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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60年代至1980年代, 农五师, 入学政审,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兵团,我的起死回生之地


--作者:骆世昌


人过古稀,总爱忆旧。我是个平凡之人,却有过不平凡的经历,这既是时代使然,也是命运使然。冷静想来,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改变了我的命运。


走投无路


1963年,我在家乡广东省龙川县佗城中学高中毕业。学生时代的我循规蹈矩、爱写爱画,算得上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当年高考,擅长作文的我甚至在考语文时,在二选一的作文中,写就了两篇作文《当唱〈国际歌〉时所想起的》和《五一节日记》,让改试卷的老师二选一评分。但我没被大学录取,原因是家庭社会关系太复杂。我的外祖父在1928年就当龙川县县长,直到1949年还当着县参议长,而爷爷奶奶又是地主分子。我是小城镇青年,无田可耕、无业可就。正当我走投无路之时,一个表叔带着全家回乡省亲,他已经离开家乡二十多年了,在新疆建设兵团机运处工作。他见我能写会画,就说兵团需要这样的人,返回新疆时就把我带到了乌鲁木齐。三天后,表叔带我到兵团机运处人事科去面试,管人事的干事看到我写的文章和绘的画,就准备把我分到中小学去教书,但当时我那带着客家口音的普通话极不标准,很难登得了学校的讲台,就没当成教师。又过了三天,就随着下放到博乐市农五师的二十多位兵团机运处员工来到了农五师。到这儿一打听,我的一个堂姐夫老康在物资处当处长,他问我想干什么,那时年轻幼稚的我心里想,在新疆广阔无垠的田野上开着拖拉机耕种,是一项最务实、最光荣的工作了。于是,我就到八十九团(当时还称友谊农场)机务连报了到。


想当拖拉机驾驶员,先得当两年农具手。当农具手,工作很艰辛,春耕秋翻时,坐在机车后面打铧犁,尘土漫天;寒冬腊月修农具,稍不小心,农机具上的铁块就会粘掉手上的皮。但我想着两年之后,就能当上一个真正的拖拉机手,心中还是十分快乐。


这段时间我感受最深的是,新疆兵团慷慨地接收了我这个被当时社会称为黑五类子女的无业青年,而且实现了我当时最高的愿望——有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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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八十九团机务连当农具手的作者(右一)。摄于19654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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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81年,八十九团中学高中文科毕业班留影。第二排左六是作者。


起死回生


在机务连当农具手还不满两年,1965年初冬的一天,我随机车夜班去十多公里外的苇湖拉芦苇。装满芦苇回来时,是刚从无锡农机学校分来的技术员小吴开的车。其时已是凌晨两点,四野俱黑,车灯昏暗,在急速的行驶中我们都没看清小路上有一条渠沟,那是农业连队的职工在秋灌时挖就的。在没有减速的情况下,的一声,机车挣脱与挂斗的链钩,高高地跳了起来,我和小吴同时侧身落地,小吴因紧握着方向盘没真正跌倒,坐在副驾位置上的我则滚落在地下,随即千里马机车的后轮就碾过了我的臀部,我当即昏死过去。


手术清醒后我才知道,我当时没被碾死是因穿了一件厚重的羊皮军大衣,大衣缓冲了后轮的碾压力,但还是造成了盆骨粉碎性骨折和后尿道断裂。我的受伤惊动了正在熟睡的团政委孟昭宪和团长蔡清源,他们指示汽车队派出最好的司机孙师傅,把我送至师医院。师医院马上对我进行了抢救手术,派出的主刀医生是外科主任林中奇,他白天已做了三台大手术,在凌晨四点的酣睡中又被叫醒。手术时我刚被切开伤口找到伤源,发电厂意外停电。没了无影手术灯就无法进行手术,只好用止血钳进行止血,但依然血流不止。机务连的青壮年职工全都赶到医院为我输血。两个小时后来电了,但全麻的药效已过,麻醉师不得不进行第二次全麻。在短时间内进行两次全麻,几乎是医学上的禁忌,很可能导致患者术后痴呆。医院让当时唯一称得上是亲人的堂姐夫老康和堂姐清华签字。无奈之下,他们也只好含泪签了字。他们当时想:痴呆总比没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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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82年,在新疆兵团教师进修学院。后排左三是作者。


术后清醒过来,主管医生来查房。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你叫什么名字?我有气无力地回答:你问我这么简单的事儿干什么呀!我床头上不是挂着写了我名字的病号牌吗?主管医生大喜,确知我不但没痴呆,而且还理智着呢。


