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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00年代至1960年代, 成都, 大饥荒, 简阳, 交心运动, 四川, 重庆

从民国走来的徐用仪


--作者:徐基坤 徐基坎


一身旧布长衫,满脸慈祥微笑--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五十三年了,但他那和蔼可亲的形象,却时时萦绕在我的心头。父亲出生于18931226日,名鸿逵,字用仪,以字行。从小爱读书的他,离开家乡简阳到成都联合县立中学(联中)读书。那所学校的前身是公元前143年至公元前141年间由蜀郡太守文翁创建的石室精舍,迄今已有两千一百五十多年历史,是有记载的中国地方政府创办的第一所学校,也是世界上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学校之一。自其创办以来,屡经兴衰,校名曾多次更改(如石室中学、成都联中、成都四中等),但校址从未变动,这在中国和世界都很罕见。现在学校大门上仍挂着文翁石室的匾牌。


中学毕业后,父亲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后来还把他的两个妹妹带到北京,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那时师范大学是公费)。父亲与人无争,与世无忤,白天在校刻苦学习,晚上到平民学校教书,向劳苦大众传授文化知识。毕业后,他留校工作,成为著名历史学家,后任北师大校长的陈垣教授的助教,继续他的治史工作(熊仁安语)。父亲曾师从梁启超、钱玄同等国学大师,学习过文、史、地等学科。


父亲是学者,更是一个爱国者。1931年九一八事变,当暴日侵辽,驱数千兵入我二十万兵之境。我持不抵抗主义,曳兵而逃,致三省领域,尽沦异族……国家之危,已如累卵……一时爱国志士,奔走呼号,或投义勇军而杀敌,或著文章以救时。而徐用仪,乃有《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爱国魂》之作。(刘式南先生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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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华正茂时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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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联合县立中学同学同乡联盟合影。前排右二为父亲。约摄于1914年或更早。


九一八事变后,父亲愤不欲生,奔走呼号,血随泪涌(周书舲语),即先后致函张学良将军和平津卫戍司令于学忠,请其出兵御侮。(张将军的复信失于文革中,于将军的复信尚存。)同时,渐次搜集材料。今年(指1932年)一月开始编著,218日在《大公报》陆续发表。承海内贤达不弃,函件纷驰,催促印成单行本。遂于19321125日由天津大公报出版部出版印出了第一卷《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爱国魂》,在全国发行。钱玄同先生为该书题写封面,钱玄同、黎锦熙、甘乃光、白眉初及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等二十三位学者、名人题词作序。


《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爱国魂》凡十二篇,即中枢篇、殉节篇、精忠篇、卫国篇、名将篇、恢复篇、壮节篇、威钦篇、正义篇、救国篇、爱国妇女篇和军器发明篇。凡数十万言,历叙古来爱国英雄遗言遗事,而加以说明,但又不是研究历史的学术专著。编著者属因今日受暴日之侵略,愤起而爱国,而救国,亦势之所不得已,情之所不得已者(著者自序)。刘式南先生认为,《爱国魂》一书既表彰先民于国家危难时之护国魄力与其爱国精神,更足使凡今之人凛然于先民贤肖与兴亡之责任,不敢不努力于民族复兴运动。此诚国难期间有关宏旨之著也,不可以不传。足见其影响之大。


在《爱国魂》一书中,父亲借古喻今,在讲历史、评人物、论诗文时,处处联系形势,研讨时事,抨击日寇,激励当局。他在书中痛斥当时的党国诸贤植党营私之罪,实居其大半衮衮诸公惟炸弹飞机是惧,当时(一·二八事变)只知迁都避难,俾敌人威焰愈张。父亲借淝水之战的谢安分析时局,指出中日问题,既非短时间可能解决,我国政府……速为无力抵抗勿妄言妥协;勿倚赖列强,还得出结论:暴日外强中干,其国内党祸相乘,经济疲敝。父亲八十多年前即有此眼光,我辈不能不叹服。


父亲爱祖国,更爱人民。在《爱国魂》一书中,他借用于谦积粟赈济流民之事发出议论:吾人绝对不主张专制政体,然于专制时代之君若臣,凡能极端为人民服务之精神,吾人应十二万分崇拜之。


父亲一介书生,竟在书中点名质问蒋介石:今之军事委员长蒋介石君请注意者!……不知君是否决意准备抵抗暴日,并讨伐伪(满洲)国也?……若不迅为厉兵秣马,则前数年之内战,国人皆将疑君不过为贪权盗位之举!这样尖锐直言,竟能发表在当时全国发行的大报上,印成单行本又能照样刊出,今天的人们会觉得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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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923日,父亲离开北平赴徐州前与二妹(后右)、三妹(前坐者)及女友明渠(后左)的合影,并题识,感慨离家奔波、亲人聚散之情状:离平之日,颇有古人却望并州是故乡之感。民十三二次北上,仅男一人。民十四三妹始自渝来京,堪释离愁。民十五明渠同二妹北来更慰旅思。回忆抵京忽忽逾四年矣!北伐告成,北京易名北平。男以假中已应徐中友人陈湘圃、易静正之约,必须离平往徐。此日须唱阳关三叠,乃同明渠及二三妹在北平同生相馆摄一小照,作暂别纪念,并以慰二大人倚闾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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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元旦父母的订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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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11月,我一岁时与父母合影。


父亲后来离开北平,辗转徐州等地,最后来到重庆教书,直到1934年才与母亲程世英结婚。1938年有了长子徐基坤。


父亲当年的学生,后来曾任成都铁路中心医院口腔科主任的曾瑜君向我谈道:当武汉失守的消息传到重庆时,巴女中全校师生在大操场上聆听父亲慷慨激昂的演讲,他讲得声泪俱下,学生们一个个听得痛哭流涕。他在那些青年的心中,激发了多么巨大的爱国热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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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父母、我与巴县女子中学的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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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11月,父母与我们兄弟摄于重庆。


抗战胜利后,194511月,心情愉悦的父母和我们兄弟俩照了一张全家福。


1947年,父亲应同学陈行可、刘克庄夫妇之邀,到成都四川省立教育馆工作,并在省女中(即后来的成都一中)教书。


1958年,父亲六十五岁时退休回到故乡简阳,当了政协委员。那时,反右运动结束又搞了一个交心运动。我曾看过他写的底稿,那时觉得相当可怕,但现在想来就十分可笑了。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好像中了邪一样,以为把自己骂得越反动,批判得越凶,就越忠于什么,就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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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冬,父亲与我摄于成都公园。


1962年春节,我回简阳看望父亲。一家人把供应节日的肉(三个人的)匀成四小份,每份不足一两。如此寒酸,还在宣传什么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三的人在水深火热中!有一回,表妹说:我们是水也不深,火也不热。我们相视而笑。


1962年是连续三年大饥荒的最后一年。父亲在每月只有17斤口粮、三两菜油、平时菜少无肉的情况下,每天坚持义务为居民读报,参加政协组织的劳动,更加饥肠辘辘。在一次多吃了一些好不容易弄来的老莴苣叶之后,重病不起,永别了我们……


父亲去得太早,他没有能等到可以随便吃饭、随便吃肉、随便讲一点真心话的时候。也许,他当年发表的一些话,今天还有现实意义呢!



转自《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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