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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10年代至1960年代, 抗战, 清华大学, 西南联大, 心理学系

忆母亲郑芳:抗战期中的教授太太


--作者:周广业


我的母亲郑芳是清华大学心理系教授周先庚夫人,19101219日出生于江苏吴江县盛泽镇,19611225日因患直肠癌在北京大学燕东园家中去世,年仅五十一岁。


写回忆母亲郑芳的文章,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一则母亲已故去整五十年,时间久远,许多事都淡忘了。如果母亲能活到现在,正好是一百岁。二则,现在与她同辈的亲人大多已去世,再想回忆旧事已难,后悔当初未作任何记录。三则母亲虽主要是操持家务,但她的经历和著作也是十分丰富的,要想写好这样一位少见的母亲,深感力不从心,尤其是想到母亲最后被癌症折磨的痛苦和她留下的遗嘱,往往忍不住自己的泪水!


郑氏家族


郑芳出身于江苏吴江盛泽镇著名的郑氏家族,是郑氏家族的第五十九代。


盛泽镇的郑氏世泽堂是盛泽镇最具代表性的书香门第,人才辈出。据郑芳的叔叔郑桐荪考证,郑氏源出周代郑庄之后,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盛泽郑氏最早是在明代末年迁来盛泽的,第五十七世郑式如,名慈谷,字二贻,号式如,1867年生于盛泽镇,1901年在家中创办了盛泽镇也是吴江县最早的新式学堂--郑氏小学。


郑式如生有三子三女。长子名传,字之兰,号咏春,1886年生于盛泽。1912年起任省立第二工业学校教授。郑咏春在苏州执教十四年,192299日,突发脑溢血殁于苏州滚绣坊寓所,年仅三十七岁。咏春即是我们的外祖父,生有一子五女,即郑葆、郑芳、郑重、郑芹、郑蘅、郑蓉,郑葆是徐夫人所生,其余五子女是施夫人所生。外祖父去世时郑芳才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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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排左起:郑咏春、郑葆,前排左起:郑芳、郑重、郑芹。


郑之藩为郑式如二子、咏春之弟,比郑咏春小一岁,名之蕃,号桐孙,别号焦桐。他长期在清华大学数学系任教,曾任系主任、教授,是母亲的叔父。


郑佩宜为郑之藩之妹,名瑛,字佩宜,为柳亚子夫人。是母亲的姑姑。


从吴江到燕京大学


外祖父在母亲幼年去世,家中的事都由叔父郑之蕃作主。


郑芳于1923年到盛泽镇西边太湖南岸的浙江湖州私立湖郡女子中学,读初中和高中六年,19296月以优异成绩毕业后,与三位同学转到东吴大学学习半年,又在湖郡女子中学附小任职半年,后经校长邱丽英举荐(私立湖郡女子中学高中毕业生可直接升入北京燕京大学),19309月升入燕京大学文学院外文系就读。


郑芳到燕京大学学习,外文系同班同学中有康有为的外孙女罗仪凤等(我在北京二中上高中的三年时间,就住在康同璧罗仪凤母女家)。母亲在燕京大学外文系前三年共102个学分中,英语课就有十门课共50个学分,还有四门16个学分的法文课。听母亲说,她最喜欢的是狄更斯的著作,如脍炙人口的《双城记》《雾都孤儿》和《大卫·科波菲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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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郑芳燕京大学入学照片。


母亲与父亲周先庚可能是由叔父郑桐荪介绍而相识,因郑桐荪对自己的侄女疼爱有加,把她由老家吴江接来北平,资助她上燕京大学,当然就更关心她的终身大事,希望能嫁给留学归来的清华教授。记得父亲曾对我说过,1931年到清华任职时是住在工字厅的单身宿舍。他们于1933110日在工字厅结婚,证婚人是校长梅贻琦,介绍人是吴有训与杨武之,主婚人是叔父郑桐荪和父亲的大哥周先孚。他们的彩色结婚证书,是父亲去世后,我在清理遗物时发现的,此前我们从未见过。母亲因为结婚,于19335月提前一年在燕大肄业(应于1934夏毕业)。当时郑芳二十三岁,周先庚三十岁。


