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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880年代至1960年代, 农村, 山东省威海市海阳县乳山寨小管村, 土改, 文革, 中俄

祖父的履历


--作者:邵迎进


记得小时候,我家有一个用于盛粮的圆柱形大纸盒,那是我奶奶亲手用卢布糊成的。逮至文革时期,我们偶尔还能从老家寄来的包裹中,看到这种作为包装纸使用的卢布;父亲一看到此物,总会感叹道:幸亏这些卢布变成了废纸,不然的话,你爷爷还会用它买更多的地,那罪恶可就更大了!我那时年幼,完全不懂父亲这番话的意思,甚至连卢布究竟是什么都搞不清。及至入学后,通过填表,始知自己的家庭出身:祖父原来是地主。从这时起,我才真切地体味到父亲那番话的份量。往事如梦,物在人非,作为邵氏后裔,我目前所能做的,只是尽其所能地替祖父填写某种注释式的履历。但愿我的溯源性书写,能够还原历史的某种本相。为行文方便,我要先从曾祖父那辈说起。


曾祖父(18511936)名叫邵文先,共有三个儿子,长子邵举昌,二子邵京昌,三子邵生昌。一家人住在三间不蔽风雨的破草房中。因家无薄田,曾祖父只能靠给有钱人打工以养家糊口。全家唯一的财产就是一头毛驴;可当高祖父病逝后,为了安葬老人,曾祖父不得不忍痛将它卖掉。真正成了家无长物了。


曾祖父是一个胆识过人的血性男儿。眼看着全家面如菜色,炊爨难继,便暗自下定决心,出去闯荡。经过反复考量,曾祖父最终将目光投放到一个在他看来足以改变命运的远的地方”……


这个远的地方,中国人称作庙街,地处黑龙江(俄国人称阿穆尔河)口北岸,距入海口约八十公里。在清朝道光年间,是我国东北地区的一座海滨城市。1850年被俄国侵占。《瑷珲条约》(1858年)及《北京条约》(1860年)签订后,此地割让给沙俄。之后,俄罗斯人在黑龙江沿岸建起居民点。1856年成立滨海州,成为远东的主要港口。 


我至今仍无法想象曾祖父是如何以乞讨为生走过这万里征途的;我曾用比例尺简单测量了一下,从小管村到庙街的直线距离大约2200公里,而他实际行走的距离应该在3000公里以上。如果按照每天行走50公里计算的话,大概要走两个月。试想,一个身无分文的年轻人,一路上忍饥挨饿,跋山涉水,就靠着两条腿,最终到达目的地,不能不说是一个惊人的壮举!


曾祖父初抵庙街时,几同乞丐,连个安身之所都没有,随时都有可能冻死、饿死。幸蒙彼苍加庇,总算在一个俄国富人区找到了一份为当地人打更守院的差事,在庙街初步落下了脚。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曾祖父已略有积蓄,便开始做起贩卖蔬菜的小本生意;由于经营有方,不久就在庙街开了一家菜店,有了稳定的财源。两年后,曾祖父的手头已颇为宽裕,遂在家乡购买了几亩土地,这不仅大大改善了全家的生活,也为祖父日后的创业奠定了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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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晚年像


祖父邵举昌,字贤臣,1881年农历腊月初十生于山东省威海市海阳县乳山寨小管村(现归乳山市)。性聪慧,且心志高远,年仅十六岁,便跟随父亲远赴俄国学做生意。祖父虽仅读过两年私塾,但在进货、算账、待人接物方面皆应对裕如,颇露圭角。这对一个在外打拼多年、渐感力不从心的老人来说,将是何等地欣慰啊!几天后,曾祖父便把家中微薄的积蓄悉数交与儿子,又上山砍了两棵大树,卖了些钱,合在一起作为他路上的盘缠与做生意的本钱;曾祖父深知这对在外创业的儿子来说实在太重要了。临行前,曾祖父还一再叮嘱儿子,商场险恶,一定要处处小心。无论如何,在三年之内一定要回来。


与亲人告别后,祖父背着简单的行囊,踏上远途。他从家乡徒步到达烟台港口,然后乘坐一只小帆船渡过渤海湾,登上大连口岸。接着又跋山涉水,行程数千公里,终于抵达中俄边界的黑龙江,渡江进入俄国境内。在黑龙江北岸的伯力城稍作歇息,又继续北上。为防歹徒行凶打劫,祖父一路上装扮成乞丐,提心吊胆,饥寒交迫,就这样,经过历时近两个月的艰难跋涉,终于到达目的地--庙街。


