我二姐嫁到刘公岛,所以打五六岁起,我就时常去刘公岛,但我从来没有回过头好好看看威海卫的模样,这回一看,哎呀!威海卫还真漂亮!那是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我还自顾自地说,这哪一年才能回来啊?就那么一直站着,直到看得那山影没了,我才进舱。


在烟台上了大船后,我们小孩倒没什么,但是老的好担心啊,害怕碰上美国潜艇,因为中国的海岸线几乎都叫美国封锁了,遇见兵艇就放水雷。现在的商船花花绿绿的什么颜色都有,但那时候日本人的商船却跟兵船一个样,全是灰色的,还不敢跑远了,净沿着近海跑。走到青岛崂山时,忽然有船员喊“SubmarineSubmarine!赶快回舱!封舱!艘船叫乐山丸,结果它从上海回程时,到底是叫Submarine鱼雷给打沉了。


日本投降的时候,好开心啊


到了上海,我继续念书。那时,吃的用的什么都缺。我有个朋友在仁济医院做实习生,经他介绍,我每到暑假也去做两个月。当时正赶上盟军反攻,美国飞虎队的飞机时常去轰炸上海,只要是日本政府机关之类的楼上都架着高射炮,但是人家飞得高,高射炮怎么打也够不着。有一次真的有炸弹下来了,我捂着耳朵,光听见的一下就没声了。过一会儿往外一看,嚯!四面八方的人,身上有血的没血的,全都灰头灰脸地朝医院跑来。


我在医院化验间管显微镜,给化验师数白血球(白细胞)。那里有个日本女护士长,人很和气。有一回我忽然看见她穿了旗袍,就好奇怪:你每次都穿西裙,怎么改穿中国衣服?后来才明白,她是怕盟军进了上海,叫当地人给打了,所以飞机一来轰炸,她就改穿旗袍装成中国人,好随时逃难。


有一天,那个护士长忽然过来叫我到底下大堂去。到了大堂,日本的医生、院长都立在前面,我站在他们后面,光听见前面有个喇叭哇里哇啦的,说着说着,他们低下头就哭起来。忽然间有能听懂日本话的中国人说:哎呀!日本人投降啦!日本人投降了?哎呀!当场我也哭了,当时那个兴奋啊,再也不用担心害怕了。外边鞭炮很快就噼里啪啦地响个不停,街上的人到处都是,都开心坏了,我满街地跑啊跑啊,那个情形到现在我都记得好清楚。


战胜利后的上海风景


和平(指抗战胜利)那年我念初一。那间学校在静安寺愚园路,跟威海名校育华同名。如果留在威海,我小学毕业后肯定升育华,所以我就是冲着这个名字去报考了那所学校。不过只念了一年,校舍就被业主收回,我又到东南中学,从初二一路念到高中。


和平以后,上海又是另外一种风景了。当时自己刚刚多念了一年书,视野和思维就不同了,开始留意起时事和政治。当时美国人也一下子进了上海,上海大都市嘛,又开放,见中国女孩子又搂又亲的,虽然那是他们的一种庆祝方式和表示礼貌的做法,但我都看不惯,感觉你制服穿在身上却整成那个样子,不成体统。


至于来接收的国民党军队,有好的,但也有些杂牌,他们对市民特别是对警察有种歧视。那些警察都是原来给日本人当过警察的中国人,他们也就是维持秩序的警察而已,算不上什么汉奸。但是军队一犯事,警察去管,他们就骂骂咧咧的,张口就是老子抗战八年么的,警察管也管不了,不管又不行。当时这种小冲突经常有,报纸上也经常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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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迅昭于八号警署宿舍外。摄于1953年。


这么一来二去的,年轻人就开始对国民党不满意了,对他们的腐败就有种仇视,老百姓对中共就开始有了好感。不过国民党也宣传共产党不好,所以那时候上海老百姓的心理好矛盾,很讨厌国民党,但对共产党多少也有点怕。后来内战越打越厉害,走在街上,热闹的地方他不敢,人少的地方军队动不动就拉夫。晚上戏园子外边机关枪一摆,电影一散场就抓壮丁,女人、小孩不要,专要男的。


