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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20年代至1950年代, 大连边防检查站, 大连公安局, 抗战, 抗战后, 辽宁

在大连公安战线的日子


--作者:刘玉照口述 杨民青整理


我叫刘玉照,今年八十五岁,是名老八路,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大连地区参与了公安战线的一些创建工作,曾任大连边防检查站第三任站长,现为辽宁省军区第一干休所离休干部,师职待遇。


乘帆船从掖县到大连


192310月,我生于山东掖县(今莱州市)驿道镇东周廷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父亲单独一人闯关东,在大连当裁缝,母亲在家侍候年迈的爷爷。后来,奶奶死活不让母亲到大连,让她尽孝道照顾老人。父亲只好回到家乡务农。我九岁那年,父亲刚刚三十二岁,七十多岁的爷爷和父亲同时病倒,家中无钱医治,只好看着他们爷俩在九天之内相继去世。后来,叔叔也因贫病交加去世。于是,我们家出现三个寡妇,母亲和奶奶、婶子一道,带着我和妹妹苦苦挣扎。小脚的母亲和男人一样,下地犁田、锄地、收割。尽管家里很困难,可母亲农闲时,靠做小鞭炮、烙火烧、纳鞋卖赚钱,断断续续地供我读了四年私塾,使我成了有些文化的人。


亲生性好强。记得爷爷、叔父、父亲去世后的一天夜里,村里一个品行不端的人,偷偷爬进我家。母亲发现后,高声叫喊,我拿起门闩朝那人头上抡去,那人一声惨叫,头上鲜血直流。母亲毫不相让,上前抽起那人嘴巴,直到邻居赶来,将那人抓住。


我稍大些,便成了一家人的顶梁柱,以务农为生。日寇侵占山东后,爬进我家的那人当了二鬼子,成了伪军。按照村里乡亲们的规矩,每逢过年,家里有人当八路的,挂红灯;家中有人当二鬼子的,挂棺材。人们给他家挂了棺材,他们一家人抬不起头来。为这个原因,那人不得不听从了家人劝告,脱离伪军,从此学做好人。这事使我从小立志,要参加革命,赶走日本鬼子,建设自己的国家。


1943年初,我在当地参加了革命工作。当年215日,经人介绍,我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我曾任东周廷村民兵队长,组织民兵训练,送适龄青年参军,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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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中国成立前夕,作者身着大连公安人员服装留影。


1946年夏季的一天,组织派人告诉我说,要我们几个人到大连执行一项任务,没有说要我们到大连长期工作。因此,我对家人只是说:到外面看一看。好在平时家人只知道我在外面做事,对我加入中共一无所知,对我这次外出,没有多问。谁知,此一去,我便离开了山东老家。


们一行五人,由一名支部书记领队,他怀里揣着中共掖县县委开具的秘密介绍信。在当地一个小码头,我们上了一条开往大连的帆船。船在海上行驶了两三天,风大浪高,大家只好趴在船上。


经过艰难航行,帆船来到大连甘井子、黑嘴子一带海域。那天雾很大,帆船好不容易才靠上岸。我们来到中共大连市委和市政府的秘密接头点,找到了先期到大连的本村党员肖志荣,与组织接上了头。我和肖志荣早就熟悉,我是他在老家山东的入党介绍人。他来大连后,先是在市政府,后来调到金县公安局。


一起来大连的五人中,后来只有我留在了大连,其他四人,不知什么原因,都回到了掖县老家。当时,我被安排到市政府的一个合作社工作。这个合作社义上是搞对外贸易,从南朝鲜购进汽车及零件等,实际上是中共地下联络点。真正的任务是积蓄党的力量,秘密发动群众,开展反奸反霸,求得人民群众支持,在国民党接收大连之前,使我党领导的市政府站稳脚跟。


合作社条件很是简陋,我们吃住都在社里,夜里睡在桌子上。尽管这样,我们的生活仍比大连老百姓好得多。当时的大连贫苦百姓相当艰苦,大多数人家吃了上顿没下顿,能住上板夹泥房屋,就很不错了。许多人到了冬天,还露宿街头。


来,我才逐步了解清楚。日本投降以后,中国根据美、英、苏签订的《雅尔塔协定》,与苏联签订了有关议定,协议规定,苏联在旅顺不仅有驻扎权,还在大连地区实行了军管,大连成为所谓的国际自由贸易港。