一开始,祖父还是经营着他的蔬菜店。后来他发现俄国人特别喜欢吃牛肉,故又兼做牛肉生意,结果利润大增。自此,祖父欣喜地将店铺取名为庙街菜肉床子


流光如驰,三年转眼即逝。随着年关将近,祖父归心似箭,他美滋滋地盘点着三年来在外赚取的卢布,想象着与家人团聚的欢乐情景,一刻也不想在这异国他乡待下去了。可就在他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抵达与祖国仅一江之隔的伯力城时,他竟忽然改变了回家过年的计划。因为他发现——


一列货车停在站内,其中有一节车厢满载着新鲜牛肉。而周围却毫无搬运货物的迹象。


凭着商人的直觉,祖父料定:在年关将至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会出现此种现象,一定是在销售环节上出了问题。


由此祖父又想到:因时近年关,庙街的各个店铺早已关门,这批货一时肯定难以找到下家;想到此,祖父觉得必须抓住这一难得的天赐商机,故决定暂时放弃回家过年的计划。


半天后,货主终于出现了。祖父一见到他那愁容满面、焦躁不安的样子,心里已明白了大半;听罢货主那声泪俱下的诉说后,祖父当即决定用自己三年来所挣下的血汗钱买下这批货,并明确表示如果就此成交,对方肯定吃亏不小,但自己已是倾其所有,实在无能为力,请对方再仔细考虑考虑。


谁知对方二话没说,便紧紧握住祖父的手,眼里噙满了感激的热泪……


接下来,祖父便开始了他那占尽天时的反季节经营。所谓占尽天时,首先指季节奇寒,这反倒能使牛肉得到长期的天然保鲜;其次,由于各家店铺都因严寒而歇业,此时在店铺门前挂起了大量供应牛肉的招牌,反倒成了别无分店的独家经营;复次,是货源充足。尽管如此,特别喜欢吃牛肉的俄国人,仍争先恐后地排起长队,唯恐买不到手。总之,三者咸备,何愁生意不火爆,何愁价格不一路飙升。结果不到十天,祖父便将所有的牛肉销售一空,足足发了一笔大财。当他得意洋洋地收拾行囊,带上他独自经营的第一桶金,踏上返乡的归程时,已是翌年的春天。


出于安全的考虑,祖父一路上还是装成叫花子模样,以致当祖父背着一个破烂不堪的行囊出现在家门口时,曾祖母竟误以为是要饭的上门乞讨。当曾祖母终于认清了眼前的这个叫花子正是自己日思夜想的儿子时,不禁喜极而泣……


向双亲行罢叩拜之礼后,祖父神秘兮兮地打开那脏兮兮的破烂包袱,里面竟全是沙俄的卢布!这是当时国际通用货币,在中国非常流行。全家人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钱,顿时惊呆了,恍如做梦般地久久沉浸在欢乐与幸福之中。


祖父脱去破衣烂衫,洗沐后,换上一身新衣,然后给家人娓娓讲述他在外俄的种种传奇故事。曾祖父乐得合不拢嘴,极口夸赞道:举昌啊,你在外俄挣的第一笔钱,已超过了我打拼了二十多年的数目。


爹,如果不是你为我铺好了路,打下了基础,哪会有今天呢?


几天后,曾祖父便忙着用祖父所挣的这笔钱选购土地。自此,祖父在小管村声名大振,成了远近闻名的人物。


祖父在家中尽情地享受了一段时间的天伦之乐后,再次启程,不是去庙街,而是伯力,继续追逐他心中更大的发财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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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爷爷邵举昌与三位同乡在俄国伯力城合伙经商时的合影。左起:宋维日、邵举昌、董庆五、董可丰。他们头戴毛料皮帽,身着棉袍,脚穿有手工纹饰的棉鞋,个个眉宇间皆呈英锐之气,透发出他们当年驰骋商场的飒爽英姿。


伯力又称伯力城,位于乌苏里江与黑龙江汇合处的东岸。这里最早为中国达斡尔部落世代居住的地方,水产资源丰富,水陆交通便利。随着清中后期关内移民的到来,此地由山东人建成了小渔港,当地人俗称伯力屯子。伯力城扼守两江口,向南可由陆路至日本海,向东可由水路抵鄂霍茨克海。由于这里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许多中国人在这里定居、谋生、经商。沙皇俄国对伯力及周边地区觊觎良久,1860年,强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从此伯力被沙俄割占。自从祖父在此获得第一桶金后,便发现这里确实有着比庙街更多的商机。祖父在伯力租了一个店铺,继续做起牛肉贸易。开始他的货源不太多,只能做着小本生意。闲时便四处了解行情。


