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分类: 1960年代至1970年代, 文革

平民之殇

——关于纪录片《罪行摘要》


--作者:老许


101.jpg


我有点后悔看这部片子,看完之后至少十分钟无法言语,我被伤到了。《罪行摘要》两个多小时长,十几个犯罪分子的个人故事,没有编导的任何评论或暗示,老人们言语也朴实,甚至在镜头前有所克制,但我还是被伤到了。


在看这部纪录片的过程中,我自己的眼泪流了很多次,差不多从第一个故事中的父女泪别到最后一个故事老友相拥,我都有点忍不住,想掩饰而不能,突然发现自己好脆弱啊!


我们都是普通人,如世间的一粒凡尘,虽然微不足道,但作为活人,都有人的自然情感,有所谓同理心。在为他们的命运唏嘘长叹时,很难说没有物伤其类的哀伤,而且,这种哀伤经由影像呈现出的故事而凉凉地穿透了身体。


摄影圈有句自诩的话,一图胜千言。看这部片子,让我强烈地感受到图像的力量。形诸文字的东西和图像比,其实是先天不足的,就环境细节、人物情绪的准确真实而言,图像的说服力是无可替代的。


这些年关于文革的认知和评价越来越雾里看花,莫衷一是了。可是,看过《罪行摘要》的人,都会更容易体会到,文革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少有的荒唐闹剧,对命如草芥的普通人尤其如此。


我们在翻看历史时,看到的都是有权力有身份有影响力的人的历史,平民是不存在的,即使涉及,也被深藏在某个数字后面,没有具体形象可言。即使在回溯文革的事件和人物时,我们看到的也大多是官员和知识分子,毕竟他们有着话语权。所以,导演徐星能够把镜头对准普通农民,能拍出他们个人的苦难,还能拍得如此精彩生动,让我不得不佩服他。


102.jpg


三年时间,我不知道徐星从北京到浙江往返了多少次,其间辛劳自是一言难尽。而这些莫名其妙坐牢的农民都渐渐年事已高,能有人用心记录他们的冤屈,想必老人们会有些欣慰的。


转眼文革结束也已经四十年了,由于某种原因,现在的年轻人对这场灾难的了解十分有限,很多人还对文革抱有很多浪漫的想象。也许看过《罪行摘要》会增加大家对文革的了解,相比于可能得到各种帮助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平民的灾难才是最深重的。如果真有十八层地狱,处于最下面几层的,一定都是这些平民。想到我们也和他们一样,在社会上基本没有话语权,有朝一日,如果文革重演,我们就会变成当年的他们,每念及此,脊梁骨便有点冷飕飕的。


六年前,徐星在北京宋庄无意间发现了一张人像草稿,草稿背面竟然是一张文革时期的犯人登记表。徐星一点点翻找,一共找到22张,犯人信息都是文革期间的现行反革命,涉案者大部分是农民,被下放到浙江衢州十里丰农场劳动改造。这些登记表让徐星大受震动,他决定要去浙江寻访这些文革中的人犯,做一部他们的《罪行摘要》。


103.jpg


寻找用了一整年,拍摄一年多,又花了一年多剪辑成片。135分钟的纪录片,里面的14张面孔,最年轻的也已年过古稀,时隔50年,他们说出最多的词还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他们的罪名,在当年被冠之以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冒名借刀杀人书写反革命信件吹捧刘少奇等。


第一个人物,是一个出身不好的当年的中学老师,因为学生来访时恰巧停电,于是被污企图通奸破坏军婚,自此万劫不复,尽管没有任何事实上的罪行发生。而信任他的十几位学生因为结伴去监狱看望他,也被定罪。最可怜的是他十三的女儿,在他的妻子卖力检举他并离开之后,女儿用父亲学生们烧炭砍柴积攒的一百元钱去监狱看他,仅仅半小时的见面,父女被监狱的铁门隔绝在两个世界,那凄惨的哭喊久久回荡在观众的耳中。


六十多岁的林品新,坐在自家门口新刨出的红薯堆旁接受了采访,从他破碎的叙述中,偶尔能够听到被抓”“脚镣”“老婆没了。关于当时的经历,已经很难拼出完整的故事。只知道他因为对农村的困境有疑问给中央文革写了封信,就为了一封信,判了20年,罪名是恶毒攻击文革和社会主义制度。当被问起信的内容时,他说自己已经不记得了,在衢州十里丰农场的头一年,他把五十六斤的重镣挂在脖子上劳动。他说起这些就像在讲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这时,他87岁的老父亲闯进了镜头,提着一篮子红薯,他竟然还在干农活。最后,林品新撩起裤腿,脚腕上被铁镣勒出了永远也抚不平的深深印记。