当时,中共大连市委的任务是,收缴日伪武装,接收日伪政权,建立人民政府。国民党在大连一直没形成足够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乘机抽调山东一部分力量,分赴大连工作,我便是从山东调到大连的一员。


资料记载,至1946年,大连地区人口为103万。其中,日本侨民占了21万。当时的大连社会治安混乱,各种政治势力角逐激烈,情况复杂多变。日伪时期的军、警、宪、特分子,不时组织武装力量,进行抢劫暗杀和暴乱活动,有时他们自相残杀,为的是嫁祸于人,挑动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关系,制造社会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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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46年,作者到大连时的秘密接头人肖志


中共领导的大连公安系统,是1945118日,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的中共大连市委、市政府的决定成立的。开始时听取了苏联红军的建议,公安系统名为大连市警察总局,这一称谓不仅与国民党政府的机构相同,连我公安人员的服装也与国民党警察局人员一致,帽徽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现在的人们听来一定感到诧异。共产党领导的公安人员,怎么戴上了国民党的帽徽?


实,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这是中共东北局的正确措施。为的是使我党公开与秘密、合法与合理的斗争方式相结合,以适应当时复杂的斗争形势。不料到了文革,这些都成了大连公安系统招降纳叛靠敌人的罪状,不少老公安人员受到牵连、迫害和打击。


解放战争时期,大连地区曾先后称旅大地区、关东地区,含旅顺、大连、金州、普兰店、貔子窝。清末民初,旅大地区先是被沙俄侵占,日俄战争后,被日本占领长达四十年。我到大连前,日本侨民陆续归国。19451125日,中共领导的大连市警察总局成立后不久,为区别与旧警察机关的名称,大连市警察总局,以及所属县(市)、区局,一律改称为公安局。大连公安局下辖旅顺市、金县、大广场(现中山)、水上(寺儿沟)、西岗、沙河口、甘井子分局和消防局。翌年,增设岭前、大连港、大连县公安局。


青壮年绕道朝鲜参军


1946年秋,我合作社调到政府的工作队,到寺儿沟贫民区组织发动群众,进行反奸反霸斗争。上级告诉我们,工作队的任务是把贫苦群众组织起来,把日伪时期汉奸恶霸的住房分配给群众。当时,人民群众对共产党不太了解,况且,日伪敌特和汉奸恶霸的气焰十分嚣张。


们工作队到寺儿沟的一年前,当地曾发生了震惊大连的田中杀人抢劫案19451230日,原日军宪兵田中、平野、若浦三人,闯进日本人早川家,枪杀了早川及其妻子,抢走了六万余元。十多天后,这三人又勾结日本人山田,来到日本(今胜利桥)的白俄罗斯人彼得罗夫家,抢走其家中的大米、白面、毛料等贵重物品。


同年3月,大连公安局岭前分局组织我公安人员对田中等人实施围捕。我公安人员包围了田中等居住的逢坂町,躲在暗处拒捕的田中、平野击中了我公安战士宋元德,宋当场牺牲。


我公安人员与日本暴徒进行了近一天的对峙。暴徒为制造更大的社会动乱,纵火烧毁了楼房,乘机分散逃跑,来到老虎花(今大连动物园)集合,田中逃到了瓦房店。平野在枪杀我公安战士后,被我公安干警当场击毙。这一事件,当时在群众中一度造成恐慌,担心日本人会卷土重来。


当时的大连,贫富差距巨大,别墅、洋房、楼房、砖瓦房等,均被日本人和汉奸、恶霸占据,众多贫苦百姓住的是风来透、雨来漏的破烂泥棚。寺儿沟到处是龙须沟,到处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叫花子


194693日,我们在寺儿沟召开了两万多人参加的群众诉苦大会,斗争了汉奸徐永昌、高维专、寇仁泉等,大长了群众的志气。不过,仍有一些群众对分配汉奸恶霸的住房心存疑虑,不少人对得到合住的洋房、别墅,内心无比喜悦,但迟迟不敢搬进。


