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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60年代至1970年代, 黑龙江德都县二龙山屯, 上山下乡运动, 知青

我的兵团生涯


--作者:徐小斌


从来没人把我划入知青作家的行列。有时候谈起来,对方便无一例外地怀疑着:你也去过兵团?我说岂止去过,我是真正的最低层,干最苦的差事。对方依然满脸疑惑。

后来我才知道,这疑惑并不因为我显得多么年轻,而是我身上缺乏某种痕迹,某种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知青痕迹。这种缺乏大概是因了我当时的不投入。或者说,是与生活本身的一种距离感,这距离感来自我的性格--我似乎从小就是个很自闭的孩子。

所以当我看别人所描写的兵团生活,总有些茫然:难道这就是我曾经历的一切?!

美国精神病学家常常在催眠疗法中加入带有欺骗性的精神暗示,效果往往明显。我从来对于记忆、历史一类的词怀有强烈的质疑。我可以无语,但我的底线是,不会去跟着重复某种约定俗成的谎言。

有些事,有些细节,终生难忘。

但更大的事,牵涉到宇宙与生命的事,需要更长时间的思索。

这,大概也是我一直不愿写知青岁月的原因之一吧。

接到约稿才恍然:原来伟大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四十年了。

过去我觉得三十年弹指一挥间什么的完全是一种夸大其辞的精神幻觉,可是面对四十年,我再度无语了,也许是失语,甚至是永久的失语。

我只能断断续续地把残存在记忆中的往事讲给你,全当故事听吧。



第一次出远门:行程三千六百里


去黑龙江的时候,正当十六岁的花季


从照片中我看到自己当年的尊容:松松垮垮的一身蓝制服,短辫子,白边懒汉鞋,当然,胸前还有一枚像章。瘦弱,苍白。没有任何花季的意象。连花骨朵儿也算不上。


早就想远离家庭,自认为是上山下乡成全了我,所以,刚刚宣布了去兵团的名单,我便匆匆去销了户口,回来后才告诉家里人。别人犹可,父亲听后陡然色变。后来听母亲说,他长吁短叹了一夜,彻夜未眠。我听罢并没什么反应,只是悄悄告诫自己,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动摇,那时我常常看《前夜》、《牛虻》、《怎么办》一类的书,对十二月党一类的人充满崇敬,最讨厌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可惜的是,我骨子里实际上是个儿女情长的人。


那时家里很清贫。父亲虽是教授,无奈养活一大家子人,大学毕业的母亲早早便退了职。从小,我只穿姐姐穿剩的衣裳。这回出远门儿,母亲亲自陪我去买衣物,我已经很满足了。收拾行装的时候,想着一种未知的新生活,心里暗暗地激动。


离京那天的场面很壮观,值得载入史册。北京站红旗飘扬,大红语录牌上俨然写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车站上人山人海,比肩接踵,当高音喇叭里传出:知识青年同志们,你们就要离开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希望你们在屯垦戍边的战斗中,为人民立新功!……”的时候,车上车下哭成一片,颇有生离死别之感。


因为有戴红箍的工作人员阻拦,家长们被围在列车的白线之外。这更加重了悲壮感,真是哭声直上干云霄。奇怪的是我始终流不出眼泪。大概当时只有我和一个绰号老齐头的女孩没哭。父母遥远地向我招着手。母亲大声嚷着:快看看你的钢笔是不是忘带了?!这时火车已经鸣笛,我忽然发现人丛中有卖冰棍的,于是示意父亲帮我买根冰棍儿,父亲买了整整一盒,请戴红箍的人转交。火车开动了,我捧着那盒冰棍儿,清清楚楚地看到父亲的泪,这才感到一阵痛楚。过了天津,大家已经摆脱悲痛开始玩敲三家儿,我却忽然意识到这一去就是三千六百里之外,想回家可不那么容易了。想到这个,心里涌出一股极大的悲伤,眼泪差点落下来。心情沉闷,后来吃盒饭的时候又受了凉,到了傍晚便开始呕吐,两天一夜的火车我吐了一天一夜,眼前不断出现父亲含泪挥手的一幕,火车则以震耳欲聋的单调音响向北疾驰,渐渐地,刺骨的严寒笼罩了我的整个身心。


第一战役:水里捞麦子


当车轮终于停止转动的时候,我模模糊糊地看见进来两个农民打扮的人,一式的黑棉袄裤,腰里别着烟袋锅,都是弯曲的罗圈腿,一个个子高些的自我介绍说:我是咱一营二连的指导员,叫张国泰。又指指旁边的瘦小个子:他叫陈方,是副连长。顿时整个车厢鸦雀无声地呆住。--临来时军代表曾介绍这里的连级干部都是现役军人。


我幸运地成为连干部第一个关注的人,因为张指导员紧接着说:听说有个病号,坐牛车走吧,其余人步行。咱这疙瘩穷,也缺医少药,大家伙儿将就着点儿吧。于是我被大家推举出来,指导员看看我,又看看连长,嘟囔了一句:咋这么小呢?这么个小豆儿?满十三没?


好不容易到了连队,只见天苍苍野茫茫之中屹立着四排砖房。背景是一片黑土地。进得房中,只见两排光秃秃的大通铺,尽头是个装手提包的壁角。从那天起,来自五个城市的38个女孩子便挤在了这两排大通铺上。


正值九月。因为是农忙季节,仅休整了一天便下了地。下地前连里向新战士做了动员,是另一位副连长,绰号大喇叭同志们,今年是十年未遇的特大涝灾,前两批来的同志都表现非常好,已经在没膝深的水里捞了好几天麦子了,希望你们向他们学习,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打好麦收这个大战役!……”


清晨,集合号吹响了。我们走向那片黑土地。太阳像一团朦朦胧胧的红雾悬在地平线上。有人带头唱起《兵团战士之歌》。沿着田野,沿着群山,铸起那钢铁的战线,英雄的队伍阔步向前,去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啊,光荣的生产兵团,英雄的生产兵团,当年开发过南泥湾,革命传统代代传。一手持枪去战斗,一手握镐来生产,毛泽东思想哺育我们,永远战斗在反修的最前线,战斗在反修的最前线!”……应当承认,那歌还是蛮悲壮的。


