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分类: 1940年代, 新闻

忆念赵敏恒师


--作者:沈苏儒


长久以来,我一直想写一点文字来寄托我对赵敏恒师(1904—1961)的忆念,但每次提笔总觉得心情沉重,迟迟未能着墨。近来在整理我1946年秋访问印尼时所做报道和电讯时,敏恒师的音容笑貌屡屡再现在眼前,终于定下心来开始动笔。


我在大学里学的是外国文学,但毕业以后的五六十年中,一直从事新闻工作。在这方面,我有两位主要的老师,他们都是我国20世纪中期非常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一位是刘尊棋老师,另一位就是赵敏恒老师。我称他们为老师,是按中国文化传统中把自己作为他们的私淑弟子而这样称呼的。我1945年大学毕业后先到美国新闻处中文部做翻译,刘尊棋老师是中文部主任,他言传身教,使我得到了关于新闻工作的启蒙教育,也立下了终生从事新闻工作的志向。1946年我进上海《新闻报》编辑部工作,总编辑是赵敏恒老师,我是在他的教导和培养下成为一名记者的。所以我对这两位老师十分敬爱。


113.jpg

1 20世纪40年代,赵敏恒在重庆与独子赵维承合影。


赵敏恒老师作为青年才俊,1923年弱冠时就从清华大学毕业,赴美留学,先后在美国最著名的两所新闻学府密苏里新闻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学习,获新闻学硕士学位(当时尚无新闻学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初在北平《英文导报》任副总编辑,次年加入路透社,担任远东分社主任,前后十五年。在此期间,他因为首发了多项有关中国、震动世界的重大新闻(包括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国联李顿调查团秘密报告、1936年西安事变、1943年开罗会议等),蜚声国际新闻界。其中最富有戏剧性的是19346月关于日本驻南京副领事藏本英明失踪事件的报道。藏本因受其上级压制,愤而出走,意图自杀,但七天后在紫金山被发现。藏本失踪后,日本政府诬称藏本被中国人杀害,调集日舰到下关江面,气势汹汹,妄图挑衅。藏本被发现后,对中国警方坚不吐实。赵师在采访时赢得了他的信任,他始吐露真相,于是此事大白于天下,日本制造事端的企图被粉碎,日本外务省情报局长天羽气急败坏,在东京诬称赵师不是记者,是中国最恶毒的宣传员


以赵先生这样的经历和地位,按常理来推想,他应该是很亲西方、很洋气的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但事实上,他始终怀着一颗十分强烈的中国心。外滩的上海俱乐部是洋人的天地,向无中国来宾。一次,路透社一位高官请赵师在这个俱乐部吃饭,他没在大厅签名簿上写他的英文名字 Thomas,而是用中文写了自己的名字赵敏恒


还有这样一件事情能够说明赵师作为中国人的骨气。1932年,日本在上海发动了·二八侵略战争,英国驻华公使兰浦森从北平赶来上海准备调停。赵师获悉后立即发了新闻。兰浦森见后大发雷霆,下面是两人间的一段对话:


兰质问赵:你没有得到我的许可,为何乱发消息?!


赵答:你如认为消息不正确,可以更正。


兰追问赵消息来源,赵说:新闻记者有保护新闻来源秘密的责任。


兰说:我命令你说出来!


赵答:我是中国人,不归你管!


兰生气地说:路透社是英国的通讯社。


赵倔强地回答:我对路透社负责,不对你负责。说罢拂袖而去。后来兰浦森果然致电路透社总社,要求撤换赵,总社没有同意。尽管如此,赵的耿介和作为新闻记者的良知终于使他离开了这个当时居全球首位的新闻王国。他在二战后期从英国途经非洲返回中国途中,写了题为《伦敦去来》的长篇通讯报道,在重庆《新民报》上发表,对西方殖民主义者残酷压迫和剥削非洲各国人民的真相,多所揭露,影响很大。英国统治阶层原来已对这样一位有国际影响、坚持真理的中国记者十分恼火,于是通过路透社高层对他施压,要他承认错误,并停止将《伦敦去来》的新闻报道出版成书。赵师坚决拒绝,并表示:我自动辞职,并拒绝接受退职金。


他离开路透社后除完成《新闻圈外》《外人在华新闻事业》《怎样做一个成功的访员》等著作外,应老报人成舍我之邀,出任重庆《世界日报》总编辑。抗战胜利后,他应邀出任上海《新闻报》总编辑。当时中国历史最悠久、实力最雄厚、发行量最大的三大日报都集中在上海,《新闻报》(1893年创刊)是其中之一,另外两家是《申报》(1872年创刊)和《大公报》(1902年在天津创刊,后将总部移至上海)。


