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分类: 1950年代至1970年代, 保姆, 老干部, 文革

亲人:记我家的保姆李佩


--作者:曾自


这篇文,是写我小时候保姆的故事。


保姆叫李佩,满清贵胄家族儿媳。新中国初建时,走进共和国创建者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的家庭,走进中南海十七年。当国家陷入动乱的岁月,她为受难者的儿女搭起了避风的港湾。晚年,她坦然于贫穷,无悔于人生,留下一个母性坚强心灵的缩影。


父母尊敬她 


50.jpg

父亲田家英、母亲董边和姐姐曾立


1950130日,姐姐出生了。建国初是供给制,母亲所在机关统一给生了孩子的领导干部找保姆。


命运,就这样把李佩带进了我们家,无论平静的日子,还是风雨如磐的岁月,都无法分开。 


我的父母都是抗战时期的延安人。母亲董边最终从事妇女工作,主编《中国妇女》杂志17年。父亲田家英1948年到毛泽东身边担任秘书。他们的绝大部分时间属于工作。我和姐姐是在保姆的呵护疼爱下长大的。


保姆原名李贤佩,到机关大门口应聘的一瞬间,她把字去了,取名李佩。我们都叫她阿姨,这个阿姨,在孩子心中是和自己妈妈区别的妈妈。家里的孩子们从小怕她又恋她。母亲放心她,把家都交给她。父亲比阿姨小十一岁,可以说尊敬她。


51.jpg

李佩抱着襁褓中的姐姐


我家吃饭,围坐在一个矮圆桌,桌边一边一个木扶手旧沙发,这是母亲和阿姨的专座。父亲从来和我们坐小板凳,拉开桌子,他总是靠墙根坐。说到乐事,父亲爱仰天大笑,靠得一背白墙灰。阿姨会帮父亲边拍打衣服,边说着老姐姐的话,挺大的爵儿位,看邋遢的。


在这张全家人吃了十来年饭的圆桌边,父亲去世前,阿姨看出不祥的兆头。她后来和我说,那天吃饭,我一抬头,见你爸眉头紧锁,两道抬头纹竖起来,我心里头咯噔一下,不是好兆啊。她的老话老理多,她信就灵。


52.jpg

满清家庭的儿媳李佩


其实我们谁也不知道阿姨的身世。


1958年秋,父亲见阿姨连着几个星期天有事告假,随便问了句,干啥子去嘛?阿姨说出婆家为分房,打官司呢。父亲半开玩笑,李佩,你还要当小业主啊?我还是个无产者呢,咱们是一家,我这儿养你老了,以后一起生活。如果父亲的话,前半句还有点玩笑的意思,后半句可是实实在在的真话。给阿姨养老,是我们家不论大人小孩的共识。


五六十年代小业主是很不名誉的出身和成分。父亲的一句话,让阿姨放弃了房产,就跟着共产党的这个好人家,奔吧。


父亲是19498月随毛泽东进中南海的,安排在离丰泽园西边仅百米远的静谷。


53.jpg

中南海静谷


静谷是一个有院墙的园子,偌大的园子里只有父亲住的靠西墙的三间厢房,据说是当年太监的下房。园内古木林立,苔草丛生,一条条碎石小路,曲曲弯弯。早晨满园雾气,待阳光穿过树叶遮蔽的缝隙婆娑射来,雾才一点点散去。乌鸦喜欢成群结队地飞来飞去,呱呱的叫声,给静寂带来一阵喧闹。一次,姐姐和我说,静谷的乌鸦真坏,今天它们把屎拉在正在院里刷牙的爸爸的牙刷上了,我们笑得肚子都疼了。


直到1959年秋,因与静谷相邻的供首长休息娱乐的场所春藕斋要修缮扩大,父亲才搬到永福堂。


永福堂是个三合院,这是一组院落,由北向南一院套一院,从北头过来依次住着陆定一家、张际春家、我们家、陈琮英妈妈、胡乔木家、杨尚昆家,但院落和院落的格局不尽一样。


永福堂最早朱老总住,1953年后彭德怀住,庐山会议后彭老总去了海淀挂甲屯。父亲和彭总都在永福堂院落住了近七年。


然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家。父母亲住永福堂,我们小孩随阿姨住中南海乙区称作南船坞的一座三层灰楼。离永福堂有两站地远。楼里住的多是中央警卫局的干部、和医务人员,知名的有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副局长王敬先、毛崇横、田畴和医生李志绥等。警卫局是保卫毛主席的禁卫军,我想,父亲没让我们和他住一起,是为了他随毛主席夜晚工作白天休息的需要,但他把我们安排在和保卫毛主席的一群人中间,那当是最最放心的地方了。


