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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60年代至1970年代, 出版界, 文革

文革琐忆


--作者:任溶溶



文革期间,我经常接待外单位的外调。所谓外调,就是某人遭到审查,审查单位就派人到外单位他的亲友处进行调查,甚至会到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外调人员也许会摆噱头,把被审查对象说得非常危险可怕,吓唬被调查人员,来达到加罪于被审查对象的目的。被调查人员也许是牛鬼蛇神,也许是革命群众。我当时是牛鬼蛇神,所有外调人员对我就很不客气。我反正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威逼利诱我全不管。


记得有两件事。


一件事是我一位在化工厂工作的大学同学被审查,外调人员说他有日本军刀,一定和日本军官有关系,做过汉奸。别的同学我不知道,这位俞姓的同学我太熟了。他读书时热爱歌唱,向当时上海一位著名俄国歌唱家学男高音。在他的婚礼宴会上,他唱意大利歌曲《我亲爱的爱人》,我听了喜欢,还去买了一张唱片。此公不问政治,绝对与日本人没有关系。可是调查人员就问,那么他的日本军刀从何而来呢?我说你们知道不知道,日本投降后,日本人被遣送回国,虹口四川北路等几条大街上有许多日本人摆地摊,把不准备带走的东西卖掉。这军刀说不定是在摊上买来的。我说得理直气壮,那来调查的女同志叫我先离开。后来她又请人事科同志叫我回去。这一回她笑嘻嘻的,说我回答得有道理,符合俞同志本人的交代,那军刀不是他买来,是他的朋友买来送给他的。她说,他们单位的同志觉得俞同志这个人很好,歌也的确唱得好,但是那把日本军刀总要查查清楚。


文革后这位同学来上海,特请我去一叙。


另一件事是关于我的一位朋友的弟弟,是个聋哑人,少年时参加新四军,我在新四军见过他。这次是审查他怎么到新四军去,甚至是不是真的是聋哑人。我马上回答,这人是真的聋哑人,也真的到了新四军。调查人员就说了,从租界到新四军这么容易吗?我说我也去过新四军,去新四军就是从外滩坐船到苏北一个港口,上岸经日军检查后就直接去新四军。这些港口的日军没有多少人,住在碉堡里,为了怕偷袭,碉堡周围还串着一道道香烟罐头铁丝网,一碰就会发出乒零乓啷声。离开港口就没日军了。他们也怕啊。我说我也就是这样去新四军的,我们单位可以证明这件事嘛。至于那人是聋哑人,那是天生的,我认识他时已经聋了。调查人员对于去新四军那么简单似乎有点奇怪,可是有我作证,一点不假。


这就是我想起文革时外调的两件事。


我还记得我的一位老友,著名翻译家,《牛虻》的译者李俍民。他性子急,说话爽快,竟与外调人员吵了起来。外调人员一定是说他包庇坏人,对他说话咄咄逼人,李俍民忍无可忍,一时火起,抡起凳子就扔。结果他吃了亏,受到人事科责备。我很佩服他维护患难同志的精神。



文革期间牛棚无数,牛棚里面总要贴上一张对牛鬼蛇神的告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种告示,有一些出自书法家手笔,如果保存下来,如今拿到拍卖行很可能卖出好价钱呢!


我当年进牛棚是在196741日,是跟同事又是大作家任大星一起进去的。刚进牛棚,一位同志就拿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告示进来,贴到墙上。多漂亮的书法啊,龙飞凤舞,字体有吴昌硕、王个簃之风,后面附有日期:四月一日。一看这日期,我突然产生出幽默感,推推旁边的任大星,悄悄对他说:你看看今天是什么日子。任大星还省悟不过来。我悄悄加上一句:四月一号,今天是愚人节啊!任大星连忙摆手,叫我别说话。我看那告示就像在品书法作品。那位写字的同志把告示贴好后就走了。他是我们少年儿童出版社一位美术编辑,不是造反派,只是个普通群众,造反派因为他字写得又快又好,总是要他帮忙写标语,写告示,一来新的最高指示,就让他马上抄写出来贴到出版社大门口。不过如今他已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书画家,假如那张告示还在,想来会很值钱的。


过了一段日子,出版系统造反派忽然心血来潮,要把各出版社的牛棚集中起来,地点在当时打浦桥的科技出版社。我们社派几个牛鬼先到那里去收拾,我在其内。那是科技出版社靠大门的一排平房,有点像洋学堂的教室,一家家出版社的牛棚都分好了。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牛棚整理好,就缺一样非有不可的东西,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告示。我们没有带来笔墨,准备向其他出版社的牛鬼借笔墨来写告示。有人灵机一动:也别借来借去了,就那么几个字,请他们代我们写一写算了。一位牛鬼马上到隔壁牛棚请他们代写。隔壁牛棚的牛鬼也真帮忙,马上就写。我们的牛鬼把写好的两条大字拿回来,我一看,傻了:这是真正的书法作品啊,这两条大字像是一副对联,是欧阳询的字体。我问是谁写的,回来的人说隔壁是辞书出版社的牛棚,写字的人好像是傅东华。傅东华老先生是大学问家,中文西文都了不起,他的著作我读得多了。我们把字条贴在门口两边,就真是一副对联。不过不知怎的,造反派又改变了主意,我们收拾好的牛棚没有用上,各出版社的牛棚还是各管各。傅东华老前辈的墨宝如能保存下来,该有多好!


