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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30年代, 蒙古会议

民国十九年蒙古会议留影


--作者:孙国辉


一张旧照片


前不久,赤峰市喀喇沁旗一位年高德劭的耋旧向笔者展示一张合影,上写蒙古会议全体代表沪杭观光团灵隐飞来峰合影纪念、署时十九年六月十八日。这幅拍摄于1930年的照片,距今已八十七年了。在征得老人家同意后,我对照片做了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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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国十九年蒙古会议合影


问及蒙古会议是怎么回事,老人坦言不知。又问照片是怎样得到的,说是文革时从抄没物品的垃圾堆中拾得。


回到家中,便在电脑屏上仔细端详起这张照片。照相师选择的拍摄地点是杭州灵隐飞来峰,其峰虽小,却为石灰岩质,遍布五代以来佛教石窟造像。小山怪石嵯峨,秀丽幽奇。照相师见这一团体的五十余位身穿罗绮毛呢、胸前缀圆徽章者派头不小,若请他们在山前平地上站成一排则过宽而拥挤,列为双排后边又无台阶可踏,既遮褎服之华,又抑各自矜持。遂将众宾安排在袖珍的层峦叠嶂间,坐立自便,皆显风致。摄影师傅又何曾知道,这些衣冠整齐的人物,虽表情平静,但各揣心腹之事,甚至相互视若寇仇,这样率性自选方位姿势,亦中其下怀。再将石雕佛像、镌字等纳入画面以凸显环境,整张合影活泼别致,不落窠臼。


片额上所题蒙古会议四字成为解读这张照片的最大悬疑,只有厘清这次会议的来龙去脉才能读懂这张照片。


重温历史


资料显示,南京国民政府确实在民国十九年(1930)召开过蒙古会议。那么,为什么要开这个会,都有哪些人参加,解决了什么问题,起到什么作用,都有待探明,这让笔者兴奋。既然照片发现于喀喇沁旗,庶乎该旗有人与照片有关,甚至就是照片中人,可这人是谁呢?


喀喇沁旗是明崇祯八年(1635)附清成制,为喀喇沁右翼旗,现称喀喇沁旗,原隶属于卓索图盟。这里民康物阜,崇尚文化教育,无数少年怀铅提椠,口诵心惟,孜孜求学。很多人受过中等、高等教育,甚至留过学。


于是再赴喀喇沁旗,在几位文史、考古挚友的帮助下,遍查该旗文史资料和地方史志,终于查到一位名叫吴鹤龄的人参加过蒙古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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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吴鹤龄


吴鹤龄,蒙古族,蒙名乌尼伯英,光绪二十二年(1896)生于卓索图盟喀喇沁右翼旗,为民国十五年(1926)北京大学首位蒙古族毕业生。吴自民国七年(1918)就协助卓索图盟(清代蒙古行政区域)协理盟长(盟的最高首领),时任清廷内务部蒙藏事务局总裁的喀喇沁旗(清季将蒙古族居住区分为若干旗,归盟管辖)扎萨克(执政官意,即旗长,由该地的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贵族充任)贡桑诺尔布亲王工作,并在蒙藏学校兼教。他还曾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副总干事。在新思潮影响下,他主张用民主的方法促进蒙古民族的统一和强盛,力推蒙古自治,保存蒙古族文化。同时,主张改革封建性的盟旗制度。盟旗制度是清廷为分化蒙古民族,控制其上层而施行的政治制度。天命九年(1624)后金统治者对归附的蒙古部众按八旗组织原则在其原有社会基础上编置盟旗,以后复以此法安置归附的蒙古诸部。清朝入关后沿袭了这一制度,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土尔扈特部返回中国后,全部蒙古部众悉数纳入盟旗体制,此制从初置到完备,历时140余年。


后来,吴鹤龄在北洋政府蒙藏院任秘书。当时,整个内蒙古地区(现内蒙古自治区,外蒙已分裂出去,另组政府)的局势云谲波诡,岌岌可危。自清末至民初,毗邻各省都在觊觎内蒙古土地。到了民国,大汉族主义更形膨胀,笃信藉宏怀柔远驭之略,以达在蒙藏尤当共体(中央)德意,悉泯畛域之见,咸趣同化之轨,充斥了当政者的脑际。