南楼的家就是阿姨管的家。再早,母亲带着初生的我住《中国妇女》杂志社,以后又住过万寿路父亲主持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大院,无论家在哪,孩子都交阿姨。她从不休假,从不离开我们。


阿姨人勤快,讲脸面。高高的个,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清一色大襟盘扣,夏天,一件月白小褂,冬天,里面三新的棉袄,箱子浮头备着新衣,出门必穿得洁洁净净,买菜也是如此。一看就是个利落能干的人。


提倡爱国卫生运动的年代,三天两头卫生检查,可查到我家,检查人员从不进门--李佩这儿甭查,连床底下都锃亮


孩子们的衣服,什么季节穿什么,棉衣棉裤分薄的厚的。一年要做十来双鞋,我们的、她儿女的、她自己的,都由她一手缝出来。阿姨的针线活做得好,针脚缝得又细致又齐整,现如今根本见不着这么周致的针线活了。


54.jpg

1954年,父亲随毛泽东到杭州修改宪法,带上了四岁上幼儿园的姐姐  现在想来,恐怕是担忧周末没人去香山接姐姐吧


阿姨还做得一手北京饭,什么节气讲究吃什么。菜经她一炒,又香又好看。父亲是地道四川人,爱说,爱吃,爱下馆子。可他也爱吃阿姨做的饭,连蒸窝头都抢着吃!他一手抓一个,还说怕吃完没了。


孩子们吃的穿的都打理得停停当当。母亲爱说,小事找阿姨,大事找你爸,我没为孩子的事请过一天假 

                   

依恋

 

我五岁开始记事。第一次清晰的记忆,是我趴在阿姨背上,抱着她脖子哼叽,她背着我一圈圈地在屋里转。我出水痘了。


母亲后来说,你阿姨背了你一周,听说出痘子怕光,阿姨用红布把灯遮住,生怕落下什么毛病,你可不能忘啊。


姐姐很早就上了香山幼儿园,家里只有我,我就像个尾巴,阿姨走哪我跟哪。


从小到大,母亲从来没碰过我们一指头,阿姨却常常用条帚疙瘩打屁股作为对我们犯错误的惩罚。


我几个月大时,姐姐小不懂事,用脚踩我肚子玩,阿姨急了,怕踩坏,拉过姐姐啪啪打屁股,母亲正从门口过,见状连说打得好!打得好!阿姨明白,谁家孩子不金贵,舍得打,这是董边信得着我呀。


打是打,但阿姨只打我们屁股,用包了布的笤帚疙瘩打。久而久之,我们自知犯错误了,一招呼,自觉地趴下受罚。


记得一次坐儿童三轮车从幼儿园回家,六七个孩子在狭小的空间打打闹闹,正赶上蹬车的下来和人打招呼,车头一下扬起来,孩子们倒向后边挤成堆。好在人小,没分量,挤在一起还逗呢。可拉车的老头儿吓坏了,回来就给住我们楼的幼儿园岳老师告状了。


晚上听见门口岳老师和阿姨的说话声,知道坏了。一会阿姨进来,气的脸变得老长,凶凶的。我们叫着阿姨饶命,一边告饶一边往床边靠。阿姨问,谁带头起的哄?知道不知道错了?我就会哭,没打呢,先哭起来,用哭声本能地告饶。


趴下!听到这声命令,就是没商量了,趴在床沿,露出小屁股。包得一层层的笤帚疙瘩打下去不是太疼,多半是委屈,一打着,我就放声大哭。可我不知,我的哭,实际是给惩罚我们的阿姨助威呢,说明打得有成效,孩子知错了。


这一点我是上小学四年级最后一次挨打搞明白的。早已忘了犯的什么错,只记得我趴在床上打屁股,可不知为什么,那天我咬住牙,心想就不哭。一下两下,阿姨最后绷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死丫头,长大了,打不动你了啊。原来阿姨凶凶的脸和生气的样子是吓唬我们用的,她没生气呀。


从那以后阿姨再不打我了,我长成大姑娘了。


55.jpg

儿时的小姐妹曾自、曾立


打小她打我,我从不恨她,哭上两小时也要等她给我下台阶;大了不打我了,我更恋她。懂事了,觉得我的生活里不能没有她。


情感随着人的长大成长着,有一天,我懂得了思念


9岁那年的五一节,阿姨请假回娘家了。晚上是在永福堂勤务员打来饭吃的,之后又看了电影《鬼魂西行》,十点才回南楼的家。


一进门,没人,大月亮照得床上亮亮的。我一眼看见枕头上放着的衬衣和罩衣裤,都摩挲得平平整整,叠得方方正正。学校逢周五换衣服,但回来阿姨就都给换掉,嫌机器洗得不干净。今晚却只见衣服不见人,我第一次有了想念的心情,心里酸酸,眼泪默默地流出来。

