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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60年代至1970年代, 文革, 西藏, 知青

在西藏支边的岁月


--作者:田翠芝


一提起支边青年这个话题,人们就会想起上个世纪60年代,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知识青年们响应号召,奔赴新疆、云南、黑龙江等地,艰苦奋斗建设边疆的故事。殊不知地处中原腹地的河南,那时也有一批热血青年,在毫不声张中,默默告别亲人,去到自然条件更为艰苦的西藏高原事农戍边。


我就是当年河南进藏支边青年中的一员。


艰难的进藏路


我家在河南襄城县城。1966年春末,县里来了个军人,说是西藏军区的,要在襄城县招人进藏,男女不限,但必须是商品粮户口。全县报名者有几百人,我当时在家待业,也报了名。66日我们集中学习。经挑选,有四十七人被选中,其中就有我。之后政审、体检,我全部合格。我很兴奋,恨不得马上就出发。当时,许昌地区共一百四十多人被录取。7月下旬,我们在许昌领到了军用服装、鞋帽和被褥,编了班排,踏上了进藏的路程。


我们乘坐的火车,经过几十小时的运行到达西宁。西宁成了一个大本营,进出西藏的人都要在西宁落脚、换车。我们一下火车,兵站的官兵们敲锣打鼓,像欢迎新兵入伍一样欢迎我们的到来。在西宁待了不到一个星期,我们便分乘几辆张着帆布篷的解放牌卡车,向西藏进发了。二十多个人一辆车,拿背包当座位,互依互靠地拥挤着。那时的青藏公路都是砂石路,路况很差,出西宁没多远,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日月山下的公路被洪水冲断了,我们只得下车帮助搬石头、运土填路基、推车,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这使我们尝到了缺氧的滋味,对青藏高原的艰苦有了最初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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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达拉宫下的留影。后右为作者。


路况差,卡车走得很慢,我们沿途在兵站食宿,住宿都是筒子房、大通铺,伙食糟糕,每顿都是陈年大米饭和干菜,味同嚼蜡。如果错过了兵站的开饭时间,带队的同志就给每人发几块饼干充饥。由于缺氧,好多人吃不下东西,越吃不下就越难受;越难受就更吃不下。尽管如此,大家的情绪还是很高涨,照样说笑取乐,一路歌声。


越接近西藏海拔越高,气候也就越恶劣。从西宁出发时,带队的同志交代我们要多穿衣服。7月正是热天,我们想,西藏再冷也冷不到哪儿去,所以就只是穿上了外罩和衬衣。谁知根本不行。后来我们穿了绒衣穿棉衣,甚至穿上皮大衣、毛皮鞋还是嫌冷。于是大家只好把被子也裹到了身上。


过了格尔木,就基本上见不到树木和人家了,只剩下冷清的戈壁、空旷的荒漠、寂寞的群山。偶尔能见到游云一样的羊群、牛群,每当有车经过,远处的牧人就挥臂发出啊、啊的呼喊声,给寂寥的高原平添了几分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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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摄于八一农场麦田(右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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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波医院内科人员合影


那天,我们到达五道梁兵站时,天已经很晚了,满天乌云,一点星光都没有,周围黑黢黢的,面对面看不见人。这里海拔高,是青藏公路上气候最恶劣的地方之一,大家的高原反应都非常厉害,头痛欲裂,张大嘴呼吸还觉得气不够用,路都走不成。一路上嘻嘻哈哈的我们,这会儿都成了哑巴。我们艰难地爬下车,不少人甚至是蹭着到了屋里。躺下后,谁都不愿再动了。高原的天真是娃娃脸,说变就变。我们刚安顿下来,就下起滂沱大雨。很快传来消息:前方的公路又被洪水冲毁。


进藏途中,我们发现高原上老鼠很多,且硕大如兔。公路两旁遍布鼠洞,呆头呆脑的硕鼠蹲在不远处,瞪着圆溜溜的黑眼睛张望着。当你试图捕捉它们的时候,它们就悠地钻进了洞里;等没了动静又钻出来,摇头瞪眼地张望你,似乎在同人捉迷藏。


初到西藏的日子


经过十几天忍饥受冻的艰苦跋涉,我们终于到达了拉萨。拉萨的海拔相对要低一些,只有3670米,气候条件要比青藏公路上的五道梁、唐古拉等地好得多,较适宜人居住,是西藏的宜农区。在欢迎的锣鼓声中,卡车直接把我们拉到了八一农场。直到这时,我们才知道已到达了目的地,也知道我们不是来当兵,而是来当军工的,因此大家都很有失落感,但很快就被兴奋、新奇所冲淡。我们听说,后边还有郑州、开封、洛阳、新乡、安阳等地的一千多支边青年也要来。另外,北京、山东的支边青年已于几个月前到来。


