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分类: 1930年代至1950年代, 反右, 记者, 文革死亡, 新闻

忆储安平先生


--作者:冯英子


30.jpg

储安平


大概是三四年前,我写过一篇怀念储安平的文章,寄给储安平曾经工作过的报纸,过了几月,杳无音讯,于是我给总编辑先生写了封信,问他是不能登、不想登还是别的原因。过了几天,总编辑先生把稿子退还给我,没有写一个字。这是不表态的表态,我当然懂得。后来,有一位朋友见义勇为,把这篇文章寄给了同储安平有点关系的一家杂志,可是也是石沉大海。做了几十年的右派,受尽折磨之后,谁也不知道他是否还在人世,可是连一篇怀念他的文章也难于用出,则是出乎想象之外的。


为什么不能用、不提一提储安平呢?我自然也心照不宣。鲁迅先生写过一篇《为了忘却的纪念》,既然不能纪念他,我也只能把他设法忘却了。我同储安平谈不上有什么深厚的交情,只是彼此踽踽独行在人生的道路上,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交叉点上碰在一起罢了。我们一起办过报,一起写过文章,可是仅仅这么一点,要忘却他也不容易。他的声音笑貌,好像经常在我眼前,不把它写出来,也好像欠了他一笔债未曾还清一样。前几天,铸成同志介绍储安平的侄女来找我,说要收集一些储安平的资料,为他写一传记,这倒引起了我重新写一篇怀念安平文章的欲望,即使是一鳞半爪吧,也算为历史留下一点真实的记录。


那是1945年的春天,我在湖南晃县办一张《中国晨报》。晃县是黔湘边境的一个小县,照现在说法是一个穷山沟,可是就在报纸出版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次进攻。晃县的边上是芷江,那是美国航空队的基地,每次轰炸日本,都由芷江出发。日军的攻击矛头对着贵州,我怕他把攻略芷江作为目标,倘芷江一失,晃县自亦难保,因此我们决定把报纸搬到辰谿出版。


《中国晨报》的社长叫李宗理,他是一位湖南大学的学生,一个偶然的机会做了几年税务局长,发了财,投资办报。他也听说储安平能办报,那时安平在兰田师院教书,李通过关系,把他重金礼聘来做主笔。到报纸在辰谿出版的时候,储果然应聘来了。他是宜兴人,储南强的侄子,皮肤白皙,长身玉立,一副秀里秀气的知识分子的腔调,温文尔雅之至。那时他已与端木露茜离了婚,身边带着一个三四岁大的孩子。《中国晨报》的编辑部设在铜湾溪,而营业部则在辰谿的街上。从铜湾溪去辰谿,隔着一条辰水,辰水上没有桥,靠小划子摆渡,上坡下坡,上船下船,安平都背着他的孩子,父亲而兼母亲,生活非常艰苦。有时我们觉得他很累,帮他背背孩子,他总含笑谢绝。我们发现他有一股坚忍之气,有时也觉得他有一种涯岸自高的知识分子的傲气。


我们铜湾溪的房子是一排沿坡而筑的两层楼的木屋,底层做排字房和机器房,楼上则是一间间的小屋,每人一间,屋中的家具完全竹制,竹床竹凳。安平与我贴邻而居,有时就互相串串房,天南海北,无所不谈。


《中国晨报》在辰谿是5月份出版的。19455月,正是欧战急转直下,希特勒自杀,纳粹德国向盟军无条件投降的时候,储安平为《中国晨报》写的第一篇社论,即是谈的此事。他在分析了欧战形势之后,对于希特勒的死不胜惋惜之意,认为希特勒也是一代人杰。我拿到这篇社论,很伤脑筋,发呢,不同意他这一论点;不发呢,他是重金礼聘来的主笔,岂有第一篇社论就碰壁之理。同副社长严怪愚商量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发这篇社论,第二天我再写一篇社论,以否定他的一代人杰的论点。


