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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30年代至1940年代, 桂林师范学校, 国立艺术专科学校, 画家, 抗战, 浙江大学

丰子恺,在逃难路上艺术地生活


--作者:蒋应红



丰子恺先生怎么也没有想到,19371115日晚上,他和长女陈宝及染坊店店员章桂三人,像做贼一样趁天黑来缘缘堂取物,竟然与心爱的缘缘堂成了永别。仓皇之际,连仔细再看它一眼的机会都没有了。


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丰子恺先生被迫率领亲族老幼十多人,踏上了云水江湖、浪迹天涯的逃亡之路。


就在石门湾被日寇轰炸的七天前,丰子恺先生在这座落成仅五年多时间的新居内度过了自己40岁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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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年轻时照片


虽然当时上海南市已成火海,战火同时蔓延到杭州,嘉兴也被炸得不成样子,但是,世代生活在这个富足之乡、诗意之地的人们,在情感上是不相信石门湾会惨遭毒手的。


操着吴侬软语的乡民还天真地说:真的!炸弹很贵。石门湾请他来炸,他也不肯来的。”“杭州每年香火无量,西湖底全是香灰!这佛地是绝不会遭殃的。只要杭州无事,我们这里就安。


116日下午,丰子恺先生正伏案阅读蒋坚忍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准备根据该书创作《漫画日本侵华史》。谁成想,日机突然袭来,炸弹伴着机枪的爆响,如魔鬼狰狞的笑声,村镇上顿时乌烟瘴气、鸡飞狗跳,慌乱的乡民在一片火海中惊恐地四散奔逃,凄惨的呼喊声和熊熊火光让宁静的石门湾刹时变成了人间地狱。


就在日机投下第一颗炸弹的时候,丰子恺先生本能地将一家老小聚拢在屋子里,墙壁摆动,桌椅跳跃,热水瓶、水烟袋翻落在地,玻璃窗齐声大叫。我们这一群人集紧一步,挤成一堆,默然不语……”


两个小时后,敌机飞走了,丰子恺先生和一家人惊悸惶恐、灰头土面地从桌子底下爬出来,庆幸的是,此时上学的次子元草和幼女一吟有惊无险、平安归来。然而,大街上却尸首横陈、一片狼藉、惨不忍睹。


这天傍晚,丰子恺先生一家只好在凄风苦雨中搭乘着妹夫的船,辞别了缘缘堂,迁居在三四里之外的南沈浜。当时大家都认为是暂时避难,将来总有一天会回来的。谁知期间只有四人再来取物一二次,其余的人都在这潇潇暮雨之中与缘缘堂诀别,开始了流离的生活。


缘缘堂在丰子恺先生的生命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一个栖居之地,也是其精神寄托之所。


这个居所的名字与弘一法师有关。那时丰子恺先生住在其创办的立达学园附近的永义里,弘一法师途径上海,丰子恺先生为自己的寓所命名,征求法师的意见,法师让他在许多小纸片上写下他喜欢的字,然后揉成小团,漫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抓阄,丰子恺先生抓了两次,都是,所以将自己的寓所起名缘缘堂


后来,在石门湾的百年老屋--恒德堂的基础上修建了新寓所,也就将这个名字移用在了这处新居。


这处居所完全是按照丰子恺先生自己的审美心性修建的,坚固坦白、单纯明快,和其所处的人文环境相契相合,全体正直,高大、轩敞、明爽,具有深沉朴素之美。


屋内,书香盈室,屋外,花木葱茏。闲居的日子里,丰子恺先生在这里或怡情悦性于诗、书、画、乐中,或在芭蕉、樱桃、葡萄树下领略稚子的童趣,我不是骚人,但确信环境支配文化。我认为这样正大光明的环境,适合我的胸怀,可以涵养孩子们的好真,乐善,爱美的天性。我只费了六千金的建筑费,但倘秦始皇要拿阿房宫来同我交换,石季伦愿把金谷园来和我对调,我绝不同意。


可见,缘缘堂在丰子恺先生心目中的地位,这也从丰子恺先生将自己的散文集命名为《缘缘堂随笔》可见一斑,哪怕缘缘堂最终毁于战火,他也将之后的散文随笔以《缘缘堂再笔》《缘缘堂新笔》《缘缘堂续笔》结集出版,以示纪念。


