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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50年代至1980年代, 文革后, 新华社国际部, 学者

自由主义传承

——追忆李慎之


作者: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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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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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


我虽然早就知道李慎之其人,但和他相识还是近五六年的事。过去我只听新华社的前辈们说他学识渊博,是才子。认识他以后,有机会和他交谈,才知道他思想之深刻,视野之广阔,是很多学者所不及的。我认识他的几年,恰恰是他思想大爆发的几年。他的影响大的文章几乎全是在这几年里写的。所以,我和他的相识,借用他常用的一词:躬逢其盛。这是我的幸运。


李慎之的生命历程共八十年,最后几年只不过是他生命的夕阳。而他的夕阳特别灿烂,其光辉,其色彩,其感染力,远远超过了他的朝阳和正日。杨万里诗云:谁将红锦幕半天,赤光绛气贯山川。李慎之的夕阳不仅有赏心悦目的赤光绛气,还伴随着震撼人心的阵阵雷声。这声光色电,不仅被及中国的山川,也影响着世界。


他的最后几年,文章被指定不让公开发表,但每篇文章刚一脱手,就在复印机上复印,复印,再复印;在互联网上点击,点击,再点击,其读者群以几何级数的方式天天扩大。他的名字被指定不让见诸报端,但打开互联网,敲上李慎之三个字,就会搜索出三千多个。这就是互联网时代!如果不是复印机和互联网,灿烂的夕阳一定会被浓密的乌云永远覆盖。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赞美夕阳的灿烂,更为它迅速沉落而悲伤、遗憾。我们多么希望看到他更多的文章,听到他更多的讲演!他曾对我说过,他要写关于新闻学方面的东西。在他的案头还摆放着台湾和香港报人写的新闻学书籍。我知道,要写好新闻学,除了懂得新闻以外,还需要政治学、社会学等多方面深厚的功底。他出身新闻世家(父亲是申报常驻无锡的记者),自己又从事过几十年的新闻工作。除他以外,当代中国再没有人具有写好新闻学的这么多优越条件。两年前,他提到毛泽东关于新闻的一段话。我说我也曾看到过。他说你快给我找来。但我一直没有找到。今年四月,我意外地发现了这段话并电告他,他在电话另一端说:你赶快给我寄来。可见他正在思考新闻学的问题。我很快寄去了。这是我听到他最后的一句话,也是我和他的最后一次交往。中国多么需要一本真正的新闻学啊!可李慎之没有留给我们!


为什么夕阳最灿烂?


晚年的李慎之不断深刻反省自己,通过反省自己来反省他这一代人走过的路,反省中国近百年的历史。


他反省自己的启蒙过程。什么是启蒙?启蒙就是用理性的精神来打破几千年的禁锢中国人思想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即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启蒙。李慎之认为,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经历了六次启蒙运动。第一次是1898年的戊戌维新;第二次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第三次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第四次是1927年北伐成功;第五次是1938年国共合作的抗战开始;第六次是抗战胜利后的民主运动高潮。而第六次启蒙运动是中国民主启蒙运动的最后结束。李慎之追述中国启蒙的历史以后哀叹道:整个二世纪一百多年中国民主运动几起几落而迄无成就,不但说明了这个有两千多年专制主义传统的东方大国民主力量之弱,而且说明树起了民主科学这两面旗帜的五四运动,实际上并没有使二者在中国扎下根来。中国人从根本上说并不懂得什么叫民主,特别是作为制度的民主。谁也说不明白民主的前提是什么?必要条件是什么?所有上面说的历次民主运动过后,就根本没有人进行认真的启蒙教育。八十多年来民主之说盈中国,实际上不过是一句时髦的邀买人心的口号而已。李慎之认为,民主启蒙其所以中断,从思想界来说,是因为有一个新启蒙新启蒙就是用马列主义的启蒙来代替五四时代民主和科学的启蒙。新启蒙是由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等人发动的,其作者还有钱亦石、潘梓年、邓初民、李平心、华岗、曹伯韩、张仲实等,他们都是当时青年人心目中崇拜的导师。新启蒙当时在中国盛行,有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还有一个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大思潮为背景。李慎之生逢其时,他开始接触的启蒙,恰恰是新启蒙,即马列主义的启蒙。在高中时代,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使他如醉如痴,读起来热血沸腾。这些书籍如惊雷迅电一样打开了他的脑筋,到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已经醉心于马列主义了。在抗日战争期间,李慎之是一位左派青年。当时他完全信奉毛泽东、共产党的一切口号、一切理论,并愿意舍生忘死地为其战斗。他是左派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是学生运动的组织者。本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精神,他还用马列主义先后启蒙了十几个比他年轻的、有正义感的青年。对接受新启蒙,李慎之回忆说:我自己曾经长期以此而自鸣得意,好像从少年时代起就俨然就是一个革命家的样子。其实我哪里分得清什么是旧启蒙与新启蒙,只是蒙蒙胧胧地觉得要反封建,反传统,要自由,要民主,尤其要共产主义而已。作为革命者的李慎之,26岁就迎接新中国的成立享受到了胜利的果实。第一次定级就是十一级干部,当时十三级就是高干,他三十岁左右就进入高干行列了。因此,他忠实地、积极地为这个政权服务。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高级干部,他的工作就是按照党的需要宣传,在他的笔下发出了不少文字,但不是出自自己的心声。他晚年向一位青年回顾说:那时节,真是不敢有片语违忤。战战兢兢地、认认真真地编谎话,老老实实地做一个两面派。那是一个人的生活吗?我们这样年纪的人看到你们这样年纪的,都感到人格有愧,抬不起头来。(《新世纪,老任务——李慎之访谈录》,199912月)