 

德利姐姐

 

德利姐姐是李佩阿姨的女儿。


德利姐性情爽朗直率,不落俗套。她眼睛大大,梳两条长辫子,爱穿各色浅格布上衣,配上背带裤,在我眼里,她怎么打扮都好看。


56.jpg

1961年德利姐姐和曾立于北京白雪照相馆


父亲爱叫她标准中学生,全家人都喜欢她。父母视她为我们家的孩子。几乎每周末德利姐都来,看她妈妈,也看我们。父亲若出差,都忘不了委托秘书室负责人陈秉忱周六给中南海小南门打电话,给德利放行。


说来,还是我父母亲鼓励支持德利姐读书,使她走出一条自己的生活道路。


德利最初也随阿姨到妇联看孩子那年他14岁,母亲知道了说,这么大孩子怎么能不上学?可供给制每月以小米计酬,阿姨哪有钱给德利交学费啊,她甚至想把德利嫁给椿树胡同口那个修车的小伙子过日子去得了。母亲把这事告诉了父亲,德利很快就上学了。


德利小时跟姑爷(注:德利的姑奶奶,她一辈子未出嫁,在老李家人称姑爷)到齐齐哈尔六爷爷家上过几年学,可以直接插班,初中又考上灯市西口的女十二中。父母一直给她交学费,直到改成工资制后,阿姨每月有20元,德利姐上学就是阿姨供了。


父亲希望德利将来上北京师范大学,当一名教师,他说德利口齿清楚,说话直爽,心眼善良,是当老师的好材料。


可德利没能实现父亲为她的设想,初中毕业选择了卫生学校。德利姐后来一想起田叔希望她当教师的话,就觉得对不起田叔。我能理解她,她想早一天自食其力,不忍心让她母亲再操劳。


德利姐大我16岁,对父亲记忆深,许多往事,都是听她说的。


有一件事,德利姐晚年无论什么场合,一提起就会哽咽落泪,百感交集。


“1955年,我不幸患肺结核休学了。我妈性格要强,她不愿意求助董姨和田叔叔。走投无路,我冒胆给田叔写了信:


我病了,这事我妈知道,她不让我告诉您,更不能给您添麻烦。让我在家休息。我不甘心,难道就等死吗?我是偷偷写这封信的,不过,也不难为您。是福,是祸,听天由命吧。


田叔叔给我回信了:


知道你病,很是挂念。肺结核这种病从传染上讲是可怕的,但从治疗上讲并不可怕,因为有特效药。你还年轻,生命的路才刚刚开始,要勇敢地面对它。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有我们在,一切不成问题。见信速来我这里。因手边有事不多写。

                                     

那天下着小雨,我打起伞飞也似的赶到田叔叔处。田叔给了我300元,要我去买药。


我每天从朝阳门东大桥走到东单口医药商店排队买药,可几次后,有钱也买不到药了。


太难了,我只有再找田叔叔。见我失望的眼睛,田叔叔半开玩笑宽慰我,你看有钱都没处买药。这病你得还不如我得,我得了还可以疗养,还可以借机多看点书


田叔叔找了中南海后来给毛主席当医生的李志绥大夫,为我要到60支进口的链霉素注射液。两个月后,我的病奇迹般地好了,连老师都十分惊讶。田叔为了我身体恢复得彻底,在女十二中对面不远处有名的翠花楼饭庄,给我包了半年饭,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学生小饭桌 


父亲喜欢德利的率真、透明,对她像自家孩子一样。父亲的性情活泼洒脱,在德利记忆中留下许多故事。


父亲有时带姐姐小英到王府井买书,他们会去灯市西口,等德利下课,给她个惊喜。


果然,德利一出校门,看到马路对面的田叔和小英,高兴得跳起来。父亲带着两个女儿去椿树胡同康乐餐厅吃馆子,他神秘地和女儿说,这是给慈禧太后做饭的宫女开的饭店。德利注意了,从厨师到服务员果然全是女的。一条大鱼,端上来还带着鳞,和活的一样,田叔用筷子把鳞一揭,鲜美的肉才露出来。


一次,德利姐到永福堂借书,父亲向她道出存在心里多年的一个心愿。


父亲的存书多,是中南海有名的。父母住的三间正房有二十来个书架,西厢房整个就是书库,排放着整齐高大的书架。不过这里存放的是毛主席丰泽园放不下、也不常用的书。书架上大多是政治书,选书时,父亲让德利读点《资本论》,德利摇头,说喜欢看小说。提到小说,父亲说,我有一个心愿,这辈子不写出一部小说来,我死不瞑目。是有关爱情的小说


