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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读书》杂志社, 1970年代至1980年代, 文革后

回忆《读书》


--作者:沈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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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约我回忆《读书》杂志,当然可以让我满足自己的发表欲,但更重要的是,觉得应当趁这个机会把编杂志的真实情况说说。我在这杂志年头不少,不过所干的活,充其量是一个管家。我们(我和几位长期坚持的同事)之所以可以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最复杂年代里,把一个思想评论杂志长期坚持下来,读者越来越多(从两三万到十三四万),靠的无非是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能。为了写这回忆,把这意思同老同事吴彬、赵丽雅她们商量,大家都赞同这看法,因一己之无能,才能联络到那么多的能人,把这么一个其内容远远超过我们知识水平的杂志,有声有色的办了恁多年--这可以说是我们的共识。


下面是一些回忆片段,大体上按时间顺序写的。


一、思想评论杂志


《读书》杂志创刊于19794月,实际筹划工作是从1978年底开始的,1978年底,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刻。20世纪80年代人们熟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在这年11月召开。想象得出,这次会议过后思想界包括出版界的活跃盛况。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产生这么一个杂志,我无法言其详,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在当时的思想氛围下,一些屡经沧桑的老人想重新办起一个他们创办过的理想的杂志。我后来在《陈原出版文集》中读到: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回到上海。生活书店把原来一个宣传推广的刊物《读书与出版》改成一个以书籍为中心的思想评论的综合性杂志,由史枚主编,1947年春史枚调香港,由我接办,编委会有周建人、杜国痒(守素)、戈宝权、陈翰伯和我五人,我们每个月聚会一次,定选题、分任务,一直出到1948年冬,因政治环境恶化而停刊。回头一望,这个杂志在那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起了我们预想不到的作用,特别是第一线刊物《民主》《消息》《文萃》相继被迫停刊,这个小刊物对国统区广大读者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第464页)


很明显,后来确定的《读书》杂志的宗旨: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所来有自。我当时并不很知道这个宗旨的分量,无非是执行而已。有一天,听一位舆论界的领导人在嘟囔:一家出版社,怎么办起思想评论杂志来了,那不已经有了《红旗》吗!这一下,我才怵然有觉,知道自己干什么。


回头看看创刊时的组织安排,应当也是大手笔所为。《读书》创办时,是属于国家出版局政策研究室的,机构则放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名义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当时不是独立机构,仅有一名义而已)。这一来,出版界的各路英雄豪杰很大一批集合在一起了。


等到我不时因为自己没把思想评论搞好而到有关机关去做检讨时,心里免不了常常浮起一个念头:干嘛还要搞什么思想评论呢?咱们不如专门去做些书刊评介得了。在老前辈们的主持下,总算没让我退缩。现在来看,前人们为我们创办、设计、坚持了这么一个思想评论杂志,它的意义和价值,实在不下于我们后来盖造的那座大楼。我敢说,三联书店后来在我主持下,费尽牛劲盖个把大楼也许还算勉强做到了,可是就我个人说,怎么也不会有这魄力和能耐去办出一个思想评论杂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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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C俱乐部(一)


《读书》的老前辈,列出名单有一大批,细说太繁。这里先说两位帅上之帅--陈翰伯和陈原。


文化大革命中,两位都是出版界黑帮头头,屡被戴高帽子游斗。特别在反复辟回潮时,被认为是出版业复辟主将,革命小将们于是将这二陈命名为“CC俱乐部。应当说小将们看得很准,因为其后,虽然形势丕变,但凡论及改革开放早期出版界种种兴革,都离不开这二陈大名,尤其是提到《读书》和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至少就我在《读书》的经历言,将此C与彼C合称,信其不诬也。


陈翰伯同我说事,常说的一句话是:我点头你就做,我摇头你甭干。但这不是说他没民主作风。《读书》19814月号上那篇《两周年告读者》是他亲自执笔的。此老当时已贵为全国出版行业的最高行政主管,但还是20世纪40年代办报的那种亲力亲为作风,亲自为报刊写社论。他为写此文,找我谈了不止一次,了解情况,征求意见。后来写出初稿,再让我提意见,我当时为创刊号上那篇题为《读书无禁区》的文章,觉得压力太大,请他关注。他要我仔仔细细地说了情况,于是在文章中加了一大段态度鲜明的支持这篇文章的话。此后十多年,我不时诵习此文,深深觉得自己同前辈相比差距太大,十几年里,我为《读书》执笔的代表编辑部说话的文字可谓多矣,可哪一篇有过如此鲜明的态度!