婚后他们搬到清华新西院27号,26号是陶葆楷家,杨武之住新西院11号。郑桐荪叔父住旧西院4号。193438日长女周立业出生。听母亲说,是林巧稚大夫亲自来家接生的。1935年至1936年我的两个哥哥:周伟业和周宏业又相继出生,新婚的母亲要照看三个孩子,她的辛苦是不难想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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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郑芳、周先庚结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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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郑芳、周先庚于清华工字厅后荷花池畔合影。


1937七七卢沟桥事变,8月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南迁,组建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我们全家也随校迁至长沙。1938年初长沙临大开始分三路赴昆明,我们全家因有孩子,随第三路乘火车先到广州再去香港九龙,后经越南赴昆明。母亲那时已怀孕七个月,由长沙上火车后不久,因火车颠簸,肚子开始疼痛。到广州后,立即送入美国人开的达波罗医院。大年初一,我就出生了,因早产不足月,在温箱里呆了一周,然后全家到九龙暂住。在九龙时有几张母亲的照片,其中一张母亲抱着两个月大的我,坐在草地上,立业、伟业、宏业围坐在母亲身边,母亲慈祥地微笑着。这张照片是父亲和我们全家最喜欢的一张照片,后来回北京,父亲把它专门放大了,装在一个大镜框中,挂在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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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4月,于香港九龙东庐,郑芳抱周广业、周立业()、周伟业()周宏业()


在西南联大的日子


到昆明西南联大后,我们家住在昆华师范学院旁的胜因寺大院中。对面有一大排房子,住有三四家,楚图南先生一家住在一头,楚先生在云南大学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两家关系密切,长子楚泽涵与我是西南联大附小同班同学。以后母亲曾为楚图南和潘光旦先生传递过地下信息。


父亲在西南联大仍任清华大学理学院心理系主任,因孙国华系主任19361937年赴美休假,父亲就代理系主任,直到抗战胜利回清华园的1947年,连任十一年系主任。按西南联大的建制,心理学并在文学院的哲学与心理学系中,父亲任系心理学组行政负责人。当时要讲授六门心理学课程,同时还在昆华师范学院兼课。父亲的教学任务繁重,家庭重担就全落在母亲一人身上。1941年,五岁的周宏业不幸得了可怕的白喉病,父母抱着病儿连夜冒着大雨赶往城里的昆明医院紧急救治,可惜当时白喉无药可治,漂亮可爱的小哥哥很快窒息而死,母亲和父亲的悲痛可想而知。但这时,灾难又再次袭来,大哥周伟业得了大脑炎,高烧41度,那时还没有儿童的脑炎疫苗,没有青霉素,病情无法控制,致使大脑受损,伟业病后,痴呆逐渐加重,记得那时母亲天天给大哥喝一碗粉红色的药水,气味难闻,我们一看见大哥喝药就跑得远远的。这个药水喝了好几年,病情不见好转越来越重,经常一个人跑离了家,不认识回家的路,母亲要去四处寻找。后来母亲就在大哥的胳膊袖子上缝上一个白布套袖,上面写着家庭地址,我记得大哥好几次跑丢了,都被好心人领了回来!再后来就每天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母亲和大姐到外面摘回一大盆柏树叶,大哥把柏树叶一小片一小片的掰开,落到盆里,每天如此,直到天黑。1945年我们在昆明昆华师范学院胜因寺的照片,后面中间站着戴着帽子的就是病重的大哥,脸上还有一块跌破了的伤疤。1946年离开昆明前,伟业在昆明医院去世,医生作了遗体解剖,大脑已完全液化。几十年了,至今大哥在院子里掰柏树叶的样子,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母亲含辛茹苦,精心照看一个痴呆的孩子这么多年,心中该是多么痛楚!我的两个哥哥就这样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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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郑芳、周先庚与孩子门在昆明胜因寺院内:前排孩子左起:周文业、周广业、周明业,后排左周立业,中间周伟业(已病重)