果然是在没膝深的水里捞麦子。但是气氛很热烈,红旗招展,不断地有啦啦队鼓劲儿,人也便像疯了似的往前赶,好像命都不顾了。糟糕的是我即使不顾命也追不上人家,跌跌撞撞地在后面跟着,机械地挥动着镰刀,一会儿功夫,整个儿人都让汗水湿透了。连里的指标是一人一天包一根垅,那一根垅,是整整十四里长啊。


中午是老牛车送饭。因为涝灾,面粉都变得又黑又粘。馒头看上去像是一团泥。还有菜汤,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后来知道是饮事班在值夜班时打翻了煤油灯,煤油流进了菜汤里。


那天收工后,全排的女孩子们都瘫倒在床,一动也不想动了。但大家很快就知道,这一切不过是刚刚开始。


青山之行


我们所在的那个县城叫德都县,又名青山。而我们连队的前身则是个劳改农场,叫二龙山屯。从刚来的那天起我们便向往着去一趟县城。麦收之后终于如愿了。


头天晚上大家便准备好。主要的目的自然是拍照片。离京前每人发了一套行头:一套军棉袄裤,一件军棉大衣,来了以后又发了一双黑色棉胶鞋。那时全民都有尚武习气,只要是草绿色的,大家便引以为骄傲。谁知到了连队之后忽又接到通知,说是这套行头是卖不是送,因此需要每月扣除一部分工资以还债。仅军大衣便是36元,这笔钱在当时不能算作小数,因此大家怨声载道。好不容易把钱还完,又赶上连队放假,自然想出去转转,拍张穿军大衣的照片,也不算白交了那36元钱。


那时已是深秋,到处一片萧瑟景象。风已冷得刺骨。我们距县城38里,没有车,便学当地的老职工,截了一辆拉砖的卡车,一路咣荡着迎风而去。


这小小的县城使我想起电影《龙须沟》。刚下过雨的地里到处一片黑泥,寥落的几家小店铺肮脏阴暗。我们到唯一的一家照相馆照了相。每人两张:一张全身,一张半身,都借了带五角星的栽绒帽。一周之后寄过来,确实有人照得很好。但我的那张却是闭着眼,脸似乎也有些浮肿,无论如何不能算是精神。


那天我最关心的是吃。当时青山到处卖一种油酥糖饼,确实很好吃,我们每人都买了不少。中午,我们在小饭馆里吃饭,那还是到东北后第一次吃上米饭,后来才知道,也是唯一一次吃上米饭。那大米好吃极了,雪白香糯,嚼在嘴里口感极佳,余香满口。菜是茄子肉片、烧豆腐和猪肉炖粉条,都是极大的块,极多的油,虽然烹调技术不敢恭维,总算是吃到一次正经的炒菜。


在东北的五年间我只去过一次青山县城。至于糖饼,倒是托人买了几回,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味道不如第一次好。


女生排众生相


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脱离了学校还叫男生”“女生。总之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定,大家都习惯于这么叫。关于排的划分大概是很讲究的。那时的阶级观念很强,加上形势十分严峻,(此问题后面再详谈)因此分为持枪排农工排农工排实际上又分两个档次,我被分在那最低一档里,叫做女生七排


七排有38个女孩子。按照三个女的一台戏的说法,应该说是够热闹的。排长陈叔丽,天津老高二学生,22岁,瘦削精干,前额上过早地长出几道很深的皱纹。她的确很能干,要求别人也很严格,不通融,眼睛又尖,嘴又损,从不饶人,因此时间一长,民愤极大。副排长高明倒十分可爱,101中的69届毕业生,一个高个子的北京姑娘。据说,她父亲是驻瑞典的大使。不过她身上没有丝毫干部子弟的气味,非常朴实,人缘儿极好。一班长绰号葫芦,上海人,据说出身不错,人也很有些小聪明。二班长绰号万吨,取万吨水压机之意,因为太胖。不过公正地说,她胖得并不难看。一张娃娃样的脸还很经得起端详,她是双鸭山知青,干活十分泼辣,吃得多,吃相又不那么十分好看,因此很让秀气的上海姑娘们瞧不起。三班长王燕是北京工人的女儿,长得憨憨厚厚,干活时很能下死力气,只是很有些倔脾气,但奇怪的是她不管有多么生气,从来不会用大声说话,说话总像耳语。而四班长朱秀英也是北京69届的,但是看上去像是长我一辈,后来才知道她小学时曾连降两级。


有几个姑娘怪怪的,很有特点:第一位就是北京姑娘张眉。那时干部子弟仍然扎堆儿,张眉一副来头不小的样子,小矮个儿,大头,最奇怪的是她虽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看身段神情,俨然已是成熟妇人。看她的脸,有一种特殊的美,一双很大的眼睛,一半都被长长的睫毛遮蔽着,永远都从睫毛下看人,她的嘴,生动,美丽,性感,总是艳艳的,能讲一口纯熟的吴侬软语,据说她出身于一个影视世家,这在当时,是很有些神秘感的。后来又听人说,她在京时便有一个小圈子,她大概是其中的皇后,永远神圣不可侵犯。那些高高大大的男孩子都乖乖对她俯首称臣。来到这里不久,她又恢复了皇后气派,总有人前呼后拥地服侍着,她从不进食堂打饭,从不去连部领工资,从不去井台打水,就连干活时也总是把头脸捂得严严的,生怕晒黑了。而日常需要的一切,自有人去安排,她只消使个眼色,或者努努嘴,一切就全有了。