民国十七年(1928),南京政府颁布政令,将原绥远、察哈尔、热河三个特别区和青海、西康、宁夏等少数民族边陲地区正式改设为制同内地的行省。这样,内蒙各盟旗被分别划归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和宁夏七省。此令颁后,国人愕然,與论界指出内蒙古之名词实已不当存在内蒙古及青海之名称不复存在


一语成谶。急不可耐的各省军队挟武而动,强行实施大规模军垦,造成蒙古族牧民赖以生存的大面积草地被强占。仅举一例:张学良诱使哲里木盟科左中旗扎萨克等上层同意放垦该旗土地,在短短两年多时间丈放土地345万余亩,被占草地的牧民生计不存,流离失所。这一状况遭到广大蒙古族民众的强烈反对,在国民政府策划改设行省时,反对之声迭起。民国十七年(1928)八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恩克巴图在中央全会上提出应取消将绥、察、热改行省方案,并提交《内蒙古及青海各盟自治暂行条例》草案。几乎同时,聚集在北平的各盟旗代表联名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取消改省计划并予盟旗自决自治权。九月,察哈尔盟旗代表杭锦寿、尼玛鄂特素尔等专程到南京,向国民政府提出设立察哈尔内蒙自治委员会分会,并且强调未经内蒙自治委员会议决同意,不得擅自开垦蒙地的主张。


最激烈的抗争出现在哲里木盟科左中旗,梅林(蒙古部落里独有的官职,即总兵,执掌王府的全部兵马)郭尔罗斯·那达睦德(即嘎达梅林,嘎达为东北话老疙瘩的仿音,喻最小的兄弟)揭竿而起,武装抗垦。队伍多达七百余人,屡次击败围剿的军队。后遭张学良重兵残酷镇圧。其事迹被编成民歌广为传唱,至今脍炙人口。


这时,蒙古各阶层人士关注的焦点集中到盟旗地位和与各省县的关系上。民国十七年(1928)十一月,聚集在北平的各盟旗代表推举前北洋政府蒙藏院秘书吴鹤龄等十余人组成蒙古代表团赴南京请愿,向南京政府递交了《蒙古各盟旗与中央发生密切关系又与新改各省切实合作办法》,痛切指出:方期中央依照三民主义免除蒙古历年所受侵略及圧迫而予以生存及发达之机会,不谓中央竟将蒙众痛心疾首之改省一事首先实行,在中央方面固有种种理由。而内蒙民众则皆抱内蒙灭亡之痛,尤恐盟旗组织亦将连带消失,所以还我内蒙之声至今不绝于耳。他们还提出在各省设蒙旗自治委员会,增加各省政府委员中的蒙古委员名额等要求。南京政府则推诿:盟旗自治由蒙藏委员会会同各省拟定办法呈核。仅同意增加蒙古委员名额的要求。


吴鹤龄和几位代表旋即被蒙藏委员会聘留任职,吴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参事兼蒙旗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翌年初擢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民国十八年(1929)二三月间,哲里木盟和锡林郭勒盟王公上层各自集会,以全盟名义向南京政府强硬提出,应本自决自治原则,所有各盟旗固有之管理土地人民权利,自当一仍其旧各盟直隶于中央政府维持蒙民游牧生计,凡内蒙未垦之土地不得藉何等名义再行开垦,其已经开垦者,土地所有权仍由蒙人自主等要求。


五月,被划入察哈尔省的锡林郭勒10旗、乌兰察布8旗各旗王公上层,在新建的察哈尔省为示怀柔笼络而召开的蒙务会议上突然发难,再次提出请中央将前颁布之蒙古待遇条例明令颁布有效声明盟旗制度、地方权利及世爵一律照旧,以取信于蒙民请保留盟旗未垦之地永为牧场,俾资养畜以维持蒙民生计


在内蒙古各阶层不同形式的抗争声中,国民政府决定在民国十九年(1930)于首都南京召开全国性的(包括新疆、青海蒙古各部)蒙古会议。


一册汇编


说来有缘,经过广泛探询,居然在呼伦贝尔市友人处得到信息,有位资深收藏者有一册《蒙古会议汇编》(以下简称《汇编》)可以参阅。大喜过望的笔者遂买车票径趋海拉尔,辗转看到这册《汇编》,蒙古会议的情况渐次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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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蒙古会议汇编》书影


蒙古会议的会期是民国十九年(1930)五月二十九日到六月十二日,会期十五天。规定蒙古各盟(部)分别推选代表十人,盟以外的特别旗每旗二人,官民各半。有关省府亦各派代表一人,并指派内政部部长和蒙藏委员会正副会长为中央代表。