缘缘堂,方寸之地,已经超越了物质意义的存在,成为丰子恺先生的精神殿堂,是他浓缩的故乡。近乡情更怯,离乡思更浓,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逃亡的路上,我们时时都能感受到丰子恺先生梦魂中牵绕着缘缘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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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缘堂,丰子恺故居


战火紧逼,各种悲惨恐怖的消息源源不断地传来,故乡已非久留之地,所有的美好都变成了泡影,丰子恺先生决定避难内地。离开妹夫家时,恰好收到了马一浮先生的来信。


马一浮是浙江绍兴人,公认的现代思想家、诗人、书法家,也是引进《资本论》的中华第一人,与梁漱溟、熊十力合称为新儒家三圣,在古代哲学、文学、佛学、碑帖等方面造诣精深。丰子恺先生在浙江第一师范读书时,其图画音乐老师弘一法师经常带他去马府拜谒。


在这兵荒马乱、人心惶惶、前路茫茫的危难时刻,作为一个后学,丰子恺先生居然收到了久负盛名的文化名流马一浮先生的信,信中除了嘘寒问暖的关切外,还附了马一浮先生创作的那首著名的诗作--《将避兵桐庐,留别杭州诸友》。


这封信和这首诗如黑暗中的一束光,让丰子恺备受鼓舞,在《辞缘缘堂》一文中,他说:这信和诗,有一种伟大的力,把我的心渐渐地从故乡拉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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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知丰子恺最早的书籍设计作品《海的渴慕者》(俍工 民智书局 19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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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书籍设计作品《我们的七月》(俞平伯 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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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书籍设计作品《我们的六月》(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5年)


在《桐庐负暄》中,作者又用感念的口吻说:这封信和这首诗带来了一股芬芳之气,散布在将死的石门湾市空,把硫磺气、炸药气、厉气、杀气都消解了。数月来不得呼吸精神的空气而窒息待毙的我,至此方得抽一口大气。于是,丰子恺先生打算带领家人先投奔马先生处。


过新市、往栖塘、至杭州六和塔,一路星夜兼程。四天后,丰子恺先生一家平安到达桐庐,这一路上,到处可以看到开往前线的兵船,愁容满面的逃难人,死气沉沉的村庄……,在这种情势下,丰子恺先生要带领着十几人的家眷和亲友择路而逃,艰难可想而知,更遑论这个大家庭中还上有70高龄的岳母,下有几岁的孩童。


然而,我们看到,自逃亡之日起,在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漫长漂泊中,丰子恺先生始终如一个老母鸡,撑开着瘦弱的双臂,在风雨飘摇的岁月中,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每个人的生命。


炮声隆隆,战火紧逼,桐庐也只能暂留,不可久居。但是,因为拜见了马一浮先生并且聆听先生教诲,桐庐却成了这个惊慌失措的逃难艺术家的精神加油站。


马先生的博学多才、高见宏论以及镇定坦然,让丰子恺先生暂忘了逃亡之窘迫,再加上众友朋的慷慨热情以及山野乡民的淳朴敦厚,熨平了他连日来眉宇间的愁容和心理上的褶皱,以至于为了避免鞍马劳顿、身体不支,丰子恺也愿意将70岁高龄的岳母托付给仅有一面之缘的乡村美术老师黄宾虹。(后来因为感觉不妥,在半路又将岳母接回)他回忆说:这里有一股强大的力,一切战争、炮火、颠沛、流离等事当着了它都辟易。


离开桐庐,丰子恺一行,在难关重重中继续跋山涉水,逶迤西行,途经兰溪,衢州、常山、上饶、南昌、新喻、萍乡、湘潭、长沙、汉口、宜山、都匀、重庆,辗转南北,东奔西走,遍尝了平生未曾遭遇的坎坷、屈辱、恐怖、饥饿、苦寒、心酸……,重温仓皇辞家的旧梦,回想颠沛流离的历程,丰子恺先生不无自慰地说:杜衡芳芷所生,无非吾土;青天白日之下。到处为乡。乡关何处?在这句看似豪壮和洒脱之语背后,谁又能体会到一个亡命天涯之人无奈的悲凉和无助的彷徨呢?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文天祥的这句诗是抗日战争中流亡知识分子的生动写照。在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遗留下的日记书信以及回忆性文章中,当写到这段经历时,大都用撤退,而丰子恺先生却用逃亡。因为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依托学校、科研团体等有组织的统一南迁,相比之下,丰子恺的逃亡,就多了些千里走单骑的悲壮意味。



