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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60年代至1970年代, 河南, 文革, 郑州

我那半疯半傻的少年时光


--作者:李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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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运动了


我得知要搞文革的消息,比许多同龄人都早。


一九六六年初春,父亲从北京开会回来,一大早就兴奋地打开一卷照片让我妈看:会议闭幕那天,周总理接见了我们。看,我就站在总理后面第三排。 


他又指着坐在第一排的两个人:这是孟启予,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第一位播音员;这是梅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他翻译的。 


我正坐在一旁,细细品着老爸带回的义利面包。我是头回吃这洋玩意儿,就像猪八戒吃到了人参果。听他提到自己正在读的书,连忙凑过去看。 


爸爸接着说:总理在讲话中提到,国家马上又要搞运动了。 


哎!这回不知道又该谁倒霉了。老妈发出一声长叹。 


啥是运动啊?我问。 


运动就是三反五反、反右四清。 


那不都是整坏人吗?有啥可倒霉的。我漫不经心接了一句。 


我妈脸色开始变得凝重:小孩儿家知道个啥!哪次搞运动不是把人往死里整。就咱家后排住的二妮儿,三反时说她爸贪污,被人对着胸口一拳打多远,对面的人再原样怼回来。两个人像打球一样推来挡去,差点儿没被打死。 


我听得汗毛开始一根根竖起。二妮儿两口都是我妈他们厂的工人,她爱人剪了个偏分头,下垂的头发老爱遮眼睛,走几步就要甩一下。后来这习惯成了怪癖,院里一群小屁孩儿就悄悄跟在后面模仿。我扎着两根麻花辫,咋学都不像。每每笑得肚皮发酸。 


运动的到来让人猝不及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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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我被一阵嘈杂惊醒。迷瞪着睁开眼,看到家里像遭贼洗劫一般:箱子倒扣在地上,书籍四处散落,就连床边的围挡布都被扯了下来。姐姐们满脸惊恐地站在床边,一个女人边推搡她们,边操着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大声呵斥:你们要站稳阶级立场,和黑帮分子划清界限。 


后来我才知道,这女人是个播音员。 


爸爸的工作单位是党的喉舌,负责把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传遍五湖四海。小时候,我就是听着收音机里铿锵有力的九评,才记住了有个国家叫难死(南斯)拉夫,也知道了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有分歧。但我不明白,这个原本声音甜美的女人,为啥套上个红袖箍,就变得如此歇斯底里。 


这帮人鸡飞狗跳地折腾了半宿,终于从箱底翻出个存折。他们兴高采烈地宣布:天一亮就去银行冻结反革命活动经费,随后呼啸而去。 


面对着一片狼藉,我想起不久前和妈妈的对话,才明白那是一个老运动员发自内心的恐惧——这次轮到我家倒霉了。 


窗外露出了一抹亮色,大地开始苏醒。老天总是准时翻篇,从不迟到。可我的生活却再也回不到过往。 


恐怖的记忆从这个夏天肇始。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最高指示成了摧枯拉朽的通行证。造反派假革命之名,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他们到处狼奔豕突,抄家、批斗、游街、打人成了随处可见的日常。砸碎旧世界的癫狂,让神州大地陷入到史无前例的大动乱中。 


被誉为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中宣部首当其冲,陆定一和周杨成了走资派和大黑帮。而我爸从北京开会回来,刚刚传达了他们的讲话,这就成了他最初的罪状。 


爸爸被关进了牛棚,除了审查批斗,还要戴高帽子游街。他性格刚烈,宁折不弯,拒不承认这些罪名,一连撕毁了几顶高帽子,又用脚跺得粉碎。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大环境下,他的不识时务和死不悔改激怒了造反派,被打了一顿后又五花大绑,生拉硬拽到马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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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考验还在后头。 


一天,我到厂里的锅炉房去打开水。路过食堂的饭厅时,突然听到有人喊口号。好奇心驱使我趴在玻璃窗上偷看,原来里面正在开批斗会。一个男人站在中间,胸前挂着块一米见方的大钢板,钢板上穿着的两根细铁丝深深勒紧脖子里。那人的脖颈显然无法支撑沉重的钢板,腰被压得几乎弯成了九十度,所以我看不清面容。 


