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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新华报》, 1930年代至1940年代, 老干部, 历史人物, 苏北

我在苏北根据地接触的陈毅和饶漱石


——陈修良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之八


作者:陈修良


被博古告状,去苏北接受审查


19399月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上海沦陷区的环境也更加复杂。我们接受了过去的教训,对于公开与秘密工作的关系十分重视,所以在公开到一定程度时,一定要检查自己的队伍,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敌人抓住弱点而遭杀害,特别是领导机关的安全问题,更为重要。因此,我们决定搬家,重组机关。由我的母亲出面出钱去巨籁达路 (今巨鹿路)景华新村租了一幢房屋,花了一千五百银币的小费,我与沙文汉在她老人家的掩护之下,把这个地方作为江苏省委一个开会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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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景华新村22号江苏省委和上海局地下联络点


我的女儿阿贝(整理者注:即沙尚之)在625日降生了,临产之前,我还在外面奔走,没有休息,产后没有满月就搬到新居。9月初沙文汉与刘晓同志两人结伴去了皖南军部(东南局所在地)汇报上海工作。我不可能卧床休息,就照常工作,这个时候工作特别忙,我就设法把初生的女儿寄养在附近一个妇产科医院--济华医院。这个医院是私人办的,院长叫徐济华,所以有此名称。徐医生很好,收下了我的女儿,她终生未婚,所以很爱别人的孩子。她给我帮了一个大忙,我是永记不忘的。女儿养到两岁后,我领回家里,由我的母亲抚养长大。我这个做母亲的,实在没有时间抚养孩子,我的全部精力放在革命的大事上去了。


在我这个家中,开过无数次的省委会议,或者个别接洽。虽然敌人盘查户口很严,好在有我母亲,她很善于应付敌人,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1941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副政委饶漱石逃到上海,由刘晓陪同来住在我家隐蔽,后到4月间才回到江北盐城去。


1941年初,学委书记周一萍被调到江北苏中抗日根据地,他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其实是个很大的误会。1940年底,职业界工作委员会有一位女同志是周一萍的堂姐姐,向党汇报说他是三青团员,此事传到省委,省委震惊非常,要我设法解决。当然除了动员他去江北之外,别无他法,我只好说了假话,说是组织上要求派一批干部去支援新四军,所以要周一萍和他的弟弟周维萍同去江北抗日根据地。我这样做是很痛苦的,但实在没有办法可以解释疑问,自然只有服从党的决定让他们北去了。


过了不久,我和沙文汉二人也成了问题,事情是从重庆方面中共办事处的一个负责人传出来的,这个人即是博古。大概他当时负责组织工作,在审查干部的历史时,发现了我这个著名的反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和反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的反党右派分子在上海工作,他认为这大大地不妥。由于我的问题,自然也株连了沙文汉,因此刘晓也同我一样奉命执行。不过他老老实实地告诉沙文汉,说我有历史问题,我们二人都得去延安审查。去的方法是先到西安,然后送到延安,无奈1941年秋天这条交通线因为国民党反共不通了,所以决定让我们去江北抗日根据地。我听到了这个消息后,马上要求前往江北。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我首先去江北,到华中局去接受审查,而沙文汉因为问题不大,所以缓行一步,等到1942年江苏省委全部迁到淮南抗日根据地时,他才离开上海。这又是一件很大的误会,经过多少年,我们才算查清了历史的真相,周一萍同志也一样背了许多年的包袱。谁使我们遭到这样的挫折的呢?我想主观主义作风是要负责任的。这是非常不好的历史教训,党蒙受损失,个人遭受冤枉,教训实在太严重了。