记得母亲也说过,在延安和家英谈恋爱时,家英说想写一部小说,写一对年轻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但始终没有写成,说生活素材积累得太少了,写不出来。


父亲想写什么,已不可能知道。但以一部小说的形式,把他积蓄多年的对生活对情感的感悟表达出来,这当是真的。

 

中南海是我这辈子最享福的几年

 

阿姨嘴里的老话多,什么孩子,孩子,日子过的就是孩子。什么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的确,父母亲再忙,有阿姨带着我们,日子过得热热乎乎的。


阿姨是我们的总管,她的话说一不二,叫谁干什么,马溜儿的。


家里有套从王府井信托行买的硬木家具,八仙桌带四把椅子四个方凳。桌围子雕有镂空花格,擦格子是我们的活,小手掏来掏去,擦得锃亮。


擦桌、扫地后,阿姨给块水果糖。那时一家一月就二两水果糖,仅够发奖用。


买米买面、打油盐酱醋,都是去中南海东门外南长街的小商店。从南楼出发要走小两站地。我帮阿姨拿,这是上小学前我们远门最好的理由,幼儿时期的小竹车成了阿姨的成运输工具。


东门外的世界真热闹,有锔锅锔碗的,有修伞的,有鞝鞋掌的,还有用旧铺衬换盆碗的。有时换个大粗瓷碗回来,一路捧着美着呢。买了米面吃食,小竹车就得让粮食坐了,我走累了,拉着阿姨的衣襟哼哼。下回还去不去了?阿姨一句话,我撒腿跑到前边的桥上,等着帮阿姨推小车。


发票证的年代,每月一人二两肉票,阿姨攒着买了一斤五花肉,周末我们回来炖红烧肉吃。冬天肉放在窗台上用大碗扣着,结果眼睁睁地看着老鸹叼走了,大瓷碗也掀到楼下摔两瓣了。阿姨为这件事唠叨了多少日子,呸,死老鸹,你倒给我们留点,都叼走了。母亲说阿姨快成祥林嫂了。那年月,一点肉都心疼啊,这是给孩子解馋的啊。


困难时期,中南海里各家也不许开伙,一律吃食堂。我和姐姐住校,周末回来都到东八所食堂吃饭。印象总是白菜豆腐,白菜还净帮子,没油没味,比我们小学的饭难吃。父亲偶尔拿来桶豆油,阿姨就给我们炸排叉,是最解馋的了。


困难时期过去,生活又好起来。


中南海是北京最早用上煤气的地方,是从人民大会堂通过来的。南楼是筒子楼,集体厨房,灶眼挺多,但油盐酱醋得从家端。我们住尽东头,离厨房最远,阿姨一叫,二丫头,帮着。我就巅巅儿地跟着一趟一趟往厨房跑。拿酱油醋,端炒好的菜,拉圆桌,摆小凳,好像做游戏。阿姨就像木偶戏里提线的,我就像随线蹦跳的木偶。


冬天,我疯玩疯得掉了中南海的冰窟窿,好在水不深,小朋友连拉带拽把我拖出来,可棉裤全湿了,到家裤子已冻成烟筒。我和伙伴一路忐忑,吓得以为该挨打了。可一见着阿姨我委屈地就哭了。阿姨急得把我扒个光溜塞进被窝,连数落带心疼,哪还舍得打。


夏天,和男孩子到解放军练跳远的沙坑,比谁光脚走的趟数多。回家热得整个一个红脸大关公。阿姨抓着我一边给洗,一边说,二丫头,你傻啊


生活像平静的水,却过得有滋有味。


德利姐工作了,姐姐上中学了,我还在小学住校,阿姨心里松快多了,有时抓空还去长安大戏院听场戏呢。


常听她说,中南海这些年,是我这辈子最享福的几年

 

我看见阿姨哭了

 

57.jpg

1963年父亲田家英和姐姐曾立

 

可是有一幕,我总也忘不了,那天,我看见阿姨哭了。


玩够了回家,到门口听见勤务员王叔叔的声了,我高兴的正要冲进去,却听见阿姨的哭声。那老丫头(指姑婆,即上文提到的德利的姑奶奶),欺负人啊,使唤儿媳比使唤丫环还狠,嫁到李家,我没享过一天福,只有受气的份。她道不清受压迫的理儿,可她知道自己命苦。


