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这样走过 吴晨光:一代宗师
分类: 1920年代至2020年代, 1949年后, 出版, 东吴大学, 法律界, 民国, 元照英美法词典

一代宗师


--作者:吴晨光


36.jpg

*东吴大学法学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官秘书高文彬


高文彬,1921年生。1945年获得东吴大学法学士学位,主修英美法。凭借着精深的专业造诣,1946年,他从中国上海飞往日本东京,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秘书。他是东京大审判的亲历者之一,并把在南京大屠杀前夕发起百人斩的两个日本战犯送上了断头台。


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今天,他的照片被悬挂于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但也正因与东吴大学和英美法的关系,1952年,高文彬被判处八年徒刑,并在鄱阳湖修大堤28年,直到1979年返回故土上海。1980年,平反。


烈士垂暮,但一个偶然的机会,让高文彬参与到传世巨著《英美法词典》的编纂之中。与他同行的,是同样在1920年代到1950年代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以英美法作为专业的耄耋老人,包括蔡晋教授、许之森教授、卢绳祖教授、徐开墅教授、潘汉典教授、俞伟奕教授、郭念祖教授、陈忠诚教授、周承文教授、蒋一平教授(以毕业时间排序)……以及美国哈佛大学1933年法学博士卢峻教授,比利时鲁汶大学1934年法学博士周枬教授,美国印地安那大学1949年法学博士王毓骅教授,法国巴黎大学1953年法学博士王名扬教授等。


他们有着和高文彬一样的命运:年轻时的鲜衣怒马,中年时的命途多舛,以及因为这本词典,在人生最后一段绽放出最瑰丽的华彩。


不要署名,捐赠稿费,从1993年履端到2003年词典出版,又是10年。


而在《英美法词典》面市之后,这些被遗忘多年的法律精英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他们一个一个离开了,202097日,是享年99岁的高文彬先生。


一位中国当代知名法学家评价:为什么我们这一代的学问超不过他们?因为我们没有他们的品行。我们中可以出学者,但出不了大家。


他们是真正的一代宗师。


37.jpg

*日本媒体对百人斩的报道


照片上的两个家伙如同两台机器,双腿跨立,面无表情。脸上的仁丹胡和手中的武士刀,标注着他们的身份--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军人。


站在左边的叫向井敏明,日军第16师团步兵19旅团第9联队第3大队少尉;右边的叫野田毅,同属第3大队,陆军少尉。向井手中的刀叫关孙六;野田的刀没有名字,但自己炫耀是一把祖传军刀


这张照片最早刊发于日本媒体《东京日日新闻》(即现在的《每日新闻》)。193711月底至1210日--南京大屠杀前夕,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上海向南京进攻的途中展开了杀人竞赛。南京大屠杀发生日的中午,两个刽子手又见面了。他们的刀已卷刃,这是屠戮太多的结果。


他们的成绩是:向井106人,野田105人。


《东京日日新闻》随军记者拍下了这张照片,所配标题是ひゃくにんぎり,翻译成中文即百人斩竞争


一、英雄


1947年,东京,远东国际法庭中国检察官办公室。时年26岁的高文彬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发现了刊有百人斩照片的《东京日日新闻》。报纸经高文彬之手,传回了中国南京军事法庭。当时,对东条英机等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审理,是在位于日本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进行的,即历史上著名的东京大审判;对于类似向井、野田这样亲手屠杀中国人的乙、丙级战犯,则在中国国内接受审判。


此时,高文彬的身份是中国检察官秘书。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一家军用飞机载着他,跨越茫茫大海,从上海飞到了东京。与高文彬同行者还有周锡卿、张培基、刘继武、郑鲁达,因英文出色,他们被远东国际法庭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先生选为翻译。半年之后,脱颖而出的高文彬又担任了检察官秘书。