安平的作品,通晓扎实,说理明晰,逻辑思维很强,常有他自己独特的意见,为他人所不及。那时《中国晨报》能执笔写社论者,有吴希之、姚家积、黄达三、严怪愚等人。吴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识见高超;姚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文笔精美;黄、严均为湖南大学的同学,在湖南以文名著称。然而安平落落寡合,倒是同我还比较谈得来。他不想留在湖南这个山城里,想去重庆创一番事业。他一再建议和我合作,去重庆办一份晚报,他负责评论、编辑部,我负责经理、采访部。非常清楚,他认为我还可以做他的副手,余子碌碌,不足道矣。我当然不会离开《中国晨报》,因此这样的煮酒论英雄,也只是论论罢了,并无什么结果。


安平在《中国晨报》只搞了三个月左右,即带了儿子去重庆。他在重庆得张稚琴的支持,办了一个《客观》周刊。那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中国晨报》决定迁汉口出版,我先期到了上海去采办设备,而由黄达三带报社同人到汉口。《中国晨报》在辰谿被国民党政府当作湘西的《新华日报》,湘西这个地方,天高皇帝远,李宗理又是暴发的财主,有钱好使鬼推磨。但迁去汉口,当然不是这个形势了,我当时设想是不管如何先在汉口出了再说,因为只要能出版,其他问题就好办。但李宗理毕竟是个官,他想到了向国民党宣传部申请,要安平去联系,申请《中国晨报》迁武汉出版。这申请却出了毛病,国民党宣传部当然不同意这个湘西的《新华日报》迁到武汉去出版,而李宗理这时则别有意图,也就顺手推舟,赖在长沙不走了。这就导致后来《中国晨报》的关门。我当时认为安平替李宗理去请示宣传部,太书生气。看来这一点书生气,正是他后来的致命之由。


《中国晨报》停刊的时候,储安平也决心离开重庆,回上海去打天下了。他摆脱了同张稚琴合作的《客观》,回上海办一份《观察》。后来曾养甫的弟弟曾宪立告诉我,他当时也在经济上给予储安平以支持。1946年我回到了江南,先在南京工作了一个时期,后来回到苏州,在《大江南报》挂了一个社长的名,也在上海民治新专教一点课,经常往返于苏沪之间。这时安平的《观察》办得很有声色,在当时死气沉沉的上海杂志界大出风头。它比较客观地报道了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失民心的作为,批评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弊政,以敢言著称,极受知识界的好评。到1948年时,《观察》的声望已到了它的高峰,储安平这个名字,在上海也非常响亮。他那些干净利落、情文并茂的文章,受到读者的欢迎。


那一年我的《大江南报》已被封门,安平有一次忽然写信给我,约我到《观察》去做经理。他的信中开列了一系列条件:一,给我以教授待遇;二,如果我同意住亭子间,可一个人住一间;倘住前楼,两个人合住一间;三,每周工作六天,一天休息。大概还有几条,我己记不起来了。其实我那时正想和王造时合作,办一名叫《自由》的刊物,由我主编。如果去了《观察》,就不好办《自由》了,而且事实上我也不大想去干经理这一行,因此没有马上给他回信。


不料过了几天,储安平已到了苏州来了。那时苏州苏纶纱厂的老板严欣淇在西美巷办了一个裕社,用以交结、拉拢各方面的人物,储也住在裕社。他到诗巷我家来看我,我们回顾了在湖南时的工作,他又一次希望我和他合作,问我为什么不给他回信,是不是因为条件说得太具体了,有损我的尊严。他说他因受在英国留学的影响,做事也像英国人那样,把条件讲得非常清楚,要我原谅。其实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些,只是如实告诉他我与王造时的计划,打消了他和我合作的希望。


1948年的下半年,军事形势的发展对国民党政府越来越不利,社会上物价飞涨,各地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这时《观察〉的言论也日益为国民党政府所不满,对它的压力与日俱增。那时我也因《大江南报》被封之后,苏州地方当局对我不很放心,他们用各种方法造我谣言,最方便的当然说我是共产党,因此我也不常住苏州,大部分时间在上海打溜,这里住一天,那里住一天。张稚琴家中的客厅,则常常是我行宫。有一天在路上碰到储安平,他约我到他住处去长谈。


那时他住在八仙桥青年会的宿舍里。他同我谈了《观察》当日处境,问我有什么办法?我当时建议他:如果维持现在的立场,出一期算一期,能拖下去最好;倘要改变立场,则不如停刊,以待将来复刊。这个将来,大家是心照不宣的。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他认为他撑下去已经相当困难,是不是可由我去接替他,支持下去。我因当时已决定去香港,没有接受他的建议。据我所知,后来他是请了笪移今同志来支持下去的。