我有个堂哥,跑船的,每次到上海都来我们家坐坐。有一回他就建议我母亲,叫我跟他上船躲躲。当时我哥哥姐姐有的都已经在香港了,母亲本来不舍得叫我走,但这一听也只能改主意了。我那时候也不想走,所以船到福州,我就留下来,因为我另外一个姐姐在福州。她是个商人,在天津、青岛都有生意,她也是不舍得走。等了不到一个月,一看不对啊,解放军过江了,所以1949年春天,坐上船我就奔香港去了。


学手艺没兴趣,跑船太枯燥也挺危险的


哥哥姐姐都是到香港避难的,我这一来,他们都很欢迎,不管到谁家都是随便吃,还给我零用钱。我也没有事干,而且也没有我爱好的事情,再加上也不懂广东话。


在上海念书的时候,我最喜欢画画。有一回看报纸,哎!中华青年会招美术生,学画广告。去到以后,我学得很有成绩。当时把我吸引去的,还有一条是毕业后给介绍工作。后来才知道其实是用这一招来骗人,当时全香港失业的好多,紧接着又来了难民潮,哪有那么多工作给你去做,所以我就不去白交那个学费了。


我姐夫有个姓解的朋友开了家ABC饭店,专做蛋糕和糖果,听说我没事干,就邀请我到他厂子里做食品。混了大概一个多月,我就感觉挺闷的,那不是我爱好的,而且那时候学徒人家哪有教的,都得自己偷师,有时候弄得没办法人家还觉得你碍事,所以我就辞职了。


当时成天蹓蹓跶跶地不做事,全靠哥姐接济,挺大个人这样下去也不是回事,后来我姐夫就帮我找了份跑船的工作。他以前是渣甸洋行(怡和洋行)在威海的代理,所以来香港后直接就进了渣甸,做一个比较高级的船务主任。跑船这一行风平浪静还好,要是碰上大风大浪也挺危险的。做了不到一年,船要上坞大修,我就趁机下来不干了。当时会几句英文而且有点门路的,都到兵船上去卖货,收入也挺好的,我姐夫有空也做这个。所以从船上下来,他就让我画画,他再拿去卖给洋鬼子,但我不喜欢这种生活,最后决定还是去考警察。


从来没把香港当成永久居留地


当时香港虽然遍地都是失业的,但好歹还有个威海卫警察的工作,专给威海人留着。有这么好的机会,我却等了三年才去考,关键是因为家里人都觉得我们只是暂时来避难,根本就没把香港当成永久的居留地。


我家老的都经历过乱世,大大小小改朝换代的事见得多了,凭经验想当然地认为等仗打完了就能回去,哥哥姐姐也都是这个想法,所以要当警察,没人赞成。尤其是我老妈对穿制服的最没好印象,因为以前的军阀、二狗子都成天一身老虎皮,叉着个腰,装模作样、张牙舞爪地去吓唬老百姓,自己的儿子跑来香港再去干这个活,她极力反对。


对于当警察,起初我也不乐意,因为我太留恋家乡了,总急着回去。在上海的时候,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我都看在眼里,很反感,虽然听了他们的宣传也害怕共产党,但我对共产党还是抱有希望,所以就在香港等机会,不想去当警察,但后来听说大陆总斗来斗去的,就很失望。当时也有人劝我移民,那更是我不愿意的。后来,吸引我去当警察,主要是因为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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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10月,香港警校威海卫班成立香港首个英式橄榄球队。图为全体队员合影,前排右一为谷迅昭。


从小就离开老家,结果到上海住了六年多后,还得继续往南跑。这一路离家越走越远,心里越走越委屈,所以一遇见老乡就很亲。来到香港,看见威海卫警察里好多和我一般大的年轻人,我就动心了,总想往老乡堆里扎,这个吸引我最大。最后虽然全家都反对,我也不管了,偷偷跑去考上再说。笔试那关,我们那帮三十多人大概只过了十个;体检那天,一百多人才取了六个。