五十年代,他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每天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提供一日三餐(参)。即将国外通讯社和报刊对国际重大事件的反映,编印成《参考资料》,每天早、中、晚各一本。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共中央十分关注国际形势,几乎每天都要开会讨论因应之道。波匈事件以后,毛泽东派他的英文秘书林克到新华社国际部听取意见。当时的新华社,是国内掌握国际动态的主要部门。得此之利,作为社长的吴冷西,被毛泽东钦定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吴冷西回社里时经常向李慎之等透露一些毛泽东的看法。如,毛泽东说过我们现在还是训政时期”“我们现在实行的还是愚民政策”“我们的问题不止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其实,毛泽东可能还讲了另一面的话,可上面这些话李慎之特别听得进,从而形成一套看法,而且错误地判断了形势。林克本来是新华社的编辑,是李慎之的部下,据说还是李慎之推荐进中南海的。都是熟人,林克来征求意见时,李慎之就放言无忌:请毛主席除了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以外,还要制定一个还政于民的五年计划。”“我们要开放新闻自由”“我们应当实行大民主”“应当建立宪法法院


没想到,19561115日,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讲了这么一段话:


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西方的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


毛泽东说的司局级知识分子干部就是指李慎之,因为林克就是征求国际部主任王飞和副主任李慎之的意见,王飞为人谨慎,就是李慎之话多。毛泽东讲这段话后,吴冷西还专门找王飞和李慎之传达了毛主席的两句话:主席说这两个同志是好同志,回去不要批评他们。”“这不仅是几个人的思想问题,而是一个思潮。但是,由于李慎之在反右斗争中的其它言论,最终还是成了右派,而且是极右派,开除党籍,发配农场,罚以苦役。从此,他的生命发生了重大转折。由胜利成果的享受者变成了阶下囚。此时,他作了一副对子以自嘲:自作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自作多情,多情反被无情恼。命运的变化,使他看清了现实。1957年以后,他才渐渐觉悟到,五四时代的启蒙和新启蒙是不一样的,甚至是对立的。以后的三年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更使他大彻大悟。到七十岁他觉悟到,归根结底只有一种启蒙,也就是五四的启蒙,即西方几百年前就开始的古典启蒙。他如梦初醒: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被这个新启蒙引导着走了大半辈子所谓超越五四的道路,实际是偏离五四的道路。已经走到南墙,碰得头破血流了。我们有义务告诉后人:停步,退回去,回到五四,重新起步。(《回归五四 学习民主》,2000年,10月)他在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的时候,大声疾呼: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


李慎之虽然大彻大悟,但是他动笔直抒胸臆是很晚的。他恐惧。八十年代初,在反精神污染时,他心中有倾向,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但是连续几十年的运动吓破了胆,因此还是噤若寒蝉,只能在心底里对若水的正确与勇敢叫好,赞叹而敬仰。(《魂兮归来,反故居些!――悼王若水》,2002117