一天,祖父在城区遇见两位说着地道家乡话的年轻人,其中一位叫董庆五,另一位叫宋维日,初见之下,彼此便觉得十分投缘。祖父是一个很有气场的人,几杯烈酒,一番雄谈后,便径直地言归正题:几年下来,我总觉得靠个人的力量打拼,毕竟势单力薄,难成气候。我建议咱们合股经营,把生意做大,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祖父的话音刚落,立即得到二位同乡的附议。他们频频举杯,共发盟誓,在伯力酒楼上演了一出桃园三结义


一天,祖父正在店铺里忙着盘货,忽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祖父抬头一看,不禁大为惊喜:此人竟是他赚得第一桶金的货主!


他乡得遇故人,二人都惊喜不已。他们把酒痛饮,共叙别情。酒过三巡后,祖父从屋内取出一笔钱,郑重地交与这位当年的货主,算是对他上次亏损的补偿。对方看到祖父如此重情尚义,不禁大为感动,至于这笔钱,他还是执意拒收。为了让对方心安理得地将钱收下,祖父向对方提议不妨用这笔钱继续做牛肉生意,提供货源,大家联合经营,协手赚钱。对方听罢,当即表示至为乐从。


说干就干。几天后,祖父便与董庆五、宋维日等人联手开起了颇具规模的牛肉店。由于供货方供货及时,货源充足,价格优惠,肉质新鲜,祖父与董、宋二人作为固定客户的风险大大降低。此后,他们在伯力一直专做牛肉贸易,不仅批零兼营,后来还兼卖熟牛肉,生意做得红红火火,钱也赚得个盆满钵满。


有道是先买地,后建房,金银珠宝不用忙。祖父与其他农民一样,有着天然的割舍不去的土地情结;在祖父看来,土地可以带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使子孙后代福运绵延。以故,祖父在外俄经商所得基本上都用于购置田地。


大约是在1900年,祖父因不胜思乡之苦,带着他在外俄所赚的卢布,回家过年。一天,一位名叫董可丰的不速之客慕名造访,自称姜格庄人,手头有些积蓄,极愿入股,与祖父一起去外俄打拼。祖父细细端详眼前的这位青年人,觉其沉稳刚毅。初见之下,便有恨晚之感,遂欣然应允。自此,祖父在外俄的经商团队中又多了一位得力干将。


为了纪念这一重要历史时刻,他们四人联袂前往外俄的一家照相馆合影,将他们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英姿定格在照片上。从照片上看,这是一群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血性青年,周身充溢着旺沛的精力与青春的活力,目光中无不透发出一股桀骜不群的英锐之气。


祖父在外经商发财的事迹,在乡里不胫而走。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而一些心怀嫉恨的人,早已在暗中惦记着他,甚至要绑他的票。从此,祖父不得不处处小心,以免无妄之灾;但所能免的,小灾而已,当大难降临之时,渺小的生命个体往往无法抵御。


1917117日,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俄共(布尔什维克)一举推翻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夺取了彼得格勒政权。随后,战火又蔓延到俄国全境,1918年初,远东的伯力在建立苏维埃政权期间,白俄军和国际干涉军联盟与苏维埃红军展开激烈交战。


一天,祖父正走在伯力街区,突然遇上两军开战。一时间,枪声大作,战马飞奔,军官们怒吼着、狂奔着,手中挥舞着寒光闪闪的军刀。祖父当时猝不及防,被夹在两军激战的中间。由于他身材矮小,加上机敏过人,左躲右闪,总算逃过一劫。


伯力无论如何是不能再待下去了!


祖父连夜召集同伴,紧急商议,最后形成的决议是:迅速撤离。自此,祖父的脚步再也没有踏入这片浸透他创业血泪的故地。


真是祸不单行。在回国途中,因船上乘客太多,行至渤海湾时,祖父不幸被挤下船,坠入大海,而他又不会游泳,命悬一线,幸赖身手敏捷的船员迅速向他抛出缆绳,总算又躲过一劫。


1922年底,祖父历经数劫,九死一生,总算衣锦还乡;他满以为凭着他从外俄带回的巨额卢布,足可使全家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可就在这时,苏联红色政权建立,在实行一系列的货币改革后,正式宣布沙皇俄国的卢布作废。


这一消息,对祖父来说,不啻五雷轰顶!