农场的军工都穿军服戴军帽,但不戴领章帽徽,隶属西藏军区生产部,代号是404部队。我们到来之前,生产部的军工大部分是集体就地转业的解放西藏时的进藏老兵和一些援藏的技术人员,还有一部分在当地招收的藏族同胞。生产部不仅务农,还办工业、商业、副食加工业、养殖业,等等。生产部在拉萨、山南、林芝等地都设有农场。农场按部队建制,设有司、政、后机关。生产单位是队,也称连,任命有连长、指导员。场以上领导大都由现役军人担任。生产部机关驻地在拉萨西郊,和八一农场毗邻,部机关人员基本上都是现役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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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波医院部分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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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西藏军区生产建设师首届团代会代表合影。


到拉萨后,场里给我们发了工资(每月31.2元),组织我们去市里洗澡、购买日用品。十几里的路程,为了照顾我们初来乍到,场里还给我们派了敞篷卡车。


拉萨市里的红卫兵正在破四旧。场领导告诫我们:买东西时,说火柴,不要说洋火;说肥皂,不要说洋碱;说蜡烛,不要说洋蜡……否则,就要有麻烦。我们看到的拉萨,不是《逛新城》歌词中所描述的那种场景,给我们的印象是凌乱、萧条,到处是破旧的帐篷和低矮的藏式平房,根本不像个城市。只有人民路一条街道,两旁都是低矮的土坯铁皮房,连内地的县城都不如。大家戏称,点根火柴就能从拉萨这头亮到那头。只是白墙金顶、巍峨高大的布达拉宫,在明媚的阳光下显得富丽堂皇、无比壮观。拉萨的商店不大,积满灰尘的货架上摆放着少量的商品。餐具只有搪瓷碗和勺子,没有瓷碗和筷子。我们只得入乡随俗,随便买些东西对付着使用。


那时的西藏,日用百货大部分是上海、天津产的,执行的也是上海的物价标准,所以东西不是很贵。自行车、缝纫机、布匹等,凭证按人头供应。票证发到单位、团体。组织上强调不准物资倒流,但控制不了,因为那时这些东西内地更难买到。不少上海来的人,在西藏买了上海产的永久、凤凰牌自行车,还有上海产的缝纫机、毛线、水果糖等,又千里迢迢地带回上海。


丰富多彩的军垦生活


8月份是拉萨的收获季节。我们在场部没有多停留,被分派到了各队搞麦收。我们几十人被分到了二队,该队负责的是拉萨到曲水公路旁的山坡地。这块土地瘠薄,麦子长得稀稀拉拉,杂草很多,收割起来很困难。


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城里娃,过去在家都很少干活儿,拿镰刀的手很快就磨起血泡,疼得钻心,腰也像要断了似的。西藏的干土不沾身,领导一发话休息,我们都就地躺下,伸开四肢,观看高空中的蓝天白云。


午饭大多吃的是用当地土面蒸的馒头,菜是新鲜蔬菜做的大锅菜,比兵站的菜好吃些。晚上,大家住在路旁一个废弃的道班房里。房子是用土坯、树枝搭起来的,矮小、肮脏、潮湿。为了防虫,大家用绳子把裤脚、袖口扎起来,脖子用东西围起来,耳朵用草纸塞起来。如此全副武装,还是紧张得睡不着,生怕虫子爬到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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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作者(前右二)在澎波农场同湖北医疗队的同志合影。


当时破四旧的声势很大,一些人害怕,就把东西扔了。我们收割麦子时,在拉萨河中拣到了藏文书籍、经幡和帛书等物品。有一次捞出一只小箱子,里边装满了书本。


没多久,拉萨地方上有了派性斗争。我们很快就被召回场部,与北京、山东来的部分支青到三队学习、劳动。领导明确地告诫我们:咱们是部队单位,不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辨论),也不准到地方去参加四大,这是纪律,必须遵守。


队上提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一开始只是收麦子,麦子收完后又安排我们搬运沙丘、修水渠、平整土地,有的被派去放羊、赶马车。为了落实抓革命,队领导组织我们学习中央文件和两报一刊,几乎每周二、五下午必学。所以,尽管文革搞了十年,但我们这批支边青年,谁都没有造反史和武斗史。


到三队后,人多房子不够住,我们就住进了新建的猪圈里。这猪圈和当地的民房差不多,只是矮小一些,一房一院,院墙只有半人高,每间房只够四个人打地铺。


西藏的河里鱼很多,也很傻,有时随着灌溉的水流游到田里,我们用手就能抓到。傍晚,老兵们把滚网(长方形网,下边系有鱼钩)从河这岸拉到河对岸架好,第二天早晨收网时,网下的钩上便挂满了活鱼,大的有十几斤重。西藏的这种细鳞鱼有土腥味,偶尔吃一次两次还可以。尽管鱼不好吃,但是逮鱼的过程很有意思,我们都很开心。


