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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10年代至1980年代, 抗战, 新四军

一位出身进士家庭的新四军


--作者:沈宁


据我所知,我的父母两系,所有当时青年或成年的家族成员,都参加过伟大的抗日战争,其中有几个曾经真正地扛起刀枪,走上前线。我外祖母的二哥万耀煌将军,率领25军参加淞沪大战,几乎全军覆没。我的叔叔沈耆儒高中时参加了浙江国民抗日自卫军,做到国军中校。我的堂侄沈人燕也是高中未毕业便考入中央航校成为空军驱逐机飞行员,中尉军衔殉职。还有一位堂兄,也在中学读书时参加了共产党,投身上海地下抗战工作,后来加入新四军,转战苏中地区,1955年受颁中校军衔,后晋升上校,1966年转业地方。


我这位堂兄,名叫沈诒,是嘉兴沈家言字辈人,我叫他四哥。


四哥沈诒,是祖伯父十一公公沈卫老先生的嫡亲孙儿。十一公公是清光绪进士,先做翰林院编修,后任陕西提学使,主办宏道大学堂,他的学生包括于右任和张季鸾。十一公公从清廷退休之后,在上海租界寓居,海上呼之太史公。十一公公的次子名孝儒,按照家谱辈分,是我的堂伯父,十八岁考中县学生员(秀才),次年清廷废除科举,断了功名之路,受任浙江省布库使,相当省财政局局长。民国之后,被孙中山大总统任命为浙江税务官。四哥就是这位堂伯父的儿子,于1922年出生在上海闸北新疆路和民坊一号。四哥出生时,伯父尚健在,家境殷实,衣食无忧。伯父英年早逝,又逢战乱,伯母一人抚养四儿二女,多亏十一公公长寿,常予照料,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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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岁的沈诒


据四哥自己讲:他是家中幺儿,前面已有三个哥哥,因此在家中不被重视,一般家事都轮不到他出头,只有磕头一点不少。他记得磕头最多的一次,是读小学时,坐船到嘉兴沈家祖坟地,为父亲和其他沈家长辈落葬,小孩子们跪地磕头,不计其数,直磕得昏天黑地。


大概也是因为在家里不受重视,所以四哥从小养成一种独立甚至反叛性格,不愿守规矩,不肯被压抑。四哥说,小时候有一次他自己调皮从洗衣台上摔落,跌破了头皮,必须涂药包纱布,可每次换药,他总要跟母亲吵闹。我们嘉兴沈家书香传世,历代读书入仕,四哥出身进士家庭,却去当了兵。抗战期间,沈家绝大多数亲族成员,都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工作;二伯父沈钧儒却亲共、领导民盟,四哥参加了共产党和新四军,成为沈氏门里的另类。


后来四哥笑说,那都是命里注定。他保存了一张自己伏案的老照片,因为是从背后拍的,刚好把他后脑伤疤照得一清二楚,形状仿佛倒写的八一,就是说,他自小有命,长大当兵,而且当南昌起义创建的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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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沈诒到北京出差时,与沈钧儒合影。


1928年,四哥六岁,被送进上海湖州旅沪公学幼儿园,第二年进入东方高级小学,直至毕业。因为他独立性强,主意多,自然做了孩子王,小学多年一直担任级长。19321月爆发一二八淞沪抗战,日军疯狂轰炸上海,闸北地区一片火海,据统计被毁四千多商家、近两万户民居。新疆路和民坊一号四哥家也被夷为平地,只好逃进法租界路巨赖达路(今巨鹿路)采寿里十号,投奔祖伯父十一公公。1934年,四哥十二岁,考入基督教会创办的清心中学(现改名市南中学)初中部,一直读到高中毕业。在清心中学,四哥很活跃,喜欢唱戏,也能演剧,还担任班级篮球队队长,打前锋。而他自小养成的反叛性格,到了中学,有增无减,喜欢寻找异端理论,容易认同激进思潮,愿意结识进步同学,同时他奉献社会的欲望和做点实事的决心,也日益强烈。