114.jpg

2 抗战时期成立的战时儿童保育委员会发起人合影。


前面已经提到,我在美国新闻处做翻译时,在刘尊棋老师的熏陶下,对新闻工作产生了很大兴趣,也懂得了有关新闻报道的一些基本知识。日寇投降后,我随他调到上海。他后来除美新处的工作外,创办了《联合晚报》。有一天,他对我说:你想在美新处 build up a career(开辟一个前途)是不现实的。他这句话使我意识到,如果我真想做一个新闻工作者,必须进一家大的报社或通讯社去工作,并寻求接受高级专业教育的机会。这样,我就在1946年初决心辞去美新处的工作,经人介绍去《新闻报》见赵敏恒师。赵师欣然接受了我。当时,赵师是总编辑,又兼管采访部,他说,当记者要先从 local beat(新闻专业术语,指采访本市新闻)做起,采访本市社会新闻,是基本功。


赵师给我安排的第一课是去采访当时发生的一桩德国侨民自杀案件。我现在已记不清楚当时我这个新手是怎么东撞西撞去进行采访的。我所记得的是我满头大汗地奔走于报社、德侨居所、医院之间至少三次,就为了前两次我都没有弄清楚这个德侨到底死了没有,向赵师报告,受到了他的批评。他说,这个德侨有没有死是这则新闻的重点,必须弄清楚,否则就没有新闻价值了(我现已记不得这个可怜的德侨到底死了没有)。从这件事我开始体会到什么叫作跑新闻,不,真是出不来新闻的。


老师给我安排的第二课是采访政治新闻。政治新闻除了之外,还必须要弄明白新闻线索(包括形势、背景),为此,记者就要广交朋友,其中包括一些可以成为新闻来源的关系。为此,他派我去驻南京办事处,任特派员陈丙一(赵师的得意门生)的助手。


赵师给我安排的第三课是采访外事新闻。这是他培养我的重点,因为当时报社缺乏这方面的专业记者,我上过外文系,语言上基本没有困难。所以南京办事处的外事新闻由我分管。当时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张沅长是我中大的老师,次长(现在称副部长)叶公超是赵师的友人,这就为我提供了便利条件。叶是位才子型的名人,风流倜傥,单身住在外交部大院的一座楼上,我常在他下班后去找他,他像对一个青年学生那样接待我。


1946年秋,赵师派我随宣慰专使李迪俊(大使衔)出访印度尼西亚。印尼三百年来受荷兰殖民统治,二战期间为日寇占领,日降后宣告独立,成立印尼共和国,苏加诺任总统,以爪哇内地城市日惹为临时首都。荷兰在英国等西方盟国支持下,力图卷土重来,派兵占领首都巴达维亚(现名雅加达)及若干重要城市。印尼有华侨、华裔二百万,日占时期已饱受苦难,日降后印尼国内局势动荡,战乱不已,华侨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李专使此行任务十分艰巨,既要同盟军总部和荷兰总督府打交道,又要同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印尼共和国来往并表示友好。也许,正是因为这次外交活动的特殊性,所以赵师才让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外事记者去实地见习一下。


115.jpg

3 苏加诺总统于19461116日在印度尼西亚临时首都日惹接见本文作者。这是苏加诺总统会见的第一个来自中国的记者。


在不足两个月的时间里,我随宣慰团几乎跑遍了这个千岛之国,除爪哇全岛的所有大小城市和巴厘岛外,还到了苏门答腊岛南北两大城市巨港和棉兰,西里伯斯岛的望加锡、加里曼丹岛的坤甸和马辰、邦加岛、勿里洞岛等处。当时交通困难,去外岛须乘军用飞机,李专使只能坐在机关枪手的位置上,我们更只能是随遇而安了。我们会见的各地华侨共计有四十万人,他们的爱国热情常使我激动至于泪下,而见到李专使周旋于对立双方之间,才真正体会到外交工作折冲樽俎的含义。我深知这次随访是难得的学习和锻炼机会,所以不顾旅途辛劳,先后发回电讯(英文)和通讯(中文)共五万余字。在印尼临时首都,我还晋见了苏加诺总统,这是他就任总统后第一次会见来自中国的记者。印尼总理兼外长夏利尔亲撰告中国人民书,交给我在《新闻报》上发表,书中说,我国之革命与中国之革命,完全相同,皆志在亚洲之再生……现在我们可以望我国与中国的未来关系--两个友邦,并希望能早日实现,这些都为以后十年里,中国和印尼友好关系的建立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回国后,赵师对我的工作表示满意,只是最后半开玩笑地说:以后可不要再把情书夹在通讯里咧!原来,因为当时从印尼到中国通讯困难,我有几次在电讯最后附言编辑部给我妻子陶琴薰打个电话报告平安,所以赵师这么说。