从担任这个职务到19487月回国,几乎每个早上的八点半,高文彬都会准时来到办公室收集战犯的证据,并将那些沾满中国人血泪的证词翻译成英文。一名美国军官也会把前一天的庭审记录送来,由这位中国检察官秘书仔细阅读、整理后装订。而在审理到与中国关系密切的部分时,高文彬会来到现场,他从雄辩而严谨的中国检察官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38.jpg

*高文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期间的留影


战后的东京一片萧条。高文彬说,街头四处是小贩,为生意的不景气满面愁容。地铁里,年轻的女孩子会主动拉客,生活的艰苦让她们不得不放弃尊严。


由于中国人是战胜者的身份,所以高文彬等人受到了很大的礼遇。当他在商店和日本人碰面时,对方都会小心翼翼地回避。日本人就是这样,如果你是弱者,他们会飞扬跋扈;一旦你强过他,他又会对你心服口服。


东京大审判是在涩谷区的日本陆军省旧址进行的。法庭上飘扬着11个战胜国的国旗,包括中、美、苏、英、法等,而法官也来自这些国家。审讯工作从194653日开始,由检察长、美国人季楠向法庭呈递起诉状。开庭之前,先由荷枪实弹的英国宪兵将全部被告人从监狱中提出,押上军车,车窗上蒙着黑布。下午审理结束后,再按照原样押回监狱。


28名被告人被指控犯有55项罪状,包括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及违反人道罪。由于漫长的战争过程与复杂的国际环境,审理用了两年半时间,开庭818次,受理证据4000多件。东京大审判与同一时期欧洲纽伦堡法庭对德国纳粹的审判,是国际法重要发展的标志,为《联合国宪章》中关于制止侵略、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奠定了基础。


每天阅读庭审记录,让高文彬对审理过程了如指掌。接近80岁的时候,他以寥寥几千字清晰地概括了远东法庭成立的背景及审理过程;又对流行一时的《远东国际大审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最遗憾的是,我从东京带回来了两木箱庭审记录,在上交后全部失散。很多历史就丢掉了。高文彬说。


19481112日,长达1200多页的判决书终于出炉。28名日本侵略者中,7人被处死刑--包括侵华战争的发动者东条英机,陆军大将、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第三代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以及陆军大将、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板垣征四郎。另外21名战犯分别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


而高文彬等人,也因此被誉为民族英雄


39.jpg

*东京大审判现场    


二、老人


2004年夏,上海东长治路的一个小区里,时年83岁的高文彬向我口述着这段历史。他很平静,完全不像从未经历过战争、却每天把爱国、反日、抵制日货挂在嘴边的人那样狂热。但他的坚毅让我毕生难忘,特别是说到那两个刽子手的时候,作为中国人,惟一的想法就是把他们处决!


当时的我尚未到而立之年,担任《南方周末》驻北京记者。引荐我去拜访高先生的,是薛波。他和同事们策划了那本可以载入史册的《英美法词典》。而在词典总审订潘汉典教授和薛波的邀请下,高文彬先生担任了这本词典的审订学者,通审以ADH开头的词条。


《英美法词典》是一本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英汉英美法词典,全书460多万字,收录词条4.5万多个,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词典》的3倍。在没有政府支持,没有经济资助,没有鲜花和掌声,甚至连正规办公室都没有的情况下,三代法学人历经10年寒暑的呕心沥血之作,在2003年年中默默出版。


40.jpg

*《英美法词典》编纂人员表D1页,包括倪法官在内的诸多英美法权威均位列其中


而在这本词典背后,是一群几乎被遗忘了30年的老人。除了高文彬之外,还包括:


倪征燠(燠应为+,下同——作者注)法官,东吴大学1928年法学士,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新中国第一位国际大法官,与高文彬一同参与了东京大审判。担任《英美法词典》学术顾问。


