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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读书》杂志社, 1970年代至1980年代, 文革后

《读书》杂志创刊前后


--作者:沈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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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底到1979年初,我们的文化领域中,思想是非常复杂的。在人民出版社来说,跟我比较谈得来的是范用。他有个想法,打算办一本《读书》杂志,要我来,并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找谁。他已经想到的有史枚等老人,但是还要有具体干活儿的人,那就是要董秀玉这样的人。他知道我跟董秀玉比较熟,也想到了她。但有人反对,因为董秀玉在文革中比较积极地参加了一个造反派组织。我们去干校劳动改造的时候,她没有去,留在北京主持出版毛主席著作。她当时已经是人民出版社的出版部主任,非常的春风得意。到了审查五一六问题的时候,她倒霉了,也成了一个目标,被隔离反省了三个月。此时,她刚出来不久,主任职务也已经被撤了,要重新分配工作。范用想找她来,就问我的意见。据说董秀玉所属的造反派的一大问题就是整过三联的黑材料,而文革期间人民出版社的一大问题就是三联问题。所谓三联问题,主要是邹韬奋被认为是个资本家,三联书店是资本家的企业。尽管我和史枚编的大事记不这么说,但是有人这么认为。 


我是理解和支持董秀玉来参与《读书》杂志的。为什么呢?大家在文革期间都做了很多应景的事情。她在文革中的作为不是由衷的,和恶意为之是两码事,你不能把这些都算到人家个人账上。你也知道,当时大家看的都是中央指引的方向。如果中央说三联是资本主义企业,我一定会拥护,一定要表态响应的。事实上中央还没有表态到这个程度。当时争来争去,无非就是看中央的眼色了。伟大领袖指到哪儿,我们就打到哪儿,无所谓事实不事实。她只不过随景参加过一些调查工作,如此而已。我了解她的人品。所以范用问我,我就表示赞成她来。范用采纳了我的意见,所以董秀玉很快就到位了,到了范用身边。 


《读书》杂志是个很古怪的结构。我在回忆文章中说,这是个巧妙的设计,是高人设计。高人是谁呢?讲穿了就是范用。他要设计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刊物,说是在人民出版社里边,由他领导。可是,机构名义是属于当时的国家出版局的。刊物主办者是国家出版局研究室,把编辑部设在人民出版社。这样,人民出版社就管不着了。很明显,当时范用在一些问题上跟人民出版社的领导想法并不一致。主编呢?又是跟国家出版局研究室毫无关系的陈原。研究室的一位叫倪子明的,是范用的老同事,他来兼任《读书》杂志的副主编。这个单位就成了几不管的了。范用做什么事,就可以说是出版局的意思,或者说是陈翰伯的意思、陈原的意思。编辑呢?除了董秀玉一个人是三联的,就是史枚。史枚是执行编辑,冯亦代是执行副主编,是从民盟请来的。然后又找了一些知识青年,吴彬就是那时候由吴祖光介绍来的,她当时还是个油漆工,完全不懂出版,年龄上也是个小毛孩子。曾彦修也介绍了人来,当时要找工作的知识青年特别多。 


我没有参加《读书》创刊前后那一段的工作。我当时是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的主任,等于半赋闲的状态。范用是碰到个别问题时来问我。他是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党委委员,分工管《读书》杂志的联系工作。表面上他不出面,实际上都是他指挥的,他安排的。当时的这些事儿,我在回忆文章里不好写。不好写的事儿多着呢!以后会慢慢说。 


《读书》创刊之初,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这个人物太重要了!就是研究室调来的包遵信先生。他是真正来当编辑的。那时候,吴彬他们连助理编辑都还不是,董秀玉才能当助理编辑。董秀玉上面是包遵信,包遵信上面是史枚,史枚上面是倪子明、陈原,再上面是陈翰伯。你看不出范用在哪里,可是实际上他是灵魂,都是听从他的指挥。他的作用弥漫在整个编辑部里。 


那时,我还没去,我也没想去。我跟范用说过,我想到商务。因为我喜欢搞外语,王子野一直鼓励我学外语。另外我跟陈原比较熟,商务的一项主业就是外语。 


到了1980年初,《读书》杂志已经办起来半年多了。我去商务的事情也差不多了,内部已经明确了,就差正式宣布了。范用来找我谈,要我到《读书》去。我问他原因,他语焉不详,只说《读书》现在缺少一个中层的骨.需要一个人来帮他摆平日常的局面。我说,我考虑一下。我所谓的考虑,就是去问陈原。陈原说,既然这样,那你就去《读书》。 