说到写字,没想到我的字竟然也有一位造反派看中,他写了大字报(是写在小纸上)总要我代他抄成大字报。我反正闲着没事,倒真当作练字那样大抄其大字报。不过那已经是后来在干校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在干校大部分时间都在饲养场。我的一位少年儿童出版社同事邵力行在饲养场当小头头,看到我工作认真,通过工宣队把我从连队调到了饲养场。当时普遍认为饲养场是干校最苦的地方,可对我来说,这倒是一次解脱。


在连队有天天读,大家无话可谈,就批牛鬼蛇神,我坐在那里真是如坐针毡。在饲养场,同志们从各连队调来,又大都是牛鬼蛇神,倒也亲密无间。忙是忙,每天早晨要喂猪食,洗猪圈,但早晨的天天读也就免了。每天下午推辆车子到厨房和各连队收泔脚,傍晚再喂一次猪食,工作也就完毕。比起在连队,整天在革命群众监督之下,真是轻松许许多多。


饲养场不但是饲养场牛鬼蛇神的天堂,甚至可以说是全干校牛鬼蛇神的天堂。怎么说呢?每逢干校开群众大会,牛鬼蛇神不能参加,就勒令他们到饲养场来劳动。到了这个时刻,我们饲养场的人倒成了监工。被勒令来的牛鬼蛇神神色慌张,手忙脚乱,一来就求我们派工作。我们马上安慰他们,说根本没有工作可派,请他们安心休息半天好了。这些同志一开头还是不放心,我们好好安慰他们,请他们喝开水,可惜没有茶。这些牛鬼蛇神中,我记得经常有《解放日报》的原领导同志王维和《文汇报》的领导同志。


就是不在开群众大会期间,也有牛鬼蛇神抬了桶到饲养场来出肥料,我们也帮他们出肥料,请他们坐下来休息片刻。这些牛鬼蛇神中就有我的老朋友钱君匋、赵家璧、孙家晋等等同志。他们来惯了,在饲养场也真能坐下来聊聊天,出肥料成了他们休息的机会。


不过话说回来,喂猪食、洗猪圈是体力活,热天要出很多汗。这就要谢谢我的母亲,她找出些广东人旧云纱衫,给我改成背心。我穿上它们劳动,全部湿透,我午睡前把它脱下来水里冲一冲,晾起来,等午睡结束,它就干了,又穿上继续劳动。


我们饲养场还成了干校的先进集体。有一次徐景贤、王秀珍从北京开会回来,到干校传达,听说饲养场是先进集体,表示关心,要到饲养场参观。徐景贤是认识我的,他曾写评论儿童文学文章,有一次在作协开会时还特地坐到我旁边自我介绍,说要请教什么的。要是再见到他就麻烦了。我赶紧找了个借口离开饲养场,等他离开了才回去。


后来周总理提出让全国各省市译世界各国历史,上海负责译非洲史,干校于是把所有原从事编译工作的同志集中起来成立翻译连,我才从饲养场调到翻译连。翻译连后来又调回上海成为人民出版社编译室,它也是今天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前身。



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宣队进驻出版系统,总部在延安中路铜仁路口人民美术出版社一座洋房内。这座洋房据说是人美的年画编辑部,文革开始后在这里批斗牛鬼蛇神。这房子后来给了上海译文出版社。


既然要来工宣队,这房子就得打扫一番,把几个出版社的牛鬼蛇神调来劳动,少儿社也挨到,我去了。指挥我们劳动的是人美一位年轻画家,这位监工挂着个红宝书袋,指指点点很神气。


打扫房子,大刷大洗毫无问题,可有一件事犯了难。整座房子贴满标语,撕去铲掉不成问题。只是二楼有很大一面墙贴着一幅巨大的毛主席画像,怎么把它铲掉?谁敢铲啊,那样做岂不成了现行反革命!大家束手无策。


人真是最聪明的动物,我怎么也想不起这一位聪明动物中最聪明的动物是谁了,他出了个好点子:先用报纸把整幅画像糊上,糊得严严实实,然后就铲报纸。于是大家放了心,照此办理,天下太平!


过了几天我又见到人美的那位监工,真抱歉,他也变成牛鬼蛇神了!


本文选自《我去过的地方》,任溶溶/著,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5月。



转自《私人史》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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