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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30年代至1940年代, 北平历史语言研究所, 台湾, 学者

忆孟真


--作者:俞大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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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18961950


孟真在世时,从不注意,甚至记得,他自己的生日。而他去世后,每年三月廿六,他的生日,台湾大学傅园中杜鹃花盛开的时节,他的老朋友们,学生们,以及仰慕他的人们,来到墓园,呈献花圈在他的墓碑前,以至诚的情意,表达他们对孟真的怀念和崇敬。年复一年,我目睹此情,深为感动,含着满眶热泪,独自返家,仰望挂在壁上他栩栩如生的画像,无限的感触,涌上我的心头。


今年,有几位记者先生们,因为纪念孟真的八十一岁冥诞,向我索文,叙述孟真与我婚姻生活中最值得回忆的片段。我虽感到惶恐,而义不容辞,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提笔试写纪念他的文字,但我拙于写作,深怕不能表达我对孟真永久的怀念,无尽的追思。


民国二十三年,孟真与我在北平结婚。回忆十六年余的婚姻生活,恍如一梦,欢聚少,别离多,有说不尽的辛酸。他只活到五十四岁,于三十九年冬,舍我而去,到今天己将二十七年了。


吟悲哀的悼亡诗,写感人的纪念文,均非我所长;我更不愿向人泣诉我的悲痛。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我黯然把对他的思念,深深的藏在我的心底。


廿四年九月,我们唯一的孩子(男孩)出生在北平。孩子出生前,孟真说,假如是男孩,要取名仁轨,傅家下一辈,应以字为排行;孟真之所以破例为儿子命名,乃仰慕唐代在朝鲜对日本打歼灭战的大将刘仁轨。他内心蕴藏着多么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


他那时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同时在北京大学授课。廿五年,史语所南迁,我们也于同年二月偕侄乐成,奉孟真的母亲李太夫人迁居南京。


盂真侍母至孝,对子侄辈,也无不爱护备至。太夫人体胖,因患高血压症,不宜吃肥肉。记得有几次,因我不敢进肥肉而触怒阿姑。太夫人发怒时,孟真辄长跪不起。他窃语我云:以后你给母亲吃少许肥肉好了,你要知道,对患高血压症的人,控制情绪,比忌饮食更重要。母亲年纪大了,别无嗜好,只爱吃肉,让她吃少许,不比惹她生气好么?我不是责备你,但念及母亲,茹苦含辛,抚育我兄弟二人,我只是想让老人家高兴,尽孝道而已。


我永远忘不了阿姑曾对我说的一段往事:傅家书香门第,但孟真的父亲,去世太早,只活到三十九岁,那时孟真年九岁,弟弟孟博才七个月,家境极困,雨天屋顶漏水,老人家怀中抱着幼儿,头上撑一把雨伞。可想见他们母子孤苦零丁的境况。太夫人于三十年十月,病逝重庆,孟真适身患重病,恨防护未周,痛伤不已。


廿六年七月,中日战争爆发,南京进入紧急情况。孟真以职责在身,不能,更不愿离开南京,拜托史语所一位陈先生,护送太夫人往安微,暂寄寓陈家,要我携仁轨投奔江西,庐山牯岭,我父母亲的寓所暂避。


南京连遭敌机猛袭,危在旦夕,人心惶惶。我们的婴儿日记内,有孟真于廿八年一月廿日在昆明为仁轨画的一张旅程图,并记着:小宝第二个生日,是在牯岭外公外婆家过的。爸爸在南京看空袭。生下三年,走了一万多里路了!可想像那时在敌人残暴行为之下,国人颠沛流离的惨况了。


南京沦陷,孟真于同年冬到达牯岭,我们随我的双亲,乘江船经汉口抵重庆。廿七年七月,孟真决定把史语所迁往云南昆明,我们也到昆明暂时定居。


说到这里,令我想起了一幕轻松的笑剧。孟真天性仁慈,最重情感,唯有狗,得不到他的。他对猫有偏爱,但对狗有强烈的憎恶。我们初到昆明时,友人送给仁轨一只很漂亮的大黑狗。一日孟真午睡方酣,那只狗走近床边,用舌轻舐他的手,他被惊醒,便伸手猛打,没有打中,他怒气冲天的拾起拖鞋再打,狗己远去,他却把自己的眼镜从几上打落到地上,镜片碎了。在他盛怒之下,我只得戏言,虐待动物是一罪,要遭监禁的。不料他竟恼羞成怒,整整二日,不与我交一言。