当时,正赶上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津浦路中断,又加冯、阎对内蒙古西部及新疆蒙古部参会代表的拦截,最终只有内蒙古东部代表四十二人从海上浮泛到达南京,青海右翼盟代表一人由西南赴会。与会者还包括国民政府代表一人,蒙藏委员会代表七人和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热河省代表各一人,共计五十五人。


主席团由马福祥(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恩克巴图(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克兴额(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孔祥熙(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工商部部长)、蒋梦麟(教育部部长)、张我华(内政部常任次长)、袁庆恩(辽宁省政府代表)、李芳(卓索图盟代表)、吴鹤龄(卓索图盟代表)轮值担任主席,另有蒙藏委员会总务处长唐柯三任会议秘书长。在四十三位蒙古代表中,哲里木盟代表十人,昭乌达盟代表十人,卓索图盟代表十人,呼伦贝尔盟代表六人,东布特哈旗代表二人,西布特哈旗代表二人,依克眀安旗代表二人,青海右翼旗代表一人。


列席会议人员有: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国府文官处、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内政部、教育部、工商部、交通部、卫生部、农矿部、司法行政部、铁道部、海军部、铨叙部、外交部、军政部、财政部、章嘉呼图克图[从清代起掌管内蒙古地区喇嘛教格鲁派最大的转世活佛。呼图克图为圣者意,当时为五世。民国后授宏济光明大国师。民国十六年(1927)任蒙藏委员会委员]代表、建设委员会、禁烟委员会、班禅(西藏藏传佛教格鲁派中两大活佛系统之一,时为九世)代表二人及参谋本部、东北政务委员会诸代表。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共提交民政类、财政类、教育类、卫生类、宗教类、特种事务类、司法类、交通类、实业类提案百余件。


但会议的焦点仍聚集在盟旗制度上,几乎所有的盟旗代表异口同声提出保障盟旗制度的要求,强调盟旗应与省县分治,旗隶于盟,盟直属中央。而内政部和各省政府代表认为内蒙古已改省设县,盟旗作为行政单位已无存在必要,遭盟旗代表激烈反对。


又有蒙古代表提出设内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蒙古行政委员会完全实现蒙古之自治自决为职责,亦遭各省府代表反对。


会议上,盟旗代表与国府、省府代表成为对立的两派,方枘圆凿,舌剑唇枪,势如冰炭。不唯如此,以哲里木盟宾图王旗代表博彦满都为首的一些蒙古平民代表还提出为贯彻孙中山三民主义精神应废除蒙古王公制度,人人平等。强有力的呼声,直指世袭王公贵族的要害。一些王公代表气急败坏,命俦啸侣,恶言相詈,甚至作势拳脚,一时大哗。经会议主席马福祥和孔祥熙竭力劝解,方予散会。不仅如此,在会议期间,还有人暗唆宾图王旗辅国公假该旗人民名义致电蒙古会议,诬博彦满都冒充民选代表,遭博彦满都痛斥,挫败了驱其离会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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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蒙古会议会场


蒙古会议最后通过了向行政院提出的几十项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确定保留现有盟旗制度的《蒙古盟部旗组织法》,这一法规还是国民政府在会后延宕了一年之后,于民国二十年(1931)十月,由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吴鹤龄主持,几经修订后通过并公布的。其要点为:


1.确认蒙古各盟部旗对现有区域和境内蒙古人的管辖治理权,各盟部和特别旗均直隶于中央行政院,与省县不相统属。


2.各盟部特别旗遇有涉省事件,盟所属旗遇有涉县事件,应分别与省政府或县政府会商办理。


3.盟旗的盟长、扎萨克、协理等职官设置一仍其旧。


4.改良旗政,各旗均设旗务会议和旗政代表会议,等等。


《蒙古盟部旗组织法》是国民政府时期颁布的关于蒙古地方政治制度的重要法令,从法律上保留、延续了蒙古盟旗制度,并使盟旗获得与省县同等地位。


从历史的角度看,蒙古代表的不懈抗争遏止了各省瓜分内蒙古,欲使内蒙古消失的趋势,为以后乃至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存在起到一定作用,为广大牧民争得了最基本的生存权。