西藏的冬天很漫长。11月到来年的4月,是西藏最寒冷的时候,滴水成冰。由于没有条件取暖,大家只能在寒冷中苦熬。燃料奇缺,我们洗脸、洗脚都是用冰冷的河水。很快就有人生了冻疮。最冷的时候河水结冰,领导就找来个大汽油桶,用汽油桶烧水是西藏的一大创造。烧的热水每人每次只能分一瓢,即使这样,我们也很满足了。


进藏之初,我们这些女青年都不用搽脸油,结果冷风一吹,脸上就起皮,皴得流血。后来,我们就买来搽脸油搽上,脸是润泽了,可西藏高原的紫外线太强,太阳一晒,没过几天我们的脸都变得黑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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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左)和同事在澎波民居前。


春节到了,领导让大家到食堂帮厨包饺子。过去在家,我们中的多数人都没包过饺子,不知谁说了一句:在家这活儿还用我插手?没想到勾起了大家的思乡情绪,有人落泪,接着大家都哭了起来。


连队组织我们举办了春节联欢晚会,班班出节目、人人上场演。刚才还在想家的我们,这会儿又变得生龙活虎、又说又笑了。我们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赢得了队里职工和藏胞们的喝彩。这是我在外过的第一个春节,也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一个春节。


我们在农场,要吃部分自产的面粉。西藏产的小麦磨成面粉,不掺鸡蛋擀不成面条,更不用说包饺子了。高原气压低,大部分地方煮饭得用高压锅,否则煮不熟。藏族同胞世世代代吃糌粑,恐怕就与此有关。


当时倡导艰苦朴素和艰苦奋斗。记得有一个男青年花掉一个月的工资买了条的确良裤子,穿出来后舆论大哗。队领导在会上不指名地对他进行了批评。因此,很多支边青年长期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军服,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才买了便装,穿了皮鞋,戴了手表。


1967年,中印边境局势再度紧张,大家立即写了请战书,郑重其事地敲着锣、打着鼓送到生产部,请求上前线保卫祖国。连队还在夜间举行了紧急集合演习,不少人把衣服都穿反了。我们在三队时,还发生了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支边青年中有两个女青年决心要当真正的女兵,不辞而别去前线找部队,一走就是几天。直到边防部队派人把她们送回来,大家才放下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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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春,作者在日喀则。


支边青年给西藏的军垦事业增添了活力和生气,领导经常组织我们举行文体活动,大家都认真积极地利用工余时间排练或训练。附近单位的人和藏族老乡也经常来观看。我们还经常请进来走出去,同友邻单位进行比赛。这样,既提升了军垦单位的名望,也活跃了生活、增进了友谊。


我们试种了高产冬小麦和油菜新品种。西藏气候干旱少雨,冬小麦、油菜在冬天都要进行几次冬灌。大家忍受着刺骨的寒冷,跳到田里引水、改水、施肥、除草。由于管理到位,我们种的麦子亩产近千斤,菜籽产量翻了一番。这在当时的西藏高原是少有的高产。


工作岗位的变动


大约一年后,我们的岗位相继进行了调整。有的当了会计、教师、医生,有的当了车工、电工、技术员、驾驶员,有的调到了别的单位,个别的还入伍当了兵,也有一部分继续留在队里。总体上分两大部分:一是干部,二是工人。


我被分配到了场部卫生所。所长是军医大学毕业生,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他亲自抓我们的业务培训,给我们上课,从最简单的医学基础知识讲起。没有教科书,他就自编教材;没有黑板,他就把门关起来,在门背上写字。他还结合病例给我们作示范教学。通过努力,我们逐步掌握了一些医疗知识,能处理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后来,西藏军区举办医助培训班,场里推荐我去学习,从而使我的医疗技能有了更大提高。


场部的条件比队里相对好得多,尤其是在生活上。八一农场机关食堂的大厨,曾经给达赖喇嘛做过饭。他很讲卫生,手艺也很好,变着花样给我们改善伙食。我们都称他大玛基(大师傅的意思),喊他玛基啦(藏话叫人加是尊称)。


西藏高原的农场,都是部队当年响应毛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号召办起来的,退伍老兵是农场的主力。老兵们都经历过战争,有不少是战斗英雄,但他们从不居功自傲,做什么都身先士卒,重活累活抢着干。他们的工资不高,但都很热爱生活、热爱高原。他们把内地的粮、菜种子引进高原试种,把内地的花卉、果木引进高原栽培。他们还废物利用,捡来破脸盆、旧电瓶壳等,栽上花草放在宿舍里或窗台上,把简陋的宿舍装扮得生意盎然。有的老兵干脆找了藏族妻子,在高原生儿育女,真正是扎根西藏、边疆为家了。