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他这种大无畏精神化成了铿锵有力的文字。他不顾新闻检查的刀光剑影,直面漫骂者肮脏的口水,忍受着旧日朋友的误会,直言不讳,秉笔直书,用他那支多才的笔,横扫几十年来流行的谎言和谬论。他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精通英语,长期从事国际工作,是中国当今为数不多的学贯中西的学者之一。在他介绍西方的思想时,总能在中国文化中找到相应的话语;讲中国问题时,又从西方文化中引出精深的解释。他的文章不仅中西贯通,视野广阔,而且格外坦诚和彻底,令人顿开茅塞,振聋发聩。


1999年秋,李慎之先生写的《风雨仓皇五十年》,直指中国政治改革的根本问题,喊出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最强音。这声音在世界的天穹回荡了好几个月。但是,事后我听到一位学者不以为然地说:他在这篇文章中写的都是一些已经成为共识的东西。是的,这篇文章说的都是很多人想说的话,言人之欲言而不能言者,才是最好的文章。皇帝没有穿衣服在大街上行走,不也是共识吗?然而,只有一个小孩喊出:皇帝光着身子!能够说出真话,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纯真!


正是良心、学识、勇气和纯真,使李慎之的晚年显得格外灿烂。


人的一生可能很长,但作为学者来说,思想火花的大爆发,可能只需要几年时间。李慎之就是在生命最后的几年,爆发出思想的光辉。


当今七十岁到九十岁的人中间,不少像李慎之一样,青年时代被新启蒙引上了革命之路。晚年大彻大悟,又回归到旧启蒙的路上,即重新把世界上已成共识的,已经制度化了的民主的观念拿来中国进行启蒙。其中之一的戏剧家黄宗江,曾用一个字,来描述他们所走过的路。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称这些老人两头真: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抗日救亡,真诚地参加革命,晚年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现实,用良知推动中国前进。他们饱经沧桑,久经历练,他们的思想是对二十世纪实践的提练,是对漫长生命历程的深思,当然是中国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批两头真的老人,也是灿烂的夕阳。祝愿他们长寿,愿他们更多地展现出夕阳的美丽。


震撼人心的阵阵雷声


近几年来,李慎之联系今日中国的现实,直击中国的专制制度。他的一篇又一篇反专制的文章,如阵阵雷声,震撼人心,摧人猛醒。


他一再宣称:中国今天的最大问题甚至是唯一的问题,就是二千年相沿成习的专制主义。”(《给杨继绳的信》2001113)“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彻底改变专制主义。只有清除专制主义,中国才能现代化。(《新世纪 新任务――李慎这访谈录》,199912月,25日)


《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是他反专制的一篇重要文章。在送给我这篇文章的打印稿上,李慎之贴了一张不干胶黄纸条,在上面写了几个字:这是我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的诊断书。这篇文章中认为,传统文化文化传统是不同的,前者是丰富的、复杂的、可以变动不居的;后者是稳定的、恒久单一的。李慎之不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它值得发扬和继承的西很多;而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他基本持否定态度。他论证了中国文化传统是专制主义。中国的专制主义已经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决定和支配了中国社会的政教礼俗,支配着中国人的行为、思想以至灵魂,也造就了中国的国民性,即阿Q性。两千多年来,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却原封不动。什么是专制主义?一分为二地说,那就是在上的一方面是专制主义,而在下的一方面是奴隶主义。专制主义就这个意义上说是一个合二而一的结构。中国的专制主义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算起,到二十世纪,还压在中国人的心头,而始终不敢改弦更张,或虽有改变而又借尸还魂,变本加厉。他认为中国专制主义的理论核心是儒法互补,儒法交融,不儒不法,亦儒亦法。


李慎之分析了中国专制制度的特点,一是资格特别老,有2200多年的历史,没有那一个国家能相比;二是政教合一政教混一;三是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皇帝是百姓的严父,中国人没有公民的觉悟,只有子民的顺从;四是大一统;五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六是思想统制或曰愚民政策;七是生命力特别顽强。中国人一百几十年的维新、革命,并没有改变两千多年专制主义的本质,只是革掉了一个皇帝。李慎之对上述每一特点的论述和剖析,都联系到或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今日中国的现实。