香港警察的样板


1952年入学后好开心,都年轻人嘛。我们虽然叫威海卫警察,但里头有好多外乡人,山东西府(大体指烟台、威海以外的山东地区)的、青岛的、东北的,甚至还有上海人和广东人,都是冒充威海人考进来。我从小就接触外界,没有排外心理,只要是北方人甚至于上海人,我都拿他当老乡,所以跟大伙处得都挺好的。


威海人一般都长得高大,做事也忠实,英国人拿着威海人就跟他们的御林军似的,比广东人金贵得多,所以在警校里我们的受训科目要比广东警察多,特别辛苦。比如操长枪。当年的仪仗队都是我们干的,一定要用长枪,所以单是操练长枪就比广东人辛苦。另外,在枪技方面比广东警察多练一样轻机枪。其实机枪用的很少,但英国人希望我们都会使。每次操完枪,我两手都打战战,连端饭碗都发抖。


辛苦归辛苦,但没有白付出。我们山东威海卫警察起码在警容警貌上,在香港警察里面是最好的,仪仗队横直成行,好整齐。巡逻时走街上,腰板溜直的,靴帽整齐,皮鞋锃光瓦亮,对老百姓和游客都很和气,但也不失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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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雅丽珊郡主访问香港时,检阅香港警察仪仗队。


记得后来我第二次回老家路过济南时,跟当地官员还提起这一段。当时请我们的是全省警察的首长,吃饭哈(喝)酒很热诚,最后哈得醉哄哄的就聊开了,叫我给提点意见,不要怕不好听,尽管说真话。我就实话实说了。我说山东人在香港警察里都是样板,但就表面看,大陆警察一打眼都随随便便、懒懒散散的,一点威严都没有。有时还推个自行车,羊夹上挂个篮子,里头还有菜。你要是下了班穿便衣做什么都可以,但穿着制服你就是警察,拿个菜篮子算怎么回事?还有,我头一次回威海去警察局(公安局)报到,一进去满院子穿制服的,不是地下蹲着,就是找个地方蜷着,没有一个好好站着的,一个地方的警察也代表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这个好要紧啊!最后说得他们都不大好意思,堂哥急得在桌子底下直踢我。


多年以后,香港报纸说济南警察成了全国警察学习的榜样,我即刻想起当年这段往事,挺开心的。后来再回老家,看到威海的警察也很不错,特别是马路上的交警,一招一式做得都很好。


门手艺多条路


1953年正月毕业后,我被分到港岛交通部。当时香港的交通警察百分之百是山东人,冲锋队、山顶和总督府也都是清一色的威海卫警察。


初到交通部好不习惯。一去就给你穿上全套的警服,配好装备就跟着老警察出去指挥交通。当时指挥交通一天两班岗,每班仨钟头,我感觉好累。很艰难地干了一年,就调到港岛冲锋队,跟队员们坐冲锋车出去巡逻。市面上没事还好,一有事我们要最先到场处理,反正净是些上吊的、打架的、抢劫的,好事没有找警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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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年代初九龙交通部成立典礼,全体人员合影。


刚过了一年,就又调回港岛交通部。指挥交通要成天到外面风吹雨打日头晒,我就不大开心,寻思不干了。当时我们一块调回去的有七八个人,例见上峰时,主管上来就问我们谁会画素描草图。当时我对画画已经有相当根基,头一个就应承下来。主管就让我坐到一张台子后面,出了个题目,我很快就画好了。他拿去一看,好!以后这个位子就是你的。我一下子就开心了,其他人也好羡慕。


开始也没让我画太复杂的东西,也就是碰上改道时,写个临时交通告示牌而已,闲得无聊我就自己找事干。当时交通管制主要是跑马和打球,比如跑马,每次都人山人海,交通压力很大。我就画了张跑马场的图,接着又做模型,这样的话,再到跑马的时候,哪个地方需要摆牌,就一目了然。