们工作队发动秘密党员和积极分子,带头搬进新居。有人带了头,群众中胆子大的人也跃跃欲试,有的不敢大白天搬入,就乘黑夜搬入。慢慢地,群众开始了大规模的搬家运动。但是,也有的群众仍然每天提心吊胆,生怕哪一天日本人回来秋后算账。工作队的任务完成后,我被留在寺儿沟公安分局工作。1947年春,我任寺儿沟公安分局第一分所副所长,1948年春,升任第一分所所长。19491月,我被调到寺儿沟公安分局,任治安行政股股长。


为帮助群众消除顾虑,大连公安局抽调一大批公安干警,参加了群众的搬家运动,帮助群众搬东西、装车。还与有关部门组织了乐队,奏乐庆贺群众乔迁之喜。


在寺儿沟期间,我们公安局的另一项任务是,送优秀青壮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动员适龄青壮年中的秘密党员和积极分子带头参军,支援东北前线。那时动员参军,有的是靠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有的则是靠行政命令,带有某种强制手段。因为怕有些人中途逃跑,送他们去部队时,有的不得不持枪解送。


日本投降以后,在辽南地区,除大连被苏联红军军管外,不少地区为国民党力量控制。国民党还控制了主要的铁路干线,以及黄海、渤海的海上通道,对大连实行极为严密的交通和经济封锁。因此,大连地区几乎被国民党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被送往前线的参军青年,不得不依靠苏联红军的海上交通工具,通过鸭绿江或朝鲜海岸通道,绕道我国的安东、图们等口岸。


记得,在寺儿沟,有一家四弟兄,除一人被我们安排在寺儿沟工作外,其他弟兄三人被我们动员参军到了部队。他们那批就是通过海上通道,乘苏联红军的一条船,经朝鲜到达吉林的。


当时的大连社会还不稳定,人民群众在战乱中生活。参军的人,有的过了一两年,不知何故又返回大连,他们的妻子因生活所迫,有的不得不改嫁他人。一个我送走的退伍兵,回到大连后来找我,要我还他已经改嫁的老婆。我只好对他说:我也没办法让你妻子再回到你身边,现在,你只能再找一个啦!


在大连边防检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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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49年,作者的工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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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中国成立前夕,大连水上公安局人员的着装。


19496月,我被调到大连市金县公安局,任治安行政科副科长,1951调大连市委党校学习文化,本来计划在那里学习两年,达到初中毕业水平。然而,朝鲜战争爆发了,我们这些学员被调出参加实际工作。


我被分配到大连市水上公安局,先是任检查科科长,1953年任大连边防检查站站长。我是第三任站长,前两任站长分别是王善兴、陈潜。我的继任--第四任站长张克同志,后来曾任大连市公安局副局长。


连边防检查站从1946126日建立时算起,到2008年,已走过六十二个年头。现在的大连边防检查站大楼耸立,管理着大连港、造船厂、黑嘴子、大远、海运、香炉礁、大连湾、新港等口岸,是我国北方重要的边防检查机关。


当年我在那里工作时,一切还都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大连地区处辽东半岛南端,三面临海。光复以后的19461月,大连市政府在黑嘴子设立了大连海口检查所,这应该是我党领导的全国最早的边防检查机构了,而此前,全国重要口岸均在国民党的势力范围控制下。此后不久,我党相继在旅顺市、大连县、金县建立了海口检查所,这也应该是我国最早一批口岸边防检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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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50年代,作者在大连边防检查站的一次会议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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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950年代,大连水上公安局人员合影。中排左一为作者。


连边防检查机构成立之初,名叫大连港公安分局,不久,改称为水上公安局。1946228日,大连市水上公安局接管了原来由苏联红军管辖的大连港五十二个哨位,正式担当起了大连港行政警备和沿海码头的船舶检查、管理任务。虽然一切业务都是崭新的,但是,大家在摸索中前进,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这以后的几年间,大连边防检查站共查获敌特分子285人。检查员李长金、李秀凤侦察和破获了代号为西瓜皮国民党军统特务刘云臣。


李秀凤是位女同志,后来调大连公安局工作,与我老伴在一起工作时间比较长,她们多年一直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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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连边防检查站检查员李秀凤