104.jpg


周明夫,曾经是生产队的会计,因为有些文化而遭人嫉恨。他的罪名是用气枪污蔑伟大领袖画像。当时生产队有一杆民兵训练用的气枪,枪把已经沤烂了,第二天就来人把他给绑了,说他玩枪时瞄了毛主席像一下。房间里就三个人,他知道谁举报的,但他不说。


最有戏剧性的是胡竣录、程德华和翁志渝三人。他们由于出身不好,被划为黑五类,在很多方面受到歧视,处境艰难。于是三人就组成了一个小组,互相帮帮忙。但忽然有一天他们就被抓去交代问题。翁志渝说,没有反革命组织,没有组织名称,接着就开始被人用枪托猛砸,要他不仅承认罪行,还必须给自己的反革命组织起个名字。翁志渝说,我必须想出一个名称来,不然就要被打死。想了半天,他说了两个字:启蒙。而打他的审讯者对这个词完全不懂。几个人终于有了罪名--建立启蒙领导核心小组。既然是反革命犯罪集团,当然不会是几个人或一两个组织,于是本村、邻村一起凑了几十个人和多个不同名目的组织,这样一来,当地就可以因为破获了犯罪集团而邀功,而这几十个甚至互不相识的农民,或为此丧命,或为此身陷漫长的牢狱之灾。


程德华和翁志渝几十年记恨对方当年的表现,程认为是翁的启蒙害了自己,翁谴责程,如果不是自己给这个莫须有的组织起了一个相对中性的名字,可能他们几个人都会被枪毙。还是在徐星的撮合下,他们彼此相拥重修旧好,那一幕真是让人百感交集。


105.jpg


徐兴林,当年被朋友告发,说他参加反革命集团。从监狱里面出来快50年了,他一直不敢交朋友,他家离县城很近,但他几十年都不去县城。当年被冠上参加903反革命集团,制造政治谣言,参与策划反革命暴动组织,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这个莫须有的罪名,让他不敢相信任何人。政治这个东西我后来想想是很麻烦的,就凭嘴巴说说,但是我也没办法,拿不出证据来证明我自己不是这样的,你没有办法的,他说你是就是,你没有办法的。


当徐星问他,在牢狱里有没有被打?老人家回答说,打是难免的。两个手指头用牛筋绑好,手指头中间扎针,是这样的,一个个扎进去。”“扎针?扎多少根针?”“那是过去的事情,算了。”“这真有点可笑,这样子会成立罪名的,会判刑的,我到现在有的时候心里都在笑,心里都在笑。徐星问他恨不恨害他的人,他说不恨。一个呢,我想,过去了。第二个呢,他也是受人家的指使,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啊,那个时候,这个人性啊,都是没有心的,就是这个谁压倒谁,他身上垫一下就高一点,这样子的。


如今的老人,大部分人都生活孤苦。他们中,当年只有两个人的妻子没要求离婚。其中一个人的妻子,坚持相信丈夫的无辜,含辛茹苦地等待了十年,从22岁到32岁,头发全白了。当丈夫出狱回家时,长大的孩子完全不认识来人,告诉妈妈,家里来客人了!


106.jpg


这十几个人里,如今还有好几个是老光棍。程德华说,我现在多活两天少活两天实在没什么不同。从他们的叙述中,我们看不出他们有多少怨恨,麻木和认命是一种普遍现象。他们很少向人提及自己的遭遇,因为说了也似乎没人想听,有些孩子还会因此害怕。他们准备默不作声地带着这些冤屈的隐秘往事入土,是徐星的出现,才让他们的形象和故事得以保存。


在中国,有个奇怪的现象,普通民众似乎对明清的事情有更多的了解,而一旦涉及当代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则语焉不详了。对于文革,七十年代末期其实官方就有定论,简单说是十年浩劫。官方的完整措辞是这样的: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结论应该是很清楚的,但在原因上则有些含糊其辞。领导者是谁,大家都明白,但就是不说破。也正因为这里的顾虑和含混,给后世留下了纠缠不清的孽债。


也因此没有人出来忏悔。好像大家都是控诉者,都是受害者,加害者却无影无踪。文革的确不是某一个人的责任,当年的中国人从上到下从城市到农村都是参与者。最苦的则是这些没有机会发出声音的底层平民,他们的命运不值一提,他们的苦难毫无价值。


但真的是这样吗?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罪行摘要》,希望更多人了解那段历史,至于文革好不好?文革是什么?我觉得真的不需要再纠缠这样的问题了,假如我们还有良知的话。



转自《深马电影》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