主管见我又量又画的就很好奇,过来听我一解释,连称好主意,还打发人去把跑马地几个主要大厦给照下来,我再对照相片用卡纸把它们画出来,剪好后就做成地标放进去,这样那个模型就更完善了。香港另外一个主要交通管制点就是大球场。当时香港的足球氛围也好疯狂的,开场散场全都人山人海的,我也做了个类似的模型,实用效果都不错。


香港的标准车牌和第一条斑马线


以前的警察就跟个工作机器似的,上司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很少有主动去想办法做事的,上下级之间也缺乏互动交流,所以几件事干下来,主管就觉得我有点能力,也挺有点子,对我各方面都很赞赏。后来他又叫我搞交通展览会,在会场上布置微型马路,通过绘图教行人和车辆如何过马路,还组织宣传队到学校里做宣传,领着学生去示范。


现在的眼光来看,这都是些很初级的做法,但那时的香港,人走路都没规矩,车辆虽有规矩,但也不大遵守。特别是五十年代,外来人口激增,导致交通事故直线飙升,所以很有必要通过展览会进行宣传引导。每到要开展览会时,主管任由我自由发挥,我就猛画。虽然工作量很大,但我那时候年轻有精力,也有兴趣,一点都不打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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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迅昭在交通总部负责设计交通标志、路标及道路行驶手册等。


当年统一香港车牌的意见也是我提出来的,而且标准的规格式样都由我负责设计完成。以前指挥交通时,我就发觉香港的车牌大小不一,很不规范,后来我就去找主管,建议由我去弄个标准尺寸,他这一听就来兴趣了。根据我的经验,能让正常人在五六十尺的距离,一眨眼便能看见车牌号码就行,所以就以这个为标准。我画好之后,做了几个样板,接着就拿到车上做试验,结果很合适。后来上面就发出通令,要求香港所有的汽车车牌都照着来做。这是1956年的事。


香港第一条斑马线的选址,我也参与了。斑马线出现在英国不久,市政部门就想把它引进香港,但是具体放到什么地方,就需要仔细研究了。我对香港岛比较熟,觉得中环虽然交通繁忙,但每个繁忙的十字路口都有人指挥,所以没有必要设。接下来就是湾仔区,我本来想的是庄士敦道电车路那里,但细一琢磨,也不合适,因为每辆电车马路当中都有个月台,行人可以先过一半到月台上稍停,看看没有车再继续过去,所以过马路也不是太困难。剩下的就是轩尼诗道修顿球场外面,那个地方没有电车道,马路又宽,左右两面离十字路口也远,好多人都不耐烦跑到十字路口去听人指挥着过马路,基本上都从中间那个地方直接穿过去,所以那里很有设置斑马线的必要。


上面最终采纳了我的意见。接下来我又要参与教导市民如何按照新规则安全过马路,连着几个月与两名女同僚着便装行走在斑马线上做示范,以身作则引导行人,然后又花好几个月的时间去提醒违规乱走的行人,做这些都需要极高的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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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迅昭(左二)和两位女警着便装为市民示范使用斑马线。摄于19583月。


我眼里全世界都是好人


这么一路做下来,港岛交通部就不肯放我走了。后来我又做过电单车(摩托车)巡逻、交通事故调查和交通意外统计。做得太久,我就厌倦了,特别是不愿穿那身警服,所以就想到CID去穿便衣。但CID是人家广东潮州人的天下,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去。我就走个弯路,先申请去政治部,因为他们也是穿便衣的。进政治部也得先接受调查,好在我过往的记录都很好,所以压了一段时间最终还是批了下来。


我在政治部主要负责社团调查。香港有好多种社团,里面又细分为好多组织,很复杂。一到社团要搞活动了,上司就打发我们到现场,看看有没有黑社会或者政治方面的背景。当时这种调查都是明察,实际上也就是调查访问而已。