在盐阜区再遇饶漱石


19421月,我去江苏北部的抗日根据地,开始了戎马生活。从上海到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的所在地--盐(城)阜(宁)区这段路程,比到莫斯科去的一段路程还要艰难得多,这个地区是真正的敌后农村抗日根据地,盐城、阜宁两个城市,由日本侵略者占据着,广大的农村有新四军部队,也有国民党韩德勤顽军的部队,又有汪伪组织起来的所谓和平军的汉奸部队,所以这个地区是蒋、汪、我方三角斗争地区。我们要从上海到新四军的军部,势必要通过许多关卡,遇到各种不同的部队,如果被发现是去新四军管辖地区的话,那就或者被捕,或者被杀害,所以要通过各种关卡盘查,需要做好各种思想准备。江苏省委和华中局在大江南北各口岸都设有各种交通站,而且还配备了熟悉路途的、可靠的交通员陪同前往。


同我一起去苏北的是汪璧同志,她的爱人是顾准同志,已在华中局工作,她是去同丈夫团圆的,自然是带着欣悦的心情踏上征途,至于我呢?则是抛弃了老母、幼女和爱人,孑然一身踏上征途的,我的唯一目的,是希望党能够信任我是一个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共产党员,希望党了解反王明宗派小集团是怎样一回事,但求能查清问题,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当时王明的势力与影响还很大,七大之前对王明路线尚未做出结论,谁敢说王明是野心家和宗派教条小集团的事呢?当然不可能。这如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要想彻底否定文革,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是多么的困难,有许多人连提出申诉、要求平反都会感到胆战心惊,怕去坐牢,否定文革与当年反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有很多类似之处。1942年的情况虽然与三中全会前不同,中央领导班子已经变了,但是要弄清楚莫斯科中大问题和反四中全会决议问题,实在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我对于个人的前程与得失,早已置之度外,硬碰硬的勇气还是充足的,抱着决死的精神,力求弄清大是大非,虽死又何足惜?清白才是最重要的!我的这种心情,沙文汉是理解的,他鼓励我去接受党的审查,把家中老少的担子由他来承担,我们在黄浦江边忍住悲愤的泪水,匆匆告别了。


我和汪璧两个女人都打扮成农村妇女模样,经过不知道多少次的惊险,才抵达华中局的组织部。军部设在盐阜区的单家港,满目黄土不见有树木,好不荒凉,同江南四季常青的景色相比,令人想起江南好,能不忆江南的诗句了。我们到了华中局组织部,部长曾山同志亲切地同我们握手,问一路平安否?我真觉得组织部是干部之家。部里还有两个科长,一位是干部科长朱巩,一位是交通科长姓邓,没有看到什么别的干部。组织部设在一间土屋里面,只有桌子和长凳,又是卧室,又是办公室,再简单不过了。如果遇到什么紧急情况,随时可以站起来就走,真是轻装、单骑的军队生活。过了一会儿,朱巩同志叫勤务员拿了饭菜给我们吃,这个时候正是敌后战斗频繁,生活极为艰苦的时期,这样的生活给我们上了第一课,不克服困难,是决不能坚持在敌后的农村的。


我同汪璧同志分手后,被送到不远的一个村庄,地名叫停翅港。这个徒有诗意的村庄,却是一片荒凉,人口稀少,居民不多,十分穷困的农村,我被引进住在一个农民家中,只有父子二人,他们住在黑暗的房内,外面一间是烧饭的,我就住在灶间里,有一张方桌,一块门板的床,原来这里还住着一个女秘书。


饶漱石住在不远的一个小茅屋里,听说原来这个房子是住一个乞丐的,粉刷一下,成为饶的办公室兼卧室。饶漱石同我在上海就是老相识了,他走过来看望我,知道我去根据地的目的是想由苏北出发去延安的,但他说:在华中局审查也一样,这是中央局,何必去延安呢?他要我留在他身边,帮助整理材料。他说:你得先看看许多电报,了解根据地的情况,才好去工作。我只得同意。就在我住的这个灶间里,每天看那不计其数的电报。他把建立根据地的重要电报都让我阅读了,这是开办特殊训练班,使我初步懂得了抗日根据地的一些情况。后来他叫我整理白区工作的文件,主要是彭真同志写的一些材料。那时刘少奇同志是华中局的书记,新四军政委,饶是副书记、副政委,少奇同志也住在附近,他几次召见我去谈话。我们在武汉时就认识,他对白区工作很有经验,这个白区工作的材料,可能是他需要用的吧。