胜因寺院中有两棵巨大的白果树,树干很粗,我们两三个孩子手拉手才能围过来,楚图南家门口还有一尊大佛像,这个大院就是我们儿时的乐园。1942年妹妹周明业出生,1945年弟弟周文业出生,家里又充满了忙碌和欢乐。我于1944年六岁半时上西南联大附小一年级,每天早上母亲照顾我们吃完早饭,我就跟着大姐去上学,要走过很长的石板路,放学回家的路上,最高兴的事是向在石板路旁挑着担子卖米酒的老爷爷,买一碗米酒吃,真甜呀!我们小时候母亲没有奶水,为了保证我们这么多孩子的营养,母亲在胜因寺外的一家农户,包养了一头母羊,我们几个孩子都是喝羊奶长大的


在昆明的抗战八年,西南联大的教授们都只有一点微薄的薪金,生活十分艰苦,因此教授太太们都要想方设法增加家里的收入,这在母亲19473月为《清华周刊》写的七篇连载《抗战期中的教授太太们》文章中,都有详细生动的描写。母亲在文章中所写的情况,许多就是我们家当时的实际情景。此文曾又在昆明《中央日报〈新天地〉》栏目上连载,解放后在《云南日报》《西南联大校友会简讯》等刊物中都曾转载过。


当时全家六口人(1945年大弟文业出生后为七口人),靠父亲一人的薪水,生活很难维持。母亲为此曾做过中学英文教员,当过家庭教师。那时因为孩子太多又小,离家工作十分困难,便把最小的孩子拴在小床里,母亲下班回家,孩子全身都是屎和尿。后来母亲辞掉外职,主要是在家里做蛋糕和点心,在街上摆摊卖,生意很好。当时许多教授太太都在做蛋糕,有的是粉红色的,称为定胜糕,送到昆明市里的冠生园糕点店卖,供不应求。记得在胜因寺家中有一个大烤箱,有许多做蛋糕的铁皮模子,做好的蛋糕香气扑鼻,可惜母亲一般不准我们孩子们吃。除了做蛋糕,母亲当年还做刺绣和织毛衣拿去卖,以贴补家用。


还有一项补贴家庭收入的来源,就是从1944年开始,母亲为报刊写文章。当时母亲动笔写作,是受了一位在昆明《中央日报》当副刊编辑的教授太太的启发和帮助。


返回清华园


抗战胜利后,19467月左右,我们全家乘军用飞机飞往重庆,开始重返清华园。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飞机,新奇得很。先飞到重庆,母亲和父亲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在重庆暂住,等待飞返北平的飞机。时值盛夏,重庆天气炎热,街上有孩子专为人扇扇子,然后向人讨要一些零钱作报酬。在重庆住了约两个月,9月终于等到了飞机,是美国人驾驶的军用飞机,座椅都很简陋,每人发一个纸袋,备呕吐时用,记得快到北平时,飞机颠簸得很厉害,我吐个不停。飞机终于降落在北平西郊机场,然后乘车回到父母阔别了八年多的清华园。


回到清华,我们住在过桥第一家的新林院4号。那时我们孩子们都觉得这栋房子好大!中间是个走廊过道,西边是一间大客厅和一间饭厅,东边是一间大书房和两大间卧室,北边有一个大院子,院子西边有三间小房,东边是厨房和通大卧室的一个大卫生间。正门外是个大阳台,全家曾在此合影。阳台外、房屋四周是松柏树围起来的大院落,在新林院中,这个院子是最大的之一。后来母亲就在这院子里种菜,种玉米,后院里还养了许多只鸡。


回到清华园的第一天,厨师老关就来家了,他住后院西边的一间小屋。关师傅会做各种好吃的菜,尤其面食做得好,还会做木工,我们几个孩子非常喜欢他。关师傅在我家一直工作到解放后。母亲说是因为他发现得了肺结核,才不得不离开的。又过了几年,听母亲说关师傅因肺结核去世了,我们孩子们都很伤感!那几年,关师傅真是顶了我们家的半边天


刚到新林院4号,什么家具都没有,木床和沙发都是会木工的父亲和关师傅做的,母亲为沙发缝制了白色沙发套,并镶上红边。被褥和棉袄也是母亲亲手赶制,还为全家每人编织了毛衣。母亲毛衣织得好是有名的,她可以一边与人谈话或看书,一边织毛衣,并织出许多花样。父亲说,1937年离开北平时,有一套很漂亮的沙发及家具,以及他写的几十本日记,寄放在城里一位朋友家,这次回清华后,一打听,已全部丢失了,尤其是父亲难得写下的那些珍贵的日记,尤其可惜!