更值得庆幸的是,我进行了盆骨复位和后尿道吻合术后,要使盆骨能真正复位得需要一台悬吊牵引床。当时师医院外科虽然还没有这个医疗康复装置,但采购员已采购到了,货已到了乌鲁木齐。于是,市医院派出专车去乌鲁木齐拉回了这架昂贵的悬吊牵引床。经过45天的悬吊牵引之后,我才能像学步的婴儿那样,由护士架着肩膀学走路。


增长才干


出院之后经医学鉴定,我被定为三级残废,结论是不能干体力活儿,人事部门给我发了因工残废证。在回到机务连的一个多月里,李洪伟指导员和王连成连长天天叫我在食堂里吃病号饭。李指导员跑到团部对孟政委和蔡团长说:小老广(许是我一米六四的个儿太小,当时全团认识我的人都这样称呼我)成残废,不能干体力活儿了,他是个能写会画的高中生,就叫他当我们连里的文化教员吧,我们连里只有一个上海知青是高中生,当了会计,还没文教呢。于是,伤好之后,我就当了兵团八十九团机务连的文教。


兵团连队文教的任务是搞宣传鼓动,搞劳动竞赛,再就是帮助连领导写写年初的生产工作规划和年终的生产总结。我是个干一行爱一行的人,为了搞好宣传鼓动和劳动竞赛,我叫木工师傅做了一块长4米高2米的大黑板,竖在饭堂门前,每周出一次黑板报。黑板报的三分之二用来摘抄要闻、小故事、短诗歌,以及上海、天津知青写就的有点儿文学创作雏形的文章;用三分之一来公布一周以来的机车出勤绩效。我跑到博乐市里的新华书店买来《黑板报报头和装饰画册》,跑文具店买来彩色粉笔,精心编排,认真抄写。引得稍为识文断字的职工来食堂吃饭,就端着饭盆站在黑板面前边吃边看边议论。不出半年,我编排且抄写的黑板报就轰动了整个团场,团部的宣教部门就组织其他连队的文教来观摩学习。


一年之后,因团场宣传工作需要,又把我调到团场宣教部门,我除了经管团场书店、还为团部政治处下发的文件刻钢板油印、为团场大会堂开会写横幅会标和宣传标语、为团场演出队画布景、为团场电影队绘制宣传劳模和好人好事的幻灯片,以及在春耕秋收时节编写生产简报等杂务。事务虽然繁杂,但离不开写和画。凭着学生时代爱写爱画的爱好,我边干边学,文字功夫和绘画技能日见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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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85年调回深圳前,全家在新疆兵团农五师留影。


文革中期的三四年,全国大搞三忠于、四无限。其时,我练就了用油画颜料掺油漆画巨幅领袖像的技能,一时成了香饽饽。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博乐、温泉和精河三个县分布着兵团农五师的十多个农场工厂,此外还有军分区的机关营房及十多个会社。大多数单位都砌起了五六米高的巨幅毛主席画像台。而能够精准画出毛主席各种画像的人都集中在农五师,一个是中央美院毕业的李泉淼,一个是石河子农学院毕业的金仁香,一个是上海知青盛久贤,再一个就是我。各农场、工厂、军营、学校、会社纷纷来电话要我们去绘制毛主席画像。这项任务在领导眼中是光荣而神圣的,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无比劳累的苦力活儿。在五六米高的用水泥抹成或铁板焊接成的巨幅画面上绘制主席像,没有升降机,只有脚手架,画油画看远不看近,就近画完一个局部,一看很像,走下脚手架远看却不行。所以,画上20多分钟就得再爬下来,走出十多米的距离看画得像不像。频繁地爬上爬下,终日闻着油漆的气味,再加上寒风的吹打、烈日的烤炙,一天下来,累得饭都不想吃。但碍于单位之间的关系,单位领导又不便拒绝,就给我做工作,一定得去。最可笑的是,兵团八十三团的副政委坐着吉普车来叫我去给他们画毛主席像。……好说歹说,就用吉普车把我拉走了。(欲读全文,可读纸质版)