待我走到对面换了个角度,看到钢板上竟写着爸爸的名字!我的心顿时缩成了一团,想转身,却觉得腿脚软成了一滩烂泥,只得傻在那儿瑟瑟发抖。好不容易缓过劲儿来,顾不上打水,赶紧低头溜着墙角回到家。 


我把看到的这一幕偷偷告诉姐姐,我们提心吊胆地挨到天黑,终于等到了极度疲惫的父母。爸爸被钢板坠得太久,根本直不起腰,进门就躺在床上,竭力压抑着痛苦的呻吟。妈妈哽咽着告诉孩子们,厂里的造反派到上级机关去造反,把爸爸给揪了过来。其间还把她也拽上去陪斗。 


我妈出身不好,受爸爸株连,也被下放到车间劳动。每天面对呵斥羞辱,三十多岁就白了头。 


那时我十岁出头,弟弟才八岁多,少年不知愁滋味。偶尔和小伙伴们打闹嬉戏,被我妈看到就会发出哀怨的长叹:你爸还关在牛棚里受罪,你们俩还能笑出声! 


笑声都成了对父亲的大不敬。家里终日充斥着忧郁和恐惧,曾经的欢乐和梦想都被埋葬在那个夏天,封闭在令人窒息的压抑中。 


本该无忧无虑的童年,就这样匆匆结束。 


2.牛棚里


爸爸被关进牛棚不能回家,妈妈让我去给他送换洗衣服。我心里没抓没落地纠结着:既渴望见到爸爸,又畏惧那天来抄家的凶神恶煞。一路上走三步退两步地踟蹰着,觉得这段路就像一条被拉长的猴皮筋,咋也走不到头。 


小屋门口守着哼哈二将。为了防止牛鬼蛇神和家属传递消息,我带去的一切都要经过检查:衣服被抖搂开,裤兜甚至衬衣的袖口都被反复揉捏,就连我姐为爸爸烙的两张韭菜鸡蛋馅饼,也被那双腌臜手一层层掀开。查验完,他们不耐烦地摆摆手,示意我可以进去了。 


我紧张得浑身冒汗,是因为衣兜里还藏着条漏网之鱼,那是妈妈写给爸爸的小纸条。出家门我就偷偷打开看了:你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他们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要多想想孩子们,千万不要走绝路。 


我妈的担心绝不是空穴来风。那段时间,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除了殒命于棍棒皮带下的冤魂,还时常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几天前,隔壁单位又有人从大烟囱上跳下来,把自己摔成了自绝于党和人民臭狗屎。而我爸在第一次被游街后就曾说过:如果他们再这样羞辱我,我就在路边的电线杆上一头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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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句话成了扎在妈妈心头的一根刺。她就是想得到一句承诺,帮自己拔出这根刺。 


来之前,妈妈反复叮嘱我要长点儿心眼儿,千万别被人发现。抗战时期爸爸就当过地下工作者,没想到二十多年后,我竟用这种方式接了他老人家的班。 


小屋里光线幽暗,牛鬼蛇神们趴在桌子两边,正在写交代材料。 


承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爸爸全然没了往日的精气神:头发蓬乱胡子拉碴又黑又瘦,手腕上被捆绑的勒痕仍清晰可见。我鼻子一酸,泪水充满眼眶。可想想这不是抹眼泪的地方,又竭力忍了回去。 


一位叔叔看到我,问:这闺女上几年级了? 


爸爸愣怔了片刻,反问我:你上几年级了? 


那叔叔点着老爸的鼻子:你这爹当得真不合格,连孩子上几年级都不知道。爸爸露出一丝尴尬的苦笑。 


我委屈大了,心里说,就是,还爸爸呢!连我上几年级都搞不清!然后撅着嘴回答:四年级。 


我把衣服和食物递给爸爸,见那叔叔又低下头写东西,才敢把小纸条塞给他。 


爸爸快速扫了一眼,小声说:让你妈放心!我不会走绝路,还等着还我清白呢! 