我在成志学校上的小学和初中。父亲不太管我们这些子女的教育,整天忙于教学和工作,平日里都是母亲管教我们。她对我们几个孩子的学习要求很严,每天必须做完作业才可以玩耍,而且各门功课都要好,同时要求我们品学兼优。母亲是个非常要强的人,她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培养教育孩子上,我们也都努力不让她失望。


1947年秋,父亲赴美国学术休假。19486月小弟周治业出生,这次是林巧稚大夫派她的助手来家为母亲接生,我还记得当时小弟出生时,母亲疼痛的喊叫声。这次小弟喝上了牛奶,因为清华园东北角有一个奶牛场,订牛奶很方便,每天牛奶送到家里,记得那时都是用很厚的宽口玻璃瓶盛牛奶。母亲不让娇惯孩子,一般不让抱。为此,父亲和关师傅做了一个栏杆很高的小木床,把小弟放在小床里,哭时,母亲也不抱他,直到嗓子都哭哑了也不抱,以后他就慢慢习惯了,乖乖地在小床里玩。这个小床可有历史了,以后几次搬家都舍不得扔掉,直到我成了家,我的女儿和儿子也是睡这个小床长大的。儿子上小学了,小床睡不下,我就把小床的一头栏杆改成活动的,放平后下面垫个凳子,儿子的腿就可以伸开了。这个小床一直用到我自己家分了新居,告别了祖孙三代睡一间十五平米小屋的时代,这个小床才完成了它近四十年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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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与柳亚子夫妇在颐和园佛香阁前。左三周先庚、右三郑芳、左五柳亚子、左四柳亚子夫人郑佩宜、右一郑芹(郑芳妹)、右二钮咏絮(郑芳婶母),狮子上左起:周广业、周文业、周明业。


见到柳亚子


柳亚子、郑佩宜是郑芳的姑父母。柳亚子对她的文学才能十分赞赏,勉励喜爱有加。19494月柳亚子奉毛泽东之命由吴江老家盛泽镇黎里来到北京,住在颐和园益寿堂。母亲第一次去颐和园探访,我有幸陪同。益寿堂在景福阁下方,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雕梁画栋,非常漂亮,现在与过去都是私宅,不供游人参观。母亲与姑父母畅谈,分别十多年了,大家非常高兴,可惜我听不懂他们说的苏州话。后来又去过几次,母亲与亲人们一起乘坐过颐和园的大游船。1949611日,父亲母亲联合了吴柳生陈麟云夫妇(陈麟云是柳亚子女婿陈麟瑞的妹妹,两家也是亲戚),设家宴招待姑父母柳亚子夫妇和叔叔郑桐荪先生,同时还有崔书香(清华教授崔书琴的妹妹)在席。四日后为答谢父母亲的盛宴,柳亚子书写了一个条幅,母亲又专门去颐和园取回,父亲将其装裱,一直挂在家里,现在,这幅珍贵的墨宝已是我们子女的传家宝


柳亚子的题诗为:


关心芳郁姪从姑,公谨醇醪德未孤。

青史全椒门第好,红梨古渡婿乡芜。

旧游十二年前事,一卷疏香阁上书。

醉饱老夫哀抱畅,庄生化蝶梦蘧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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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手书


查《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其日记中记述有:“194979日,先庚、芳郁带广业、明业、文业、治业来益寿堂,726日芳郁挈两孩子来。这两次均在益寿堂留吃了午饭。1949525日至618日柳亚子未留下日记,因此611日的聚会就未有记录,十分可惜。