不久,华中局召开了一次规模巨大的扩大会议,我列席了这个会议,少奇同志宣布中央调他去延安工作,提拔饶漱石为政委,同时提拔青年干部陈丕显任苏中区党委的书记,他的总结报告讲得很好。少奇同志要去延安的消息传出后,我就去找少奇同志,请求跟他一同去延安,在那里接受组织对我的历史问题的审查。少奇同志说:此去要路经许多敌占区,要打仗、通过封锁线,你是一个女同志,不太方便,还是留在华中局工作吧。少奇同志带了一队人马出发了,穿着有皮领子的一件大衣,我送他策马上路去了。


饶漱石当了政委,本来华中局决定成立妇委”“青委的,我为妇委书记,陆璀为青委书记。但后来因为军事形势起变化,宣告流产。饶漱石要我帮助整理根据地的群众运动经验,陆璀时常来聊天,她也在帮助饶漱石整理材料,据说饶在埋头起草一个大报告,群众运动是要详细写的,所以留我在单家港。


4月间,华中局决定我去创办《新华报》。这个工作当然不简单,我不想做,觉得还是去宣传部做些文字工作比较好,可是华中局的负责同志陈毅军长竭力主张要办党报,他怕我不肯去,还亲自约我去谈话。他同夫人张茜同志住在附近一个农民家里,他对我开玩笑说:同志嫂,要你做新闻记者去了,这个工作很重要,要当作终身职业来做啊!


我听到终身职业四个字,吃了一惊,我想我是来同王明打官司的,怎么一下子变成新闻记者了呢!而且还是终身职业?莫不是命运又在同我开玩笑?我连忙说:我没有能力办大报,还是请有经验的同志来办吧!陈军长哈哈大笑,他说:经验是干出来的,我也不是当兵出身的,现在当军长,是干出来的呀!你何必如此胆小,我们还准备派黄源同志当副总编辑,你任总编辑,只要写社论,看看大样就可以了,校对、编排等事务工作由别人去搞。我看样子是无可拒绝了,只好答应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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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沙文汉夫妇和女儿贝贝(沙尚之)


受陈毅军长所托主编《新华报》


那时华中局只有一个电讯报,把延安新华总社每天拍来的电报译出来供各单位参考,因为条件困难,印刷并不多,一个排只有一份,电讯报社设在一个小村庄,离开军部约有十几里路。有一个编委,一个译电组,一个规模很小的印刷厂,有一部旧式的平板印刷机,随时准备打仗时拆开打埋伏(即埋在地下),晚上用火油灯排版,工作十分辛苦。可是陈军长却不顾条件困难,偏要在战火频繁的敌后,办新华报,未免有点冒险,我不敢保证能够按期出版,也难以保证会有什么人来投稿,但为了完成任务,只好硬着头皮去干了。报社的经理是唐为平同志,他是上海的老新闻记者,参加八路军,转到新四军军部在报社任经理,已经工作了几年,他倒是一位熟知情况的人,使我放心了一些。编委是谢冰岩、鲁平、梁山等同志,也都是诚诚恳恳干工作的老新闻记者,戈扬、于岩两个新闻记者笔头都好,我觉得只要团结起来,一切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


