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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10年代至1980年代, 文革, 西南联大

纪念西南联大学子王代璠


--作者:陈继秀


这几天在网上读有关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历史文献,那些与西南联大有关的亲人们的面孔一直在眼前萦绕。我先生的父亲王代璠先生,大姑父高鼎三先生,小姑父曹国权先生,当年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


我公公王代璠,是湖南长沙人,生于1917925日。公公的父亲王祖淦老先生年轻时东渡日本求学。那时候,寻找出路的中国有志青年,都把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作为榜样。公公的父亲学成回国后,一心想实业救国,在长沙开办了第一家火柴厂和缫丝厂,现在看起来他充其量也就是个民族资本家,可他生不逢时。20世纪30年代初,红军攻占长沙。家中封建包办的二儿媳妇(即公公的二嫂),受革命风潮的影响,反封建,要自由,伙同红军把公公的父亲给绑票了。当时在混乱中没有时间等到家人筹齐赎金,红军就撤退了,并带走人质。从此公公的父亲就杳无音讯,消失在这个世界上。而冲出封建家门的二儿媳妇也再没露过面,不知生死。公公的母亲急火攻心,半年后也离开了人世。从此公公家的家境开始败落,那一年公公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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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步行团行军路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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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步行团行军路上之二。


少年时代的公公,没有沉沦,而是更加奋发向上,自力更生,半工半读,考取了北京大学。正赶上抗战,国民政府认为国家亡了还可以复兴,文化亡了就啥都没了。政府决定拿出大量资金,把北平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三校并成一个学校,经湖南长沙迁至后方云南昆明,就是抗战时期赫赫有名的西南联大。为了表示知识救国、抗战到底的决心,联大在黄子坚、闻一多和曾昭抡等十几名教授的带领下,在长沙组织了一个步行团即湘滇黔旅行团,要凭一双脚走到云南昆明去,经过严格的体检,招募了近300名男生。步行团由黄师岳中将率兵护卫,学生一律穿军装制服,但不带武器。我公公也参加了步行团。


1938219日,步行团的师生们高举联大的旗帜从长沙出发,一路高歌,慷慨激昂。他们徒步行军70天,跨越湘、黔、滇三省,行程3500多里。沿途经过湖南境内的土匪区时,国民政府照会了土匪,请他们放过学生。土匪也知道国难当头,这些学生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也就从未骚扰过学生。虽然一路山高路险,公公他们这一群热血男儿终于走进了昆明。在步行团,公公还结识了湖南同乡,后成为小妹夫、地质系的曹国权先生。


1938428日,他们到达昆明,但没有马上进城,而是先在郊外大板桥休整了一天。第二天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学生们精神抖擞,手举西南联大的校旗,大踏步地往城里走去,充分表现了科学救国、抗战到底的决心。而昆明也是万人空巷,老百姓涌向街头,激动地迎接学生们进城。黄师岳将军在圆通山门口向联大校长蒋梦麟先生进行了交接,300多名师生毫发无损。进入昆明之后,公公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之中。除了正常的上课之外,学校的各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从未间断过,师生们更没忘记肩头所承担的民族责任。他们不仅组织了各种抗日宣传活动,还派出专业人员帮助昆明市电台,用十九种外语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的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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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为曹国权,持手杖者为王代璠。


公公在西南联大选修的是物理专业,周培源先生是他们的导师。在校期间公公还结识了许多年轻的充满朝气的有志之士,并把自己的两个妹妹介绍给了同窗和好友,结成秦晋之好。这两个妹夫之后都成了新中国的栋梁之材。一位是高鼎三先生,从西南联大直接去美国公费留学。1950年半导体刚刚开始应用,他便创制成功硅大功率整流器,轰动了全美国。新中国成立后受周恩来总理的召唤,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回国,带回新技术。在吉林大学成立了半导体系,研究固体激光管,制造了新中国第一台半导体,培养出一批年轻的科学家,自己也当选为工程院院士。另一位是地质学家曹国权先生,曾担任山东省地质局总地质师。他是我国现代地质学的开拓者之一,是山东省地质局岩石学、矿床学、前寒武纪地质学的奠基人。公公年轻时丧父,作为兄长,他完成了照顾妹妹的重任,让她们一辈子衣食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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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1941级全体同学去周培源教授家(西山龙王庙)合影。后排左四为王代璠,前排左一为高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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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湖南同学在校门前合影。后排右四为曹国权,右五是王代璠。