记得有一天,柳亚子夫人曾在颐和园佛香阁下的听鸝馆盛宴招待亲人,在这种宴会上母亲通常都会成为谈话的中心,这是因为母亲有一副好口才,特别愿意说话,滔滔不绝,一般亲友聚会,只要有母亲在,场面就不会寂寞。


194911月,因北京的天气转凉,柳亚子一家搬到了旧北京饭店,等待安排新住处, 195010月搬至北长街89号。这里也是个四合院,新油漆彩绘过,富丽堂皇,母亲带我去探望,因柳亚子血压高,在休息,我们未能得见。柳婆婆接待,相聚甚欢。婆婆个子不高,是极为亲切慈祥的老人,那天还意外见到长我一岁的柳光辽表哥,当时我上初一,他应是上初二。大家寒暄过后,柳婆婆在离家不远的北海仿膳宴请,祝贺乔迁之喜。


到附中、北体任教


大约是1951年春天,清华家属委员会动员教授太太们出来工作,清华成志学校已开设了初中班,成志学校也由丁所搬至普吉院西边新的校舍。学校要为初中开设英语课和俄语课,却没有俄语老师,母亲竟然答应承担这一任务。她只用了半年多时间,自学了俄语。听母亲说,她经常向清华园著名的俄国老太太请教,现在推测,应该是清华大学著名的俄国教授噶邦福先生的太太。我们孩子们在校园里经常看见这位老人,听说她很严厉,我们都不敢走近她,只是用好奇的眼光远远地望着她。母亲用的教材是一本很厚的英文注释的俄语教材,记得母亲在厨房一边炒菜,一边手里还拿着这本书熟读。后来,这本母亲翻旧的教材父亲一直珍藏在书架上,可惜父亲去世后,清理旧书物时遗失了,十分可惜。半年后,19519月,母亲就走上了清华附中俄语课的讲台。那时,我们是初二。燕大附中刚转过来的同学,组成初二的另一个班,上母亲讲的俄语课。听同学讲,他们都非常喜欢母亲的俄语课。母亲是燕京大学外文系的高才生,外语基础好,口才也好,文学功底更是扎实,可惜我在另一个班,张光斗太太钱玫荫老师教我们英语,没有机会领略母亲讲课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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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芳(后右三)在北京体育学院任教时与师生合影。


过了几年,1954年,北京体育学院院长钟师统等领导,决定要在北京体院开设英语课,北京体育学院马启伟老师推荐母亲去,因马启伟是西南联大心理系毕业,是父亲的学生,父亲当时也正应马启伟之邀在北京体院带心理学研究生。母亲不好推辞,于是辞别了清华附中,于19547月调到北体,筹建全国第一个体育院校的英语教研室。当时全国还没有合适的英语教材,母亲就自己编写,我见过母亲写的一大摞英语教材手稿,可惜后来也丢失了。记得母亲曾为来北京体育学院访问的外国体育专家作过现场英语翻译,院领导给予好评。在全面学苏联的50年代,北体在英语教学和对外接待西方体育专家方面走在了前面,母亲也获得了难得的机会一展她的英语才能。到1958年母亲因血压高(家族遗传),只好辞职回家养病。当年母亲为了方便到体院工作,专门买了一辆飞鸽牌坤车,骑着上下班。母亲去世后,父亲也骑过这辆车,但有一次骑车摔了一跤,伤了手腕,就不敢再骑了。这辆自行车我保存至今,也是对母亲的一个纪念。


搬到北大燕东园


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心理系合并到北大哲学系,我们全家也就搬到了燕东园42号乙。选址搬家这些事都是由母亲一手操办。42号乙是一个有围墙和大门的独立小院,原本是成府的一个大户人家,被燕东园收编了,圈到园子内。我曾问母亲为什么不选燕东园那些漂亮的灰砖小洋楼,母亲说那些楼都是两家合住,会互有干扰,这里虽然房子破旧一些,但是个独立院落,住着清静,母亲又喜欢种菜,养鸡,自然就选中了这里。