顺门缝往里瞧,阿姨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王叔叔在纸上写。我从来没见她这么伤心过,王叔叔还一个劲儿地劝,越劝阿姨哭得越伤心。


文革后知道,那是1962年提出阶级斗争为纲,中南海也在搞清查阶级成分。

     

我看见的一幕,是阿姨请王福瑞帮着写自传呢。她一定听见什么闲话,一定说她是该清理的。


这以后,楼里几家人的奶奶、姥姥走了,有的全家搬出中南海。


阿姨没被清走。我现在想,一定是父亲说了话,邻门的燕燕奶奶,一个山东农村的小地主婆都走了,何况一个保姆呢。


阿姨不知道是父亲保护了她,父亲不会告诉的,说出来只会伤害人。


父亲对于强调阶级斗争一直持保留意见,他认为从理论上就说不通。就我知道的,秘书室的干部在反右派、反右倾运动中,被父亲保护的又何止一两人。                                                 

分别

 

1966年,我们幸福的家,父母亲、孩子和阿姨,呼啦啦一夜间似大厦倾。


那是523日上午,父亲在永福堂弃世了。


我和姐姐都在师大女附中读初中,放学后被拦在中南海门外,小汽车把我们送到丰盛胡同一处大杂院,那时我不到14岁,还不会理解出事的概念。


我们所搬的是阿姨带着我们过的,父母住的永福堂的东西一件也不许带出来。


搬出来那天晚上,我们在丰盛胡同口饺子馆吃的饭。我挨着阿姨坐,见母亲眼圈红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没落下来,她把饺子夹到嘴边又放下,半天没吃一个。我诧异地悄悄拉拉阿姨的衣襟,暗示她看妈妈。阿姨捏了我一把,意思是不要出声。她是老人,经世大半生,看出家里出事了。


在丰盛胡同住了两个月,父亲的勤务员天天送报纸,田主任长,田主任短的,是为执行保密的规定做障眼,但阿姨很快从来找母亲的人的脸色中看出问题不简单。


我们照常去上学,还像快乐鸟。大杂院对我家的事已是风言风语,阿姨听见却什么也不敢说,怕伤着我们。


中组部、专案组扣住母亲,和她交谈了数次,可听不到有份量的田家英罪行,两个月后把母亲推给全国妇联由其批斗吧,中央办公厅也不耐烦再管我们家属了。


7月份,一天内我们竟然搬了三次家。家什才卸车,一声指令,装车再走。原因是监督移交的中办干部嫌母亲机关给反革命家属安置的房子太好。那时母亲已关押在机关,我们被轰来撵去全是阿姨领着呵护着。


我平生第一次坐卡车,从西城转东城折腾了一整天,单纯的我还不懂屈辱二字,可阿姨心里明明白白。直到落日,也没有找到一处那位干部认为适合反革命家属该住的房子,我们只好临时安置在妇联机关一进门的大车库里。


多年后,母亲在《回忆实录》中写道,批斗后,没有一个人理我。我去上厕所,看见二英(我的小名)在厕所外边洗手,我很奇怪,她为什么在这里,趁吃饭时,留心观察,见李佩带着孩子住在汽车库里,啊!原来把她们也赶出来。真可怜,我流下眼泪。


由于父亲问题的牵连,母亲成为妇联领导层第一个被揪出来的走资派,批斗中,一位领导干部在台下忽然大喊:田家英在庐山会议时就是漏网大右派。这一声如同号令,人们一下把母亲揪到台下按下了头,吼声骂声铺天盖地。瞬间,母亲就被扣上把持《中国妇女》杂志和丈夫开黑店、卖黑货,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帽子。善良的人往往比恶人觉醒的慢,这次批斗下来,母亲才醒悟,她已被定成敌人了。


家最终安置在灯市东口妇联职工大杂院一间12米的平房和一个废车库,母亲住车库,阿姨带我们住平房。母亲的《回忆实录》里记述着,住在汽车库,空气很坏,光线很暗,晚上没有台灯,无法看书,常常躺在床上想问题。我认为自己历史简单,出身清白,没有功劳有苦劳,现在的处境是受田家英问题的牵连,下放劳改,到农场,我都不在乎,但家里的事,必须处理好。保姆得辞退,不能连累李佩了。


和阿姨分手的时刻,是那样的撕心裂肺。


那天,全家在房门口小桌上吃饭,母亲把阿姨叫到屋里。似乎听见母亲在说,我伸长了耳朵,是母亲的声音:孩子们都大了,不用照顾了,她们可以自己生活了。是托词,阿姨怎能不明白?