我记得,我编的第一期《读书》,是1980年的5月号,3月发稿。我到了那里才知道,的确是缺少一个调节关系、起润滑作用的角色。当时鼓吹思想解放,史枚又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坚持自己的主张。他很大的一个功劳,就是《读书》杂志创刊号上的《读书无禁区》。那篇文章的标题是他改的,作者原来的标题要软一点,叫读书也要破除禁区。他说要破除禁区,没有说无禁区。史枚老先生一改,就成了读书无禁区。他坚持这样的想法、做法,谁都不能改变。可是办杂志的人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能改变,这样办不成呀!所以就需要一个能发挥润滑剂作用的人。我以弟子身份伺候史枚老先生,比较谈得来,跟陈原也比较熟,可能会好一些。我去之后,也确实做了一些调节工作。

 

《读书》创刊号除了《读书无禁区》那篇影响很大,还有一篇,就是责备海关扣书太多的来信。批评文字总让人家不高兴,往往需要善后工作。所以,有这么一个人,又是党员,又好像主持工作,又善于作检讨,不断到上级机关去作检讨。我正好属于这样一个身份。为批评海关的事儿,我也确实去国家出版局作了不少检讨。以后还不断地出现被认为是有问题的文章,我就不断地去作检讨。

 

我记得,李荒芜的文章就惹了点麻烦。这位先生是老共产党员,据说是中国共产党纽约支部的创立人,或是领导人,总之做过那里的工作。解放以后就回来了,在外文局做工作,翻译过很多东西,也喜欢写旧体诗,笔名叫荒芜。他写的一首旧体诗在《读书》发表后,一位朱元石先生注意到了。这位朱先生用邓办的名义发来一篇文章,批评荒芜,说这诗是反党的。这下子搞得非常紧张。朱先生的批评文章已经发表在中国社科院的一份内参上了,寄来的意思是要我们在《读书》杂志发表,而且是一定要我们发表。好在我们杂志的几个老头儿,坚持不发表。这样,就不断因为一些文章出现矛盾,像顾准的文章,王若水的文章等等。我不断去应付这种事情,去作检讨,讲一点两面光的话。这是外部。

 

内部呢?也引起了一些矛盾。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乔木同志对《读书》杂志好像是特别地关照。我在回忆文章里已经写过我的这种感觉。究竟是为什么这样,我也弄不懂。


回过头来说内部。《读书》杂志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内部也有分歧,有时候吵得很厉害。比如包遵信先生,动不动就说要干!这老兄干劲很大。当然也有反对他的意见。慢慢的,就在《读书》内部形成了那么一种局面:包遵信、史枚属于要跟上面干的人,你不准我说什么我偏要说。陈原主张不这样干,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哪壶水不开提哪壶。意思是要避开锋芒。陈原以外的领导口径就截然不同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润滑难度越来越大。陈原知道我的苦心,我也知道他的意图。就这样,我跟其他领导人就越来越远了。他们当然非常不满,说我简直是背叛。因为按系统说,我不是陈原的人。我当秘书多年,最大的擅长就是能体会领导意图。但现在,偏偏我不能革命到哪壶不开提哪壶的程度。于是,从这个时候起有的领导就不断批评我是机会主义。他们认为,对陈原,你沈昌文即使不公开顶,也完全可以暗中操作。可是,我是比较忠实于陈原的。从我的个性说,我也比较喜欢陈原这样的。于是,矛盾越来越大。 


1984年,史枚去世。史枚去世应该说是《读书》杂志跟上边的斗争很尖锐的一个表现。他在去世的那天下午,同我说了不少,主要是主张为布哈林平反,尤其是布的发财吧口号。他知道我很关心我国革命史,尤其是做过灰皮书,看过不少内部材料,又懂俄语,能读原著。史枚常同我讨论俄共的党争史。这以前,有人已向我透露过,说史公惹了大祸,给中央领导写了信,提出为布哈林平反。人民出版社党委陈书记十分关心这事。史枚那天上午同我说了不少,说完很气愤地夹起书走了。想不到当天晚上,就高血压病发作,导致脑溢血,第二天就去世了。 