北屋是三间,一间卫生间,中间是大弟和小弟住的大卧室,西边是父亲的书房兼父母的卧室。南屋三间:一小间是储藏室,中间是客厅兼饭厅,西边是妹妹住的一小间卧室。东屋三间,一间厨房,一间洗衣房,一间很小的储藏室。院子中间是一棵巨大的丁香树,每年春天,香气满院。还有一棵大枣树,每年秋天,结的大枣又脆又甜。


有了这个院子,母亲就可以大展身手了,养鸡、养兔、种菜、种玉米、养鹦鹉等等。小弟周治业在2006年母亲节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妈妈》,文中写道:妈妈是持家的能手,家中虽然一直有保姆,但她非常喜欢下厨,各种菜都会学着去做,甚至把别人家的保姆喊来教她做菜。自己烤面包,做各种各样的果酱,记得有西红柿酱,水蜜桃酱,苹果酱等等,还自己晒黄酱,每天背大缸出来晒,就是我和二哥的事。做甜大蒜头,腌咸鸭蛋、咸鸡蛋,甚至做过几次松花皮蛋。这些方法都告诉了我和二姐,但我们从没去实践过一回。妈妈喜欢动物,养猫从来没断过,鸡鸭一大群,大公鸡总爱追我咬,吓得我满院子哭着跑。虎皮鹦鹉一大笼子每天在客厅里唱个不停。三年自然灾害没有肉吃,她又去搞来几只兔子养在院子里,后来是我的主要工作,发展到几十只,多得数不清。院子里开始种了一些花,后来改种蔬菜了。在她卧床不起时还经常把没长大的小兔子抱到床上玩。家中事无巨细都靠她一个人操劳。现在想起来我们根本做不到她那样!这真是母亲的伟大!


音乐与美食


母亲对音乐十分爱好,她最喜爱忬情的中外名典,例如那些著名的古典小夜曲,这也可能与父亲是清华学校的管弦乐队成员有关。家里曾有几本外国名曲的乐谱,那是母亲十分宝贵的。我们小时候,母亲拍着我们睡觉时,就经常哼唱几首著名的摇篮曲,那声音,那曲调,优美极了,我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母亲和我们最喜爱的一首歌曲是Home Sweet Home我的家庭真可爱,美丽清洁又安详,姐妹兄弟都和气,父亲母亲都健康。虽然没有好花园,月季凤仙常飘香,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母亲最喜欢的一首乐曲是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每当收音机里播送这首乐曲时,母亲都会停下手中的活,凝神静听,不让我们打扰她。这首乐曲是根据越剧曲调编成的,母亲是苏州人,自然喜欢。记得母亲曾给我详细讲解了乐曲每一个段落的故事内容,可见她喜爱之深!该乐曲1959年首演,两年后,母亲病重,听这首乐曲就是她病时最大的安慰。


母亲还是一个美食家营养专家。北大生物系的沈同教授,是著名的生物化学家、营养学家,也是苏州吴江人,是母亲的远亲,但要长一个辈份。母亲经常向沈先生请教各种食物、蔬菜、水果的营养成分,把每天的食谱安排得丰富合理。经济困难时期,鸡蛋五角钱一个,母亲舍得花钱,腌了几坛子鸡蛋和鸭蛋,以保证孩子们尤其是父亲的营养,她自己却常常舍不得吃。母亲不仅会炒各种好吃的菜肴,会做整个的猪肘子、鸡蛋烧猪脑、红烧牛舌头、红烧整猪头等等,而且面食做得更好。厨房里有一个大的煤火灶台,里面就有一个大烤箱,烤蛋糕点心饼干,当然是她拿手的,做的葱油饼更是一绝。母亲在厨房烙饼,烙好一张端上桌子,立刻就被我们一抢而光,那个香呀!