在外俄拼着性命挣来的累累巨资,一夜之间竟变为摞摞废纸!


从后来所发生的种种事实看,这骤然而降的盖顶厄难并未将祖父击倒,反倒激起他新一轮的精神反弹:经过周密调研与精心擘划,祖父再次认准商机,决定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开办一家粮库。祖父认定此地粮产丰富,交通便利,做这种生意定可稳赚不赔。祖父的这一想法,立即得到其他几位合股人的热烈响应。不久,一个建筑面积达一千多平方米的大型粮库便宣告建成,并为他们带来了极其可观的经济效益。而这时,他们的团队里,又多了一位出身于海阳县许家屯的富裕之家的合股人--许凤山。


然而,乱世无常算,几乎就在他们沉浸在成功的喜悦的同时,一场灭顶之灾竟再次降临。


1931918日,日寇侵占东北三省,史称九一八事变。此前,祖父似有预感,他迅速组织人力,将库存粮食清仓,只留下一个雇员看守那片空房,然后撤回关内。当他站在粮库门口,驻足向笼罩在一片暮色中的佳木斯投去不胜依依的一瞥时,恐怕连祖父本人都不曾意识到:这个姿态,意味着将与商旅生涯告别。


对于这段创业往事,祖父生前从未对人提起。直到1986年夏天,两位佳木斯市房地产管理局的外调人员来到徐州,找我父亲调查粮库之事时,我们才知悉此事。据来访者说,有关方面正准备对房主的后人进行政策性赔偿,但此事至今仍无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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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父母将祖父、祖母接到山东省微山县韩庄镇,于62日全家祖孙三代到镇上拍了这张珍贵的合影。左起:哥哥邵迎五、母亲吕学秀、祖母于明理、父亲邵计勤、祖父邵举昌。


再说祖父回到家乡后,回首劫尘,雄心锐减,遂开始弃商从耕。经过两代人的商海打拼与艰苦创业,邵家当时已拥有良田100余亩,山岚四块,房屋、农具、牲畜应有尽有。祖父乃商界奇才,在同侪中素有财星之称,如今从事起田间管理来,自不在话下。而他的乐善好施,在当时也颇有乡曲之誉。


那时的小管村,每逢麦收时节,总有不少村民为了糊口,到别人家的田地里去捡拾麦穗,为此常遭暴打。而祖父不仅允许村民在他的田地里捡拾麦穗,而且还会拿出一部分收割了的麦子撒到地里,让那些没有地种村民们都来争抢。有一年,一位名叫邵接昌的乡邻,他所喂养的一头老母猪将要生小猪仔,需要在饲料中加些豆类以补充营养,可他们一家连吃饭都成问题,哪有豆子喂猪,万般无奈,只好求助祖父,祖父二话没说,便借给他一麻袋豆子。虽说是,可祖父知其家贫,根本还不起,故从不追讨,时间一长,也就不了了之。


上世纪20年代后期,由农民、地痞、拳师、劣绅等阶层组成的大刀会在山东东部风烟四起,他们手持大刀,腰缠护身兜肚,上面用朱笔写着左青龙,右白虎,朱雀护前,玄武护后之类的字样(据说这样可以逢凶化吉,刀枪不入),横行乡里。在鼎盛时期,大刀会人数近万,头目名叫宋四坤,鱼肉乡民,独霸一方,并专门与农民协会作对。1929年农历二月初十,大刀会与当地农会在赤家口村附近展开激战,大刀会获胜,遂四处追杀农民协会成员。宋四坤知道我父亲邵计勤是农会主要成员,参加了这场激战,便带着一帮大刀会成员,气势汹汹地闯入祖父家来抓人。扑空后,他气急败坏地对祖父说:快把你儿子交出来,不然的话,立即把你拉出去砍了。


而祖父毕竟是经过风浪的人,每逢大事心气静,他知道儿子已逃往异乡,便不紧不慢地说:我儿子这几天都没回家,他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一向手段凶残、杀人如麻的宋四坤,听罢此言,顿时凶相毕露,对着手下人怒吼道:杀!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却意外地出现了如今在影视片中最常见的一幕:只见有人挺身而出,大喊一声:住手!