公公毕业之后,留在联大被聘为助教,其间还当过小学弟杨振宁的辅导老师。然而由于学校研究经费短缺,婚后家庭经济拮据,只好就聘于中国航空公司昆明站电台工作。在云南工作期间,他受中共地下党的影响,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向往新生活。1949119日,当他第一个从电台中听到,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的人员起义并已到达北京的通电以后,当天即同航站志同道合的同事一起,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向中国航空公司昆明办事处主任发出最后通牒:航站的财产和资金全部封存,不许散失、转移、破坏。他们还组织了工会,迎接云南的解放。


全国解放后,公公被调中央军委空军通信处通信器材厂工作,被任命为副厂长。1956年正式参军授衔,全家亦从云南迁到北京。他满腔热情,要把自己在西南联大学习到的知识奉献给祖国。然而被撕票的父亲是土豪劣绅,这个家庭出身是刻印在他胸前的一个醒目的红字,永远也抹不去。


朝鲜战争爆发了!中方军事上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通信设备的陈旧和短缺。为了战争的胜利,新型通信设备的研制迫在眉睫,公公接受了这一艰巨的任务。他勤奋钻研,连夜苦战。没出三个月,就用缴来的破旧零件,采用推拉原理,成功制成双流双工电报机,并立即装备在北京至丹东的重要联络点上。为此,公公荣获中央军委授予的三等奖章。紧接着公公又把更换下来的国民党遗留飞机上的旧电台,改装成短波塔台通信机和超短波塔台通信机。这种改装的破旧电台效果很好,是地空联络中广泛使用的工具,直至20世纪70年代。随着军事通信工业的发展,公公又设计和改装了超短波情报接收机、测试方位的超短波定向机、配合导航机使用的超短波信标机,等等。在通讯厂工作的13年中,他改装成功的通信器材编号,从87028722,几乎每年都有两项重要研究成果,在中央军委空军通信建设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1966年底,军队科研单位也闹革命,他被下放到湖北省潜江县武汉军区空军五七干校。在五七干校的8年中,公公修理过农具,修过桥,补过路,打过水井,做过豆腐和酱油,还负责卖过酒。后又调到干校职工子弟学校,教授干校的职工子弟英语、物理、数学。年过半百的公公拿着吸铁石和自制的绕着线圈的铁芯,教孩子们做电磁试验。公公始终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误人子弟,更不能让孩子们失去受教育的机会。闲暇之余,他还帮干校的职工修理刚刚进口的波兰9英寸电视机及各种电器。他那个简陋的家简直成了一个免费的修理厂。在这一生少有的空闲和压抑的日子里,公公始终对生活对前途抱着希望,他等待着时机,等待着重新返回工作岗位。


1973年,公公终于被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发现,被安排在武空766厂。当时的766厂只是一个找不到出路的家属厂,只有一台车床、二十几个电烙铁、一台测试机和一个自制工作台。公公非常珍惜重新获得工作的机会。公公进厂之后大胆接受了文化大革命前一机部的国家研究项目--研制数显表。对于当时已五十五岁的公公来说,这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在西南联大时期,他学的是电子管。20世纪50年代半导体兴起时,他虽然研究过运用过,但对数显技术的原理逻辑电路则从未有过接触。公公通宵达旦地忘我工作着,翻译英文资料,钻研逻辑电路的原理,提出一个又一个的设计方案。夜深人静时,是他精力最集中的时候。他想起一个方案或一个构思片段,马上坐起来,拉开灯,在烟盒纸或在日历纸片上,把闪电般的思考成果记录下来。与他一起工作的同事,就是从这些小小的纸片上看到了电子的奇妙运动和电路的精巧结构。只要同电子在一起,公公就是能够发热发光的灵敏之极的导体。在公公的研究和领导下,766厂终于成功研制出感应同步器数显表,能自动测量出一根头发七分之一以内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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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代璠在中国航空公司昆明站电台工作时的场景。