1938年初,丰子恺先生一家逶迤抵达江西萍乡,在这里恰巧遇到了自己的学生萧而化和吴裕珍夫妇。二位学生的盛情挽留,丰子恺先生一家便暂住于萍乡乡下暇鸭塘萧氏宗祠。


29日这一天,裘梦痕从上海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道:一月初上海新闻报载石门湾缘缘堂已全部焚毁……”虽说逃亡之苦让丰子恺先生暂忘于思乡之情,然而当缘缘堂被焚毁的消息确凿地呈现在他眼前时,无疑将他的最后一点精神寄托齐腰斩断、连根拔起了。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在国家危难时刻,自己的一点私心、私情、私物又能算得了什么呢?在《还我缘缘堂》一文中,丰子恺先生如是说:我离家后一日在途中闻知石门湾失守,早把缘缘堂置之度外,随后听到这地方四得四失,便想象它已成一片焦土,正怀念着许多亲戚朋友的存亡更无暇去怜惜自己的房屋了。况且,沿途看报某处阵亡数千人,某处被敌虐杀数百人,像我们全家逃出战区,比较起他们来已是万幸,身外之物又何足惜!我虽老弱,但只要不转乎沟壑,还可凭五寸不烂之笔来对抗暴敌,我的前途尚有希望,我绝不为房屋被焚而伤心,不但如此,房屋被焚了,在我反而轻快,此犹破釜沉舟,断绝后路,才能一心向前,勇猛精进。


在《辞缘缘堂》中,丰子恺表达了同样的想法:如今故园已成焦土,漂泊将及两年,……然而环境虽变,我的赤子之心并不失却;炮火虽烈,我的匹夫之志绝不被夺,它们因了环境的压迫,受了炮火的洗礼,反而更加坚强了。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是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荒寒、黑暗的抗战时期,逃亡大后方的文人士子并非无所作为,他们都结合自己的特长,在战火焚烧的大地上用才情、激情、胸怀、操守、担当为中国现代文学栽培出了娇艳的文学奇葩,这些作品主题鲜明、格调高亢、形式多样,足以彪炳史册,辉耀古今。


如巴金在这一时期写了《还魂草》、《寒夜》等,老舍创作了长篇小说《蜕》《四世同堂》,路翎写了《财主底女儿们》,曹禺改编了巴金的《家》,蒋梦麟创作了自传《西潮与新潮》,当时还是西南联大的学子的穆旦在由长沙向昆明南迁的过程中写出了《出发》、《原野上行走》等三千里步行系列诗篇,诸如此类,数不胜数。


文化抗战、文学抗战是这一特殊时期最独特、最亮丽、最炫目的风景线。正如岳南在《南渡北归》中说:国难当头,民族危机,(流亡的知识分子)从内心深处发出一种悲愤交织的情愫,这种情愫又迅速铸成哀兵必胜、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坚强信念,一种与国家民族同生死共患难的英雄主义气概,于这个群体中迅速蔓延、升腾、撞击开来。


战争同样激发出丰子恺先生最纯粹的反抗意识,作为百万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义无反顾地置身于这股洪流中,自觉用手中的笔控诉着家仇,呐喊着国恨。他以笔代枪,诗、文、画、论并举,先后在《宇宙风》《少年先锋》《新华日报》《文艺阵地》《战地》等刊物发表了大量漫画诗文,看这些作品,你会很难想到,这居然会是一个温文尔雅、谈佛论道、护生持戒的江南文人所为。至今欣赏这些诗文书画,我们依然能听到回荡在历史空谷中的赤子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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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漫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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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漫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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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漫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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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漫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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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漫画(5)