1935年冬天,四哥读初中二年级,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上海学生奋起响应。四哥只有十三岁,参加罢课游行特别积极。校方派车派人,一路劝阻,学生不理睬。当局为防止学生继续聚会,提早放寒假。四哥和同学组织学生自治会,印发告家长书,抵制提早放假。


四哥初中毕业那年夏天,北平发生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国军民开始全面抗战。清心中学迁到沪南斜桥法租界内的惠中中学(今五爱中学),借部分校舍上课。后来清心中学又迁到南京路和浙江路口虹庙隔弄的女子银行二楼,借地读书。为了以基督教做掩护,躲避日军骚扰,清心中学增加外籍授课教师美国人邓肯等,得以继续上课。


这个时期,四哥十五岁,读高中,满腔救亡热情,心思完全不在读书上,只想着追求真正的救国道路。他自发组织读书会,主编墙报,成为学运的积极分子。后来上海市学生救亡协会提议四哥解散读书会,成立学生自治会。学生自治会算是校内的合法群众组织,经过竞选,四哥连任学生自治会教育股长。之后四哥还曾经担任过上海市学生救亡协会的区干事,也当过青年联谊会的主席。当时四哥并不知道,上海市学生救亡协会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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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常州车站


1938年四哥高中二年级,日伪政权要求租界内的学校,一律向伪政府申请登记。迫于形势,许多租界内的校方都犹犹豫豫,准备服从伪政权的命令。学生们义愤填膺,反对向日伪投降。上海市学生救亡协会派人到清心中学,组织学生发动护校,不做亡国奴。四哥在这场运动中,特别积极,骑在自行车队前列,充当联络员、通讯员、宣传员。


学期考试最后一天,敲钟为号,学生们成功地召开了全校大会,向校方提出三项要求:第一,校长登报声明,不向伪政府登记;第二,成立护校队;第三,保证学生安全,不开除同学。会后又发表护校三宣言:《告各界人士书》《告全市同学书》《告家长书》,向各报记者发新闻稿,把护校斗争通过媒体告诉全市人民。校方多方推托之后,在全校五百多学生的压力和社会舆论影响下,终于全面接受了三项要求。


清心中学这次护校斗争,在上海教育界产生了连锁反应,租界内八十七所中学联合登报声明,拒绝向伪政府登记。因此,这场护校运动被誉为全市教育界对汪伪打赢的第一仗。直至现在,矗立于市南中学内的纪念碑,仍旧刻着张承宗的题词:打响上海中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第一炮。


由于斗争胜利,四哥受到锻炼和考验,情绪也更加激扬,不想留在孤岛上海,想奔赴延安,创造新世界。上海学生会组织说服他留在上海,继续斗争。事实是,中共上海地下党那时已有意发展四哥入党。


先由已是中共党员的同学接触他,引导他阅读《西行漫记》《大众哲学》《华北前线》等书籍。接着动员他设法寻找共产党,逐渐学习马列主义参考书,表达对马列主义,对中国时局,对抗日统一战线的看法,以及对共产党的认识等等。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四哥被带到西藏路口大世界边的一条小弄堂,爬上三层同学家,面对中共党旗,举起拳头,宣誓入党,三个月候补期后成为正式党员。那是1938年秋,四哥十六岁,还读着高中。


四哥入党后,清心中学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他们积极组织学生运动,培养进步学生,发展新党员。一年之后,四哥担任校党支部书记,领导学校发动了三场反三青团运动,两次反汪伪罢课,以及响应宪政讨论,要求召开全国国民大会的民主运动等等革命活动。


1940年,四哥中学毕业,中共组织安排他进入之江大学商学院,在该校发展党员,建立支部。按照上级指示,四哥在之江大学担任《之大商学刊》主编,宣传救国思想,同时兼负全校女生联谊会领导工作。因为之江大学是基督教创办的学校,为方便开展地下工作,遵循中共组织安排,四哥和另外一个党员干部,经常出入基督教堂,甚至接受洗礼,穿上灰衣,成为正式教徒。然后在基督教团体内部,宣传中共思想,影响其他教徒,发展革命同情者和参加者。在他们的工作之下,之江大学的同学里,确实有些基督徒改变信仰,后来入了党,还有的到抗日敌后,参加了游击队。