如此干了几年,我的体重下降到九十多斤。八十九团中学的协理员兼校长宋伯宽可怜我的劳累,把我调到美术学校当了美术教师。其时,我已在地方报纸《博尔塔拉报》和农五师的《战旗报》频频发表一些小小说和报告文学、人物通讯之类的文章。一天,五师的教育局局长田献奇来学校巡视,他问宋校长:小骆在你们学校教什么课?宋校长说,教美术。田局长说:你真糊涂,应该叫他教高中语文。如此一来,只是高中毕业的我就当上了高中语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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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85年,调回深圳后全家合影。


初登讲台时我心中发怵,但几周下来,学生很喜欢听我的课。想来,我的课学生爱听有着下面几个原因。一是我出生在书香之家,父亲骆梅生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他一直都在龙川一中教高中语文,我从小就在他的督教之下熟背了许多唐宋诗词和古代散文。二是我从小爱看课外书,特别是爱读苏俄文学和英法文学,高尔基、普希金、托尔斯泰以及狄更斯、巴尔扎克等作家的长篇小说,只要我能找到的,都读过了。三是我的家乡龙川县佗城,出了个当代有名的文学评论家肖殷,他是从延安走出来的作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人民文学》编辑室主任等职,他是我父亲年轻时的好朋友,在广州求学时曾得到过我奶奶的资助。1959年至1962年,他每年夏秋两季都回家乡写作,我上高中时常上他家玩,他闲下来就与我谈写作谈文学,他见我字写得端正,有时也叫我给他抄稿子,耳濡目染,自高中起我就试写过不少小小说、小散文,只是胆小,没敢去向报刊投稿。四是我给学生上课,从不照本宣科,从不局限于参考书中的资料,总是融入与课文有关的知识。


但没有大专文凭,站在高中的讲台上我始终心虚。于是我边教边学,参加了新疆师范大学中文专科三年的函授学习,获得了中文系文凭;1982年又以名列榜首的成绩考进首届兵团奎屯教师进修学院,脱产进修一年。这一年的脱产进修,由于师资来自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和兵团复出的老教授,我大长了学识和见识。在进修的课余时间里,别的学员大都去逛街、打扑克、下象棋,我就埋头读书写作。其时,在广东复出的文学评论家肖殷与我通信,他鼓励我向大刊物投稿。于是我斗胆向《新疆文学》寄出了小说《途中》,竟得以发表。兵团的《新疆军垦》(现《兵团日报》)第一次发表的征文连载中篇小说,就是我描写兵团农场高中学生成长的《黑妮》。为此,我获得了兵团的开拓文学奖。兵团的文学双月刊《绿洲》也在1983年第6期的头版,刊发了我描写兵团农场和机务连队职工的工作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农四连风情录》。从奎屯进修回来只教了一年书,农五师的战旗报社就把我调过去当了记者编辑,主要负责报纸的副刊。


其时,我年近四十,暴发了受遗传影响的皮肤病荨麻疹。一入秋冬,就奇痒难忍,这种一会儿胸前、一会儿背后、一会儿大腿、一会儿手臂的游走型奇痒,一抓几道红痕,折磨得我日夜不得安宁。到师医院看皮肤科,医生说:小老广,你还是回广东去吧,或许温暖的南方会使你的荨麻疹得到缓解。我与堂姐夫商量是否回广东。堂姐夫老康说:不能回,你好不容易在兵团混出个模样,在这里你是鸡头,调回广东就成凤尾了。但犹豫再三,我还是向组织打了请调报告。管组织和人事的干部在我的报告上批示:骆世昌是兵团培养的人,不宜放行。但师政委孟昭宪(此时他早已从八十九团调到农五师任政委)说:小老广是个好同志,他有病在身,放了他吧。


梦在兵团


19853月,我携妻子儿女调回深圳,宝安教育局接收了我。先分到西乡中学任教,三年后,又把我调入深圳市名校宝安中学。


广东气候温暖,我的荨麻疹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在回到深圳直至退休的二十二年岁月里,由于兵团作协把我的创作档案转到了广东作协,我一边教学、一边创作。教学上由于自己喜欢写作且在高考作文的指导上摸索出一些比较务实的方法,一直被学校领导安排在高三毕业班教学。在文学创作上,由于专注于青少年学生成长的题材,作品多数在《深圳特区报》《深圳青少年报》上发表。


我六十三岁在深圳退休(学校返聘了三年),在四十四年的工作历程中,有二十二年的岁月是在新疆兵团度过的。在回到深圳后的许多年,因为青春的印记铭刻于心,因为对新疆兵团的无尽怀念,我夜间的睡梦,也尽在新疆、尽在兵团……



转自《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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