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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40年代至1950年代, 传教士, 山东, 烟台

敌伪档案中的老照片


--作者:曲德顺


1997年夏天,我陪保险公司的朋友到印刷厂去办理销毁保险单据的事宜(规定必须有两人在场)。出于恋旧物的癖好,我借机在印刷厂的废纸堆里到处转悠。这时两个鼓鼓囊囊的大麻袋吸引了我的目光,麻袋的敞口处露着影集的封面。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上前从麻袋里抽出了影集,发现除了影集里面还有一些散落的卡纸,间或夹杂着黑白照片。照片里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我从他们穿着断定应是民国时期的照片。里面竟然还有一张二十厘米见方的底片,对着阳光一看,烟台山上的灯塔、街道、洋房赫然在目。


我正忙着从散落的卡纸间一张张地抽取旧照,一位大姐从身后拍了拍我的肩膀:干吗呢?小伙子!我连忙欠起身,慷慨激昂地给她讲这些照片的宝贵价值。可能是我的兴奋感染了这位大姐,她说:这两麻袋东西,是公安局送来要求销毁的,既然你说它这么有用,手里那些你就留着吧,别再扒拉了!


感谢这位大姐,让我意外拥有了180张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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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整齐的师生合影。戴瓜皮帽的洋先生站在人群的边缘。


这些中外人士合影的照片上,有的背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外文,其中三张的背面盖有日本宪兵队的图章。照片里还裹挟着一些纸片,有一张《外宾港澳台人士登记表》,书写人的笔迹肥肥大大,似曾相识,再仔细看接待员的签名,竟然是我!那是1993年,我在校工作期间,利用暑期在烟台某星级酒店做前台接待,为客人登记时留下的笔迹。在当时还没有网络传输的条件下,按照公安局外管处的规定,每天必须将当日填写好的表格送到外管处备份。


通过对照片信息的研究,大致可以推断,这些照片是在烟台传教的外国传教士的工作及生活照片。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首先关押、查扣部分在烟台工作、传教、学习的欧美等外籍人士及其物品。随后在19429月将在烟全部西方外籍人士(不包含法国、意大利籍人员,因当时法国被纳粹德国占领,法国人便不再作为敌国居民监禁),先行囚禁在烟台毓璜顶集中营(有些照片的背面,还盖有日本芝罘宪兵检阅济31.9.12”字样的图章)。1943年夏天,又将他们转移到潍县乐道院集中营。在战争末期盟军营救行动中,被解救的集中营人员因直接回国或没有拿回查扣的物品,造成照片仍旧滞留在日伪档案之中。1952年烟台天主教主教江世范(加拿大籍)被抓捕,其缴扣物品,与遗留的日伪时期资料合存于公安系统的档案之中。四十年以后,这些敌伪档案中的部分材料被销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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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案的传教士。屋内的家具字画都是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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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儿童在一个梯凳上合影。


照片上的外国人,多为天主教方济各会的传教士。方济各会是天主教修会之一,该教会是由意大利人方济各(Franciso Javier 1182—1226)在1209年得到教皇的批准后发起成立的。方济各会是最早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教派。1839年罗马教廷将山东教区从北京教区中独立出来,成立山东代牧区,设立主教并由方济各会代管。1885年山东分为南北两教区,鲁南归圣言会,鲁北归方济各会。1894年方济各会北教区中又划出登州、莱州、青州三府,成立山东东界代牧区,主教府设在烟台。1924年主教驻地更名为芝罘代牧区。19464月升格为烟台教区,仍由法国方济各会管理。据1940年的统计,烟台天主教有教徒12400人、9座大教堂、64处小教堂,创办2所高中、1所传教员学校、25所小学、3个孤儿院、1个印刷所、4家医院、2所养老院、 1所麻风病院、7间诊所。