这场冷战,延续了三天之后,第四日清晨,他起床,长揖到地,面有愧色的笑向我说:我无条件的投降了,做了三天哑巴,闷煞我也。我取笑他说,用配眼镜片的钱,买几个肉包子吃,岂不更好吗?(他爱吃肉包子)


他在德国的同学某君,最爱跟他开玩笑,曾向我告发他说:孟真在德国时,不好意思当着房东太太打她的狗,只敢在餐桌下猛踢以泄恨。我问孟真是否确有其事?他笑而不答,是默认了。我很欣赏他不时流露出天真的稚气。


以后几年中,我们曾饲养过一只娇小玲珑的暹罗猫,和一只雄伟壮大的黄猫,他却常把它们抱在怀中,甚至欢迎它们与他共榻而眠。


在昆明几年中,孟真因公务,忙于往返昆明与重庆之间,很少在家。三十年,昆明时局紧急,孟真本人在重庆,又设法把史语所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镇。我携仁轨及所中同事数十余人,分乘两部破旧大巴士,经群山万壑,抵达四川,我与仁轨便暂时留在重庆孟真身旁。


孟真屡年来,因为公务奔波劳碌,感时忧国,多年的高血压症暴发,头昏眩,眼底血管破裂,情形严重。不得已,在郊区山中,借屋暂居,藉以养病。那时,他奄奄在床,瀕临危境,悲身忧世,心境极坏,看不见他常挂在嘴角的笑容了。


那是一段穷困悲愁的日子。孟真重病在身,幼儿食不果腹。晴时,天空常有成群的敌机,投下无数的炸弹,廊外偶细雨纷霏,又怕看远树含烟,愁云惨淡,我不敢独自凭栏。


记得有一次,三五好友,不顾路途遥远,上山探疾。孟真嘱我留客便餐,但厨房中除存半缸米外,只有一把空心菜。我急忙下楼,向水利会韩先生借到一百元,沽肴待客(我与韩君,素不相识,只知他曾在北京大学与孟真同学,但不熟)。那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向人借钱。


事隔一月,我已还清债务,漫不经心的将此事当笑话说与孟真听。不料他长叹一声,苦笑着说:这真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了。等我病愈,要拼命写文章,多赚些稿费,决不再让你再靦颜向人借钱了。我好惭愧!我很后悔失言,不料一句戏言,竟引起他的感慨万千,因为他虽然为国家多难而担忧,但他于个人生活事,从不措意!


孟真病稍愈,我们即迁李庄。那是一个水秀山明,风景宜人的世外桃源,我们结庐山半,俯瞰长江,过了一段悠闲的日子,直到抗战胜利才离开。那时仁轨十岁,已读完子弟小学五年级了。


在李庄几年中盂真在家时更少,常去重庆;心所焦虑,唯在国家之危急存亡。他在国民参政会发表言论,在报纸上写文章,对政府的批评,都是出于一片爱国赤诚,毫无一点私念。他平常好议论,他对个人私事,向不作恶意批评。只要事关国家,他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常对我说:我非识时务之俊杰,更不识何谓明哲保身,我乃大愚也!


他偶而回李庄小住,在那段难得的清闲的日子里,不是给儿子讲几段三国、水浒,便是看书写作,有时背着双手,环绕室中,摇头晃脑,不断的用满口山东腔调,哼唱诗词,怡然自得。年幼好奇的儿子只在一傍瞠目相视。在一个寂静的深夜,他在烛光下,伏案为儿子写了一张文文山的正气歌,那时仁轨才是一个不满八岁的孩子。


抗战胜利时,他在重庆,写给我的一封家书说,他一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欣喜欲狂,冲出寓所,飞奔上街,手舞足蹈,见人便搂抱,狂呼大叫,直到声嘶力竭。又说:我可以出国治病了。


因为在胜利前,蒋委员长关怀孟真的病体,曾促孟真赴美就医,并允负担一切费用。孟真答谓,敌人未灭,国难方殷,他不愿离开祖国。


三十四年秋,抗战胜利,他本可赴美就医,但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之先生在美未返,蒋委员长命孟真先去北平接收北大,代理校长。三十五年,我们携仁轨于五月四日飞抵北平。孟真在北大一年中所做的事,最近陈雪屏先生在传记文学中有文述及,我不必多说了。