第二位是上海姑娘陈玉美,远远看去俨然一位美人,在那个时代算是打扮得很出色的了,经常穿一件当时很时兴的闪光劳动布外衣,孔雀蓝的毛线勾花领子衬出雪白的脸,艳红的唇,且身材十分婀娜。近看稍差一点,因为有满脸的雀斑,一双近视眼虽大却不明亮,翘起的小嘴巴里隐隐看见两颗大门牙,尽管如此,陈玉美仍然算是相当出色的。与张眉不同的是,陈美非常能干,扛二百斤的麻包上跳板是常事,连最棒的男生也不得不服。


乔小华乔小林是两姐妹,却有很大的不同:姐姐小华墩墩实实,一副劳动妇女的样儿,妹妹小林却是北京城里有名的圈子(女流氓),长了一双笑眼,并不漂亮,却很有经验。几年之后因为与双鸭山青年袁平做爱被当场抓住,成为全团名噪一时的人物。再就是大云子和小豆子。大云子叫王风云,个子比旁人高出一头,满脸的壮疙瘩,会唱许多黄歌,据说也是圈子一流人物,辈份比乔小林还大。小豆子虽身高仅一米四几,却生了一副妇人态,一扭三道弯儿,笑起来声音有如一串乐谱儿,叮叮咚咚的带劲。虽是小个儿,谁也不敢惹她,其泼其辣无与伦比,耍起嘴来大云子乔小林之流也要甘败下风。


对面是女生六排。持枪排。漂亮人儿居多。头一个是二班长何小冬。真正的天生丽质,一张白里透红的桃花脸,嫩得连汗毛也看不见,水汪汪一双眼清澈见底,顾盼生辉。真真是唇不点而含丹,眉不画而横翠。这样的美人儿却是不爱红装爱武装,于美丽中更有一股英气,性格也很泼辣。(关于她的泼辣后面还要提及)其次是申五一。五一皮肤黑黑的,一双大眼睛总喜欢执著地盯着人,高鼻梁和秀气的嘴唇都显示出一种聪慧和高贵,她不爱多话,性格倔强。有点男孩子劲儿。比她更像男孩子的是北京姑娘孙勇,旗人。一张俊俏的脸,一开口就是莺声燕语,却生就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人称假小子。此外还有北京李燕、上海李燕等等都是人尖儿,各有特点。


这些女孩子的青春无一例外地留在了这片黑土地上。


军事演习


公元1969年的冬天,黑龙江大雪封山,冰天雪地。到处都是一片战备的狂热。毛泽东的语录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写在了连队的土墙上。动员会开了几次。几乎每个人都相信战争就在今冬明春打响。


我却是个例外。很奇怪,或许我脑后真的长有反骨,每当所有人都相信什么的时候我却总是产生质疑。每天的早请示晚汇报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时候我都是只张嘴不出声。成天背的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准备打仗,心里却有个声音发出相反的呐喊:打不起来,肯定打不起来。


同志们,我们刚刚获悉苏修空投特务已在附近着陆。副连长大喇叭的声音在朔风里飘响:我们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抓住外国特务,保卫祖国边疆!……现在,目标,北河套,跑步前进!


我全身的弦儿都绷紧了。苏修特务?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朦胧的睡意一下子消散了!从小就受到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在起作用了!一股热血在心头萌动。我拼命地跑,不断用笨拙的大棉手套揩去挡住视线的白色冰霜。狂风奋力地掀起厚厚的积雪,然后把它们扬向整个世界。塞满乌拉草的棉胶鞋踏出一个个黑洞洞的大脚印,然后,又迅速被大雪淹没了。


突然,脚下一滑,我忽悠一下落下去。是个松软的大雪坑。还没来得及出声,暴风雪就没过了我的胸口。我拼命抓住一根老树的枯枝。


卧倒!狂风刮来断断续续的口令。


我仰起头,看到夜空中并排驰过三发照明弹。


喂,已经喊继续前进了,你怎么还不起来?要冻僵了!


一个苗条的黑影,一步窜到眼前。压低的栽绒帽子下面,是两道秀丽的燕翅般的黑眉毛。


是高明!我得救了。


东北的大烟儿泡真叫冷!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严寒。仿佛五脏六腑都冻得凝结在一起,连语言动作也冻僵了似的变得迟缓。前几天,气温竟低达零下52度!就连最不把老天爷放在眼里的大喇叭也下令停工一天。这天凡是外出的人脸上都冻起了大泡。戴口罩的就更惨了。一揭口罩,竟生生能揭下一层皮!几天后,化脓流水,奇痒难熬,不少人脸上都留下了暗褐色的瘢痕。


喂,是七排副吗?一个黑影挡住去路,听声音正是大喇叭。


是我。什么事?


你马上集合女知青,到连部开批判会!


?!


快点!刚才一排一班的林杰把我给打了!这件事性质严重,要马上处理!


林杰?不可能!到底为什么?


今晚是连里布置的军事演习,事先没通知各排,目的是考验大家。我化装成外国特务蹲在8号地桥墩子底下,没想到一排一班那帮楞小子,妈了巴子的!黄朋上来就把我给扭住了!林杰左右开弓,打了我好几个大嘴巴子!……


看到他那气急败坏的样子,我忍不住扑哧一笑。


笑啥?一点阶级感情也没有!大喇叭瞪了我一眼,依我看,这是林杰搞阶级报复,谁不知他爹是驻外大使?哼,里通外国……”


副连长,我觉得你这么讲毫无根据!我敢保证,林杰肯定不是故意的,大家都是出于对苏修特务的义愤,这可以理解……”


高明同志,你不要总是袒护你们北京知青,你……”


这根本不是什么袒护!高明的声音朗朗的,在风雪里特别好听,你应当有点涵养,我觉得为这件事开批判会,只能降低连干部的威信!……”


……他就白打我了?大喇叭像刚遛完场的马似的呼呼直喘粗气。


你就当他是打苏修特务呗!高明咯咯笑起来,反正开批判会,我们七排不参加!


