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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50年代, 反右, 干部下放, 重庆市渝中区


母亲当过下放干部"


--作者:何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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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龚兰,有一张摄于1958年的老照片:她抱着刚割下的一大捆谷子,表现出丰收的喜悦。据母亲说,这张照片曾在当年四川省林业厅办的《下放干部成果展览》中展出过。从照片上看,我母亲满面笑容,喜气洋洋,正表现出那个大跃进年代人们的精神面貌。不过,在这表情背后,我母亲却另有一些难以忘却的记忆。在她晚年,我多次与她聊起那些往事,她陆续作了些讲述。


那张照片,是母亲在当下放干部时的留影,当时他们好几位下放干部都以这个姿势各自照了相同的照片留作纪念。


现在提起下放干部,年轻一些的人许多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有的人会以为是文革中按照伟大领袖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最高指示去那个所谓五七干校的干部,很少有人还记得甚至完全不知道下放干部1958年出现的专有名词。


当年曾流行过这样一首儿歌(当然是由大人代笔写的),我们小学音乐课曾唱过:

 

小斑鸠,咕咕咕,

我家来了个好姑姑,

同我吃的一锅饭,

同我住的一间屋。

白天下地搞生产,

回来扫地又喂猪。

妈妈问她苦不苦?

她说不苦不苦很幸福。

要问她是哪一个?

她是下放的好干部。


现在网上居然有文章说这是歌颂四清工作队的女干部的,完全错了。


下放干部,是在1957反右派运动之后开展的又一项大规模政治运动。19582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认为目前占我们为数一千多万宏大干部队伍的大多数年轻干部,一般都没有经过或基本上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群众斗争和劳动生产的锻炼,为了建立起一支有阶级觉悟和业务才能的,经得起风险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应该有计划地组织动员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到工厂、农村去参加体力劳动,到基层去做实际工作。


《指示》指出,干部到基层主要是农村参加劳动,全国总数已超过100万人,已经下放和准备下放的干部大约有300万人左右。(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142页)


《重庆市志》记载了两则在这个文件下发之前已经下放的情况:

 

1958年)27  中共重庆市委在重庆大学召开大会,欢送各高校、科研机关首批下放到市郊农业社参加劳动的教授、讲师、助教、科研人员、行政干部共489人。


214  市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265人下放到九龙坡区的马王乡和建胜乡的13个农业合作社劳动锻炼。(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重庆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344—345页)


另据《重庆市市中区志》记载:

 

1958年)325  1月份开始,全区分4批下放干部396名,其中380人下放到南桐矿区和江北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生产劳动,有16人下放基层。(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重庆市市中区志》,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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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本来是重庆市税务局托儿所的幼教老师,两年前响应号召调去支援林业--到队部设于重庆的中央林业部森林调查第三大队办托儿所。按照中央那个文件中所说的需要下放的是知识分子年轻干部中没有经过革命战争(即没有当过兵打过仗)、没有经过群众斗争(即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斗争)、没有经过劳动生产的锻炼(即出身于非工农劳动者家庭),这三个条件她都占齐了,再加上当时我父亲已被打成右派,因此她虽然家里有四个年幼的子女(最大的我正上小学二年级下期),也只能规规矩矩听从安排去当下放干部


她是1958三八节后被作为她所在单位的首批下放干部到重庆远郊南桐矿区(后改称万盛区)农村去的。因森调三大队机关人少,他们几个下放干部是跟重庆市市中区的一批教师一起下放的。


南桐矿区是重庆南边邻接贵州的高寒山区,除了煤矿以外,农村十分贫穷。他们下去后,按要求必须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过,因当地农家简陋狭窄的居住条件限制,同住根本不可能,他们只好集体住宿,但吃饭则是分派到每户农家去吃。我母亲被分派到一家工属(农妇的丈夫是矿工)家去吃饭。


工属应是当地农民中经济条件较好的了,但仍吃得十分简单,有时是煮的带糠壳的饭,咀嚼时满嘴嚓嚓响,难以下咽,吃下去后解大便很困难,有时就是一点菜叶子加几粒米煮的清稀饭,农民可以吃几大碗,而我母亲却只吃得下一两碗,当然就得饿肚子了。


他们去农村后,要参加各种劳动,挖地是挖那种板结得很硬的土,还要栽秧、挞谷、挑水……我母亲最紧张的是背当地那种高高的尖底背篼走山路运送东西,她个子矮,那背篼几乎有她人一样高,路上累了要休息时不能放下背篼,只能靠拢一处岩壁或大树,把背篼的尖底搁到地面,让身体减少负重,手上撑一根棍子保持平衡,喘几口气再走。更叫人提心吊胆的是有时一段路两边都是悬崖……