1953年秋,我结束了香港《周末报》的事务,调上海工作。从广州到上海的旅途中,我特别去北京绕了一下。那时安平在出版总署任出版局局长,开始做官了。我去出版总署找他,发现他穿了制服,有如临风玉树,一表人材,人也微微发胖了,不复是在辰谿时的憔悴。那时解放不久,大家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告诉我已经重新结婚,欢迎我到他家中去玩。很抱歉,我没有到他府上去,只是后来在奇珍阁的一次宴会上,看到安平和他的新婚夫人,年轻、漂亮,两个人在一起,正是一对璧人。


50年代我都在上海,安平去《光明日报》之后,来过一次上海。他找人谈办报理想,找人写文章,是想大有作为的。有一次问我怎样办好《光明日报》,我哪里谈得出来,但答应他可以写点零零碎碎的文章。那是我与安平最后一次见面,因为不久之后,他就一跤摔了下来了,成为全最顽固右派了。


反右前后那一阵子,我在《新闻日报》做夜班,有一天收到了一份新华社的稿子,就是储安平关于大和尚和小和尚的发言,我一读全文,发现此君又如在《中国晨报》写社论一样,抒发他的独特意见了。编辑们大家叫好,我不同意放在一版,把它放在三版下角登了。第二天《文汇报〉是一版头条,《解放日报》也放在一版,我一下变成编辑部围攻的对象,贴报栏上贴满了责问我的大字报,傍晚举行的编前会议上,好几位同事对我大张挞伐,要我说明为什么不把储安平的文章放在一版?那时我当然还没有听到过引蛇出洞这样的名论,只是凭我对储的理解处理,可是我能解释些什么呢?后来反右一开始,储的那篇文章竟成他反党的铁证,这倒出我始料之外的。


储安平变成了右派,而且据说是死不改悔的右派。储安平对于办报有他的理想,一句话,就是书生论政。他很向往于伦敦《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言论能影响政府的决策,但是他毕竟是个书生,没有看到中国的现实,怎么会允许有一家《泰晤士报》呢。他的接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是他踌躇满志之时,以为从此可以振翅高飞,直上重霄了。其实,那抛物线到了顶端,也就开始了下降之时,而且更没想到,他的腾达仅仅是昙花一现,马上枯萎了。从他被划为右派之后,我先是听说他被送到新疆去改造,后来又听说他从新疆跑掉了,最后又听说他到青岛投海自杀了,人言言殊,谁也弄不清楚。一直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右派绝大多数已经改正,却始终听不到储安平的消息,我想,他是凶多吉少,活在世上的可能是微乎其微了。


安平对于新闻工作有着特殊的爱好,也特别喜欢跑政治新闻,记得他有一次同我谈起,他认为一个记者要有一枝笔,一只照相机,一辆汽车。他认为有了汽车,可以结交许多重要的人物,得到许多独门消息。那时我们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山沟中办报,而前线的消息也不那么美妙,大局如何,很难预见,但他却想得很远,为战后的工作勾出一幅蓝图,这也说明了他对新闻工作的执著和信心。然而谁想得到,他不是倒于新闻工作的岗位上,却倒于一次政治运动中,引蛇出洞,这条蛇,终于成为祭台上的牺牲品了。我听到安平跳海的传闻之后,不宁者几日,像这样一位同志,如果不是过早地陨落,是可能对新闻工作作出更多贡献的。


安平这个人,受过英国的教育,相信英国的制度,他以为威斯敏斯特那一套章法,是一种民主,因此一谈心,他总以为是可以效法的;他才气纵横而骄傲绝顶,万事不肯下人,其实归根结蒂他只是一个书生,当别人在引蛇出洞之时,他却自投罗网,竟以身殉,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


这篇短短的文章,竟然断继续续的写了几天,前半段写于上海,后半段成于北京。1987年的元旦,北京大雪纷飞,全市银妆素裹,一派和平印象。过去的历史过去了,但愿消逝的历史,在人间永不再现。


本文选自《风雨故人来》,冯英子/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5月。



转自《文史杂记》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