在《抗战漫画》全国美术界动员特辑上,丰子恺发表了《漫画是笔杆抗战的先锋》,认为漫画助力抗战有两个优势:第一,看漫画一望而知,不花时间。第二,漫画是一种世界语,任何国人都看得懂。


于是,他号召全国漫画家一起冲锋。同时,还身体力行创作了《归来报明主,恢复旧神州》《巨宅震国图,讴歌致太平》《百万传单乃百万重磅炸弹之种子》《敌马被俘虏》《豺虎入中原》等系列漫画,这些作品内容丰富、旗帜鲜明、色彩明快、通俗易懂,为全民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起到了积极有效的宣传作用。


流亡汉口时,为了便于宣传抗战,丰子恺先生甘愿脱下长袍,换成中山装,通过易服来显示自己的抗战决心。桂林被炸,为了响应学校的号召,丰子恺先生和王星贤共同组织桂林师范学校的学生创作抗战题材的漫画作品,然后精挑细选、加工润色,最后石印画作,带领学生分赴乡下,四处揭贴,为宣传保卫广西鼓和呼。


1938327日,应时局所需,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总商会礼堂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有:周恩来、冯玉祥、郭沫若、郁达夫、老舍、丰子恺、穆木天、钟天心、胡风、王平陵、张恨水等。在这次会议上,丰子恺先生被推举为会刊《抗战文艺》的33位编委之一,并欣然为该刊封面题字。


据范用先生回忆,当时他才15岁,丰子恺先生在居所写好字后,是他亲自取回的。《抗战文艺》的创刊,为文人的文化抗战又开辟了一块根据地,丰子恺先生在上面发表了《寄语我儿郎》《空军杀敌归》等漫画以及歌词《幼女之愿》(萧而化谱曲)、散文《佛无灵》等作品。


偌大的中国,早已没有一张安静的书桌,丰子恺先生身处后方,心里却时时关注着时局,当他听到中国空军东征的消息后,为中国军队仁义抗战表现出的大国风范大加赞赏。


事情是这样的,1938519日,中国神鹰精锐飞机一队在徐焕升队长的带领下,于日本的熊本、久留米、福冈等地发散警告传单,而没有投炸弹。


这种出师有名,先礼后兵的行为,是中国古代战争中交战双方遵守契约的现代延续,丰子恺先生说:中国空军此次东征,态度极其堂皇,使命及其神圣。足为世间文明大国的表式,足为世间野蛮侵略者的警戒。接着,他用孔孟之道论证了这个义举的意义,并且认为中国空军的人格是至高无上的。最后,他在文后附了一首诗:


投我以炸弹,

报之以传单。

匪报也,

永以为教也。


《神鹰东征琐话》就是一篇现代版的《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他和杜甫一样,将个人的哀乐与国家的兴亡相结合,在情感的脉搏上同频共振,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内潜于家国情怀中的纯粹、良善和伟大。


在《读爱国女子诗选》《杀身成仁》《生道杀民》《劳者自歌》等文章中,丰子恺先生对战争的看法一以贯之,这些作品中弥漫着佛教的慈悲精神和儒家的仁爱思想,纵然战争不仁不义、暴虐残忍,也要保持道义之邦的仪态和格调。


然而,此时的中国千疮百孔,像一艘四处漏水的大船,停留在海岸线上喘息。日军在大炮、飞机、坦克的掩护下,疯狂撕裂着中国军民保家卫国的一道道防线,见缝插针、无孔不入。


在《防空洞中见闻》、黔贵流亡日记之《宜山遇炸》《荒冢避警》《逃难板》等篇章中,丰子恺先生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录下了很多悲惨的场景,为日本侵华的滔天罪行留下了一份证词。


在无数次毫无防备的逃避空袭中,丰子恺惊慌、恐惧、愤怒,我身虽可避患,而心不胜其愤。彼以利器从天上杀来,我以肉体匍匐地上,万有一死之可能。有生以来,未曾屈辱至于此极也。


但是,他没有退缩,始终在教学工作和艺术创作中安步当车、从容不迫。在教学课堂上侃侃而谈,在诗文绘画中纵横捭阖,敌军围困千万重,我自岿然不动。丰子恺先生用另一种姿态,表达了着自己对这场非正义战争的嘲笑和鄙视。