适之先生抵北平后,我们一家三口,于三十六年七月乘船抵美,仁轨入新港一所私立小学,免费就读,孟真到波士顿入医院治疾。


在医院,孟真除接受药物治疗外,饮食管制极严,肉类脂肪及盐均不能吃,每日三餐,只吃米饭,蔬菜,水果及少许甜食而已,医师称赞他是最合作的病人,但他却说,为服从医师,他每天饿得发晕,苦不堪言。出院时,医师警告他切勿担任行政工作,尤忌生气,以免影响情绪,使血压回升。


他出院时,体重减轻三十余磅,仅有的几套衣服,都太大了,裤腰大出四寸。我记得他出医院回家的那一天,跨进屋门,用只手紧缩着裤腰说:我现在简直可称为楚腰纤细,再也不是傅大胖了。他一向不讲究衣着,出医院后,不曾制新衣,一直到回国,长台大,到他去世,仍穿那几套旧衣服。


病已愈十之八九,他极感兴奋,辞去美国几所大学的聘请,准备回国。我深知他的病未痊愈,劝他多住些时,以事静养。他说,他在国内要做的事太多,岂可偷闲,安居异国?坚持要回国。仁轨差一年小学卒业,将他留在美国,也是我力争,孟真才答应的。


三十七年八月,我们乘船抵达上海。次日,政府宣布禁止私人藏有黄金、美钞等外币,实行金元券币制。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下船时身边仅有美金三十八元。我认为那微不足道的区区小数,不必管它。但盂真说,事无大小,我们都要奉公守法;第二天,便把那三十八元,换成金元券了。所带回的一台旧冰箱,一只打字机,几箱书籍,和孟真所需用的药品,是我们仅有的财产。


返南京后,时局日趋紧急。孟真忧心如焚,旧疾复发,血压猛升。那时我的母亲,患严重心脏病住医院。大姐大絪,以南京危在旦夕,决奉母先飞广州,转香港就医,她要我同行,与她共同随机照顾病母。


虑及孟真旧病复发,加以他感时忧国,情绪极劣;母亲重病在身,长途飞行,极堪忧虑,左右为难,不知何所适从。商之于孟真。他毫不迟疑的说:你母亲病情严重,此行如有不测,你未能尽孝,将遗恨终生。你非去不可!不要顾虑我。


我略整行装,准备隔日启程,当夜孟博赶来痛哭流涕,责备我不该离开孟真。他说:你难道不知道哥哥随身带着一大瓶安眠药,一旦匪军攻入他便服毒自尽么?那时,你将何以自处?骨肉情深,感人肺腑。我们相对涕泣,我便放弃了广州之行。


正在那几天里,蒋总统命孟真前往台湾,接长台湾大学。孟真本早有决心,以身殉国,但念及设能藉此机会,接出困在北平的学人,同去台湾,群策群力,整顿台湾大学,岂不可遂书生报国之志?便决心就台大校长的职务。


明知那时的台湾,医药不便,但此行既定,他又笑着说:台湾产米、水果和糖,到那里,我不愁没有东西可吃了。孰料他竟归骨于台湾!


三十八年春,我们到上海时,胡适之先生正准备赴美,因胡太太只身在沪,无人照顾,曾言及送胡太太回安徽绩溪,孟真以为千万不可。我曾听见他对胡先生说:我们欢迎胡太太跟我们同去台湾,局面如何演变,我不敢预言,但我们会尽力照顾胡太太;吃不饱,大家喝稀饭。胡太太和我于一月廿三日抵台湾。


孟真偕秘书那廉君先生于廿一日飞抵台湾,当日岛上有轻微地震。孟真后来说:我真不愧是一个要人,一到台湾,便有地下礼炮向我致敬。他在台湾大学所做的事多有文述及,我不必重提。在此,我只想写些不为人所知的零星小事。


我们住台大校长宿舍,同住的有胡太大、钱思亮先生夫妇及三位公子、侄儿乐成、那秘书,还有跟随我们十余年,照顾仁轨的龙老太太,十余口人,共度极清苦的生活。


孟真因病忌食,只能吃米饭、无盐的蔬菜、水果及少许甜食。我曾试以色彩悦目的盘碗,在餐桌上瓶中插几枝鲜花,引起他的食欲。但面对如此淡而无味的饮食,谁能有食欲呢?他每日处理校务,劳累不堪,回家饿极进餐,看他以菠萝汁拌饭,聊以充讥而难于下咽的神情,我好难过!