天主教传教的主要对象,是中国最底层的农民。中国农民相较于中国的士绅阶层,更容易接受天主教。为了更好融入中国农民的生活,传教士们完全实行了本土化,他们习汉字,学汉语,吃中国饭,穿中国衣。在清代,还要剃头扎辫。鲁南教区主教韩宁镐,在家信中曾这样描述他在中国的日常生活:我们的服装是中国服装,真不错。不过,色彩太多。比如,我的身上有这些颜色:鞋子是黑布做的,两指厚的鞋底是白的,袜子和裤子是黄色的,长袍是深蓝的,夹克是黑的,在我剃过的头上却戴着黑色的帽子。我后面戴着一条很长的辫子。我吃的面包(指馒头)的原料是小脚女人将小麦、黄米和高粱等谷物放在磨上,用手柄转动磨的。磨好的面粉加上一点水做成小面团,把这些面团放在一个屉上,屉子放在大水锅上。这样,水蒸气渗入这些小面块,面包就好了。我们喝着中国茶或黄米粥来吃这种热面包--没有牛奶,没有奶油,没有干酪。这些照片中的传教士,除了大主教着礼服的标准照外,其他教士的日常着装都是中式马褂,戴礼帽或是瓜皮帽,完全是当时普普通通中国人的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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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富裕人家的家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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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大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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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女性为主的教民合影。


这些照片大致可以分为传教士日常工作活动、外籍传教士之间的合影、教会学校的场景、胶东农村的婚丧嫁娶以及胶东乡村家族的合影几大类。其中乡村孩童的照片,还按照人头数冲洗了数张,可见照片这种当时的稀罕物成为传教士与百姓有效拉近距离、沟通情感的公关手段。烟台开花石上修建的受难十字架、扩建烟台最美的玛利亚进教之佑圣母堂的哥特式尖顶塔楼、崇正中学的校运会,这些活动在照片中都一一呈现。烟台历任主教常明德、罗汉光、杜安坤等也在照片中留下了身影。


有意思的是,专门为他人拍照的天主教神父梅荫华(Michel De Maynard)也在照片中现身。梅神父1906年至1912年在中国北方等地游历,留有230张反映晚清社会更迭的影像图片。梅神父1912年在烟台有过较长时间的停留,其拍摄的照片还被哈利洋行制成明信片对外发售。他在大集体的合影中出现三次,说明他当时也被认为是团队中的一名成员。这些保存下来的照片中是否也有梅神父的作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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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神父的合影


照片中唯一的烟台山的全景的底片,在一家照相馆冲洗时,店主称底片不慎遗失。烟台市政府修缮烟台山建筑时,曾在报纸刊登呼吁大家捐献照片、资料的文章。我将自己那张仅有的烟台山全景照片送到有关部门,可惜我当时没有再翻拍一张留存,现在只能在烟台山的开埠博物馆里和大家不断转发的烟台开埠历史的微信中一睹它的身影。我还向烟台博物馆捐献了几张老照片,当时说要给个捐献证书,后来也不了了之。


去年看了冯克力先生《当历史可以观看》一书,在《曾入敌档》一文中,作者讲述了《老照片》创办的一段经历,说到通过朋友引荐,从某博物馆相关人员那里获得的一批老照片,大大小小总共有两百张左右,绝大部分拍摄于20世纪初年的烟台及周边。在粘贴照片的账簿硬壳封面的背后,粘有一张巴掌大的字条,正是这张字条简单交代了这批照片的由来。大意是:这批照片原存于烟台市公安局的敌伪档案中,系解放初期从当地的外国教会缴没而来,八十年代初期为该博物馆所征集。可见《老照片》早期采用的这批照片,与我的照片同出自于烟台公安系统的敌伪档案。想来八十年代初,这批教会人士的照片,已经不再作为敌档看待,便移交给了相关文物部门。而我的这批照片,可能是博物馆选剩下的,多是教会里中外人士的合影,感觉其价值不高,便被确定销毁,幸而被我碰上,得以又保留了一些。


后来经朋友介绍,与冯克力先生在烟台所城图书馆相见,看着一张张侥幸活下来的老照片,颇有《富春山居图》分而相聚之感。遂写下这些文字,记下这批敌档照片分分合合的命运。



转自《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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