拿到了这颗定心丸,我总算是不虚此行。 


回家的路上,我脑子里翻江倒海,拼缀的全是爸爸的零星往事。我妈在纸条中认定爸爸是好人,我也觉得他绝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一定是被冤枉的。之所以如此分不清敌我,站不稳立场,则是凭着孩子的直觉。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书本和电影里的坏人总是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可我爸不吸烟不喝酒,发了工资就进书店。他除了昏天黑地忙工作,回到家不是抱着本书,就是伏案写东西,从没带我们进过公园,逛过商店。他对孩子的管教,就是督促我们看书学习。父爱在他身上表现出的不是儿女情长,更多的是严厉。虽说我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却从不敢在他面前撒娇。 


记得三年级我初学写作文,打完草稿,顺手从桌上撕了张稿纸想誊写一遍,却被爸爸吵了一顿:这稿纸是我给单位写材料用的,公家的东西你不能用 


我朝他翻了个大大的白眼,心想,真是个抠三儿,用公家一张纸都大惊小怪!现在想想,这么严于律己公私分明的好同志,咋会是坏人! 


再说了,爸爸从北京开会回来,自然要传达上级领导的讲话。他也不知道中宣部的头头反党反毛主席,因为这就说他是黑帮,还挨斗挨打,我想不通!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更是一个孩子眼中的大难题。自抄家后,这难题就一直像团麻缠着我,剪不断,理还乱。 


一边是血脉相连难以割舍的父亲,另一边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该如何选择?我相信爸爸是好人,却绝对不敢质疑光芒万丈的红太阳。 


文革让我在懵懂中提前闯入了成人世界,却看不懂这个人人自危,个个发疯的世界的游戏规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头被蒙上眼睛,拉着石磨的驴,咋也转不出这个怪圈。 


3.逍遥吧


摧枯拉朽带来了暂时的权力真空。在打倒校长批斗老师后,学校也陷入一片混乱。父母被批斗监管自顾不暇,我们这群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小破孩,既不能像红卫兵呼啸街头破四旧,也不能当保皇派誓死捍卫某某某,就这样成了没人管教的弃儿,被抛在社会上自生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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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挥舞巨手,大串联的红卫兵们穿梭在祖国大地。红宝书发到人手一册,大喇叭里每天吆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走出家门,满眼都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传单撒得像秋风呼啸时的落叶。每天置身于这种环境,谁又能真正逍遥于运动之外呢! 


再说了,自懂事起,我们接受的就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教育。所以虽然穿着破衣烂衫,虽然时常饿着肚子,我们依然关注着三分之二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世界人民,惦记着 港澳台同胞。替伟大祖国,甚至替联合国操着稚嫩的中国心。 


家属院的小伙伴们疯传,蒋介石的臭老婆宋美龄每天都用牛奶洗澡,洗完再让国民党兵喝下去。听到这消息,大家不由得想起澡堂里那一池泥汤子,先是恶心得想吐,后又气得要死。纷纷表示: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都要报名参军去解放台湾。 


无知者总是大无畏。那时我们虔诚地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再说了,我们从小就爱看打仗电影,所以打仗在孩子们眼里从来都不是啥难事,从记事起就演习过无数遍:在幼儿园是占领滑梯,上小学是攻下公园的小土坡。哪回不是把敌人揍得屁滚尿流,红军则一路高歌。最后在树枝上升起象征胜利的小红旗--不知哪位同学的红领巾。 


可真要解放台湾还是得谋划一下,一帮孩子对着地球仪开始七嘴八舌:有说先让海军登陆,还有说先派飞机轰炸,个个都像参谋长联席会议上运筹帷幄的大将军。待各村都献上了自己的高招后,才发现自己的红领巾还没戴旧,个子也还没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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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不知谁又从传单上看到,红卫兵在国内荡涤了一切害人虫后,下一步就准备去踏平白宫,光复红场。眼看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小伙伴们更是激动得血脉贲张!这辈子没赶上打鬼子打国民党,遗憾着呢!所以这场大战谁都不想缺席。我们恨不能明天就奔赴前线,只要能把美帝苏修从地球上抹去,不惜割舍自己的生命。 


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群众组织也开始四分五裂,山头林立。著名的二七纪念塔成了各派论战的圣坛。名目繁多的战斗队,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辩论每天都在进行中。 


看热闹不嫌事大是孩子的天性。反正无所事事,每天像个没头苍蝇似地游荡,院里一帮孩子就时常结伴去看辩论。 


辩手们都是狂热的革命理论家,个个引经据典,说到亢奋处,脸上的青春痘高高隆起。最高指示就像尚方宝剑,伴着唾沫星子横扫异端,所向披靡。 


我们这帮十岁出头的生瓜蛋子,在学校不过刚认识了个天圆地方,有啥辨别能力呀。听完二七公社的发言,立马拍着小手为他们欢呼;等对立面河造总一反驳,又觉得他们说得也在理。就像墙头的小草,被八面来凤吹得晕头转向。直到肚子饿得提抗议了,才想起往家走。 


路上,一个小伙伴问我:听了半天,你到底支持哪一派? 