日子久了,四哥的身份暴露。中共组织便命令他离开之江大学,那年四哥十九岁,服从了组织决定。因未能读到大学毕业,直到晚年,还是四哥的遗憾。


当时新四军在苏北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也在上海设有新四军办事处,需要地下交通员,负责接待和转运到苏北根据地参加新四军的青年。任务非常繁重,也很危险。但紧张和艰险的地下交通员工作,最能吸引四哥。当时从上海到苏北,往返路程虽不很长,但日汪势力交叉割据,处处设卡,盘查很严,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地下交通员要能吃苦,还可能随时牺牲。


从此四哥天天化装,穿上半新不旧的衣服,亦城亦农,根据新四军驻沪办事处的指示,护送人员从上海到苏北。每批六七人,每人单线联系,交待出发时间地点衣着携带物品及注意事项。如果任务是一带一,往往就是领导或有身份的人,必须格外小心,经常临时更换地点,重复上门几次才接得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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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新四军后的沈诒


四哥记得,第一次跑交通走的是水路。晚上九点上船,四哥混在杂乱的人流中,挤进低矮闷热、空气混浊的小火轮。鸡笼竹筐到处都是,客货混装,嘈杂不堪。四哥暗中点清自己要护送的人员,一个不能少。走了几乎一夜,清晨到苏北海门的青龙港,码头内外,铁丝网林立,日军岗哨、伪军翻译,加上地痞流氓,都围在港口,个个凶神恶煞,日军还常用刺刀在行李杂物里乱挑乱捅,气氛紧张恐怖,人人提心吊胆。四哥带领他护送的人员,沉着应付,有惊无险,顺利过关。


再走不远,就有车夫迎来,推着独轮小车,相互对上暗号,带领四哥一行,穿越敌我拉锯地带,走过南通县二甲镇,车夫放松下来,告诉四哥前面是北新桥,就是四爹的地盘了。苏北乡民把新四军称作四爹。


到了地点,新四军接收了新来的人员。四哥交出名单,是用米汤写在牛皮纸上,记录每个新人员的姓名经历,以及到苏北根据地的原因。其中有的要转去苏中区党委,有的要去华中局,有的要去新四军军部报到。


第一次任务完满完成,四哥长了经验,之后护送任务一个接一个。其中一次,四哥护送中共苏南民抗总部司令员任天石。四哥还曾护送过新四军六师十八旅政治部主任张英、江南抗日东路军负责人杨浩庐、少儿团体新安旅行团团长汪达之等领导。除了护送人员,四哥还护送过医药和文件。有一次,他护送上海新四军办事处负责人杨斌交给饶漱石和陈丕显的文件,叠成蚕豆般大小的密件,藏在衣服缝角的边沿。


做地下交通,时间不能长,以免被日伪敌特认出面目。四哥跑了四个月交通之后,中共党组织便把他调到苏中抗日根据地,参加由苏中区党委和苏中行署领导的苏中滨海工作委员会,开辟地方工作。


据四哥回忆,滨海地方,主要是渔民的栖息地。而西边一片灶区,居住的是以烧盐为生的灶民。据传,这些灶民的祖辈多是被流放于此做苦役的囚犯。再向西过了海堤,居住的农户,主要种植棉花,他们祖辈是从启东、海门迁移过来的。这些渔民、灶民、棉民,生活都十分清苦,特别是灶民,一贫如洗。当时有句话:百年绝少人生乐,万族无如渔灶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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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诒在苏中农村工作时的留影。


