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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北京大学东语系, 文革, 文革死亡

怀念我的父亲陈信德


--作者:陈昭宜


父亲离开我已经有43年了,他走的时候我只有15岁。光阴流逝,我对他愈加怀念。他和我们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苦难岁月, 一切一切都历历在目,犹如昨天。


他在北大东语系兢兢业业教学多年,对发展中国的日语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在文革中,他遭到诬陷迫害,不幸含冤去世。每当我想起这些就痛彻骨髓,悲愤难平。  父亲的成就与母亲是分不开的。母亲一直默默地照顾他,在工作上给他支持和帮助,是父亲最得力的助手。他们在一张大桌子上工作,大书桌中间放排字典为界,母亲坐在父亲的对面帮着抄抄写写。


我小时候也很喜欢挤在桌子旁边,记得一次, 我坐在父亲对面给他画了张头像, 而他全神贯注地写东西,竟全然不知,等我把画儿举到他的眼前,他才抬起头来露出了微笑。


冬天天寒,母亲在书桌下铺块小垫子,上面放个暖水袋,再盖上一块小毯子,大家都把脚伸进去取暖。父亲与母亲勤勤恳恳工作的身影,家里的温馨气氛,让我终生难忘。 记得小时候家里常有父亲的学生来作客,有时一个班的人都来了。每逢过年走了一批又来一批,人多时都进不来门。那时父亲总是心情很好,笑得很爽快。他话语不多,总是很认真地听大家讲话。那些学生们很有礼貌,也很活跃,屋里常常响起阵阵笑声,洋溢着师生友爱的温情。几十年后,他的老学生们还忆起当年在我家吃过母亲做的红小豆年糕汤等等。 最难忘的是有一年,父亲胃出血在医院抢救时,很多学生都跑去为他献了血,甚至在父亲落难,我们处境最坏时,也有父亲的老学生悄悄地来看过我们,师生情谊感人至深。


我家院子里种着丁香、蔷薇、玫瑰、玉簪、珍珠梅等,最艳丽夺目的还是院子当中的那片大丽花,常使过路人驻足观赏。父亲把每株花都以《红楼梦》中的人物来命名,大粉花叫宝钗,黄的叫晴雯,小红花叫小红,洁白的是黛玉。父亲辛勤栽培的这些大丽花,在文革初期的一天夜里,全部被盗贼连根挖走了。 父亲从不因为我年幼就忽视我的想法,他总是看着我的眼睛,听我把话说完。我常爱问他什么,他总是认真回答,批评我时话语不多,很少当着别人说我,就连母亲都被请出去回避一下,然后单独地和我谈话,我想这是为照顾我的自尊心。他总是宽容、耐心地等待我成长懂事,他那慈样的笑容,宽阔的肩膀,充满信任的目光,一直让我感到温暖、安心、自信。


文革初期,北大附中混乱得无法正常上课。有段时间,父亲从被监禁的东语系回家来住。他引导我读了《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还选一些诗词古文手抄了当教材,然后逐字逐句地给我讲,让我背,并亲手写了钢笔字帖,让我练字。他好像悟到什么,争分夺秒地教我。那时,他整天挨整,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而这倒使父亲能有时间手把手地教我了。这是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最后一段时光,对我来说是多么难得宝贵。不久,父亲就蒙冤遇难,一去无归。


我永远不会忘记,196988日那天早上,父亲和往常一样推着自行车走出家门,他回头对我们说:那我上学校去了。母亲说:慢走啊。我说:爸爸再见。母亲和我像每天那样站在门口,看着父亲骑上那辆旧自行车,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拐弯处。 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 那天在北京大学东操场召开了全校的所谓宽严大会,父亲在会上被诬蔑为里通外国的美日特务”“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会上批判他态度顽抗,将他作为从严典型”, 不容他申辩,就当场把他非法逮走。父亲只在临上车前对旁边的人说了一句:请想办法转告我女儿,让她好好照顾母亲。


这些强加给父亲的莫须有的罪名,完全是对他的诬蔑诽谤、恶意陷害。他清白无罪、心怀坦荡,自始至终都没有承认那些诬蔑他的莫须有的罪状。他曾亲口对我说过:不管别人怎么说,你记住,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情。他和母亲一直相信他的问题一定能够澄清。可是,在黑白颠倒,妖孽横行,小人当道的文革中,根本无处申冤。 两个月之后,有人来通知我们去给父亲送东西,这时我们才知道父亲是被关在北京虎坊桥的第一监狱。那时不许写信,更不许见面,母亲熬夜为父亲缝衣服,为了挡寒特意把膝盖的地方加厚。我用玻璃丝编个小链子把茶杯盖儿和杯子把儿连起来,怕杯盖儿丢了,更是为了让父亲知道我很想念他。 没有想到这件小事,竟成了父亲生前我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