陈翰伯老人同我讲的另一番话,也是我永远牢记的。


有一次我为《读书》写了一点什么文字,拿去给陈老看。他看后找我去,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沈昌文,你以后写东西能不能永远不要用这种口气--说读者应当如何如何。你知道,我们同读者是平等的,没权利教训读者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你如果要在《读书》工作,请你以后永远不要对读者用应当这类字眼。


我以前多次听此老发过永远不要把《读书》办成机关刊物的宏论,说实话,听后并没有太注意。这次此老一发挥,听了以后,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业务观念。到《读书》前,我已有近三十年的编辑出版工龄,可算是老于编辑此道了。但是可怜见的,到了这时,我懂得编辑对读者的正确态度应当如何。《读书》以后的许多做法,都是在陈翰老这番谈话的影响下产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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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CC俱乐部(二)


另一个“C”即陈原先生,此公同我较熟。1954年,我在人民出版社当校对,忽被奉派到总编室给总编辑们当秘书。当时陈原先生是领导成员之一,我就坐在他对面。如是者三几年,日日受他熏陶。可以说,这几年是我一生的出版学徒生涯中收获最多的一段,我称它为我的研究生阶段。照这说法,陈先生当然是我研究生导师了。


现在陈原先生主持《读书》,他的种种主张,我听了下来,许多并不陌生。原来1957年以前,他们这些解放后中国出版界第一代元老,思想开明的,天天所议论的振兴出版的做法,大多是以文会友”“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作家是衣食父母”“开放唯心主义”“重印解放前学术旧著”“研究日本明治时期的翻译经验”“拿来主义等等,谈及的作家主要是:陈寅恪、陈登原、陈达、张荫麟、陈岱孙,吴文澡等等。这些话头,我天天耳濡目染,等于白天黑夜都在给我上新课。可惜的是,到1957年话头都给打断。过了二十多年,基本上还是这么些人,又借《读书》杂志把话头接上。《读书》的资源应当说是几十年前就已准备了的,所以一创办,就能办出名声来。


陈原先生在《读书》提出种种纲领、主张,最后还要审定重要稿件。他为人温和,不如翰伯先生的峻急,但在关键问题上也绝不妥协。记得有一位著名的诗人和翻译家,写了感时的旧诗在《读书》发表。某日我们忽然收到署名某某办公室的来信,并附一文,批评说这些诗反党反社会主义云云。这文章发不发?《读书》众帅反复讨论,最后,陈原老一句名言,获得大家首肯:《读书》的性格,应当是容许发表各种不同意见,但不容许打棍子。此文经各人反复阅读,认为不是争鸣,而是棍子,乃退。


《读书》的性格,经过这件大事,我们这些后辈又更加清楚一些。


说到这里,还需要特别提一下作为老共产党员的这两位CC的一个教导,这更是对我整个编辑生涯产生重大作用的。大家知道,办刊物时常要受命回顾检讨。我在《读书》,一个任务就是专门应付这种回顾。其时当然紧张万分,乃至惊慌失措,上海人的坏脾气投五投六至此毕露无遗。这时两位老人总是劝我定下心来好好学习新近的党的十几大文选,以及邓小平同志的有关文章。他们的想法很干脆:任何临时举措都是这些文件管着的。你学后觉得自己所做大关节不错,没有违背以上文件的大精神,便不必慌乱。若不是两老常让我吃这种定心丸,我那时不知会走到什么错路上去,到了今天七十岁就不能这么悠闲地回忆往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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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哪壶不开提哪壶


《读书》创办初期,事情也真好做。我们觉得哪里有文章可写,组织几个朋友写文章一下,似乎就能赢得一大批读者。那时的社会效益,至少在我个人理解,指的就是冲决罗网。当然也有界限,比如顾准的文章,尽管极为欣赏,当时只发表了一些(应当说顾文是《读书》杂志首先在国内发表的),但有的就不敢发。


如是冲法,不久就有报应。社会上一桩桩大事出来,要传媒检讨过去。我是奉命代表杂志从上面对话的。我自小当过秘书,同上面对话这套活路还擅长,总之是不抗命就是。多半是运气使然,居然每次检讨还都过得去。


但做事不能只靠运气。以后咋办?去请教管事的朋友,一位官场上的老朋友点拨我说:你们的问题很清楚,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回来细想,这话对极了,我们原来的思路,多半是看哪里有事儿会热,或已经在热,赶紧去凑把火。我们又不是新闻杂志(那时说实话也没那么多的新闻杂志),干这干吗?


打这以后,决心避开热点。首先要有信心,究竟当前是改革开放的大形势,路数尽多,何必拘于一点二点。许多问题看来很冷,你可以去把它们烧热,热到了大家都来关注的时候,赶紧抽身。


说这些,似乎在张扬自己的乖巧机智,其实,归根结底说来,即使乖巧,究竟并不是行事的基本。《读书》编辑部内,更不用说编辑部外,有不少耿直的朋友,他们在十几二十年里为《读书》做了贡献而最后却做了焦大。往往是这些焦大们为我辈乖巧者铺了路。


(未完待续)



转自《中国文化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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