每天从事这些繁重的劳动,却吃不饱,可以想见生活的艰难。那时还没到大饥荒时期,但是下放干部们就先已体会到了挨饿的滋味。带队领导事先就一再警告他们:不得上街去吃饭,农民会认出谁是下放干部的,影响不好。当时的这些下放干部都很老实,加上又是在反右之后,谁敢不听党的话”?一般也就不敢上街去吃饭了。有时饿得实在不行了,我母亲才和一两个同事相约,悄悄在天黑以后去乡场上买点东西吃。直到他们那批下放干部饿得许多人都病倒了之后,领导怕出事,才把他们集中到南天门农场自己开伙。


我近年读到《吴宓日记续编》第三册(19571958),才看到日记里记载,1958年这个全民大跃进的年份确实已经开始出现了饥荒,而且是在重庆郊区北碚的高校与附近农村。在吴宓213日的日记里记载,他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校内食堂近日全体留校学生,三餐皆粥,省粮以助在乡劳动师生之日食。员工公共食堂此四日中,亦无米饭、面、馒之供应……”36日记载一教师从乡下回来告知的见闻:农民五日中,仅食干饭一餐,余皆粥,菜以辣椒、泡萝卜为主……教师之往农村锻炼者……皆患食不能饱,劳苦不胜。所说的教师之往农村锻炼者,指的显然就是下放干部了。在615日日记中又记载了一友人来访时所述:述乡间农民穷饿劳苦之情形为自昔所无,近日以糠、麸及玉黍杆磨细为食,小儿兄弟姊妹间,为一颗干胡豆而争打;至于展览会中之所见,报纸之所登,皆伪造之宣传。((均见《吴宓日记续编》第三册,三联书店20064月第一版)吴宓日记中记载的农村饥饿情况,正是我母亲他们那些下放干部亲历饥饿的同一时期。


在我母亲他们下放期间,一些被定下了右派罪名的干部也陆续被押送下来了,右派不同于下放干部的是,右派是来劳动改造,而下放干部是来劳动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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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母亲留下很深印象的有这样一件事——


一个右派分子,是重庆城里一所中学的教师,下来后,在这里的下放干部中找到了他妻子(也是一个教师),夫妻俩在妻子住处小聚,妻子煮了一顿饭给丈夫吃。此事被领导知道了,马上召开了批判会,要那位当妻子的作检查,因为她没有同右派丈夫划清界限。那位可怜的妻子只好痛哭流涕地作了沉痛检查


事后不久,因一些干部又累又饿病倒了,而当地又缺医少药,于是,经领导批准,包括右派在内都可以请假回重庆城里去看病。回城当然就可以改善一下生活了,于是一些人就想办法装病。


那位右派教师也想趁机回城去改善一下生活,但他身体好,怎么装病呢?他就用红药水涂在草纸上,谎称痔疮发了。于是他也获准回城看病。临走之前,他又怕妻子担心他的病,对妻子悄悄说了他是装病的事。不幸的是,这位妻子因前一次的教训,再也不敢不跟他划清界限,马上把丈夫装病的真相报告了领导。于是这位右派丈夫被禁止回城,并遭到批判。丈夫遭此打击,气得扬言要去把妻子杀了。在这种情况下,就由组织出面,押着那位丈夫跟妻子办了离婚手续。


许多年后,我母亲听熟悉的人说,那位丈夫的右派罪名得到了改正,子女也大了,看到父母双方都一直没有再婚,就都希望父母复婚。但是他们父亲心上的伤口太深,坚决不同意。这个家庭终究未能破镜重圆。


谁能想到,那照片上满面喜悦的下放干部心中,还藏着这些苦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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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保存下来的老照片中,有一张是他们首批下放干部欢送首批回队的小余、绍清(她在照片背面写下了这些说明文字)的留影,照片上她在前排中间,左右二位女士是区委干部小叶和小学教员小王,后排男士都是森林调查第三大队的青年干部。


1959年初,母亲在当了光荣的下放干部十个月后,终于得到通知结束下放,但是,这时森林调查第三大队已从林业部下放到四川省林业厅,重庆的队部机关撤销了,母亲和最后几个下放回来的同事被要求直接去已迁成都的队部报到另行分配工作。母亲只好匆匆路过而不是回到她久别的重庆城内家中,将家事全部托付给外婆,带我们四个孩子去照相馆照了张合影,然后继续背上行李,首次乘坐成渝铁路火车,老老实实去了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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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821

改定于重庆风江阁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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