数显表的测试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武汉重型机床厂同意把研究成果拿到机床上试用,这是武重机床厂安装的第一台数显表。使用的第一天,将数显表与原来使用的光学线纹尺比较,结果发现数显表显示的数字与光学线纹尺在某一点相差11丝(1丝为0.01毫米)。这台车床连光学线纹尺都是进口的。不少人认为数显表有误差,但经过反复检验,数显表是准确的。人们才把检查对象转到光学线纹尺上,发现原来进口的光学线纹尺的接口处有11丝误差。检查结果一宣布,在武重立刻引起轰动。区区小厂生产的数显表威力如此之大,从此武重催着要766厂制作第二台、第三台……全国许多大厂也纷纷来766厂订货。同时数显表还广泛应用于航空、航海、导弹、雷达、卫星跟踪以及制造精密机床时的自动测量,公公与同事们研制的数显表,其质量超过了国外同类产品。五年内数显表型号从2型推进到第13型,给武空创造了巨大财富。


文革后空总要调他回京,武空不放。因为是湖南人,公公对住在武汉感觉比较适应,同时也放不下他的数显表,就留在那里了。文革后《解放军报》曾在头版刊登了标题为《追求》的报告文学,报道了公公的贡献,称他闪烁着电子的火花。我们家人才知道他对中国空军做出的巨大贡献,这都得益于西南联大这个知识的熔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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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底,中国航空公司(后改称军委民航局昆明站)起义成功后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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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军委给军内技术知识分子授衔,王代璠肩章蓝底四颗金五星。


公公去世时八十四岁,一生坎坷但还算平安,主要因他有一技之长,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有用之才。他从不攀荣附贵,在极其复杂的生存环境下,他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科学研究道路并为此奋斗终生。公公总对我们下一代说:我的人生观主导面是积极的,我的总目标是为了,只要能为国家,为人民多做一些事情,让别人让后人更幸福,我的心就安定安逸了。我始终认为公公心态平和,这段话道出了他随遇而安的字的内涵。


我先生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光并不多。 部队在北京远郊,平时父亲都是住在部队里,周末一天回家和孩子团聚,母亲上班忙,所以四个孩子基本是放养。好在那时候民风淳朴,社会治安稳定,也没有所谓的起跑线,兄妹几个各自发展没让家里操心。而让先生念念不忘的,乃是三年困难时期,每周末望眼欲穿地盼爸爸快回家。爸爸回来了,抢过皮包,里面总有一些在空军食堂买的猪头肉、猪杂碎,让全家解解馋。现在提起还齿有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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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代璠在干校所住的屋前。右一为作者婆母,左一为王代璠次子王启迤,左二为作者陈继秀,王启迤之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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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代璠在武汉空军766厂时的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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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的戎装照。


公婆去世后,我先生只从家中带回美国一个小方盒,里面是公公一生的精华:多次立功的奖章,在云南时用的一枚象牙私人印章,授衔的少校肩章。公公不会唱歌不会演戏,一生严谨,钻研科学,努力奋斗。现在这个小方盒我们转交给了儿子迪,由他保管,希望后代能记住这段历史,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我写这篇文章主要是纪念逝去的亲人,并与家人朋友分享,同时想说明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和家庭的命运、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的。战争残害生命,破坏家园,而政治运动使人丧失尊严,丧失灵魂。希望这种悲剧再也不要发生。我这一代很幸运,没有赶上战争,人到中年还有机会选择了自己向往的国度,去享受无拘无束的生活。我珍惜这一切,将快乐感恩地生活着。



转自《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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