几个月下来,我感觉那些社团与政治也没多少瓜葛,所以每去一个地方,回来汇报的结果都是它们没有政治背景。我的长官就不满意了,说怎么全天下都是好人。我说人家本来就是好人嘛,总不能带生(故意)说他有什么不好或者特殊的背景吧,没有就是没有,我写的报告我负责。他又说你当警察的出去查人,应当首先怀疑每一个都是坏人才对。我说那我做不到,哪来那么多坏人?我眼里全世界都是好人。这么一说,他也没什么话说。不过那时候他对我还不错,每年都推荐我升级,但是升了级就得穿制服,所以我都放弃了,还是希望能有机会到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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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迅昭在粉岭学习驾驶机动三轮摩托车。


如愿调入CID学校(即香港警察侦缉训练学校)


这么个弄法做下来,就几乎没多少有政治背景的社团了,所以后来政治部就把社团的监管业务全部转给各个分区警署,并把我们这帮人全分到警署的侦缉部里当便衣警察。不过当时的便衣警察差不多全都沾黄带黑有外快,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开销,所以人家并不乐意接收。岂知我还真不稀罕那个东西,坚决不去,所以就把我调去查新人。


查新人就是对新加入的警察,不论什么阶级,进行各种背景调查。我不管到哪个部门,虽然开始什么也不懂,但一摸它几个月就能很熟了,查新人也是这样。凡我经手的调查事项,都能交代得一清二楚,我们的头头还把我汇总的报告当样板,要求其他同事都照着我的方法去做。


香港警察隔三岔五就要调岗,到要重新调整的时候,负责来见人的英国人警司一见面就叫我到环头(即警区)去,地方由我挑。他是我以前在交通部的老朋友,我曾经帮他做过好多事,所以这次想回报我。


过我谢绝了他的好意,他当场就愣住了,怎么人家都想去的地方你反而不去?我说如果你想帮我,就把我调到指模部或者记录房。他一下子就笑了,觉得我真没出息,给条财路都不去。不过我为什么不喜欢到环头,他心里也有数。当年我母亲最反感警察这行,但我考上了,她也没办法,很严肃地跟我说,当了警察你就给我好好的,别弄歪的也别闹怪的。我都答应了下来,所以我做了一辈子,直到退休也没闹怪的。


来那两个地方我都没去成,而是调去看守行为犯。那时候我参加过一个侦缉训练班,教官是个中国人总督察,两个月下来,我就跟他混熟了。当时他正好负责CID学校的筹建,因为英国人校长还在美国FBI训。筹备时我帮了不少忙,筹备一结束,我就托他帮忙把我调进去。校长回到香港后,也觉得很需要一个能写会画还能制作幻灯教材的,但是通不过布政司这关,因为这个学校从上到下设置多少岗位配多少人,早都定好了。后来实在没办法,校长就给上边打报告,把我借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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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迅昭(右一)于交通展览会上。摄于1958年。


警察生涯中最开心的二十年


CID学校资料室,我专门负责制作训练教材教案,也包括仪器设备的管理使用。对我来说,这份工作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以前的东西,完全是新的,不管什么东西我做出来的就是标准。我是头一个过去的,每份文档都是由我创建的,因此他们都说我是开荒牛


过这份工作属于专给别人锦上添花、抬轿子,好多人都不愿意干,但是我很有兴趣。早上九点上班,我每天八点就到,我甚至连大假都不舍得休,工作就是我最大的娱乐。校长也很看重我,一有机会就推荐我升级,但是升了级就得调走,所以我都谢绝了。后来有个警务处长得知我在这个岗位上干了那么多年,还惊得当场跳起来,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这份工作我干起来也是游刃有余,太轻松了。同期警察部其他部门,比如警校,是十二个人做资料室的工作,而我那部分长期只有我一个人在做。那些校长和教官们一提个什么要求,我很快就能构思成型,即刻就给他弄出来,所以他们都很奇怪。有个英国人副校长还一本正经地叫我去申请护照,退休了就去英国,我在家里干,他到外边拉生意。