人们循声望去,此人竟是邵接昌。他得知邵举昌将要被开刀问斩的消息后,急如星火地赶赴现场;他指着宋四坤,怒吼道:你要是杀他,就先把我砍了吧!谁知这一吼,还真让宋四坤收了手,并下令免其一死。原来,邵接昌是宋四坤的外甥,这位与祖父之名仅一字之差的胶东大汉,因长年受恩于祖父,无以为报,故尔冒死相救,所谓善有善报,信不诬也。


1950630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公布施行,一时间,阶级划分成为土地改革的核心内容。


是年冬天,小管村响应党的号召,也开始了深化土改运动。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穷种(这是当地村民的土话)掌大印;无论是划定成份,还是分房分地,一切皆由他们代表村委会说了算。按照当时的政策要求,村村都要有地主,小管村自然也不例外。


当时村里有一个叫于德俊的,为了掩盖自己的剥削罪行,上蹿下跳,极力挑拨村干部与祖父的矛盾,意在把本该戴在自己头上的地主帽安在祖父头上。由于村委会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加之于德俊四处煽风点火,祖父的家庭成分,便由最初的上中农,改成了富农,最后以他过去雇佣过长工和短工,与贫雇农存在剥削关系为由,被划为地主。被剥夺的家产共计:土地31亩、山岚地3块(合计23亩)、骡子一头、房屋4间,其他浮财无法统计。


祖父实在想不通,自己抱定九死一生的决心,万里投荒,按照公平交易的方式,用自己的血汗钱购置下田产,无非是想让子孙后代不再像我这样受穷,这究竟错在哪里?为什么一夜之间被没收?天理何在?我一生乐善好施,慈悲为怀,贫富不改其志,为什么最终却成了思想反动阶级敌人


但他也深知形势比人强的道理,你去反抗,说不定连命都会赔进去,到那时就更无理可讲了。可祖父倔强好胜的个性,又不愿一味憋屈、隐忍;为发泄胸中难以抑止的怨气,老人家索性照旧把牲口拴在已不再属于自家院内的杏树上,照旧将杂物依然堆放在屋角,甚至还经常去经营不再属于自家的菜园子。--在那样一个荒谬的时代,祖父匪夷所思地选择了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以示抗议,可一向精明过人的祖父,却万没想到此举竟会引发出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村委会不仅勒令他立即停止侵占”“新主人的宅院,还对祖父作出管制三年的处理决定!


1955年春,对祖父的管制被解除。1956年初,父亲调到韩庄发电厂任党组书记,筹建处处长。一年后,父亲担心二老在农村挨批受苦,担惊受怕,便把他们先后接到韩庄同住。那时哥哥尚不到一岁,祖父除哄逗孙子为乐外,一天到晚缄口不言,父亲曾多次对我母亲说,爹以前可不是这样!他的心,太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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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和祖母晚年居住的阴暗潮湿的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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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晚年的居屋早已废弃,室内尚存当年老人使用过的什物。


祖父一直活到了文革爆发。关于老人晚年的生活状况,说来令人心酸。据哥哥回忆:老人晚年住在小管村一间聊蔽风雨的草屋里,除了土坑、灶台、黑锅外,仅有一张饭桌,一个木箱,别无它物。夜里盖的唯一一床被子,又黑又潮。哥哥曾对我说,过去读老杜诗,不知啥叫布衾多年冷似铁,这回才算真正明白了。而更为可怕的,是被子上那些让你无法安睡的虱子,多得不得了;时至今日,只要有人提到虱子,我就禁不住毛骨悚然。


祖父晚年爱喝两口小酒,那是价格最低廉的老白干,唯一的下酒物便是炒白菜,主食则是常年不变的红薯。老人每次开饮前,总要将筷子伸进杯中,然后筛下几滴在桌上。哥哥当时出于好奇,问爷爷为什么要这样?爷爷说,这是在敬天敬地。


哥哥回老家看望祖父祖母的时间是在1967年,此时文革正如火如荼,举国若狂,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祖父深感困惑,偶尔会在酒后自言自语:这么个搞法能行吗?


祖父晚年双目失明,但每天上午仍要拄着拐杖上街溜弯。乡亲们看到他,总会从老远处跑来向老人家请安,不少人还主动上前搀扶着老人,一边走一边与老人拉家常。一个目盲的老人,能有这样的人缘,想必是他老人家一生行善积德所得到的正果--对于受尽劫难的祖父来说,这也许是他晚年唯一能够感到欣慰的了。


1968年农历六月初八,祖父病逝,享年八十有七,可谓寿终正寝,尽其天年。



转自《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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