那秘书告诉我说,孟真偶而和他在返家途中,到小食店吃他爱吃的北方面食,看他吃得好香。但必嘱那秘书说:我是解馋,回家千万不可告诉我的太太。有好几次,胡太太指着孟真,笑着向我说:傅先生又偷吃了几块红烧肉!回忆及此,我深悔不已,早知他在台湾活不到短短两年的岁月,当初我为甚么忍心不让他痛痛快快的吃他所爱吃的东西,使他至少在食欲上得到满足呢?


孟真到校不久,共党煽动学生蠢动,情形严重,孟真数次于半夜酣睡中,被电话叫醒,匆匆披衣,偕那秘书出门,应付紧急局面。


事隔多年,当时任警备总司令的彭孟缉先生,曾屡次提及此事,他说,孟真当时曾向他提出三个条件:第一、速办速决,第二、军警不得开枪,避免流血事件,第三、被捕的台大学生,先送法院,受冤者,尽快释放。


孟真去世后不数日,即有当时被他保释出来的学生,伴着父母,到我家来,跪拜在他的遗像前,焚香涕泣。


孟真向不讲究穿著,裤上被烟灰烧成破洞,补了再穿,上衣胸前有墨水污渍,染成深色再穿。彭孟缉先生常爱说一个笑话:他曾有一次要检举台大校长服装不整,因为他来接孟真去赴一个正式宴会时,发现孟真穿的鞋,一只黄、一只黑。


数月前,我接到扬国成先生病故的讣闻,因忆及孟真为校长时,杨任司机,为人忠诚老实。孟真于百忙之中,返家晚餐后,常邀他来我们家,在小客室中,两人对坐奕棋。孟真口含烟斗,扬君则猛吸香烟,那是孟真难得的片刻偷闲。杨君还曾数次跟孟真到圆环尝试台湾小吃。杨君对孟真忠心耿耿,盂真去世,他悲痛不已,数日不思饮食,我曾去参加他的丧礼,感谢他对孟真的忠心。


孟真处事至严,公正无私,不讲人情,但以聘请教授而论,学识渊博者,在可能范围内无不迁就,他很高兴能聘到李祁女士,李女士是国内第一位考取中英庚款的留英学生,中英文造诣极深,学校规定单身人不得配给房屋,但孟真破例为李女士配一幢房子。她只身在台,尤畏敌机来袭,不时吵着要离去,孟真总是苦留。


有一天,李女士冲入校长室,孟真见她神色慌张,即起身,询以何事如此紧张?她说,附近农民养的一只红脸番鸭,咬破了她的袜子,鸭嘴触及她的腿上皮肤,她怕染狂鸭症,孟真大笑说,只闻有狂犬症,未闻有狂鸭症也。李女士也笑了,但她坚持要孟真买下那只鸭,送医院检验。孟真只得一切照办。鸭没有疯,李女士也安心了。


李女士偶而来我们家闲聊,谈笑风生,诙谐有趣,曾把买鸭事当笑话说给我听,还称赞孟真的脾气好。我说:你是才女,对你,孟真岂有不特别优待之理?孟真接着跟她开玩笑说:任何条件,我都答应,但只希望你以后多穿几双厚袜保护你的腿,因为我没有钱再买鸭子了。


那时韩战尚未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尚未驶临台湾海面,时局动荡不安,人心惶惶。有钱的人,纷纷携款逃往海外。于是,少数不肖之徒,便在学生中散布谣言说,校长夫妇已办妥出国手续,护照握在手中,到紧急关头,他们远走高飞,顾不得你们的生死存亡了。


孟真闻知,立即出布告,要学生安心读书,并保证他决不离开台湾,誓与学校共存亡。他来台湾后所写的一张归骨于田横之岛,乃表明他与台湾共存亡之决心。不幸归骨台湾,竟成谶语!