当时中共苏中区的工作重心,是关心穷苦的基本群众,传播共产思想,组织和动员他们参加共产党和新四军,所以四哥经常要到乡民家里。多年之后,四哥回忆:与贫苦老大爷挤睡在一起,合盖一床破旧棉絮,一起捉身上的虱子。虱子太多,根本捉不完,有时白天也会从袖口爬出来。四哥有个堂弟,小名虎官,在上海感到压抑,到过苏中根据地找他,想参加革命。可是虎官无论如何过不了虱子这关,无法克服厌恶和恐惧,最后只有返回上海。难怪四哥说,当时他们把虱子称为革命虫。


多年之后,四哥总结,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年斗争的重点,以及后来获胜的关键,在于共产党争取到了最广大的基层群众,代表了他们的利益,为他们出头说话,让他们看到希望。这也就是古人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


临海乡村地带远离城池,比较隐蔽,获得群众支持之后,很自然成为新四军的后方基地,军工修理厂、鞋厂、被服厂及伤病救治机构等,都设在这里。四哥在该地工作几年,曾担任滨海区区委书记,后任中心区委书记。19436月四哥被调离临海地区,先到苏中第二地委组织部,后任东台县委联络部部长。


东台县委联络部下设三个联络站,主要工作是开展向伪军和敌占区的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伪。一方面打击和镇压个别死硬汉奸,一方面联络和争取敌伪上层,同时派遣内线人员打入敌伪内部,搜集敌伪军情报。这些工作,都十分危险。四哥在联络部期间,身边就牺牲了两位同志。


1943年冬季,由延安统一布置,苏中地区中共组织也开展整风运动。四哥担任整风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大队下属第一大组组长。整风运动的做法,跟后来几十年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做法相同,人人过关,各写自传,自我鉴定,经由整风大队党支部通过,最后本人签字。整风期间,也常发生逼供信或批斗的现象,但因在抗战前线,急需人才,所以纠正比较及时,没有引起很严重的后果。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中共决定扩大和深化工作面,从农村向敌占城市发展。苏中区党委、地委、县委均先后成立城市工作部,四哥受命任东台县委城市工作部部长,后来又调往驻在江(都)高(邮)宝(应)几地的苏中区党委城工部任秘书、组织科长、机关党支部书记。


那段时间里,时任苏中区党委书记和苏中军区政治委员的陈丕显,曾派四哥只身潜入孙良诚伪军部队,秘密谈判。那时四哥二十二岁,穿了长衫,假装生意人,怀揣密信,辗转数百里,潜入泰州,分别会见伪军第二方面军司令员孙良诚、第五军军长王清翰、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玉田,以及孙良诚嫡属幕僚甄参事。由于四哥胆大心细,机智灵活,沉着冷静,这次任务完成得十分出色。这些事迹,在四哥自己的回忆录《始吾之言》中有很详细的描述。


1945年四哥正式转入作战部队,穿上军装,扛起长枪,任新四军苏中军区政治部党支部委员兼民运科科长,后调苏中军区第一军分区。1946年,四哥负责苏中军区外宾接待处工作,后调任苏中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宣传科科长、苏中第一军分区组织科科长和宣传科科长,以及联络科科长,参加皋南战役、如皋城保卫战等。194710月,四哥任东台县委联络部部长、县委委员。1947年新四军苏中军区并入华东野战军,最后一批撤销新四军番号。19482月,四哥先后任第一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宣教科科长,期间部队频繁执行战斗任务,时年二十六岁。


1949年渡江战役,四哥奉调华东警备第六旅政治部,先后任宣传科长、组织科长、常州军分区党委委员、分区直属党委副书记等。1950年,四哥调任苏南军区政治部干部科科长。之后在南京军区和福州军区任职,1955年授衔中校,后升上校。1966年,四哥转业到地方,历任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政治部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硅酸盐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党委书记、上海科技大学党委书记。1986年,四哥调任上海市老干部大学常务副校长,兼任东方艺术院院长。


现在,四哥已经九十一岁高龄,身体有些虚弱,我去年回上海探望,他还在跟我讲述当年的经历。我祝他健康长寿,永远乐观。



转自《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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