记得我跟母亲冒着大雨提着大包袱,几次换车挤车去虎坊桥的第一监狱给父亲送东西,母亲再三哀求看一眼父亲,可那门警态度凶暴,一把抓过包袱,就把我们赶走了。 天空黑压压的,冰凉的雨水打在脸上和泪水一齐往下流,沿着灰色的高墙一步一步往回走,我们都沉默不语。那段路是那么漫长,好像永远走不到头,我们都想着父亲,他突然被带走,没带任何衣物。当时还是盛夏,现在却已入冬。他有慢性胃溃疡,每天必须吃药,他又没带药。他为国家做了那么多工作,他有什么罪? 为什么被关在这大墙里边? 19701220日傍晚,两个穿黑衣的男人来我家,说是公安局的,通知我们,父亲早上去世了。母亲问:人在哪儿?回答:山西。再问什么,回答都是不知道。黑衣人竟然要求母亲交50元安葬费,母亲非常气愤地说:没钱。北大东语系早已停发工资,连一分钱生活费也不给,更何况把人都害死了,还来要钱,真是伤天害理!


我们一直在期盼有一天父亲的冤案会被澄清,他能回到我们身边,可现在人不在了,一切希望全都破灭。 1971年初,专案组强迫我们从中关园搬到成府蒋家胡同,住进不遮雨不挡风的危险房。我也因父亲的问题不能和同学一样留城工作赚钱养家。那一年,我们家破人亡,家里只剩下母亲一人,她没有收入,四面楚歌,由于长时间不讲话,有段时间声音都发不出来了。然而为了父亲和我,她默默地忍受了一切,勇敢地活了下来,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奔走,为父亲伸冤。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提一下文革中直接迫害父亲的专案组,专案组的主要成员是G××X××P××。这3人都是父亲教过的学生,X××G××还是我父亲带的研究生。他们来我家玩儿,有的还在我家吃过饭。 在文革中,如果跟着喊几句口号,批判别人几句,还可以谅解。但是比起日语专业的其他专案组来,这个专案组整人异常积极,毫无人道。别人下不去手的事,他们都干了。他们明知我父亲不是特务,却捏造出耸人听闻的罪状来诬陷父亲,死活要把特务、反革命的罪名扣在父亲头上。


那时候,他们天天逼迫我父亲承认特务罪行,如同豺狼一般围住父亲死咬不放。他们挑唆群众对父亲批斗,隔离监禁,强制劳动,用皮带抽打,用刀片划脸,甚至在逼供时,看他病弱得禁不住殴打,就用剪刀剪他的嘴角。父亲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几次胃溃疡大出血,同时还患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和美尼尔症。 父亲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专案组不让医院给输血。一次,父亲大吐血卧床不起,而G××又追到我家来逼供, 他站在父亲床前凶神恶煞地拍桌瞪眼,大吼大叫,逼人不死,非要我父亲交代搞了什么特务活动。两年前,G××还是个听我父亲讲课的学生,而今成了有生杀大权的专案组干将。他眼冒凶光,杀气腾腾,我们背后都叫他横眉竖眼 父亲被捕的前几天,G××来我家,恶狠狠地对我父亲说:别以为我们没有证据就不能把你怎么样!我们是可以有办法的!宽严大会的前一天,G××又来我家,让父亲母亲明天必须去开会,次日父亲一进会场就当场被带走了。会后,G××又来我家逼我母亲承认我父亲搞了特务活动,还恶狠狠地说:我不是警告你们了嘛,不交待罪行,顽抗到底,就够得上从严处理!父亲曾说过:“G××整我是为了入党,后来的事实证实了父亲所言。三个直接参与迫害父亲的当事人,还爬上了领导的位置。更离谱的是专案组长居然还发表了题为《关于陈信德语法》的论文。


直到1978年,父亲才真正得到平反,那年48日在北大全校落实政策大会上,正式宣布了关于陈信德同志的平反决定陈信德的被捕纯粹是四人帮的诬陷迫害。经党委研究决定给陈信德平反并恢复名誉。决定说:所谓里通外国的美日特务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均属诬陷之词,应予推倒,196988日驻北大工军宣传队领导小组的处理决定应予撤销。同年122日,北大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了陈信德先生追悼会,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悼念他。来得最多的是父亲曾教过的学生,从49级起的各届老毕业生们都有人来,还来了不少父亲的老朋友、老熟人,台盟、出版社的负责人等。很多没能来的人也献上了花圈,大家都深深缅怀他,赞颂他的高尚品格和业绩贡献。10年冤案终于得到澄清, 父亲被平反恢复名誉。 可是,我亲爱的父亲却再也回不来了!