孟真的睥气并不温和,尤以长台大时,正是学校多事之秋,他夙夜勤劳,力求改进,加以他一向嫉恶如仇,遇部属有不轨行为,他会暴跳如雷,大发脾气;但这并不能掩盖他宽厚仁慈的本性。


他常说,学生是他的儿女。曾指定几间阳光充足,空气流通的宿舍,供患有轻微肺病的学生住,另加伙食费,使他们能吃到富于营养的食物;又为女生兴建最好的宿舍。他常在中午返家时,偕我到各宿舍探视,并查看学生的伙食;他一进餐厅,男生必高呼欢迎校长,女生则拥到他身傍。他去世后,学生们痛哭哀悼,是青年们发乎自然的真情。


孟真最爱才,想要发掘高才生,加以鼓励,举行全校作文比赛,颁发奖金。他亲自出题阅卷,看到好文章,便约作者面谈。


一日,他回家,非常兴奋的告诉我,他看到一篇好文章,约作者面谈,极为激赏他的文才;但该生家境贫寒,又患深度近视。问他何以不戴眼镜,该生默然不答。


孟真去世后不多日,卫生署刘瑞恒先生来我家,交来眼镜一副,说是孟真托他在香港为某生配的。我接过眼镜,泪湿衣襟。刘先生临行时,我才记起问他需款若干,他连连摇着双手说:不用了,孟真早已付给我了。眼镜到手了,但那个等着戴眼镜的贫苦学生,却再也看不见爱护他的校长了!


孟真与陈辞修先生闲谈中;不是涉及对政府的建议,便是谈到百事待整的台湾大学,他曾屡次向辞修先生说;我为台大,已心力俱瘁,连我这条命也要赔进去了。当时是一句戏言,竟不幸而言中,他去世后,辞修先生为他主持丧礼,为仁轨筹教育经费,仁轨才得以在美完成学业。


我与他十六年多的婚姻生活,别离多,相聚少,愁苦辛酸的日子多,欢乐安宁的日子少。抗战前,尤以初婚时,在北平过了一段希有的舒适时日;那时他还买得起几部善本书,得之如获至宝。但在抗战期中,因朋友之疾病贫因,急需援助,可怜他竟忍痛割爱,把几部书陆续变卖了。他助人从不对我提及,他去世后,我才从朋友处听到。


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他去世的前夕,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为他在小书室中升炭盆取暖。他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我坐在他对面,缝补他的破袜,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搁笔抬头对我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他又说:你不对我哭穷,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我一阵心酸,欲哭无泪。


他起身指着壁上的书架说,这些书,还有存于史语所的一房间的书,他死后要留给儿子,他要请董先生为他制一颗图章,上刻孟真遗子之书他长叹一声,接着说: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余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我一向不迷信,难道这几句话,就是他的遗言?


夜深了,窗外吹起一阵寒风,室内盆中的炭,已化成灰,我猛然感到一阵透骨的寒冷。


孟真去世后不数日,董先生含泪把稿费送来。我用双手捧着钱,悲痛欲绝,泣不成声。稿费到手了,而孟真呢?他早已不需要为他双腿御寒的棉裤了。


十二月二十日,他忙着参加两个会议。下午五时,我接到陈雪屏先生的电话,赶到参议会大厅时,孟真已昏迷不醒,听不见我在他耳边呼唤他的声音了。我俯伏在他身傍,紧握着他微温的手,环顾四周静立的人群,一时顿有举目无亲之感,而竟不曾流下一滴泪水。到今天,我仍惊讶我当时的勇气和镇定!(孟真突然病逝,那时四冠大维,在美就医,八弟大纲,任职香港,六兄大绂,任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六、七姐大缜、大絪,分任北京大学及燕京大学英文教授,陷身故都,不得脱身。)仁轨十五岁丧父,得恶耗旨,他来信说:“……父亲已走完他艰苦的旅程,现在该是他静静安息的时候了。妈妈,不要太伤心,不要流泪向人倾诉你心中的悲痛,更不要因为家境贫困,哭泣着向人乞怜。我们母子要以无比的勇气,来承受这个重大的打击,我们不需要人们的怜悯,而是要争取人们对我们的尊敬。……”


岁月如流,人生若梦,徘徊于老树参天的傅园,在暮色苍茫中,静听傅钟的鸣声。感世事茫茫,愁怅曷已!……


1977320日于台北



转自《私人史》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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