在《读书》编辑部,史枚等人,包括范用,论道德,都是很高尚的。我在回忆文章里说他是焦大,就是这个道理。可是,光靠这个办刊物是不行的。我说不行,也许冒昧了,他们一听会勃然大怒。可是你不能否认这样会犯忌。必须要有另外的办法,就是类似陈原教我的办法。他教我的办法很简单,说穿了,一句话,就是引而不发。我们光提供材料,不作结论。《读书》杂志的读者,都是理解力很好的知识分子,他们看了以后,自然会作出结论。 


如果有这样的读者作了结论,来找我问。我就会说,这结论是你作的啊,不是我作的。我可没这样说呀!我说的可能还是马克思的话、毛泽东的话呢。当时还没有出现《历史的先声》。就是这样的奥妙呀!我学到的就是这个办法。我告诉你的,就是马克思的话,恩格斯的话,英国、美国的历史,法国的历史。我们的读者真是聪明,看了之后,马上给《读书》编辑部写信来说哎呀!讲到我的心坎上啦!如何如何。


我在《读书》的时候,最喜欢的读者就是那些在穷乡僻壤的中学教师,极有见地。若是他们看到了,再有个二十来岁的,血气方刚,就要行动起来了。所谓《读书》的影响,今天看起来,恐怕大部分就是思想上的影响吧。 


为了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当年想了不少办法,比如《读书》服务日等等。为了做得好一点,也很注意联络知识分子。因为我们资源不够啊。这些老先生都有资源,于是就引出了不少材料。这样做,也有利于把我的角色扮演好,就是始终不要让矛盾过于尖锐。当时有句名言,是一位小姐讲出来的,《读书》杂志内部也有一些老先生赞成。这位小提出一个论点:办成一个刊物并且光荣牺牲,就是它的历程。意思是,办刊物的人应当已经意识到,这个刊物很可能牺牲,尽管这样,刊物还要办。


不管怎么样,我在《读书》这一段,基本做法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产生的一大后果,就是我跟陈原更熟了,他的许多事情都是我帮他办的。我知道,在共产党的领导同志那里,评判人有个三步曲,我在不少别的老同志心目中已经到了第三步了。所谓三步曲,第一步就是水平太低;第二步,叫做路线不对;第三步,品质不好。在陈原以外的老同志眼里,我大概已经是品质出问题了,很难挽救了。这就不去管它。但不管怎样,我还是要承认,那些老人家始终是帮助我、引领我走向出版事业的。特别是在1957年,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很可能被划为右派。他们给我通了消息,让我写了大字报,不仅没有被划右派,而且还立了一功。以后他们也是不断地帮助我。 


这里就要说在改革开放时期恢复三联书店了。文革时期不是说三联是资产阶级企业、韬奋是资本家吗?到了1982年,不再这么看了,胡绳等人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好像是写给邓力群同志的。到了1983年、1984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小组,专门做这个事情。组长是范用,副组长是许觉民。许觉民是范用的亲家,林昭的舅舅。组员有我和董秀玉等人。

 

我从来爱做具体工作,范用管大事。我喜欢只拉车,不看路,整个局面上的事情不大知道。到了1985年快年底的时候,三联书店恢复在望,讨论的事情已经很具体了。有一天,在东四一带的马路上,我碰到了一位新闻出版署的领导,他对我说:老沈哪,你们三联书店快要恢复了,现在想让你当头头。我就问:怎么让我当头头?老范他们不是忙了很长时间了吗?这位领导没有讲更多,我们就聊别的了。 


后来我就打听。直到现在,打听到的事情,都没有文字证实。据说一些老头儿在三联书店快要恢复的时候提了一个方案,主要意思是三联书店自治。

 

上面采取了一个断然措施,让老干部们立即退休,让同老三联的老头们有一定关系而他们又认为比较安全的人接任。此人不知怎的变成是沈昌文。198611号,我接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职务。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可以说是仓促上任。我想聘请范用为顾问委员会的主任,上面都不同意。当时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约略知道了原因。 


这样,到我上任之前的三联书店的故事,就告一段落了。



转自《澎湃》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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