与病魔抗争


1958年母亲因病退休回家休养。大约是1959年下半年,忽然大便不正常,立即到北大校医院住院,大夫以为是痢疾,可治了一个多月,大便一直带血带脓。医院后来感到不妙,认为可能是阿米巴痢疾,经协和医院化验后通知立即转到协和医院治疗。外科主任吴慰然大夫诊断为直肠癌,肿瘤用手指即可摸到,十分生气地责问北大校医院为什么不早些送病人过来。第二天,吴大夫亲自主刀,与另一位赵大夫一起为母亲做了直肠癌肿瘤切除。赵大夫告诉父亲,癌变已转移到尾骨上,无法根治,一年后会复发。果然,一年后癌症复发,母亲腹部不适加重,便到北京朝阳医院的肿瘤科(后来成为全国最大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做钴60放射治疗,治了三个多月,白血球降到3000以下,不能再放疗了,只好回家休养。那时还没有现在的化疗方法。这时已是1961年春。又过了几个月,母亲病情恶化,很快就卧床不起。


母亲病重时,我正在清华化工系补作毕业论文,回家较少。每次回家,我都立即搬个小板凳坐到母亲床前,听母亲说话。眼见母亲一天天消瘦下去,尤其是晚期的癌痛,实在难以忍受,母亲说她两次爬起床,都倒在了地上。有一次实在疼痛难忍,想去颐和园投湖,出门就摔倒在了院子里。当时,吗啡药受控制,一星期只给一针,这让晚期癌痛严重的病人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每次看完母亲离家,我心里都无言的难过。


母亲多次向我交代过后事,父亲当我面念过她写的一部分遗嘱。她放不下这个家,放不下父亲,放不下我们这几个孩子,她才五十一岁,她不甘心这么早就离开这个世界。她亲口交代我,要帮父亲多照看这个家,家里如有困难可向郑士宁姨母求助,宁姨母是郑桐荪的大女儿、陈省身的夫人,虽是堂妹,但比亲妹妹还亲,有事她会帮忙。家里若再有大的困难,可将小弟治业托付给舅舅郑重。舅舅是母亲最亲的弟弟,只有一个孩子,她已向舅舅交代过。


19611224日晚,母亲已昏迷数日,那天是圣诞节前夕的晚上,父亲太累,喊我回家照看母亲,父亲在南屋休息。半夜,我趴在隔壁父亲书桌上打磕睡,忽听母亲那边有声响,赶快跑过去,母亲已在弥留之际,我把父亲叫起来,帮父亲擦净母亲的身体,迅速为母亲穿好衣服,母亲已只剩下皮包骨。凌晨,睡在母亲旁边的小弟治业醒了,发现母亲去世了,大哭起来,引得父亲也痛哭了一场。早上,父亲让我去北大哲学系报告,在胡同里刚好见到要来我家的许政援教授,她曾是清华心理系父亲的学生,与父母的关系最为亲近,我告诉她,母亲昨天晚上去世了,我一晚没有流过泪,这下终于哭了出来。


母亲去世时,大姐不在身边。大姐贝满高中毕业后上了唐山铁道学院,1956年毕业,分配到太原铁路机械学校任教,曾任教务长和党总支书记。在母亲病重的两年多时间里,大姐每月按时给家里寄来50元钱。那时,父亲的工资是240元,新毕业的学生,月薪只有56元,可见大姐为母亲,为这个家,付出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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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郑芳的大姐郑葆首次由美国回国,与弟妹们合影:左起:郑蓉、郑芹、郑葆、郑重、郑蘅。而此时郑芳去世已十多年矣。


母亲遗体在八宝山火化后,骨灰盒放在老山骨灰堂。多年后保存期满,父亲将骨灰盒取回家,放在他的书房兼卧室里。那时的燕东园42乙小院已拆迁,父亲搬到了前面的34号小楼。我回家时,有时会让父亲打开骨灰盒,里面用红绸布袋包着我妈洁白的骨灰,我仿佛又听见了妈妈在跟我讲话!直到1995年,我们在八宝山公墓买到了一块墓地,将母亲的骨灰下葬。因为八宝山有母亲姑父母柳亚子夫妇的墓,这样可以让她离亲人近一些。


199624日父亲去世,我们将父母合葬。三十五年后,父母终于在地下团聚,他们可以瞑目了。



转自《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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