那次批判会没能开起来。不过,后来大喇叭还是报复了。因为一件别的事。


秃子队



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灌木丛绿了。水泡子上面的冰层融了,露出了寒冷而美丽的蓝色。


春风里,兵团战士们在播种,送粪,踩格子。姑娘们用各色纱巾把脸裹得严严的,远远望去,像是黑色沃土上盛开的报春花。


在整个漫长的严冬,我们没有煤烧。大喇叭说让大家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战胜严寒。开始大家还在簌簌发抖中背顺口溜:渴时想想上甘岭,饿时想想老红军。冷时想想罗盛教,热时想想邱少云。可后来想谁也没用了,屋里的冰柱已挂了满墙,每天都面临着冻死的危险。没办法,只好去雪地里扒豆秸烧。消耗一大堆豆秸只能烧开一壶水,因此喝开水成为我们最大的奢侈。有几天,井冻了打不上水,只好喝些半开不开的雪水。每个人的嘴唇都干裂着,最无奈的时候,甚至有人喝过涮尿盆的水。喝水尚且如此,盥洗就更成了大问题。几天不洗脸是常有的事。洗头洗澡就更别想。有跟老乡家熟的,耐不住就到老乡家洗一回。一个冬天下来,不少人长了一头的虱子。于是以高明和何小冬为首,九个美丽的女孩都剃成了秃子。这在当时的兵团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


天气渐暖之后,女孩的秘密渐渐败露了。譬如有一回,我和高明出去办事,高明刚刚摘了帽子,便有小孩子跟在后面起哄:一男一女笑嘻嘻,赶快拿出照相机,咯嚓一下没照好,照出公鸡和母鸡!……高明气得回头大喝一声:公鸡是你爹!


秃子队闹的笑话层出不穷,直到引起全连男女知青的一场大战。


春播时节换班吃饭。申五一借调到机务排帮忙,急着吃完饭去接班,一头扎进人头攒动的卖饭窗口,伸长胳膊把碗塞进去:仨馒头,一个汤!


哥们儿,排队嘿,夹塞儿买肉吃了不好受哇!


一只硬梆梆的大手一把抓住五一的肩头。


干什么?!看清楚点儿!耍什么流氓!五一可不是好惹的!她有一张著名的利嘴。黑皮肤,尖下颏儿,一剪了头发,和男孩子一般无二,难怪猴子认错了人。


你他妈说谁哪?猴子是一排一班的,叫侯二生,也是全连把尖儿的小伙子,哪吃过这个亏?特别是当着众人,更不能灭男子汉威风:谁让你剃秃子,你们这帮女的真他妈给北京人丢脸!啐!他用筷子使劲敲着碗,这年头儿的事儿真是瘸子屁股——邪了门儿了!


一排的几个男知青跟着起哄。


你说话嘴干净点儿!五一急了,我看你这纯粹是皮球掉在汤锅里,说你是混蛋你还满肚子气!


轰地一声全笑了。猴子恼羞成怒,竟动起拳头来。两个人撕掳在一起,一时间,劝架的,看热闹的,说怪话的,食堂里乱成一片。


直到黄朋进来大吼一声:猴子,你吃错药了?跟女的打什么架?!


猴子虽然气得满脖子紫筋,可还是辨得出班长的声音。他撒开手跳起来。班长,她……”


废什么话?!干活去!


慢点走,一班长!高明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她紧绷着脸,声音十分严厉,今天的事,你回去要处理!男生动手打女生,这在全连还是头一次!这个风必须刹住!侯二生必须向申五一道歉!


七排副,事情没这么简单吧?黄朋居高临下,连看也不看高明,难道你们排申五一就没责任?还是大家都做点自我批评吧。


说完,他拎着手提饭盒扬长而去。整个食堂的男知青 像是听到什么号令似的,不约而同地跟在他身后,呼啦啦地走了。猴子还回头冲着高明一笑。


不像话!高明怒气冲冲,我马上向连里反映这件事,姓侯的不当众道歉,这事儿没完!


秃子队的所有姑娘都义愤填膺,直挺挺地站得像一支支上膛的枪。


从那时起,高明和黄朋再不说话,全连的男女知青也互不理睬了。


两次住院


在兵团,有好长时间我都是在病中度过的。我的胃本来不大好,到了寒冷地带就更加胃酸过多。一年到头似乎没什么真正感到舒服的时候,重病却仅有两次。第一次的直接起因来自家里寄来的包裹。我把香肠分给众人,大家都没事儿,却唯独我吃之后上吐下泻不止,最后终于被送至团部医院。第二次更严重一些,据别人后来告诉我,当我被背上二八车的时候,手指甲已经乌紫,平时要好的女伴已经在哭,认为就此再也见不到了。


但我的生命力实在很顽强。譬如第一次住院,不过是到团部刚打了一针便缓了过来。打针的是个男护士,也是知青。101中的,个子很高,总穿着一双大皮鞋,老远就听见动静。我当时处于半昏迷状态,清醒过来之后,我觉得很难为情。我从小在一个封闭的家庭环境中,朋友很少,几乎没接触过什么男孩子。上学之后就更自闭了。那时北京学生严格地分男女界限,男女生之间根本不说话。因为我身为少先队副大队长,与男性队干部谈工作时竟然用写纸条的办法--不敢大胆开展工作--几乎每次提意见时辅导员都这么说。


可我对那个男孩的感觉很好。他也很关注我,虽然不怎么说话。每天每天,他总是很守时地来看我。本来我以为他对所有人都这样。后来才发现不是那么回来。他对有些人很防范,对我却很例外。大约是因为当时我看上去比同龄姑娘小很多吧。病友们也都略去我的名字,小孩儿小孩儿地叫我。


第二次住院没再见到那男孩子,听说是走后门儿当了兵。病房里的人却依然叫我小孩儿--是两个同龄的东北姑娘。对我,她们倒是满热情,可两个人之间却像乌眼儿鸡似的,恨不得你吞了我,我吃了你。


告诉你,小范可不要脸了!双市有名的烂菜花儿!你知道,她和刘大夫……”高个儿的小彭趴在我耳边叽咕。


所谓刘大夫其实是个本地的男护士,小眼黄牙,一副瘴头鼠目的样子。不知哪点值得姑娘们争来夺去。


矮个儿的小范常常穿着内衣在病房里走来走去。我真佩服她的御寒能力。


小彭的皮肤又糙又黑,可她也有笼络刘大夫的办法。每天在杯子里泡一个酸梨--据说凉水泡酸梨是刘大夫最爱吃的东西。


刘大夫,小心酸倒了你的槽牙--槽牙倒了可不好镶哇。每当小彭用兰花指捏着削好的酸梨柄,羞羞答答地塞给刘大夫的时候,小范便在病房的另一头叉着腰,嚷着。


我牙倒了,你着什么急?!刘大夫的声音比酸梨还酸十倍。


于是,小范冲过来,一面用拳头擂他,一面用最动听的声音发着嗲:该死该死!坏刘大夫!