李慎之指出,中国专制主义有着强大的支持力量:计划经济是对专制主义最有力的支持,甚至是现代专制主义的基础;因为近百年来多次遭到外国侵略,专制主义很容易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任何一个专制政府,只要把民众的怒火引到外国人头上去,它就可以以压倒民众的民主要求而可以保住以至加强自己的统治集体主义是支持专制主义的又一强大力量;中国专制主义还受中国包括儒法在内的许多派别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支持。


李慎之不无激愤地写道:一直到近两年,我才渐渐悟到专制主义、奴隶主义的气息几乎弥漫在各色各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只要一接触就会受感染而不自觉,我自己即是中毒甚深的人。打开电视,翻开报纸,都是只见千士之诺诺,不见一士之谔谔”“大规模的以权谋私又必然是因为公共权力行为缺乏公开性或透明的结果。这恰好是专制主义存在的证明。”“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一样,无不变了颜色。”‘民主一辞,明明是外来的,到了中国,便变成了为民作主;法治一辞,也明明是rule of law的翻译,但是没多久,变成了依法治国,变成rule by law,回到秦始皇去了。李慎之断然说:专制主义只能否定,谈不上继承。必须代之以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李慎之指出:中国要否定专制主义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制度改革,一条是进行启蒙教育。前一条如果机缘凑巧也许可以速成。后一条则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耐心的过程,要急也是急不得的。这两条哪一个在先?只有先实行制度民主化,然后再完成子民公民化。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呢?在《回归五四 学习民主――给舒芜谈鲁迅、胡适和启蒙的信》中,李慎之赞同陈独秀晚年的看法。19409月,在《给西流的信》中,陈独秀列举了民主政治的几个必要条件:一,议会由选举产生;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三,政府的反对党派公开存在;四,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李慎之又在陈独秀的上述看法之后补充了几条:民主不但是少数服从多数,而且多数必须尊重少数;行政、立法、司法的权力必须分立,相互制约;统治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没有任何个人或集体可以居于法律之上;原告不能作审判官……等等。李慎之进而引用胡适的话,对陈独秀画龙点睛: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这十三个字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制度的生死关头。李慎之写道:前两年读了陈独秀在1942年逝世前的言论,我更恍然大悟,根本没有什么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不同,也没有什么旧民主和新民主的不同,民主就是民主。”“人类经过二十世纪这一百年的历史经验,经历了法西斯到法东斯各式各样社会改造理论。现在也已经明白,什么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其实都只是在极其狭窄而短暂的时空条中存在,只有极相对的意义,归根结底,人就是人。李慎之呼唤重新启蒙,把子民意识转变为公民意识。他主张,大规模地、长时期地、扎扎实实地、认认真真地进行这几十年社会上学校里根本不存在、甚至没有听说过的公民教育。通过公民教育,让中国人成为独立的、自由的、自尊的人。为此,李慎之推崇捷克现代杰出的思想家哈维尔,提倡人们在真实中生活做一个说真话的人。哈维尔是一位促成了后期极权主义结束的思想家和实践家。什么是后期极权主义?李慎之在《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中是这样描述的: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制度还是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了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日益严重。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中心。李慎之明确指出:中国现在正处在后期极权时期。(顺便一提,现在一些印刷品转载《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这篇文章时,都将后期极权主义误为后极权主义。李慎之在给我这篇文章的打印稿上,特意用钢笔在字之后加了一个字,大概是表示与各种后学之区别。)李慎之写道:后期极权社会最高的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谎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每个人都有东西可以失去,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恐惧在充斥谎言的社会里,真话具有极大的威力: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大概是李慎之晚年义无反顾地说真话的原因。要说真话,就要不怕失去什么东西。无私才能无畏。哈维尔认为,人们说真话的动因就是良心。无私和良心使李慎之晚年坚持说真话。正是真话才使得他的夕阳特别灿烂。


重新举起自由主义的旗帜


为了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李慎之重新举起了自由主义的旗帜。


他写道:民主价值归根到底是个人的价值,所以,民主主义者必须要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出发点。(《革命压倒民主》。20014月)


需要说明一下,李慎之这里说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自私自利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与集体主义相对立的概念。个人主义是西方文明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哈耶克说: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隘,也就是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己的天赋与爱好。对中国来说,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欧洲的舶来品。五四以前,严复、梁启超就宣传和介绍过自由主义。五四时代的民主科学的口号就是来自自由主义。在20世纪的30年代和40年代,自由主义在中国小有声势,其代表人物有胡适等一批知识精英。新中国建立以后,自由主义销声匿迹。