我无言以对。只觉得脑子里像有一个骑兵连在纵横驰骋,把那些大理论、新名词搅成了一盆浆糊。好半天才想起花园路通南北,黄河路贯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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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我想给姐姐描述,却凑不出自己的版本。想想那些参加辩论的人比我也大不了几岁,却都被革命理论武装到了牙齿。除了最高指示,他们还不时甩出我从未听过的马恩列斯语录,四个字四个字的成语更像机枪子弹,突突突地往外冒。人家咋都懂那么多呀! 


看来还是自己肚子里缺墨水。反正也游荡累了,我决定消停一阵儿,到书架上找几本书看看。 


4.扒书架


扒书架的习惯始于一年级下学期。那时刚学完查字典,就想找本书练练。第一眼看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书名我都读不顺溜,更不知道联共这块是花还是蓝,就没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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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边是一本崭新的《红岩》,我顺手翻开,对着字典边查边看。查得不耐烦就连猜带蒙读半边。七岁的小脑瓜毕竟是白纸一张,查过的字很快就记住了,看书速度也越来越快,没多久就磕磕绊绊读完了。 


初次尝试让我上了瘾。《红日》《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旗飘飘》《把一切献给党》《革命烈士诗抄》……一路读下来,底色基本是革命文学。 


书架上也有外国书,苏联的最多。我只看了最有名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里亚的道路》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要是因为老毛子的人名太长,卓娅舒拉的念着还行,保尔·柯察金也凑乎,可那些一长串的斯基、维奇,哪有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好记呀,所以没看几页我就放弃了。 


从小在书架上瞎翻,爸妈从不干涉,许是信奉开卷有益吧。可四年级刚开学,我在爸爸床头发现了一本书,正看在兴头上,却被老妈一把夺走,还挨了顿吵:这是内部书,组织规定只有你爸能看,连我都不能看。小孩儿家瞎翻啥 


我刚被书里写的斯大林和贝利亚吓出了一身鸡皮疙瘩,又被吵得懵了头:书籍还分内部外部?看本书还要组织批准? 


没几天,我又在桌上看到了一张叫《参考消息》的报纸,每篇文章前都缀着些奇怪的名字:美联社、路透社、安莎社、共同社,内容也比《中国少年报》新奇有趣。被我妈看到后又是老话重提:组织上有规定,这种报小孩儿不能看。 


那时我刚过了十岁生日,加入的唯一组织是少先队,但已感受到组织的如影相随无处不在。三年级以后,谁要是还没入队,就意味着你不是好学生,要被全班同学孤立唾弃。可我从没想到组织规定会渗透到家里。再说我正看得津津有味,心里顿时生出对组织和这狗屁规定十二分的不满,就梗着脖子和她顶嘴:报纸印出来不就是让人看的吗?再说这是在家,谁看不看组织又不知道。 


我妈虽然不在组织,却把组织规定奉若神明: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即使没人监督,也要不折不扣地执行。 


对抗组织的后果没几天就显现出来,这些内部书报很快就不知所踪,估计被坚壁清野了。 


随意翻书的好日子在抄家后戛然而止。家里的大毒草都被装进麻袋拉到了废品站。书架被过滤得只剩下马列毛选站前排,鲁迅浩然跟上来 


眼目下,精装的马恩列斯全集摆在最显眼处。我虽然也想用马列主义武装自己,可看着那些大部头,四年级小学生心虚地咽了口吐沫。 


《共产党宣言》是单行本,最薄,我打算先看它。谁知翻开书,字倒认得八九不离十,可一联成句子就云遮雾罩。还是先学毛选吧。 


老三篇早就背熟到融化在血液中。我先找出本《矛盾论》。打开就被内因外因、主观客观搅得五迷三道。这名词概念太大太多,和小学生的年龄实在不相称,我再没信心往下看了。 


旁边有一本毛主席诗词,大喇叭里整天吆喝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我都熟悉,没费劲儿两天就背完了。晚上就开始活学活用,和姐姐一起玩诗词接龙。直到困的枕着北国风光进入梦乡。 