当时每任校长离任时都交代下去,说阿谷很重要,所以新校长上任例见职员时都不看我,英国人凡是不看你,就说明对你充分信任。第四任校长是个中国人,起初对我印象一般,但得知我的工作内容和每天的工作量后,态度立马变了。再以后他拿山东人很尊重,一到下班就让我搭他的车回家,还时常跟我拉家常,甚至连家里的私密都告诉我。当年学校还从英国请来个总教官,年纪比我大,职位也挺高的,后来我跟他也极好的。所以我这辈子没功没财,但是交了几个好朋友,也好富足。


CID学校没有我的编制,所以每任校长还要连着给上边打借调报告。来到要退休了,我的退休时间又被一年年地往后推。本来香港警察五十五周岁就得退休,但我干到五十九岁了,校长还是不舍得放我走,自己跑到人事科,要求给我再延长一年。不过那次人事科不答应了,因为我差几个月就满六十岁了,没法再推了。最终我在CID学校干了整整二十年,那二十年我可以说连病都没生过,真是好开心,一眨眼就过去了。


多年后的一天,CID学校忽然叫我回去当面商量个事。去到以后才知道,香港警察正在开展为大陆希望工程筹款的活动,他们觉得之前我画的好多画,很能代表CID学校,就想把它制成圣诞卡和首日封,但警务处长认为涉及版权问题,就要求一定要作者本人签字确认同意才行。我这一听,觉得真是多余。签完字我还订购了几十张,也捐了几百块钱。


在我的记忆里,家乡永远是最美的


们这一代做警察的,好多都不是很情愿的。比方说我,从小就被那个时代所逼迫而离开威海,但从来没断过回家的念想。在我的记忆里,家乡永远是最美的,我现在住的地方,就是我在政治部出去搞调查的时候相中的。当时我才三十来岁,一到大埔就喜欢上了,因为依山傍海的,很像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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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获得联合国人居环境奖后,谷迅昭所做的《威海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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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迅昭的思乡之作,表达了对故土深深的眷恋。


陆还没开放时,就有老乡隔三岔五地回乡探亲。一回到香港,我都想法子即刻见个面,生怕过了夜他们身上沾的家乡味就没了。虽然我老家已经没亲人了,但我寻思能家去摸摸那个地方、嗅嗅那里的空气也好。正好我外父(岳父)是上海人,我就借故申请回上海,但政治部不批。又等了好多年,外父病了,政治部就批准了,但又警告我回去不准这样那样的,甚至连报纸都不能随便看,而且只准去上海。回到上海一看,外父身体还可以,我也不理政治部的警告,赶紧让舅子买火车票回老家。


到了烟台那天赶上大风大雨,回到威海天已经黑了,伸手不见五指,晚上点蜡烛吃饭,灯影还跳啊跳的。当年我离开威海头天晚上点的是火油灯,也是灯影跳啊跳啊,没想到我头一次回老家又是灯影在欢迎我,好开心又好伤感。当年我十一岁随父母举家移居上海,五十年后从香港孑然一身独自回乡,老是一股子怨气顶在心口,老是那个泪在眼眶里转悠……


威海市政府来香港开威海卫警察联谊会那天,市长都来啦,我还记得他叫孙述涛,我也荣幸地受到邀请。到场后,忽然间来了个好年轻的女士,很开朗也很斯文:哎!我坐谷先生旁边吧。我看了她一眼,也没敢打招呼,她也奇怪我怎么没反应。后来我俩慢慢聊上了,越说越近乎。我提起我认识侨办的一位蔡女士,叫蔡君丽,当年我家去的时候,她陪我出去转,好辛苦好热情。哎!那不就是我啦!”“啊?!当场吓我一跳。我说这都十几年前的事了,你怎么越来越年轻!真没想到今天坐在这儿的是你,真是不好意思。哎呀,她笑,我也笑。


就是这样,思乡之于我可说是刻骨铭心,虽然现在我已年达耄耋,但仍然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回去继续见证故乡之蜕变,更望儿女孙辈知道自己的根源--山东威海卫。


2010331日于九龙沙田大会堂)



转自《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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