《共产党宣言》中说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的前提条件。有人从这里引出马克思赞同自由主义的结论。不错,这句话是自由主义的理念,但它与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体系相悖,尤其是和马克思的经济思想相悖。只要以马克思主义立国,只要搞计划经济,就得剥夺个人自由,自由主义就没有言论空间。


我曾写过,自由主义在中国是断代遗传。中国当代自由主义者主要是75岁以上和45岁以下的人,60岁左右的人在上学时没有机会接触自由主义的书籍,而且学的是俄语,到了能够看到自由主义书籍的时候,由于年龄原因,吸收知识的能力已经大大下降了。我恰好是被断掉了一代中的一员,我是没有资格谈自由主义的。


当中国放弃了计划经济并实行市场经济几年之后,自由主义在中国重新浮出水面。自由主义在中国重新出现,这和李慎之是分不开的。


199710月,李慎之在《顾准日记》的序言里用了自由主义这个词。说顾准放弃的是专制主义,追求的是自由主义19984月,在《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中说,值此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之际,最要紧的是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的传统他在这篇文章中介绍了自由主义的要义,介绍了自严复以来,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认为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尤其是中国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和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自由和自由主义越来越成为一种全球性价值,他大声疾呼:我们一定要走向这个目标”“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引进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争光!。也许我孤陋寡闻,我觉得这是中国近四十多年来第一篇公开地讲自由主义的文章。


事后,李慎之为这篇文章简单粗糙而略有遗憾,但学界认为:“1998年中国思想学术界最值得注意的景观之一,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理立场浮出水面(朱学勤,1998)。李慎之这篇文章开拓了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言路空间。(王岳川,2000


在共产主义成为杀头之罪的时候,李慎之选择了共产主义;在自由主义成为被打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李慎之又鼓吹自由主义。他是一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他的选择毫无功利动机。


自由和平等这两个价值是有冲突的。充分的自由,会导致资源向强者、能者集中,从而失去平等;如果企图改变这种不平等,就会牺牲一部分人的自由。面对这对矛盾,李慎之说:我认为自由和平等是人的两大价值,应当平衡而不可偏废。但是到任何时候,自由是第一的,平等是第二的,永远不可颠倒。(《自由主义与中国——李慎之杜维明对话,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9年冬季号》李慎之重新倡导自由主义,招来了沉重的压力和数不清的麻烦。官方意识形态,老左派,新左派,都一起描准了他这个目标,政治打压和肮脏的口水一起向他涌来。他在北京大学讲话一公布,立即遭到新左派的攻击。批评者观点鲜明,言辞激烈,出李慎之意料之外。他让我把新左派"批评他的背景弄清楚,可惜我没有完成他交的这个任务。


这一切,他都顶住了。他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为了国家的繁荣和富强。人类的文明史证明,所有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莫不以保护人民自由与公民权利为第一任务。历史也已经证明,只有人民最自由的国家才能成为最稳定、最繁荣、最强盛的国家。(《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20005月)中国为什么要现代化,就是为了中国人都能做一个独立的,自由的、自尊的、现代化的人。这既是中国现代化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点。(《新世纪,老任务――李慎之访谈录》,199912月)


自由主义在中国重新出现,立即引发出激烈的争论。当这场争论进行了两年并且愈演愈烈的时候,我试图客观地梳理一下争论的内容和来龙去脉,2000年底,写成了《跨世纪的争论》一文初稿。李慎之读了我的初稿后,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表述了他对自由主义的一些新看法。现将这封信全文公布如下:


继绳同志:

收到大作。我已进同仁医院等待白内障开刀了,但还是匆匆看了一遍,以副雅意。

我个人是不但不参加这场争论,而且甚至不愿谈论它。1999年年底,我在香港,有记者要我对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发表意见,我说哪有什么争论,大家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反对专制主义。在中国实行民主以后,当然会有左派右派。我就可能是一个左派,主张社会主义,但那是以后的事,现在没有什么左右可分。只有有了自由,才可能有主义,这样那样的主义。没有自由,什么也谈不上,一切主义除专制主义都来自自由。我差一点就同意把这段话发表,但是后来一个朋友叫我再看一看。一年多了,我才发现这场争论真是愈演愈烈,我幸好那时没有发表。

对我来说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甚至唯一的问题就是两千年相沿成习的专制主义。这一年我才知道新左派的看法根本与此不同。