我听见让阿姨走,只觉得轰得一下,像地震,的大哭出来。


母亲应声出来,还是那么严肃,哭什么哭,没出息!说完甩脸走了。


阿姨跟出来,蹲下坐在小凳子上,把哭得直抽的我搂到怀里,谁说阿姨走,阿姨不走,阿姨等我二英子上完大学才走


上大学三个字,一下让我回到现实中,我和姐姐上学的师大女附中都停课批校长呢,没有上大学了。我不哭了,思维理智多了,心被阿姨的话温暖着。


下乡插队八年,寂寞时,想亲人时,就会想起阿姨等你上完大学再走的话,是憧憬?是思念?幸福的眼泪顺着脸颊流淌,我享受着这份内心的温暖。

 

呵护

 

母亲谈话第二天,阿姨走了,我以为从此和阿姨分开了。实际,阿姨早已是亲人,无论文革的阻碍,还是天各一方的分别,都没能有把我们分开。


19692月,我突发阑尾炎,母亲在关押中,姐姐下乡了,我一人到北大医院,一经确诊立刻手术。我没有一分钱,三天后我捂着肚子下地给阿姨发了信。第二天她送来5斤粮票和5块钱,够我交医院的饭费了。阿姨没有生活来源,靠儿女每月给的25元钱,长大后每提起那次住院,我都会想,阿姨是怎么省下她的生活费给我送钱来的呀。


一个月后,我就到东北插队了。


离京那天,车站人山人海。送别的人到处都是,而我却孤孤零零的一人,心头不禁飘过一丝寒意,觉得自己可怜。


扭头间,我看见阿姨了。走前我给她去信让她不要来送,可她还是来了。一个不出远门的人是怎么找到站台找到我的?想不了那么多,我一下子扑上去,娘俩抱在一起,阿姨的眼泪落下来,我没哭,有人送,我已经十分知足了。


在乡下,邮递员的到来,是知青集体户最热闹的时分,带来了北京的家和亲人的气息。母亲关牛棚的三年,不许通信。我的来信是阿姨和姐姐的。我把乡下的新鲜事都写给阿姨和姐姐,每封长长的五六篇,然后就开始盼着来信,那种盼,使你感觉北京还有家,姐妹还在一起。


离开我家,阿姨只有投娘家人了。父亲当年说阿姨别当小业主的话,真说准了,文革中,老李家的姑婆成了小业主,德利姐看见她姑爷被剔成阴阳头挨斗的样子。


娘家有间小房,从前德利姐上学时用的。阿姨把房子换到德胜门外一间十二米、厕所生活用水都在院外的简易房。屋里一张大床,一个方桌两把椅子,两个箱子,一个橱柜,已然是全部家当。


在母亲关押、下干校不能回家的六年间,阿姨这间简陋的小屋,就是我和姐姐插队回京时的家。


58.jpg

下乡一年后冬季回京,曾自和李佩阿姨在德胜门外首都百货商场照相部留影


冬闲季节,知青小半年逗留北京,这是我和阿姨聊得最多的时光。我们远的近的什么都聊,但聊得多的还是在中南海的往事。最后,话题总要落到父亲身上,阿姨总要长叹一声,哎,要说你妈你爸不是好人,这世上就没好人了。你妈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成天拿着报纸,在上写呀划呀,哪有星期天呀。老天爷有眼,好人有好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忘不了,文革中说父亲是好人的,阿姨是一个,梅行伯伯的夫人聂眉初是一个。


阿姨讲到父亲的事,还是习惯地数落他,瞧你爸多大的爵儿位,多大的学问,中南海里谁不敬他。老话说,露多大的脸,现多大的眼。我说他就是玩字画玩坏了,招人恨了。 


你爸什么时候讲究过,头发像乱草窝,鞋总露着脚趾头,脚后跟都开了绽。说他,他嘿嘿一笑,有啥子关系嘛,穿这鞋子不是照开毛主席的会吗


说这些,阿姨准落泪。她伤心我也跟着伤心。


上边提及,阿姨的生活来源是儿女每月给的拢共25元,紧巴巴的也只够上吃饭,过冬的煤火得靠秋季揽点棉袄活,三两块地攒出来。冬天见我们来住,真想多添一块煤把屋里烧暖和点,可就这一块煤愣是添不起呀。


我和她生活,把大半年干农活分得的四五十元交给她,她每月补贴生活十块钱。她给我包饺子、烙饼熬白菜、蒸玉米面大团子,怎么吃都香。


年年回京,年年住在阿姨家。眼见着,阿姨渐渐老了。原先大高个,现在背驼得越来越弯。棉袄大襟上做饭吃饭留下的嘎巴,连她自己一天都不知要埋怨多少遍,我原先哪这样呀我哪这么懒,这哪像我呀