谁带回了照片


这张照片是吴鹤龄带回喀喇沁旗的吗?也不尽然。《汇编》中蒙古委员会会员一览表虽列有每个参会者的姓名、别号、籍贯、出席资格、履历,但却十分简单,如卓索图盟来的十名代表,都只填卓索图盟,而卓索图盟辖有喀喇沁左、中、右旗和土默特左、右旗,现在的喀喇沁旗即原喀喇沁右旗。据笔者在该旗寻访得知,当年参加会议的,有一个名叫陈子善的人,他光绪十八年(1892)生于喀喇沁旗,毕业于王府崇正学堂,后任热河省经界委员会委员、喀喇沁右旗旗务委员兼财务委员长等职,继到喀喇沁中旗任职,又任喀喇沁旗警察分所长,后代表喀喇沁旗参加蒙古会议并任蒙藏委员会设计委员。在《汇编》里明确写有卓盟参会代表陈效良别号子善,则陈效良参会无疑。另据喀喇沁旗文史专家掌握,其胞兄陈效蕃也参加了蒙古会议,而《汇编》中虽有陈效蕃之名,但他未在该旗任过职,详细情况亦不甚了了,只在网上查到陈效蕃时任国防部少将部员,服刑特赦后,任呼和浩特政协委员。鉴此,初步认定带回这张照片的人为吴鹤龄、陈效蕃、陈效良三人之一。


捎带传递的信息


照片上的说眀显示,蒙古会议于六月十二日闭幕后组织了观光团赴上海和杭州旅游,逛了大上海以后又游杭州,于六月十八日拍了此照,个中之意不外安抚怀柔。


查合影人数为55人,与参会人数相符,且照片上的说明写着全体代表,则国府代表、蒙藏委员会代表本该在观光团之列。笔者找到孔祥熙、谭延闿、恩克巴图、马福祥等人的照片与照片中人逐个比对,以笔者瞀目,终无相似者。而吴鹤龄的形象却一对即中,是坐在最前排右边石上那位。


从照片可以看出,当时飞来峰的环境不错,估计游人不多,没有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围观挡镜,也没有护栏遮挡。从照片的尺寸和在底版上熟练题写掺了行体的楷书分析,照相者似为当地照相馆派出的师傅使用八英寸玻璃版(湿版干版待考)的笨重外拍机支三脚架所拍。在红黑帘布遮挡下用毛玻璃观察并调焦,取景范围得体,影像调适清晰,曝光准确。显然是在该处定点拍摄多次乃至多年的高手所为。再揣测便是将版匣(装底版的暗盒)急送暗房冲洗晾干,刮去局部感光剂题字后按数接触印相,再烘干(不知那时是否有电镀版上光机,若没有,通常用牛胆汁涂极洁玻璃板上,再贴照片晒干),裁切后粘在写有照相馆字号的精美卡纸上送交顾客。这一过程也说明此照绝非随行记者用便携镜箱所摄。


在照片上,人们的着装也和现在大不相同:有着长衫的,有长衫加马褂足踏礼复呢尖口鞋的,有穿中山装脚蹬革履的,有穿西装系领带的。这些来自塞外草原的代表抵金陵时已是仲夏,到杭州时逢伏月近望之时,气温较高,这样披挂整齐,恐有些热了,不少人似乎应时购置了南方人常用的浅色巴拿马草帽和折扇用以御暑,但也有个别人士用着可能从家乡带来的黑呢礼帽(立于右侧山坡穿深色马褂左手持帽者)。


一点点体会


因了自己的孤陋,费了很大劲才对区区一张照片有了略为清晰的认识。笔者拙见,这张照片还算珍贵。虽然不是会议的正式合影(《汇编》中有全体合影,以三排拍摄,局促而呆板),但从另一角度反映会议、人员和行踪,让人重温历史,可谓剑走偏锋。通过一张照片而近乎偏执地求个水落石出的过程,也是一种享受的过程。本人拙于表达,裒辑冗杂,鲁亥难免。窃思淘一帧老照片不易,便不揆梼昧、不惮絮聒地冗涂一通。冯克力先生《当历史可以观看》一书中说:有时候一幅照片就像是社会肌体的一个切片,所承载的信息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惶然之心,始稍熨帖。细忖切片之喻甚好,可以想见眼睛靠近显微镜目镜观察载物台上切片的微观情状而剖析辨白之,心大明,实佳境也。


通过对这帧照片的研究,自己也学到了很多知识,颇感欣慰。



转自《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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