于是,小彭那黑呼呼的眼眶里便像要喷出火来。


一天半夜,我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惊醒了。悄悄把被子打开一道缝--小范床上一张男人的脸!我差点叫出声来。但我立即认出刘大夫,与其说是用眼睛,还不如说是用感觉。


我用被子死死捂住脸。我还只有十六岁!未谙世事,却先目睹了这么一场丑剧!我只想哭,想失声痛哭。


凌晨时分,刘大夫拿着一支体温表走到我床边。我大被蒙头,不理不睬。


小姑娘,快试表吧。狼葫芦似的声音。


一只被尼古丁熏黄的手握着体温表伸过来。我抬手一挡,体温表悄然无声地碎了。


刘大夫勃然大怒:好你个不识抬举的!你个小北京油子!你就这么金贵!好,我们这庙小装不起你这大菩萨!你走吧!今天就给我走!假条儿也休想让我给你开!


我不要假条,现在就走!我反而坦然了。


那时我虽然还处于某种混沌状态,但心里确确实实有个准则:被掠夺的一代人,什么都可以失去,但不能失去正直和纯洁。作为人的正真和作为一个女孩子的纯洁。


远的北河套


出院之后,我的身体越来越坏。后来发展到每天凌晨4点泄肚的地步。厕所距宿舍百米开外,我需要顶着寒风百米冲刺,往往来不及穿更多的衣服,只在内衣外面裹上军大衣,但黑龙江的冬天实在冷得难以想象,那风像尖刀一般从大衣的缝隙里钻进来,刺得全身剧痛,现在回想起来我依然毛骨棘然。这样持续了整整四个月,人瘦成了一根竹杆,自觉求生无望,索性洒脱了一些,不再注意排长的脸色什么的,也不再像初来时那般玩命干活儿。那时我常常悄悄写一些诗,或怀念友人,或怀念家乡等等。譬如有这么一首诗:挥泪别朋九月中,金风瑟瑟霜叶红。相对无言强欢笑,回眸一望泪溶溶。……写了很长,大根有七十多行,写时很动感情。每天的早请示晚汇报固然依旧,我的思想深处却早已产生背离的危险。我深深地怀疑上山下乡的意义,怀疑曾激起我们热情的一切不过是一场骗局。这种想法日趋成熟,成为埋在我心中的一个巨大的秘密,即使在斗私批修的时候也决不吐露分毫。


不知从何时始,风变暖了。阳光变成一片片金色的流苏。美丽的水泡子,白晃晃,蓝晶晶,唱起昔日的歌。灌木丛在风中沙沙作响,发出和声。每一棵树里似乎都流动着新鲜的血液,旧的、枯萎的一切沉沉睡去,新的、有活力的将开始呼吸。


夏锄大会战开始了。


北大荒的太阳竟然也很毒。全身都像被火烧着了似的。这一锄下去,连龟裂的土地也蒸发出灸人的白烟。每一粒灰尘都可以随时爆炸。我不停地揩去挡住视线的汗水,这是苗,那是草,别搞错了。


我们这次提出的口号是:大雨小干,小雨大干,不下雨拼命干,宁肯死在地头上,也绝不死在炕头上!昨天,大喇叭在誓师大会上念决心书。


对,活着就要拼命干,死了埋在黑龙江畔!全连打雷般的声音。


我强睁被汗水浸红的眼睛朝前看,漫无边际的沃野,有许许多多的红点点在远方飘动,那是一排一班的红旗。送饭的老牛车将缓缓走向那里,中午的饭又吃不上了。


我后面只剩下全连闻名的后进战士大云子。你这么玩儿命干嘛?悠着点劲儿,他们也不能把咱们吃了!


大云子脸上的厚粉被汗水冲成了道道细沟,她怪模怪样地笑着,竭力不露出左边那颗金牙。


怪不得人家都说你嫩得一掐冒水儿,真是个小可怜儿!我要是有你这副小模样儿,早到陈发根那儿泡假条了去了!那小子见了漂亮小妞儿就压不住火儿!


你少瞎说!我拉着长锄拼命往前赶,大云子在一边笑弯了腰。


嗬,还挺正经哪,告儿你,别瞧现在男男女女都装正经,不出两年,哼!大云子掏出块花手绢擦汗,脸上的粉被汗一染,显出一种难看的青灰色,瞧这老阳儿,真受不了!这两天晒得都脱皮了!不成,我得找陈发根开假条子去!


看着大云子汽油筒似的背影,我想起大喇叭在做动员报告时说过的那些让人肝儿颤的话。一人一天包一根垅,包到头儿!谁也不许接谁!过去俺们连有这种情况,这给某些同志造成了一种依赖性!都吃一样的大糙子饭,咋不能干一样的活哩!……到不了头,哭也得给我哭出来!


远远的哨声。全连都在吃饭了。可我被拉下这么远!……前面的凹地里,隐隐约约像是个水缸,哦,是的,每隔四里路有个水缸,说不定还剩半缸清水呢。不,就是浑点儿也没关系,就是渗着毒药我也认了!