116.jpg

4 宣慰团于194611月中旬由印度尼西亚政府外交部派员护送赴爪哇内地。后排右一为本文作者。


我从印尼回国后,赵师就派我常驻南京,主要是负责外事报道,仍协助特派员陈丙一做政治新闻采访工作,包括同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代表团(在梅园新村)的联系。当时的代表团发言人、名记者范长江是我的堂兄、民主同盟重要领导人之一沈钧儒的女婿,稍后范由梅益接替,仍同我保持联系。办事处还有一位同事钱克显,也是赵师的高足,负责军事报道,后来增加一位比我们年轻、负责经济报道的朱稼轩,另外有一位专职摄影记者王介生。


赵师对部属的工作要求是非常严的,那时,同行间的竞争也非常激烈。我们在南京的采访和写稿工作一般从下午持续到午夜。当时的电信设施还很原始,我们的一部分时间性不强的新闻稿件和照片常常送到南京机场通过私人关系,托民航的朋友带到上海,报社派人去取。主要的电讯稿件是夜间通过长途电话传给上海总馆的。南京办事处有一位专职的译电员,他把我们写好的稿件,译成电码(这种电码是电报局制订的,每个汉字由四个数字作为代码,如我的字是3088),然后用长途电话把这些代码口头报给报馆,总馆的译电员记录下来,再译回汉字。这个过程一般要从晚上八九点时开始,到午夜后才结束,在这段时间里,有时赵师还会直接用电话给指示。


赵师在总馆另设专人每天负责把本报的重要新闻同《申报》《大公报》等主要报纸(也是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的重要新闻做对照研究,上报给赵师。赵师阅后,如我们有了独家新闻(西方新闻术语中所说的 scoop)就会来电话表扬;如我们漏报了或不如他报完善,他一定严厉批评。所以在他的领导下,大家从不敢有丝毫懈怠。我们的办事处和《申报》办事处正好在南京当时繁华的太平路的东西两侧,互相可以望见,两家各有一辆采访用的吉普车停在门口,一家的车如开动了,另一家听到或看到后会立即去跟踪,竞争的激烈于此可见。


赵师信奉新闻必须快速、真实、正确的原则。他常教导我们说,一张报纸要生存和发展,在于平时的新闻报道能为读者所喜欢、需要和信任。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它才能发挥舆论的力量。


1948年,我在赵师的鼓励和推荐下,向他的母校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申请读研究生,得到该院的录取。但因我筹不到足够的官价外汇,黑市又负担不起,未能成行。这是我在新闻事业道路上遭遇的一次重大挫折,赵师也深为我惋惜。


当时,像赵师这样在全球新闻界都出了名的高级专业人才,如果想出国工作是不怕找不到适当职位的。他自己也不是没有动摇过。我记得大约在1949年初有一次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曾对我谈起国外有人想请他去办一张报纸,问我是否愿意随往。但以后他就没再提起此事。我想他一定是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决定留下的。《新闻报》同事赵世洵在一篇回忆赵师的文章中记录了1951年赵师同他握别时说的一句话:我是一个中国人,要在中国做事,死也要死在中国!赵师不能离开他的年迈父母,更不能离开祖国母亲,我想这是他决心留下的根本原因。


赵师在抗战时期即曾应聘担任当时迁到重庆的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教授,复旦新闻系主任陈望道即再聘赵师任教授。约在1950年时,我曾同内子陶琴薰去看望过他和赵师母。赵师母谢兰郁毕业于北京名校贝满女中,抗战时期先后参加冯玉祥夫人李德全等发起的中国妇女慰劳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多有劳绩,解放初期曾任上海市妇联委员。当时他们住在江湾一座日式的小楼里(是复旦教师宿舍),赵师的心态还是很泰然的。我注意到他家里仍放着一部短波无线电收音机。他曾说,听新闻广播是他生活和工作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按当时的通讯技术,广播是最快捷的传播手段,他往往能一边听英文广播、一边就用中文写出新闻稿,在时效上比外国通讯社发的通讯稿还快。据说赵师在复旦新闻系的讲课能兼容并包,吸收欧美苏联之长,又结合中国的实践,有理论、有实践、又有生活,受到学生的好评。他重视教授的人格,言教身教,培育新人,四十年后,他教过的学生还记得他的音容笑貌


以后我调到北京工作,就没有机会再见到赵师。直到1985年我打听到赵师母住址,给她去信问安。以后我因公私两忙,未能常去信问候,赵师母病故,亦未及时获悉,前往吊唁,深感愧疚。


赵师从二十二岁开始记者生涯到四十五岁的二十三年中,创造了世界知名的辉煌的新闻业绩,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中国新闻史册上。他能创造这些业绩是由于他对新闻事业的热爱和献身精神、他的超常的新闻敏感(业内所说的第六感)、他的杰出的社会活动能力,还有他的广博知识和中外文字功底,但最主要的还是他那颗赤诚的爱国心。赵师坚强勤奋的形象将永存我和他的许多学生、友人心间。


(作者按:本文所用赵师、师母照片均系赵维承兄提供,特此致谢。)



转自《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