小时听阿姨念叨过,人怕受老来贫。我会想起父亲常说的我们给阿姨养老的话,心里真不是滋味。


这样的紧日子,阿姨把苦藏着,掏给我们的是一颗温暖的心。

 

阿姨的身世

 

198361日,李佩阿姨在家里病逝了,肺心病,虚岁73 


上世纪80年代上演了一部电影《城南旧事》,为看郑振瑶演的阿姨,我进了不下四次电影院。林英子和她阿姨离别时的长镜头,一个洋车向东,一个毛驴驮着人向西,林英子回头恋恋不舍的大眼睛,长时间留在脑子里,就像在看我自己的影子。


随时间流逝,往昔渐行渐远。直到 2005年德利姐退休来家小住聊起老李家的过往,我才第一次听到阿姨的身世,像传奇。


循着德利姐的回忆,我们找到美术馆后街隆福寺西口,路边一位摆小摊的老人指着马路对面那片楼群说,这原先就是李家大院,前几年盖公安部宿舍,都拆喽。


由着老人的指引,我们居然找到一块残存的李家大院后门台阶的石板,德利姐认出来很激动,大院虽不在了,尘封的记忆未泯。


我妈是家里老姑娘,姓商,上边几个哥哥,一家子都疼爱她,没想嫁到一个满清王爷的近支没落的封建家庭。我妈进了门改李商氏,姓了李。李家大院几重的院落,前门开在隆福寺小取灯胡同,后门开在汪家大院。我爷爷那辈哥六个,太奶奶还在,我母亲头上就有七个婆婆,再加一个未出嫁的姑奶奶,都说满族未出阁的姑娘在娘家地位高,我们叫她姑爷,她受宠专欺负外来人。在这个大家庭里,我母亲只有少说话,不说话,从早干到晚,从给奶奶婆洗脸梳头,到收拾房子做吃的,伺候完一辈又一辈,为的是给我父亲长脸面。


我父亲当年是黄埔军校二期生,可毕业什么事没做,游手好闲,还染上抽大烟的恶习,典型的八旗子弟。原本已败落的家,让父亲抽得精光,连我妈的嫁妆都卖了。我妈多次送父亲去戒毒所,都被纵着他的姑爷从中阻断。最后父亲是倒伏街头死的。


父亲给我们母女带来的是无尽的痛苦,我妈32岁守寡,带着我和弟弟德成。姑爷曾蔑视地对母亲说,你生出的骨头牙子还得我养活着。母亲听了,再难受也只有忍。


曾经风光百年的老李家,一切都成过眼烟云。我出生在30年代,家里已是死的死,散的散,靠当卖家产过日,可坐吃山空的日子能维持几年?姑爷还带着德成进过王爷府求助,可那也是一派残败,哪还有帮衬我们的份。无奈之下,1942年,姑爷带着我们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到东北齐齐哈尔投奔六爷了,那年我6岁,一去就是七年。


东北早已成为满州国,和北京失去联系,母亲一人留下守宅院,七年里没有任何我们的消息。


直到1949年我们才回到阔别的北京,此时院外已是解放了的蓝天,可大院内却仍沿袭着封建家族的旧习,败归败,旗人的规矩一样不能少,我妈哪有做人的尊严。


终于,母亲背上铺盖,跨出了李家大宅。


去哪?不知道,我在后边哭着喊着地追,可她连头都没回。永远再没踏进李家一步。

 

不如此就不是我阿姨了


59.jpg

李佩阿姨和姐姐曾立

 

延延绵绵的故事,把阿姨一下子拉到眼前。拉吧我长大的人却原来是满清没落家族成员。这一刻,我除了惊讶,心头凭添的分明是一份沉重。我好像一下子看到一位从没落升华的坎坷人生足印,她,正是我爱戴如母亲的阿姨。 


她的身世让我获得了不如此就不是我阿姨了的解释。她的身影,她的点点滴滴,我怎能忘记。


中南海南楼不少家有保姆,保姆中,我阿姨的气质、谈吐绝对出类拔萃。上世纪60年代中南海兴办夜校,倡导勤务员、警卫员、水暖电工一律学文化,最后连保姆、家属也组织起来。燕燕奶奶平日爱说爱道,学习会却说不出什么。可我姐姐清清楚楚却记得阿姨的发言因讲得好,还被抄在食堂外海沿边的报栏上了。


我们在南楼的家订《晚报》,就是给阿姨看的。她还看小说,手里从没断过书。她看得慢,一个字一个字念着看。书是我们向父亲借的,看完我们就会和父亲说,阿姨没书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阿姨要看哪本还是父亲帮她选的,总之清一水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镜花缘》、《岳飞全传》、《金瓶梅》、《聊斋》……日子长了,阿姨看了许多书。她说没上过学,说字是早年跟老辈识得的,实际是她自学的。