那时一个很大的困难是伙食太差,连油盐都吃不上,每天吃的是烘山芋干、大麦,很少能吃到小麦或大米,因此工作人员多患有贫血病,鲁平同志有一次还晕倒在地,译电员们面无人色,还得开夜车。这种情况陈军长很关心,他亲自来报社召开全体工作人员的会议,鼓励大家艰苦奋斗,尽可能要供给部多给一些大米,每人发棉大衣一件。这是特殊优待,照例只有团级干部有棉大衣穿。因此大家觉得组织如此重视,不努力奋斗,有点说不过去,便奋不顾身,日夜操劳去完成任务。但比这更困难的事是煤油奇缺,这个东西是由敌占区弄来的,而敌人封锁很严密,常常要用战士的鲜血去换来--打仗护送煤油到根据地。电讯每三天出一张小报,《新华报》是一大张,五天出一张,也觉很吃力。不过大家情绪还是比较好,如果要同大城市办报相比较,那只能是乌托邦的空想。


19427月开始出了创刊号,我在上面写了一篇纪念七一党的生日文章,在那篇文章中,我提出王明的左倾路线错误问题,使得白区工作损失十分严重,我觉得我应该有勇气来同教条主义作斗争。好在文章是经过陈军长审阅过,没有人反对。大家很重视我的文章,决定要我当主编。陈军长每期都写文章在报上发表,他同我约好:要修改,得经他的同意,文责自负,我倒反而觉得轻松了。陈军长的豁达大度的大将军风格,我很敬佩,所以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之下,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


陈军长很喜欢下棋、作诗、写文章,他的风格同饶漱石很不一样,饶谨小慎微,表面上是道貌岸然的君子,但骨子里妒贤嫉能,对于陈军长办报纸、写文章的热忱,暗中不以为然,他常常向我表示对文化人的讨厌,好像文化人是一种特殊人物,被人看不起的。有一次我到他的房子里去请示,大衣没有穿好,披在身上,走到他的门口,站岗的向我敬礼,饶漱石让我进去后,就严加批评一顿。他说:你披着大衣进来,有点像文化人,不是自己人,所以门岗才向你敬礼!我莫名其妙,这才知道在军队中文化人是要被看不起的,那又为什么要办报纸呢?饶漱石从来不给《新华报》写文章,也从不过问此事,一个政委对待华中局的机关报如此态度,我感到惊奇。后来渐渐看出办报的事是完全出于陈毅同志的主张,饶漱石是不赞成的,陈军长在部队的威声很高,而饶漱石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从皖南逃出来的,谁知道他的来历?饶对陈军长有几分妒忌,我有了一些初步的感觉,但内幕不很清楚。报社的事多请示陈毅同志或华中局宣传部部长彭康同志。


不久,饶漱石决定让一位大后方来的新闻记者创办新华社华中分社,并任命他为社长。我当然很高兴,这样可以增加《新华报》的消息,译电工作可以同新华社合并起来了。但是这位记者向饶漱石提出了一个计划,叫做印刷、发稿、编辑的计划,要求报社按他的办法执行。我们研究过后,觉得在敌后农村不同于大城市,他要印刷所日夜开工,排印电讯稿,先印出来发给首长阅读,然后发稿给报社,这样一来,会产生一系列的矛盾,难以解决。首先是没有火油,无法日夜开工,工作人员要增加一倍,同当时精兵简政方针相抵触。不料饶漱石认为大后方来的文化人的意见一定要尊重,否则以后文化人就不会到抗日根据地来了,我们的抗议宣告无效。后来,饶漱石借口反扫荡,取消了《新华报》,只办了新华分社,所有工作人员都并入了新华分社,我被调到华中局党校去做党委副书记。


这种事的发生,开始不明白其背景,后来我渐渐地明白过来,原来饶漱石因为《新华报》是陈军长力主创办的,他怕自己的理论水平低,相形见绌,有心要取消办报,正巧这位记者提出了这样不切实际的计划,就乘机合并过去了。陈毅同志从此以后也就没有地方去发表文章了,这是一件很可惋惜的事。至于我个人,却是觉得轻松了,在敌后办报纸实在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何况我也并没有想做新闻记者,更不想当作终身职业,我还是一心想把历史旧账算算清楚,可是事与愿违,一时还不可能解决问题。



转自《世纪杂志》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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