走到了,我欠起脚尖儿趴在缸沿儿上看--空了。只剩下一口渗着泥沙的水底子,还不够猫喝的呢。只好把水缸翻倒,像只狗似的钻进去,趴在那儿啜着,舔着,泥沙卡在嗓子眼里也不在乎。眼睛被汗水杀得又涩又痛。


这时,呼悠悠的热风一下子转了向。天边那朵乌云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云层里,响起一阵阵低沉的闷雷声。我的头发被一股骤然的强风高高掀起,紧接着,又被突如其来的暴雨淋得透湿。


我机械地锄着,一刻不停。不断地用舌尖舔去流到嘴里的咸滋滋的雨水。身上的衣服变成一层冰凉沉重的铠甲。一阵大风,我的上下牙齿不由自主地磕碰起来。


天渐渐黑了。


北河套,你太遥远,太遥远了!!


鬼故事


冬闲时候,我们三班倒做颗粒肥。每人拿着个木棒子,在转动的大铁筒上有节奏地敲打着,为的是肥料不粘在铁筒上。转着转着便有人提议:我们讲故事吧。于是大家每人讲一个故事。久而久之,姑娘们终于发现我讲的故事最精彩,而且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于是我在排里威信大增。每天都有人求着讲故事,尤其是上海姑娘李敏、刘月琴等人,更是视故事为命,不听一个晚上便睡不着。


我讲故事倒是确有些渊源的。自小学一年级开始,每次班会老师都让我到讲台上去讲故事,而她则坐在我的位子上休息。开始时我不过是讲爸爸讲过的那些童话,可日子久了,故事都倒空了,为了不让同学们失望,我只好现编故事,慢慢地,竟能编得很圆,滴水不漏。这,大约就是当作家的前奏吧。


自那时起我的境遇竟有很大改观。为了听故事,姑娘们帮我洗衣叠被打饭钉钮扣……我简直变成了一个专业故事员。那时的夜晚常常停电,我们便把家里寄来的腊肉和地里捡的黄豆炖在一起,炖上满满一锅汤,姑娘们围得里三圈外三圈,轮换着喝汤听故事。这大概是我们去兵团后最惬意的事了。当时风行关于梅花党绣花鞋的故事,各种版本很多,我现编的徐氏版本很受欢迎,因为有结尾。有一天,我正在大肆渲染绣花鞋里那种神神鬼鬼的氛围,忽然停电。周围的人一下子似乎变成憧憧鬼影,我本是想吓唬别人的,倒先被自己吓住,惊叫一声,扑上炕去,谁知我这一声惊叫立即引出连锁反应,大家惊叫着做鸟兽散,在黑暗中有人踢翻了水盆,叮咣乱响了一阵,接着又有人亲眼看见一个黑影从壁角窜出,更加重了恐怖的气氛……直到第二天天亮,才发现某人的水盆里泡着一个巨大耗子,大家又惊叫起来,感叹报应不爽。后来刘月琴出来承认她昨晚在饼干上撒过耗子药,大家才魂灵归位。


到了第二天,一切又从头演过,日复一日,兴致勃勃,连排长陈叔丽也加入了听故事的行列,尽管时不时地做一些迷信瞎编之类的批评。


大喇叭挨耳光


初到连队时,连排领导们进女宿舍从不敲门。有一回,张眉正在擦身,连长推门就进,大家地一声,幸好北京李燕反应快,一侧身挡住了张眉,才赢得了喘息时间。张眉暴跳如雷,穿上衣服便冲到连长面前讲理,后来索性用上海话大骂起来,骂得几个上海姑娘都为之咋舌。连长自觉理亏,拂袖而去。六排姑娘何小冬等过来打听,都为张眉不平。


几天之后,大喇叭又如法炮制了一回,恰恰撞上了何小冬。何小冬倒没那么罗嗦,大叫了一声:你出去!大喇叭还没反应过来,她的一记耳光便干巴利落脆地扇将过来。那一声震天动地,六、七两排同时听到,我们立即涌到六排门口,看见大喇叭正捂着脸站在那儿,何小冬一张桃花脸绷得紧紧的,柳眉倒竖,杏眼圆睁,裹着个棉制服在呼呼喘粗气。


这样的局面不知僵持了多长时间,后来大喇叭终于反应过来,指着何小冬大喝一声:你好厉害!咱俩看看到底谁厉害!大怒而去。大家都为何小冬担心,小冬自己倒十分坦然,无非是批判会之类的,他敢开,我就敢给他当众下不来台!!后来还真没开成批判会。第二年,何小冬走后门当了兵,连里很痛快就放了人,大家都说和那一记耳光有关。小冬一走,六排走了好几个人,于是六排与七排合并了。


挽救失足青年


果然如大云子所说,两年之后,连里男女青年开始交往了。随着交往的加深,开始有了被称作爱情的东西。但是这个词在那个年月绝不代表一种美好。倒是恰恰相反,好像与作风不正、甚至流氓一类的词儿很靠近。


乔小林和袁平是连里头一对尝禁果的。也是合该倒霉,恰逢那时师里正派了两个管理员来连队蹲点。一位姓曲,一位姓李。两位管理员堪称为中国扫黄的鼻祖,对此等事情深恶痛绝,于是大会小会不断地批斗,甚至劳累一天之后还开会直到深夜。有一天,三班长王河燕开会回来,软软地倒在了炕上,问她,她脸色苍白地说:什么叫卵子?说得小豆子捂了嘴咯咯地笑。


大约曲李两位是负责补上生理卫生课的。一个月下来,开会者们变得心事重重。乔小林倒像是没事儿人一样,显然是经过修炼的。那位年轻些的曲管理员,常常到排里来转,可惜那时张张眉何小冬一流的人物已经走掉,没人再敢扇他的耳光。偏有那贫嘴刮舌喜欢在领导面前讨巧的爱跟他穷逗。他越发得了脸,更频繁地来,直到发生了吴玉事件,团里派他去处理,他才又兴致勃勃地走了。