鲁迅先生的书造反派不敢糟蹋。翻开《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立马被里面写的菜畦、蝉鸣、蟋蟀和蜈蚣吸引住了。这一切都太熟悉了,家属院墙外的庄稼地里常能见到。接下来看《祝福》,还为祥林嫂在万恶的旧社会的悲惨遭遇哭了一鼻子。待读到《孔乙己》里老夫子排出的几粒茴香豆,多乎哉,不多也,才又破涕为笑。 


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白求恩,是那年头知名度最高的白大褂。小说《白求恩大夫》也成了抄家后的遗珠。自从学了老三篇,白大夫在我心里就是神一样的存在。看了这本书,他开始变得有血有肉接上了地气:既可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地治病救人,也会像普通老百姓那样和媳妇吵架、离婚。 


还有一本书也吸引了我,叫《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书里写苏联青年找对象的条件是:要住房、要汽车、不要老一辈的人,真让我惊掉了下巴。没想到苏修那么有钱,年轻人那么财迷心窍,结个婚竟然要房要车。在中国,房子和汽车都是公家的,哪能让你结婚当彩礼呀! 


而且他们真是到了不可救药,还说啥不要老一辈的人!哪有没结婚就咒人家父母上西天的,良心真是让狗吃了。想想还是咱中国青年觉悟高,娶媳妇又省钱。我妈厂里的漂亮姑娘找对象,只要求对方出身好、是党员,捧着四卷红宝书就把自己给嫁了。 


看完这本书,我又迷上了一本《毛主席的革命实践活动》。里面有篇叫《体育之研究》的文章,据说是毛主席在长沙上学时写的,从未发表过。文中提到: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虽然这半文半白的话看得我迷迷糊糊,但觉得是在讲锻炼身体的重要性。 


我从小就不爱运动,但凡学校举行运动会,总是安生坐在观众席。看毛主席年轻时就那么重视体育,我也想攒劲儿开始锻炼身体。正在这时,高音喇叭也传来了特大喜讯:毛主席先是喝了长沙水,又去吃了武昌鱼,接着就去万里长江横渡了。 


啊呀!没想到他老人家七十多岁了,身体还那么扎实,选啥接班人呀!永远健康咋也活不过万寿无疆啊!看着大街上敲锣打鼓欢呼雀跃的人群,我脑子里突然闪过这大逆不道的念头。但只敢说给肚子里的蛔虫听听,没敢告诉任何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更何况是领袖率先垂范。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全国人民纷纷跳进家乡的大河小沟扑腾,都想在闲庭信步中体验一把极目楚天舒。 


我的家乡离着长江虽远,却有母亲河在几十里外招手,就是水里沙子有点多。好在城郊还有个尖岗水库。 


星期天,坐着我妈厂里的大卡车来到了水库。在两个好友的帮助下,我这旱鸭子平生第一次把脸埋进水里。身体刚飘起来,顿觉脚下没了根基。一霎间,童话故事里的龙王夜叉虾兵蟹将纷纷出笼,一个个都在往下拽我。慌得我手脚并用拼命挣扎,好不容易逃离了魑魅魍魉的围追堵截,才发现水还没淹过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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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回下水就出尽了洋相,但我人还在,心不死,又和闺蜜结伴去了游泳池。几次三番,人家都如鱼得水了,我除了灌一肚子腌臜水,连个狗刨也没学会。 


没能到中流击水并没挫败我的坚定信念。我在这本书里还看到,《新民学会》的前辈们,除了在橘子洲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还专捡狂风暴雨天冲到岳麓山上锻炼自己。我也不能只当口头革命派!家乡虽然没有爱晚亭,可不缺狂风暴雨呀。 


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我和闺蜜商量,也要像前辈那样去经风雨,见世面。不顾天上响着炸雷,我俩毅然冲出家门扑向大自然。没走多远就被淋成了落汤鸡。回家后一连吸溜了几天清水鼻涕,还是喝了碗姜汤才反醒过来。本来我俩还打算学毛泽东和萧子升,步行到邙山头黄河边做社会调查呢。一看小身板这么不经折腾,才断了身无分文,走遍天下的念想。 