小时候,爱听阿姨讲故事,什么薛平贵征西,王宝钏十八载守寒窑,什么六月雪窦娥冤,什么三开蝴蝶梦,讲到悲处,她准流泪,入情入理的。直到文革我住她小屋时,还在讲故事。我问过,你怎么知道这么多,阿姨说,打小听戏文听的呀


阿姨的老规矩多,见我们分腿坐着就唠叨,女孩子,坐有坐相,把腿并上!事事得讲规矩。姐姐说,我们的生活习惯,为人处世,许多受阿姨的影响。


的确,姐姐爱干净,干活利利索索,随阿姨了。我和姐姐为人诚恳,实实在在,真人真性,随父母也随阿姨。

 

要强了一辈子

 

父亲说阿姨,李佩呀李佩,你就是让封建给固住了。指阿姨坚决不改嫁这事。是批评还是敬服,我看都有。一个妇女,32岁守寡,没职业没收入,领着一双儿女,不容易啊。


德利、德成去齐齐哈尔的那几年,为了生活,她给一个日本老太太看过孩子,处得挺好。可有一回,日本人说了些让她感到侮辱人格的话,辞了不干了,那老太太几次来找,她也没回去。以后还给国民党北平管印钞的官员家干过,临解放,那家人去了台湾。


她从李家出来的一刻,就决心过没有家的日子了。


姐姐出生十天阿姨来的,她的慢性气管炎时不时想咳嗽,她直把头扭开,怕孩子母亲问。我母亲非但没嫌她,反而说,我打小也有气喘病,咱俩都一样,老了都是老慢气儿’”。母亲还对阿姨讲,自己从小受地主家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封建思想的欺压,苦水一肚子,为改变命运才出来读书的,后来上了延安。


母亲不会想到,当年她一句宽慰的话,给处在走投无路的李佩多大的感动,她和德利说到我母亲,眼泪直流。我母亲的宽厚善良,感染着这个同样受封建压迫的不幸女性,她找到了的感觉。


以后接触了我父亲,用阿姨的话,那么大的爵儿位,从没架子。平等待人是父亲最崇尚的做人品行。在我父母眼里,是李佩帮助把孩子带大,工作出差,从没为孩子分过心。他们对李佩,只有感激和尊敬。


就在写这篇文时,我听说了德成哥哥的故事。文革住阿姨家时我见过德成哥哥,一个很老实的人。


当年阿姨从李家出来,没有出路,把12岁的德成送给外地一家人了。几年后德成呆不惯跑回来,生活所迫偷了东西,被抓到少管所。1958年,阿姨接到通知,让去接劳教期满的德成。她和德利来到了德胜门外很远的地方见到德成,阿姨思前想后,愣是决定不接了,说交国家管吧。让德成留在劳教所就业学了汽车修理,当了一辈子工人。


哪个母亲看见多年未见的孩子不心碎啊,可阿姨觉得实在没条件养两个孩子,让男孩自己奔,也不能去求人麻烦人。我父母始终不知道李佩还有这么大的难处。那年德利姐患肺结核,当阿姨知道田叔叔给了300块钱,气得大骂德利没骨气


这就是我阿姨,一个做了一辈子保姆的人。

 

尾声


60.jpg

1973年分别了多年的一家人在北京团聚了。这是曾自、曾立和母亲在崇光照相馆

 

最后一次见阿姨,是1983年五一节,我怀孕快生了挺着大肚子去的。阿姨脸肿得红光发亮,腰背更弯了,连喘气也费劲。


那时我不懂老人的病痛,见阿姨还在给我做饭,没有躺在床上,就以为无大碍。老话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孰知阿姨已是生命的最后时刻了。


走时,阿姨对我说,回去跟你妈说,给阿姨要100块钱。这是她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回来我就和母亲说了,钱是姐姐送去的。


阿姨直到最后,照旧笼火,提水,上公厕,没有倒下一天。


德利姐来了,她拒绝医院的治疗,平静地走了。


前两年,听德利姐说,落气前一晚,阿姨昏昏迷迷地说铺盖下有董姨给的100元。第二天德利姐真的摸出一个信封。给阿姨发送租车火化的费用,整整100元。


父亲一直说给李佩养老,但事世变迁,父亲早于阿姨走了。


阿姨没忘父亲的承诺,最终给了我父母亲一个圆满。

 

都说子欲养亲不待,真想我阿姨啊。



转自《小莽蒼蒼》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