吴玉原也是我们连队的,中学时和我一个学校,是校宣传队的主力,她和一个叫石芳芳的女孩合作演出《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她唱石跳,很是天衣无缝。常常把大家感动得涕泗横流。吴玉后来进了团部宣传队,又调到广播室当播音员,许多人羡慕得了不得。可是万没想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就是因为当了广播员,竟酿成了一场大祸。


广播室只有她和一个绰号烂酸梨的男人,有一天,趁着没人,那男人强奸了她,事情就这么简单,可是却在全团引起轩然大波,材料发得遍地都是,而且写材料的人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把整个强奸过程写得纤毫毕现,不厌其详。全团的人差不多人手一册,快赶上老三篇了。这样的压力对于一个年轻姑娘来说当然不堪忍受。可惜那时太小,很多事情不懂,其实真应当在她最危难的时候全力地帮助她。她被折磨得只剩了一口气,离开兵团的时候,她妈妈来接她,头发在一夜之间白了。后来,她上了石家庄的一家纺织厂当工人,一直过着离群索居的日子,再没回过北京。


差不多在吴玉事件的同时,连里也出了事儿:一天深夜紧急集合搞军事演习,连干部们查铺时发现一排一班的林杰的半导体扔在铺上,打开一听,正是莫斯科和平与进步广播站在播音。这下可坏了,林杰因为偷听敌台的罪名而被全师游斗。斗臭之后回连负责扫厕所。十冬腊月,天气寒彻骨髓,我们常常看见林杰在用镐头凿厕所里屎尿结成的冰,凿一下就要偏一下头,以免那冰碴儿子把脸刺破。那时因为欠收,连里一直吃粮票,林杰如此大的劳动量,粮票却只有大家的一半。我们看不过去,都攒了粮票集在一起,由高明悄悄送去。每月我剩的粮票最多。


一年之后,林杰走后门当兵了。离开连队时他已骨瘦如柴。


南京之歌


当年,在许多知青歌曲中,有一首叫做《南京之歌》。毫不夸张地说,《南京之歌》覆盖了整整一代知青。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金色的扬子江畔,有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


迎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我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前面的道路是多么渺茫多么漫长,沉重的脚步深陷在偏僻的异乡……”


每天每天,我们扛着锄头去上工,心里在哼着这首歌。这首歌的旋律使人心里流血。后来,我们又听到了关于歌曲作者的传说……


据说他叫任毅,南京知青。文革前是个多才多艺的学生。绰号“11”(11号是纳,化学元素中最活跃的一种)文革中他下乡到江苏农村,创作了这首南京之歌。这首歌曲调悲怆,正好与当时的知青心态相符,于是不径而走,传遍了大江南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凭着一首南京之歌,任毅走遍天下也不愁衣食。然而万没想到,莫斯科广播电台播放了这首歌。并且重新配器,采用了男声小合唱。苏联把它叫做《中国知识青年之歌》。此事后不久,任毅被捕了。


当时传闻很多。我们那儿的说法是:作者被枪毙。赴刑场的时候,他的女朋友赶到,两人抱头痛哭之后,女的在男的之前喝毒药而死。讲述人讲得有凭有据,不由人不信。信了之后就更颓丧。南京之歌的确有涣散人心的作用。


那时,凡不经过营连排三级批准就回家探亲以逃跑论处。70年之后,逃跑的人越来越多。有一天,北京李燕接到一份电报,上写父患结肠癌速归,李燕哭了一通,立即去请假,回答是大忙季节一律不准假。晚上,李燕把我叫到上铺,商量如何逃跑的事。当时张眉小冬她们已走,我便成为李燕唯一可以信任的朋友。商量了好久,最后决定第二天清早走。第二天,大家还在梦乡里的时候,我俩便起了床,到外面很顺利地截了一辆二八车,一直把我们拉到团部。我们买了一张中午的火车票,李燕向我借了五十块钱,我摸摸兜里只剩了十二块,于是倾其所有请她吃了一顿饭,她说这是她到兵团以来吃到的最好的饭,后来她走了,我们俩都流了泪。


几天之后,全连开了批判大会,我成了包庇逃跑者而成为被批判对象。我孤零零地站着,全身发冷。照例地,我听不清发言者们的话,心里只想着李燕或许此时正在医院哭呢。后来很奇怪地,我觉得气氛有点不大对头,好像男生排的一些人对陈叔丽的发言有意见,乱轰轰的吵了起来。大会草草结束。回到排里,无论是发言的还是没发言的,大家都在发呆。后来,不知是谁起头唱了南京之歌,众人都跟着唱起来,声音越来越大,男生排也响应起来,那种悲怆和无奈流露出极度思乡的情绪,很多人都哭了。


最近才知道,南京之歌的作者并没有死,他三次陪绑杀场,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最让人感叹的是在摇滚乐风行的今天,南京之歌竟重新配器变成了摇滚乐。九死一生的作者听到自己作的这首歌竟有恍同隔世之感。也有朋友认为这纯属侵权,怂恿他打官司,但他最终没打。事隔十三年之后,南京之歌变成面目全非的东西,这真是一个中国式的黑色幽默故事。


至于李燕,很久之后才知道,她的父亲根本没有患病,她家里帮她联系了一家工厂,她回去不久就上了班。她给我来了封信,后来就杳无音讯了。


传达九一三事件中央文件


在正式传达文件之前,连队里早就在悄悄传递着一个骇人的消息。有一天,三班副于晶慧把我叫到一边,十分神秘地在我的手心上划了一个字,悄声告诉我:听说他出问题了。我问:是黄永胜?她点点头,然后又在我手心上划了一个字,说:他,好长时间没出来了,你注意到了吗?我点点头,那样子完全是在做地下工作。没过多久,连里正式传达文件。那一天,全连都齐了,连平时从不开会的小媳妇们也都来了,大家都敏感地感觉到,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了。