八一农场有一处偌大的苹果园,我们进藏时苹果树已长得碗口粗,听说那就是当年老兵们从内地移来的树苗。春天,花满枝头,满园春色。结果的时候,满园果实累累,煞是喜人,是拉萨新的一景。


我们进藏后,西藏的军垦事业不断完善。师里组建了林芝毛纺厂,又在澎波农场组建了师第一医院,人员从各单位抽调。1974年,我调到了澎波医院。当时,澎波农场的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交通也极不方便。别人说我自讨苦吃,可我觉得年轻时正是完善自己和为西藏建设出力的时候,吃点儿苦不算什么,毅然去了海拔比拉萨还高的澎波农场,直到1982年调回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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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作者(左)和同事在澎波。


澎波医院驻有湖北援藏医疗队,成员大部分是从武汉各大医院和医学院校抽调的,他们的业务知识和医疗水平都很高。他们的到来,改变了澎波地区医疗状况落后的的局面,也使我们这些西藏的医务工作者,业务水平有了大的提高。


尽管西藏当时实行的是免费医疗,但由于澎波距拉萨约一百多公里,且有高山阻隔,以前方圆一二百里内都没有医院,老百姓小病熬、大病拖,实在拖不过去才辗转送往拉萨,以致不少患者在这个过程中被拖成了不治之症。


澎波医院是在湖北援藏医疗队的帮助下组建的。医院刚起了个名,院址还没有选好,病人就蜂拥而至。医院仅有的几张病床,留给手术后的重症病人及产妇使用。没有病床的病人就打地铺。护理人员大部分是临时招收的藏族学生,他们学习的是藏语文,连简单的汉话都不会说,所以护理治疗须由我们示范带教,靠汉话、藏话加手势进行交流。


藏族老乡由于多天不洗澡,穿戴又厚,还喝酥油茶,加上生病,身上的异味很重。但是我们不嫌弃,认真地给他们检查、诊断和治疗。因此我们都很受藏族同胞的尊重,我们离开西藏时,他们拿着鸡蛋、端着酥油茶赶来为我们送行。车子走出老远了,他们还不停地挥手呼唤,就像送别远行的亲人。


军垦战士的奉献


婚姻是人生大事,也是人伦之常。进藏后,很快我们这些人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我们中,除了少数男支青找了女支青结婚外,多数是在家乡、地方或部队找了对象。在内地找对象的男支青,都把自己的爱人带到了西藏,加入了军垦队伍。结婚后,由于条件所限,大部分人直到离开西藏时都还是吃食堂,偶尔用自制或购买的汽油炉子开一下小灶。尽管我们实行休假制度,但由于交通不便,出入藏一趟得几个月,甚至半年时间,所以不少女支青就把孩子生在了西藏高原。有的女支青虽在内地生下孩子,但孩子不到半岁,就又返藏了。离别时听着孩子的哭叫声,真使人肝肠寸断。遗憾的是,由于爹娘和儿女分居两地,缺乏交流,感情疏远,产生了很深的代沟。支边青年为了西藏建设,做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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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拉萨劳动人民文化宫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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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作者和丈夫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合影。


西藏的蔬菜是很金贵的。当家菜是萝卜、包菜和土豆,大家称它们是老三样。可就这老三样,我们一年也吃不上多少,大部分时间吃的是酸菜和脱水菜(也就是干菜)。干菜被我们称为老削膘(没营养的意思)。于是,休假返藏的人们大包小包带回的净是新鲜蔬菜和瓜果。在西藏串门,客人给主人送上新鲜蔬菜,会比送其他东西更使主人高兴。


西藏的土地辽阔,农场这排房到那排房的距离都很远。后来,我们就把门前窗下的小块地开垦出来,捡来碎石、断坯,垒成矮墙,搭上捡来或买来的烂玻璃、旧塑料布,搭成小温室,种些辣椒、西红柿、韭菜、大葱、香菜等,用于招待客人。


西藏的毛驴和狗很多,但藏族老乡是不吃狗肉和驴肉的,这就便宜了我们。许多支边青年偷偷地打来野狗吃,有时也买来毛驴宰了吃。我们刚进藏时毛驴很便宜,五块钱就可买到一头。


西藏的野地和山上有很多野兔和山鸡。那时没有禁猎一说,大家经常打来吃。藏族老乡不吃牛、羊的内脏,我们碰见了就买来吃。大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了好吃的谁也不藏着掖着,都会拿出来与大伙儿一起分享。


随着形势的变化,西藏军区生产部整编成了生产建设师。再后来,生产建设师又被移交给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变为农垦厅。我们这些人也随之成为地方人员,和部队脱离了关系。再后来农垦厅被撤消,各农场划归西藏自治区农牧厅管辖,我们又成了农牧厅的属下。


1979年,随着在西藏的内地人员分批内调政策出台,我们这些当年的支边青年便开始分批调回了内地。



转自《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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