当年,大连公安系统颁布了《船舶管理暂行规则》。这个规则规定:苏联军用者外,凡属关东地区(笔者注:即大连地区)之船舶及外籍港船舶,一律遵守本规则,进行船舶登记。规则对船舶进出、船舶变更与打捞、港内规则、船舶丈量检查、处罚办法等都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使我边防检查有章可循。


边防检查站的任务主要是,掌握船舶、船员、旅客情况,检查违禁、危险物品,维持港口治安秩序,保障商旅进出安全,防止敌特侵入和破坏。因当时只有公安系统,没有安全部门,因此,包括边防检查站在内的公安系统,还担负起了隐蔽战线任务。


据我所知,早在1947年,为更有力地打击日本、南朝鲜、国民党派遣或潜伏特务,公安系统在中山区、岭前区等地,建立以经商为掩护的秘密据点,除派侦察干部外,还在社会上物色和选择了一批有特殊社会关系的人员,从事秘密战线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关系多为单线联系,只有很少人知道。


我在边防检查站工作时,就曾派出数人,以经商身份建立秘密联系点。为了取得斗争主动权,有的秘密联络点从美国领事馆、教会、反动会道门、日本侨民、贸易公司中,物色一批社会关系复杂的人员,通过他们取得有价值的情报。


在大连边防检查站工作期间,我认识了一位曾在香港工作的船员。这位船员是长期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我和他熟悉后,得知了他的身份。向组织报告后,调查认定了他的党员身份。他告诉我说,在上海某大学有一个姓杨的潜伏国民党特务,后经多方侦察,证实情况属实。据说,那个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在厕所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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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950年代末,作者夫妇在北京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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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950年代,作者与同事参加选举。


在大连公安系统成立之初,公安人员实行供给制,以月计时,以粮代薪,以苞米斤数计量,据资料载:1946年,总局正副局长为130斤,分局正副局长、总局正副科长为120斤,抗日战争的老警士为80斤,警士、饮事员为75……”


到新中国成立前,旅大公安系统干警的薪俸标准如下:副师级、总局局长为关东币18000元,旅级、副总局长为17500元,团级、市县局长、总局科长为16000元,营级为15000元,连级为13500元,当时,副连级的县、市级局的副科长为12500元,而战士则为70008000元不等,整个系统人员收入差距比较小。此外,公安干警和战士还享受免费医疗待遇。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依然实行供给制。管吃管住,发生活津贴。记得干部每人每月津贴为2万元(相当现在2元),随军家属每人每月18万元。当时每人18万元钱的生活费,已经能够生活。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一个学徒工的工资也就是18万元人民币。那时的生活水平很低,每天能吃上苞米面饼子、稀粥,就基本满足了。


解放后,我们的工作条件一直简陋,但工作热情相当高,对自己要求相当严格。大连公安系统时常进行思想检查和教育活动,我们挣两万元津贴时,出门上街多靠走路,舍不得坐车。有一次,我们业余时间到体育场看足球,结束后,为省一千元(相当现在一角钱)车费,我们从体育场走回大连码头。大连边防检查站,长时间只有一台美式吉普车,均是用来公务执勤,没有任何私人用车现象。


连公安系统改为公安部队时,上级照顾有家眷的干部留在公安系统;没有家属的干部,基本都划归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当时,我没有将山东的家属接到大连,因此被划入公安部队,编入人民解放军序列。


1954年,我作为大连边防检查站的代表,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边防检查会议。会议期间,我们参加了五一观礼,见到了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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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950年代末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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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960年代初,作者与母亲及女儿在大连。


连边防检查站,后从解放军序列,划归地方公安边防系统,现隶属于辽宁省边防部队,其新站址位于大连人民路65号。


1959年,我因心脏病离开工作岗位,组织上送我到北京检查治疗。19644月,上级正式下达我离职休养命令。19658月,我被安排进入旅大警备区第一干休所,从此,成为沈阳军区第一批进干休所的离休干部。1980年代,随着解放军百万大裁军,旅大警备区撤销,我所在的干休所,现改称辽宁省军区第一干休所。


得以自慰的是,解放后,年轻守寡、将我从小拉扯大的老母亲,被我接到大连。我只有一个女儿,在北京武警部队医院工作。我上年纪后,因多病,生活难以自理,家中无人照顾,老母亲被我妹妹执意接回山东老家,老人在那里度过了幸福晚年,于199710月无疾而终。



转自《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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