姚启型教授,东吴大学1928年法学士,《英美法词典》学术顾问。


蔡晋教授,东吴大学1933年法学士,通审《英美法词典》A字母开头词条。


许之森教授,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通审《英美法词典》A,C,E,I,P,S,T字母开头词条。


卢绳祖教授,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通审《英美法词典》U字母开头词条。


徐开墅教授,东吴大学1940年法学士,通审《英美法词典》D,K,S字母开头词条。


俞伟奕教授,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通审《英美法词典》F,G,P,R字母开头词条。


郭念祖教授,东吴大学1946年法学士,通审《英美法词典》C,E,I,L,N字母开头词条。


陈忠诚教授,东吴大学1947年法学士,通审《英美法词典》N,O,R,T,V字母开头词条。


周承文教授,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通审《英美法词典》C,L,M字母开头词条,以及部分财产法专条。


蒋一平教授,东吴大学1950年法学士,通审《英美法词典》I,N,S,U字母开头词条。


以及——


卢峻教授,美国哈佛大学1933年法学博士,《英美法词典》学术顾问。


周枬教授,比利时鲁汶大学1934年法学博士,专审《英美法词典》罗马法拉丁文C,D,H,J


王毓骅教授,美国印地安那大学1949年法学博士,通审《英美法词典》C,D,L,M,S字母开头词条。


王名扬教授,法国巴黎大学1953年法学博士,《英美法词典》学术顾问。


……


词典的总审订,是潘汉典教授。1948年,他毕业于东吴大学比较法研究所,获法学硕士学位。后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首任所长。


三、英美法


编写词典的缘起是在1993年。当时,年轻的薛波正在学习法律。某天在查阅资料时,他突然发现:国内居然没有一本适用的英汉《英美法词典》。


这学习的遭遇并非个案,而是当时的中国亟需面对的问题。


英美法,亦称普通法。其英文为“common law”,是一种判例法。因为法官断案,不采用成文法或者词典,而是根据既往的判例。它明显有别于当下中国当下实施的大陆法,大陆法主要特点是强调成文法的作用。


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英美法,是和大陆法并行世界的两大法系之一。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燠说,它被广泛应用于美、英及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


41.jpg

*倪征燠,东吴大学1928年法学士,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新中国第一位国际大法官


联合国国际法院运用的司法程序依据英美法;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同样依照英美法。当时的中美入世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与双方是用两种概念说话有很大关系。而在实践中,因没有严谨的英美法律词汇汉语对译词导致的教训,同样不在少数。


《英美法词典》总审订潘汉典教授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拥有完备权威的英汉法律词典的重要性:Asylum--政治庇护权--一个世界通用的法律术语,却被我们译成居留权。这个错译又被写进宪法,从1954年起一错30年,3次立宪都没有发现,到1982年立宪才得以改正。


1990年代中期,还曾发生过一件震惊法律界事:国内某银行给美国方面开了十几张汇票,因具名问题,美方可以多领取大约100亿美金。中方紧急寻人:精通英美法、英文又好的律师在哪里?最后,时任中国律师协会会长高宗泽律师临危出征,最终不辱使命,为中方挽回了损失,但办案经费高达人民币九位数。


正因为看到这个空白点,在北京一所大学宿舍楼的斗室中,以薛波为首的几十名年轻法学者埋头两年,终于在1995年拿出了《英美法词典》的初步成果。然而在拿给一些有着英美法学养的前辈们审阅后,他被告知大多数词条都过不了关


这并不是年轻学者们的能力问题,因为在中国把英美法教育传统割断几十年后,要想重新接上这条法律文化的血脉,绝非朝夕可以做到。


两年的心血白费,我都快绝望了。薛波说,但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潘汉典先生,并通过他了解到,还有一批深谙英美法的精英生活在上海,他们大都是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