19963月中旬,我跟北大保卫组的同志一起来到山西省阳城县。我们去看了父亲最后住过的看守所,那是一排黑暗窄小的窑洞。一位父亲难友曾对我讲述过,他们被关在那里,过着饥寒交迫的非人生活。父亲这样患有重病的人,被关在那里就是切断了他的生存之路。他曾多次提出希望回北京治病,最后见妻子和女儿一面,却都遭到无情的拒绝。 父亲是受尽摧残迫害含冤而去的,他至死没有承认那些强加于他的莫须有的罪名,在身体极其虚弱的情况下,也一直坚信自己的问题一定会澄清。父亲知道自己回不去了,就对一位同是北大去的难友口述了遗言,并托他出去后一定转告给我母亲。 文革之后我们才从那位难友处知晓,父亲在给母亲的遗嘱中说:我良心清白,行为正直,虽然遭到了这样大的劫难,身陷囹圄,但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国家和人民、对不起你和女儿的事,这点请你相信我。30年来和你共同生活,深深感谢你对我的一片真心和挚情。在生死离别的时刻,我特别想念你和女儿,非常感谢你——我忠贞的终身伴侣……如果我的身体还能坚持下去,我一定要争取和你们重新团圆,再也不分离。万一支持不住,你也一定要勇敢地活下去,好好保重身体,不要再记挂着我,愿你和孩子能幸福地生活。父亲那微弱的生命之火,终于被深重的黑暗所吞没,他再也挺不到和我们团圆的那一天,静静地走了。他被葬在太行山脉中条山迎西岭的海拔1000米的黄土高原上,二十多年了,只有那黄土大地默默地守护他,只有那层层高山与他日夜相伴。父亲永远地走了,无论春暖花开日,还是清风明月时,我再也看不到他慈祥的微笑,听不到他亲切的话语,再也不能与他一起生活,我永远地失去了最亲爱的父亲。


漫长的等待,无尽的思念,初春寒冷的一天,我终于来到了迎西岭,来到父亲的身边。四下是连绵重叠的黄土高山,我跪在掩埋着父亲的黄土坡前,心中颤栗,欲哭无泪。我无法想像与父亲离别26年后的重逢竟是这样;无法明白父亲正直清白,高风亮节,为何却遭如此残害?! 好心的当地人帮着起出父亲的遗骨,用我买的新衣服包裹好交给我,我把他带到长治市火化之后,捧着骨灰盒回到了北京。父亲终于离开了那荒凉的深山,终于回到家里,回到了我和母亲身边。

                                                         

母亲请人把父亲的部分骨灰带到台湾淡水,安葬在陈家的祖坟中,然后带着另一部分骨灰回到了自己的母国日本。 2004年清明,在父亲墓旁开满樱花的树下,母亲说:好像听见了你爸爸在召唤我,也许我该去找他了。那年秋天母亲平静地走了,享年90岁。母亲与父亲合葬在一起,他们可以永远安息了。 父亲给现代中国留下了整套的日语教材和理论体系,留下了《现代日语实用语法》上下两册(40万字),它被称为中国日语教学的奠基之作。他从创建北大日语专业就开始为学生写教科书、语法书和参考书,一直到文革才被迫搁笔。 他曾对我母亲说:要把我想的东西都写出来、还需要20年的时间。几十年来,我的父母相濡以沫,并肩投身于中国的日语教育和中日友好工作。在文革的血雨腥风中,他们风雨同舟,始终保持着做人的尊严,我随着年龄增长,出门在外,才深知他们是多么不容易。 万分遗憾的是,等我懂事,真正能够理解他,能与他更深地交谈,更想听到他的教诲时,他却不在了。 我常常漫步旷野,仰望苍穹,清晨的浮云,夜晚的群星。寻找你的音容笑貌,回想你的教诲言行。你在遥远的天边,你在我的心中。


原载《中关园,北大老宿舍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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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陈信德、林美惠夫妇一家和学生们在中关园264号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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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信德、林美惠夫妇一家摄于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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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新三届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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