哪怕在炮声隆隆,硝烟弥漫的战地,丰子恺先生也竭力为自己的文学绘画艺术保存了一份高贵和清纯。诗文书画可以慨然充当抗战的武器,也可以在烟熏火燎的世俗生活中润沐孤寂的精神世界。


在逃难之初,马一浮先生就致信丰子恺先生,勉励他越是在这种家国危难、身世飘零的逆境中,越应该用笔去抒写,愚意此后撰述,务望尽力发挥非战文学,为世界人道留一线生机。目睹战火之烈,身经离乱之苦,发为文字,必益加亲切,易感动人。


丰子恺先生秉承师诲,创作了散文名篇:《桂林初面》《未来的国民——新枚》《养鸭》《蜀道奇遇记》《看凤凰城》《为青年说弘一法师》、词作《高阳台》以及大量的护生漫画系列。这些非战文学、绘画作品,表现出丰子恺先生即使身处颠沛流离的逃亡之境,也保持着一代大师宠辱不惊、闲庭信步的从容与优雅。


在《客窗漫画》序言中,先生说:我的画都是逃难中的所见及所感,………虽然也与抗战有关,却不配称为战地漫画,这只是逃难中在荒村的草舍里、牛棚里画兴到时的漫笔而已。”“漫笔是艺术创作的理想状态,古今中外的艺术珍品大都是在的心境中诞生的。环境的荒寒与苦涩,难免为艺术创作渲染上一层悲剧色彩,而这一抹悲剧色彩,恰恰成全了艺术本身在历史册页中的厚重和宽阔。


丰子恺先生这一段时期创作的诗文书画,虽然也与抗战有关,但是没有让自己的创作落入单纯说教的窠臼,而维护了艺术创作表情达意、涵养身心的无功利功能。作为战士,他可以提刀上马,作为文人,也可以解甲归田,源自于艺术的身份双重性在丰子恺先生的身心上神奇般地融合了,他在艺术中超越了苦难,在苦难中升华了艺术,真正达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无住、无执之境。


虽然当时物价上涨、生活清贫、琐事缠身,但丰子恺先生始终保持着充沛、鲜活的艺术创作力和纯真、坦率的生活好奇心。例如,逃亡在常人来说是苦不堪言的,但是丰子恺先生却说:此次流离桂林,虽道途劳顿,但一路饱览名山大川,可谓因祸得福。


在任教桂林师范学校期间,丰子恺先生经常去一个叫两江圩的集镇买当地的一种叫圆子的特产,原因除了这种食物物美价廉、有家乡味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装这种食物的竹篮、竹匣、竹碗有自然之美,让人赏心悦目、爱不释手。


虽然新生的孩子新枚还住在请工人翻修的牛棚里,但丰子恺先生并未内疚自责、愁眉苦脸,他反而说倘他吃牛奶、住牛棚,将来力大如牛,可以冲散敌阵地,收复失地,至少能种田,救世间的饿人,既是其笨也如牛,并不要紧。


即或是贫陋如此,丰子恺先生也不改其志,居然有心境欣赏牛棚和灶间窗户上的木工花纹以及兼具形体和力学的木构文字:富贵长春,福禄善庆,并让孩子们抄录学习。他好奇于大门上小巧玲珑的暗闩装置,耐心琢磨,认真研究,最后还在日记中绘制了解剖图。


流亡的生活毕竟是艰难的,也是单调的,在194021日的日记中,丰子恺先生这样写道:来日胸怀不开,异常沉闷,今晨细思,发觉其原因,乃每天生活相同,全无变化之故。七时起,生炭炉,烧开水,洗脸,吃茶,写日记,抱新枚(丰子恺先生才出生几个月的小儿子)吃粥,写文,登坑,抱新枚至睡。午饭,抱新枚,写文,抱新枚,写文、晚酌,闲谈。八时就寝。


面对几同课程表一样的日子,丰子恺先生并没有俯首称臣,他似乎更懂得生活的趣味,时常在没有美的生活中制造着美:养鸭画画、踏春赏花、饮酒品茗,他在1939310日的日记中写到:今日在家喝酒二顿,皆酩酊。南国早春,正月中草木均已萌动。酒后小步门外,暖风吹面,身心畅适,浑如逍遥于六桥三竺之间。