六排长王之路在传达文件之前反复强调要严格保密、不许记录一类的话。然后用天津口音读了五七一工程纪要。那文件在排里流传了一天,我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悄悄的把它抄了下来。全连人惊得缓不过气来。传达过后很久,还有人小声在问:这文件上说的林彪,和党中央的副主席是一回事吗?终于,自那天之后,早请示晚汇报统统取消了。好像人们变得正常了一点。说两句伙食不好,骂两句连领导居然也没人反驳了。紧接着掀起了批林批孔的新高潮。一些每天敬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的人们又天天骂起了林贼,这种称谓的变化之快令人咋舌。而且最奇怪的是那些原来对林副主席最有感情的人一夜之间变成了早有预感的人。


但是不管怎样,九一三事件后,再没有过夜半紧急集合一类的事了。


场院上


麦收时节,场院上该算作第二线,却一点不比第一线清闲。


管场院的大爷姓沪,当地人都叫他老沪。清晨,我们先打扫场院,然后迎接着两队人马:一是来自团部的公粮车,一是来自地里的二八车。有160斤和200斤两种规格的麦包,过称之后就要将麦包扛到垛上,这种活一天干下来,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也吃不消。


自麦收开始我在场院干了整整一个月,每天摊场,攥场。后来我终于找到一样最适合干的话:牵马攥场。每当我去马号牵马时便有一种骄傲油然而生。而且牵马这活带有某种玩的性质。我干起来特别来劲。终于有一天,我觉得机会来了。趁大家午休的时间我把马悄悄牵到八号地,找到一块石头翻身上马,还没坐稳就听后面大喝一声,干什么哪!给我下来!我一惊,棉胶鞋踢在马屁股上,马惊了之后飞跑起来。我一下子被甩将出去,那一刹那真有天地倒悬之感。结果连里第二天专门为此开会,连长在会上大喊大叫:连里三令五申不让骑马,可偏偏有人违反规定,还是个丫头!平时看着蔫不出溜儿的,敢情蔫儿人出豹子!蔫儿罗卜辣心儿!


于是我只好收敛。后来又发现粮囤与粮囤之间有许多跳板联系,而走这些跳板就像走平衡木一样好玩。我和小豆子便常常利用午休时间在跳板上走来走去,也不失为一种乐趣。但是好景不长,很快老沪就发现了我们的勾当,有一天我们正得意地在跳板上走来走去,老沪忽然出现了,正对着我们气势凶凶地说:我说怎么大白天的有耗子呢,敢情是你俩!给我下去!那粮囤大约有三米高,我们俩竟毫不犹豫地跳将下去,把老沪吓了一大跳,当然我们的行为又挨了一顿批。


每天的摊场攥场可以重复好几遍,因为老天不能听领导的指挥,常常忽然下雨又忽然艳阳高照。有时是突如其来的暴雨。每逢那时,大家便疯了似的各自拿了木掀,挡板等等飞快地把摊在场上的谷物攥成一堆堆金黄的山丘。然后几个人一起地拉起大苫布把粮食盖好。


再就是粮食入囤。也是十分壮观的场景。有一天,团部交公粮的汽车走马灯似的开来,全连除重病号之外全上了场院。高明带头儿,姑娘们也都扛起了160斤重的麦包。把麦包搭起放在扛包者的肩上,叫做搭肩儿。而在搭肩儿者抬起麦包的刹那侧身迅速钻进顶起麦包叫做钻肩儿。这是很难掌握的技术。要让麦包正好立在肩背之间,这个部位可以使肩背颈腰胯均分力量,不容易出危险。钻肩儿要有敏锐的头脑,迅速的反应和准确的判断力。全连当时只有一排一班的几个小伙子精于这门技艺。


但姑娘们决不服输。高明飞快地脱去外衣,只穿里面紧身薄绒衫。葵绿的麦包映着她红朴朴的脸,看上去很美。是猴子和黄朋搭的肩儿。高明钻肩儿并不太好,但她硬逞能,硬是靠腰的力量顶着,径直走向粮囤。三米多高的跳板,看着就眼晕,何况肩上还有160斤重物!可高明靠着一股邪劲儿硬是顶了上去。


黄澄澄的麦子在囤口上堆成了尖儿。在阳光下闪烁着金箔般的光彩。


姑娘们一个接一个地冲了上去。


父亲来接我回家


在家里,最爱我的是父亲。但父亲是个羞于表达感情的人,表面上,他对我们姐妹一视同仁。但是从姥姥到母亲都尖锐地感觉到一种不平,这就是父亲对我的爱超过了她们所能容忍的程度。我走之后,父亲一直郁郁寡欢。后来听说我生病,父亲常常彻夜不眠,后来又得了十二指溃疡。再后来,当他听说我们的箱子上都写了名字,随时准备牺牲时往回运的时候,再也不能忍受了。不远千里,他来到了这座小小的德都县城。那一天,连通讯员一早便告诉我:你父亲来了,在团部呢,连里批了你一天假。我简直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后来所有的姑娘们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我才感到,真的是爸爸来了,爸爸从北京来看我了!


我对着镜子好好梳了一下头,好像刚刚发现,自己变漂亮了!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之下,病了那么长时间,竟然变漂亮了!皮肤是白里透粉、桃花瓣一般的颜色,眼睛也比以前更加明亮,那种鲜润和媚气是现在任何一个靠化妆品取胜的姑娘所无法比拟的。我当时还不明白,那其实就是青春啊。除此之外,别无解释。


所以当父亲在团部见到我时真有点喜出望外。已经是整整两年没见面了。我和爸爸都流了泪,周围的人也都忍不住哭了。爸爸含着泪说了一句:长胖了些,就再也说不下去了。他背了一个极大的口袋,里面装着交通大学的亲属们带给孩子们的各种东西。


1971年的冬天我回家探亲--这是两年多来第一次享受探亲假。妈妈陪我出去逛街。在王府井的一家照相馆我照了一张照片。二十年之后再看这照片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认为那照片上的姑娘只有十三岁。那个圆圆脸、梳刷子的小姑娘,清纯可爱,露出左侧的一颗小虎牙,在微笑。


那是十八岁的我--历史长河中的一粒小泡沫。


修改于2007年秋



转自《私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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