自打上学认了几个字,我就对书上说的一切都深信不疑。可这本书却让我头回产生了困惑:毛主席在延安窑洞和斯诺的谈话中,提到《新民学会》有一条宗旨叫不谈女人。但另一篇回忆杨开慧的文章却说,毛主席和杨开慧,蔡和森和向警予,都是在《新民学会》里相知相爱,后来才结为革命伴侣的。 


初读我还不敢相信,又反复看了几遍,终于证实了印在白纸上的黑字也会前后矛盾。我为自己的伟大发现激动不已。 


这本书还写到了毛主席和杨开慧的爱情,特别是杨开慧对主席的忠贞不渝。她被捕后宁可牺牲生命,也不和毛泽东断绝关系。这让我想起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里也曾读到,马克思和燕妮十八岁就爱得死去活来。 


十多岁的小丫头片子真不懂啥是爱情,但看到书里把它写得那么浪漫又美好,懵懂中竟生发出一丝向往。而且让我觉得,爱情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属享受,也不像大字报里说得那样颜色发黄污秽不堪。要不然,咋会连伟大导师和英明领袖都深陷其中,无法抵御呢! 


我姐有时还会借来些少皮没毛的破书,记得有段时间我们姊妹看了《金陵春梦》和《侍卫官杂记》,开口闭口都用老蒋的口头禅娘希匹彼此戏谑。反正那时听惯了打翻在地砸烂狗头,没谁会觉得爆粗口斯文扫地。 


这些书还极大地影响了我家的安定团结:因为后面还有人排队催促,时间紧,任务重,所以我们仨都抢着看书,谁也不想干买菜做饭洒扫庭除的琐碎事。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最后,大家不得不达成妥协:每天轮流买菜做饭,并负责处理所有杂事。现在想想,我们那时就尝到了承包责任制的好处呢! 


5.疯跑吧


除了啃不动的大部头和看不懂的高深理论,书架上劫后余生的留存很快被我扫荡完了。虽然学校开始复课,但实际上演的还是学毛选、批斗会、野营拉练等各种闹革命的戏码。混一天回到家,依然是无事加无聊。好在小伙伴们总能在遍地疯魔中找到新的兴奋点。 


不知哪个调皮鬼在一家修表铺探了下头,发现里面坐了个美女。一传十,十传百,男孩们绿头苍蝇似的往哪儿跑,招惹得我们一帮黄毛丫头也跟着打哄哄。等大家兴致勃勃到了修表铺,在门口缩头缩脑瞄了半天,只看到几位秃顶大爷端坐在操作台前,眯缝着一只眼,另一只眼上夹着个诡异的放大镜。 


真败兴!回到家才听说,美女被蜂拥而至的一众人等吓坏了,单位也被骚扰的不胜其烦,索性不让她来上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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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年级的大孩子比我们更能折腾。他们会骑着自行车到花园口看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到飞机场看战机呼啸冲天;最刺激的是追着囚车到沙土岗看枪毙人。 


运动的深入使得阶级敌人的队伍不断壮大,仿佛一夜间就冒出了无数杀人越货的歹徒。大街上经常贴着布告,犯人的名字上打着大大的黒叉。体育场里三天两头召开公审大会,会后,就有大卡车载着罪犯游街示众,奔赴刑场。 


敢去看行刑的孩子不光好奇心重,还要有胆量。他们传回来的现场实况,不知经过多少张牛皮大嘴演绎,变得真假难辨又骇人听闻:犯人的天灵盖被子弹掀开,住在附近的老乡们一拥而上,用小茶缸去挖热乎乎的脑浆,给有羊角风的孩子治病。听得我毛骨悚然,但又压抑不住好奇。 


远行的诱惑太大了,特别是看枪毙人!可这些地方都不通公交,离家又远,于是,我下定决心要学骑车! 