43日的日记中写到:天晴,随诸儿至野外放纸鸢。儿时的欢乐,今日尤可体感。自知童心未尽失也。在宜山遇炸后,他却诗意地想到了一个不再受委屈的办法:带着家里的人,携书和食物去九龙岩,在大岩洞口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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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漫画《船里看春景》


在离开桂林师范学校赴宜山浙江大学的路途中,交通时断时续,丰子恺先生居然完成了大部分的《漫画阿Q正传》,画画的原因就是避免等车候船的焦灼,欲行不行。感情忽蓦地紧张,蓦地宽弛,略觉异动。吾闻听善养生者,心意泰然,不为外物所动,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而况区区舟车之事,岂足以动吾心哉?是夜,续作《阿Q正传》漫画如故。


绘画让逃亡之路不再孤寂。也难怪,在战地参观了丰子恺先生的画展后,马一浮先生欣喜赋诗:卧游壁观可同时,万法生心即画师。每怪倪迂耽竹石,恰如郑侠写流离。洞霄九锁人归远,云海千重鸟去迟。屏上春山蕉下梦,未妨收入一囊诗。


在马一浮先生这些富含禅意、诗意的诗句中,我们能体会到丰子恺先生在逆境中难得的野趣和逸气。巴金先生在《怀念丰先生》一文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19427月,他在成都祠堂街开明书店买了丰先生亲笔的漫画,送给了一个堂弟,目的是为了激发他的高尚的情操。


从巴老的这句话中,我们便能明白丰子恺先生画作富含的精神营养和审美人格的塑造效力。


丰子恺先生用艺术娱己,也育人。在抗战后方,丰子恺先生受邀先后执教于三所学校:桂林师范学校、浙江大学、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在这三所学校中分别担任简师国文和简师图画课教师、艺术指导、教务主任。


在艺术教育,艺术欣赏、国文等课程的讲解中,丰子恺先生博闻强记,不拘一格,虽然身处战地,时时都有跑警报的危险,但是,当他带领着一帮衣衫褴褛的学生在音乐绘画、古文诗词中遨游的时候,总是无暇顾及现实中所遭遇的一切困厄。


在教学中,他更注重艺术对一个人审美情操的养成,他说:他教艺术科,主张不求直接效果,而注重简介效果,不求学生能作直接有用之画,但求涵养其爱心,能用作画一般的心来处理生活,对付人世,则生活美化,人世和平,这是艺术最大效用……所以,既是在非常时期,图画课也不必专重抗战画。


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丰子恺先生对艺术的理解和修行,并未黯然失色,反而熠熠生辉,至今对我们的审美教育都有很大的价值的。哪怕在抗战时期,丰子恺先生可以慌不择路地逃亡,但是追随艺术的脚步却矢志不移、方寸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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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先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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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先生(2



我曾为女儿请过一部丰子恺先生的《护生画集》,作为她的启蒙读物。书很厚,图文并茂,女儿很是喜欢,那时,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要和她看几页,一页页通俗易懂、富有童趣的画作经常让她睡意全无。


记得,那是一个初春的周末,阳光暖暖的,透过窗户,洒了一地,我和女儿并排爬在桌子上翻看《护生画集》,她突然仰起粉嫩的脸,悲戚地说:这些动物太可怜了,我以后绝不再欺负小动物。


护生即为护心,那一刻,我似乎看见这本书也散发着明亮的光,将一个童稚天性中的良善激活了。她还不知道,这本书是丰子恺先生对他的老师弘一法师的发愿之作,很多篇章都诞生在硝烟弥漫的逃亡途中。 


我是在疫情期间看完了50卷本的《丰子恺全集》的,在那些憋屈的日子里,沉醉在先生雅致而馨香的文字和童趣盎然的画作中,时时感觉到那个留着胡子的先生穿过历史的烟云,带着慈祥、温情的微笑从遥远的地方翩然而至,在他的身后,却是一条爱与美铺就的大道,通向未来,通向光明,通向每个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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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卷本的《丰子恺全集》



转自《六根》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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