四、高先生的命运


1995年起,为了编纂词典,薛波曾不下30次到上海拜访这些老人。而从2002年起,为了完成一篇名为《被遗忘30年的法律精英》的报道,我也数次南下,一一采访这些老人。我最大的欣慰是,有幸面对面听他们纵论人生--从当年的鲜衣怒马,到后来的命途多舛,以及在生命最后一程如昙花绽放。


我拜访的第一位老先生,就是高文彬。


1941年,20岁的高文彬走进东吴法学院白色小楼,成为大一新生。日本人无条件举起白旗的时候,高文彬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


42.jpg

*1945年,获得东吴大学法学士时的高文彬


在拥有两年多东京审判的经历之后,高文彬回到上海,成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驻上海办事处的一名专员。而当红旗插上这个大都市的城头后,解放军接管了高文彬所在的机构,他则留在这里继续服务。


1952年,受东吴大学一名被错打成特嫌师长的牵连,高文彬被判8年徒刑。服刑的地方就在鄱阳湖附近,而他工作就是修大堤,每天挑土几十趟,累得连早晨上工的击锣声都听不见。


刑满释放后,他想回原籍上海但不被接收,就在鄱阳湖待到了1978年,一直以修大堤挣工分为生。直到1979年冬天,56岁的高文彬终于回到了阔别近28年的上海。他身上的蓝色棉衣四处露出棉絮,手里只有一个破木箱。当他走出上海火车站时,有人把这位参加过东京审判的英雄斥为叫化子


1980年代初,高文彬终于被平反。有关方面要给他补偿损失,他说: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光,能用钱补回来吗?最后,他放弃了这笔补偿。


再后来,上海海运学院收留了他。今天这所学校已经更名为上海海事大学。


1984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工作人员找到了他,他参与东京大审判那段辉煌的历史终于被写入史册。今天,他的照片就被挂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东京审判的栏目中。


五、他们的命运


其他参与词典编纂的老人,其命运与高先生几乎如出一辙。


周枬,被中国法学界喻为罗马法活词典1929年受胡适推荐,留学比利时,成为1949年前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的5个中国人之一。


43.jpg

*比利时鲁汶大学中国留学生合影,后排左一为周枬


商务印书馆曾出版了百年文库丛书,作者包括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名家,而周枏是丛书作者中当时惟一在世的人。


1950年代中期,正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的周枬,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师范学院图书馆。从此,在距离上海数千里的地方,周枬度过二十多年近乎青灯黄卷的生活。直到1980年,周枬才进入安徽大学任教。在安大工作10年直到退休后,由于没有房子,他只得回到上海。在上海南昌路282号,一栋二十多平米破旧小房里,一台黑白电视、一个单开门冰箱,就是这位法学博士的全部家当。


由于行动不便已坐上轮椅,而上海居所终年不见阳光,2004年周先生又不得不搬回了安徽的女儿家,实现了能够在房间里晒晒太阳的愿望。而当我捧着一束红色的康乃馨去拜访他的时候,已经95岁的他非要女儿找出一顶红色的帽子,戴起来再与我合影。他需要被人尊重,所以看到你很开心。他的女儿说。


在哈佛大学博士卢峻先生家里,惟一的电器是部巴掌大的电扇,12元买的。九十多岁的卢峻一目失明,戴着用旧信封糊住一边的眼镜,蜷缩在被子里。有病了,不敢去医院,也吃不起药。


没有人能想到,这位老人是中国仅有的几位哈佛法学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他去世之前,《哈佛法学评论》都每期给他寄样刊。


1930年代曾担任浙江地方法院和上海特区法院法官,1957年后执教于上海向阳中学的蔡晋先生,晚景更为凄凉。


因为没有房子,他和小儿子一家住在一起。一个小房间,竹屏风后面的一张床板,这就是他的卧室。一个破旧奶粉罐,装着蔡晋的全部贵重物品。


病重后的蔡晋,住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家社区医院里。如果不是他后来的工作单位上海社科院一位负责人为其疏通,以他的身份是难以入住的。即便这样,他也只能被安置在一个封闭的阳台里。弥留之际,薛波去看望老人。蔡先生孤独地躺在阳台一角;另一角,是护工休息的地方。