家里的自行车是二八加重的,即使把座位落到最低,我骑上也够不着脚蹬。只好和闺蜜玉英搭了个互助组,彼此帮扶着学套腿。不知摔了多少跟头,每天用龙胆紫和红汞把身上涂得万紫千红。终于能上路了,俺这俩小馋猫却只顾着唠嘴:要么拿着点心票去买小金枣桃酥,要不就到水果店买甜瓜。远行的初心早被抛到了爪哇国。 


6.填肚皮


三年自然灾害时,我还是幼儿园的小不点儿。印象最深的是阿姨们爬到树上采杨树叶,小朋友捡起来用花兜兜送到厨房。树叶被裹进包子,又苦又涩,谁都不愿吃,可不吃就只能饿肚子。我弟弟更小,连树叶包子也无从享用。只会对着姥姥喊姥姥,我可饿。姥姥就把煮熟的胡萝卜掰一节给他。 


除了饿,我还最馋甜食。记得在幼儿园吃饭时,老师给得肝炎的小朋友碗里加了一勺红糖,一桌孩子都眼巴巴地流露出渴望。那一刻,我想所有孩子都和我一样,祈盼自己也得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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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里的孩子还一起讨论过是打虫的宝塔糖好吃,还是止咳糖浆好喝。我的一位好友断然否定了这两样,说前几天她刚偷吃了老爸的山楂丸,又酸又甜,太好吃了!听得大家先是学着《小布头奇遇记》中的鼠老大,吱呀吱呀吱呀呀地叫唤了半天,然后都说,回家就让爸妈去厂医务室开山楂丸,一定要尝尝这又酸又甜的滋味。 


大姐上的是寄宿制小学。周末学校发了个小馒头,她不舍得吃,拿回家先递给妈妈,我妈看一眼又递给姥姥。姥姥虽然已饿得浮肿,还是转手就给了弟弟。 


不挨饿的有,但绝对是极少数。我姐小学曾和某省级领导的孩子坐同桌。有一天那孩子不舒服,她和几位同学帮忙送回家,得以进入神秘的省委南院儿。回来后,她先是感慨大领导两家住一座小楼,还有一间房子专门放乒乓球台。哪像咱姐妹仨挤一个床,晚上一不小心就得啃臭脚。随后又大惊小怪地说:领导家养的小鸟,吃的都是点心末。听得我直咽哈喇子 


我们院住的多是普通工人或干部,双职工不多,家庭妇女不少。每月工资发下来,买完粮本上的定量就所剩无几。若不精打细算,到不了月底就恨不能吃风屙沫 


文革开始,家属院的小伙伴都正处在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年纪。虽然造反派油炸火烧了许多阶级敌人,可这些同类并不能拿来充饥。肚子饿的时候,我们嘴里唱着天大地大爹亲娘亲,心里想着填饱肚子事最大,白馒头最亲。 


贫穷饥饿四个字虽然没写在脑门上,却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你。有关吃的悲剧更是每天都在身边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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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女孩儿多,饭量小,每月的定量还勉强够吃。可邻居C大大家两个半大小子都正长身体,吃得多。几乎每到饭时,都会听到这哥俩鬼哭狼嚎地打架:不是因为谁掰的花卷窝头块大了,就是盛稀饭时把米都捞走了。后来他家因为实在太困难,只好把最小的女儿送给了远在新疆的亲戚。 


没几天,C大大就开始想孩子。后来发展到见到院里的女孩儿就以泪洗面。看她变得祥林嫂般癫狂,家人害怕了,只好把送出的孩子又要了回来。 


我家养的鸡病死了,刚扔进垃圾箱,就被住在后排的大娘捡走了。我告诉她这只鸡是病死的,不能吃。她却满不在乎地说:病死的怕啥,把内脏掏出来就行了。那么好的鸡肉,可不敢糟蹋了。 


夏天吃完西瓜去倒瓜皮,又碰到这位大娘,被她一顿教训:好好的瓜皮为啥扔了?把绿皮削掉,晚上留着拌凉菜,要不找根绳子串起来晒成干,还可以腌咸菜。 


好在我们院和广阔天地毗邻,穿过我妈厂里的一扇小门,就是生产队的农田。大自然赋予这片土地无穷的魅力,也不断为我们带来惊喜和馈赠:春天摘柳絮、挖荠菜;夏天捡麦穗;秋天捋槐花、溜红薯。放学后和寒暑假,我们时常变着法在庄稼地里为自己找吃的。 


省会的法桐已成气候。每到夏天,大树下都埋着童年的乐趣。太阳落山就是幸福来敲门:当爬叉(蝉的幼虫)开始出洞,我们就用手电筒当探照灯,把它们捉拿归案。 


赶上下雨更是大丰收的时节,遭受灭顶之灾的小爬虫会迫不及待地往外钻。所以我们不等雨停就冲出家门,运气好的,一晚上就能抓满一茶缸。回到家洗净撒盐炒熟,就是一盘既不要肉票又不花银子的荤菜 