你对情况比我还了解得多,梳理也极清楚,我由此增加了许多知识。我觉得你的梳理对读者有很大的帮助,但是由于上述我的基本观点,我不可能像你这样写。在我看来专制与自由之间是很难折衷妥协的。

新左派在中国的出现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他们会取这样的立场,也是我所难以想像的。虽然他们的思想资源来自洋人(80年代在北大教了一年书的詹明信,Jamison对新左派在中国的兴起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仍然要说中国专制主义的根子实在太深。最新最大的代表人物毛泽东不但在中国文化中有其渊源,而且其威所被,还成了欧美新左派心目中的导师。赫赫有名的巴黎685月就是以在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为精神领袖。而西方鼎鼎大名的萨特,就是毛泽东的崇拜者,文革的崇拜者,因为他用大民主打倒一切官僚,把大批干部、学生、知识分子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平等、最否定特权的社会。

我不能要求你像我这样来看新左派,但是我希望你多少能把这一点点出来。

老左派原则上否定文革,但肯定五十年代,原则上主张对毛三七开,但新左派中至少有一部分(如崔之元)是基本肯定毛的,是崇拜毛的(洋人新左派更多)。

你提到新左派有话语优势,而自由主义者则受迫害,这点我认为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但《南方周末》点出汪晖反对国际资本,而又接收了李嘉诚的奖金,这一点我认为提一提也好。你的最后一页是在和稀泥了,但是我不仅不反对,而且赞成。因为只有这样,你的文章才有发表的话语权利。让读者知道你了解的东西,在我看来是十分重要的,只是我自己不会这样写而已(我已经说过,我个人只发表自己的见解,当然远不能畅所欲言,决不会介入任何争论的)。

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东西,这话是毛泽东说的。就这一句话讲,可以说是真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专政,在凡人看可以说是纯而又纯了,但是毛泽东看,还是不纯。尤其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理论家谁都不会主张纯而又纯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天然就是不纯的。

自由主义这个词,由于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编入中学教材,在中国是臭名远扬的一个词。把这个词从政治范畴重提出来确实是我第一次在《顾准日记的记序》中,第二次是在《北大传统与自由主义》的序中提出来的。提出以后,虽然一下子引起了许多年轻学者的热烈响应,却马上(几乎是立即)引起了新左派的攻击,大意是自由主义为贪官污吏鸣锣开道,观点之鲜明,言词之激烈,我到现在才勉强有所了解,实际上还是糊里糊涂,你如能把这个背景弄清楚,对我(还有很多自由主义者)都将是很大的帮助。

说官方或老左派能懂得新左派的理论是很难相信的,但官方确实又对之持优容态度。为什么这样?我也弄不明白,唯一的解释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了。不见《参考资料》只要是批评《新自由主义》的文章都大登特登吗?

我必须补充一句,我说的春天也不过像郭沫若1979年讲的科学的春天中的春天那个意义而已。言论自由可以再上一个台阶,社会矛盾还是不断,自由主义者,不是共产主义者,决不会抱不切实际的幻想的。

非常匆忙地写下此信,词不达意,请原谅。

你的文章改出以后,请送我一份。

此颂

年禧

李慎之

2001113

又及:

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还有一个差别,前者主张制度创新,其实也就是西方已有的民主宪政,但是他们不敢说出口。后者则根本无纲领,或者其纲领就是激烈批评自由主义。


由于记者职业习惯,我追求客观,没有按李慎之的意见修改我的文章。结果,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都不高兴。过了一年才在香港《明报月刊》上摘要发表。


李慎之的晚年,除了批评专制,力倡民主,重新举起自由主义的旗帜以外,还有其它方面的贡献。在他生命进入最后十年倒计时的时候,就致力于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以他学贯中西的头脑,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辨析和融合。他惊奇地发现,世界各种哲学的初始命题和终极命题,大致都是差不多的。他想从东西方文化的深究中,寻找开放和创新的根据。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使学界瞩目,于是有南王北李(王元化,李慎之)之说。在他夕阳的光辉中,这方面的内容也许有更深远的影响。


夕阳天外云归尽

犹见青山无数峰


李慎之走了。夕阳已经落山。霞光并未散去。他用生命、智慧和勇气垒起的座座山峰永远令我景仰。



转自《爱思想》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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