我们还时常去小水沟里捞小鱼小虾泥鳅青蛙,用自制的弹弓打鸟。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下爬的,还是水里游的,只要能解馋,一样都不会放过。物质匮乏的年代,看到荤腥,我们个个两眼放光,吃得动物般生猛,活似刚下山的土匪。 


我们院住平房,几乎家家户户都养鸡。所以除了想方设法改善自己的生活,我们还时常到庄稼地里逮蚂蚱、恋蜻蜓、抓蟋蟀、挖蚯蚓,捅马蜂窝,给家里的小鸡找活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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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田野里的收获,再到厨房里忙活。为了把30%杂粮做出花样,我们学会了把红薯面压成饸烙,用蒜汁拌着吃;在粗粮里放上芝麻酱和盐蒸成花卷;把白面裹上高粱面烙成饼。邻居家来了个西北亲戚,一时间,各家饭桌上都添了一种叫猫耳朵的美食。一个湖南小姑娘来过暑假,又教我们学会做虎皮青椒,小小年纪就被练成了多面手。 


7.学女红


文革伊始,居委会根红苗正的大妈仿佛迎来了第二春。她们每天走街串巷,扯着烟酒嗓到处发勒令:让地主资本家的大老婆小老婆统统滚回原籍。 


我姥姥这个地主婆也难逃厄运。 


当大妈们为驱逐了害人虫弹冠相庆时,我家却陷入了没人拆棉缝单的窘迫。我妈在车间被监督劳动,晚上还要参加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根本没时间打理杂事。我们三姊妹先后进入青春期,个子开始抽条。过去的衣服小的小,破的破,现实逼得我们不得不拿起针线,自己动手学着做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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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没有尼龙袜子,我们脚上的线袜子穿不了几天就被捣烂了。姥姥一双手咋也忙不过孩子们活蹦乱跳的四双脚,无奈中就让三个女孩儿自己学着衲袜底。姐姐们都衲得像走队列的解放军战士,整齐划一;只有我衲得如同洒在烧饼上的芝麻,满天星般凌乱。所以她老人家认定我最笨。 


事实证明,我姥姥真是火眼金睛。自从赶鸭子上架学针线活,我就事故不断:缝扣子扎破了手指,做棉被却缝到了床单上,学做鞋把左脚鞋面上到了右脚上。姐姐织了一半的毛衣,我一上手,要么线拉得太紧,要么不小心脱了针前功尽弃。 


幸亏我有两个姐。听人说有个姐,好好些,我的幸福更是加倍呢!况且她们个个手巧,大姐刻的剪纸,一直是院里女孩儿争相复制的模板;她给家里缝纫机做的套,比商场里买的还漂亮。二姐更是把老妈织毛衣右手针,左手线的独门绝技发扬光大。所以我这笨爪子也就心安理得坐享其成。 


那时候成衣少且贵,人们大多要买布做衣服。可每人每年仅有九尺布票,身高近一米七的孩子做条裤子都要用去七尺。记得我妈时常对着个子窜到比她还高的女儿们感叹:长那么高有啥用,除了多穿二尺布。所以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就是我家的常态。 


记得四年级时,妈妈为我做了件灯芯绒外套。后来随着我不断长高,先是被我姐放开了下摆,后来又接长了两寸左右。于是这件有深浅不一三种颜色的衣服,就被我穿到了高中毕业。下乡前,我姐还把老妈五十年代的列宁装翻出来改造,让我从农场一直穿到了上大学。 


8.叹流年


从十岁半到十四岁,是最该像海绵一样吸吮知识的年龄,我却有多半时间都在大革命中颠狂,在乡间田野里疯跑,在五行八作中耗费青春。就这样半疯半傻地走过了少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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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那些悲欣交集的过往都已成烟云。我这被荒唐时日锻造出来的半成品,也到了沉思往事立残阳的年纪。按说本该春游歌咏,安享退休时光。之所以还在键盘上敲打忆旧,不只是为了宣泄情感慰藉孤独,而是想借助文字这个承载历史的诺亚方舟,留下属于个人的微末记录。借此告诫孩子们,再也不要重蹈覆辙。 



转自《老知青家园》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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