在上海、南京、杭州、合肥,我走访的十几位东吴前辈,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堪回望的过去。


盛振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东吴大学首任华人教务长及后来的法学院长,曾著有《证据法学》《英美法的审判制》等。后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处在甘肃省劳动改造10年,后因宋庆龄说情,6年后才被释放,1980年代平反。


俞伟奕,日寇侵占上海期间,他继续攻读获硕士学位,抗战胜利后从事律师和法律教育工作。1949年后,因有参加东京审判的同学留在日本美军基地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均遭到批斗,几乎连生命都无法保全。


44.jpg

*俞伟奕先生墓碑


周承文,1969年后回老家湖州乡下做村文书。1980年代末,被聘到当时的杭州大学教书,成为浙江省起草涉外法律文件的专家。我曾看过他编写词典留下的手稿,写的英文就像报纸上印出来的一样。


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的法学博士。运动期间在街道副食门市部工作了许多年,直到1980年代才到南京大学任教。


徐开墅,抗战胜利后的东吴大学教授。1979年后,他以上海社科院无编制的特约研究人员身份,为上海的法制重建殚精竭虑。1999年去世时,一些人才知道--他曾在解放后当了30年的中学教师。


《英美法词典》的总审订潘汉典教授,是东吴大学毕业生中不多的从事法律教育的幸运者。他们是无辜的!”200210月上旬的一天,在词典编辑部里,潘汉典先生对我说。那年他81岁,在谈话中几度落泪,为那些受难的师长和同窗。


 六、东吴法学院的命运


这些老人的命运,亦是他们的母校--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命运。


上海市昆山路188号,东吴大学法学院遗址。尽管今天的这里已经变成了一所技校,却无法遮挡它历经百年风雨所展现的底蕴。只是镌刻着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校训的大门,已经不复存在。


45.jpg

* 东吴大学校门上,镌刻着其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1915年建院到1949年,东吴大学培养了数百位学术精英,包括小说家金庸。其法学院更因为完备的英美法教学而世界闻名。


1930年代到1990年代,国际法院一共有过6位中国籍法官,从顾维钧开始,一直到1997年的联合国前南联盟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东吴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


1946年东京大审判开始,由于采用的是英美法程序,蒋介石点名从东吴大学要人。包括高文彬在内的中国赴远东军事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几乎全部来自这所学校。


46.jpg

*倪先生(左)与高先生


但在1952年,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学院系调整,东吴大学被撤销。因为学习苏联的体制,英美法教育被中断。


1957年,哈佛大学博士、东吴大学法学院末期院长杨兆龙在《文汇报》刊文指出:旧法出身的人士估计得很低,认为他们不可能或者很难改造为对新社会有用的法学人才;不信任党外的法学人才,不敢放手使用他们……”


特殊的年代里,这种小心翼翼的声音很快就被革命的狂热扑灭了。


让人痛惜还包括图书馆。早在1935年底,东吴法学院图书馆已拥有法律类图书达两万多册,被称誉为远东最佳法学图书馆之一。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些图书也被师生们转移隐藏起来,而在1952年后,该图书馆遭到破坏,那些图书再也没有完整地收集起来。


直到1980年代初,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受到重视,一些饱受沧桑的东吴学人又被起用。1990年代香港原有英文成文法的审查,就全部由这些东吴遗老完成。当时,他们平均年龄已逾八旬。


也正因为三十多年的断代,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燠,以及他的同班同学李浩培,都对谁来出任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法官深表忧虑。1984年,倪先生前往海牙就职时已经79岁;1993年,李浩培就职时88岁。


七、最后的奉献


同样在这样的年纪上,法学精英们接受了《英美法词典》的审稿邀请。当时,他们平均84岁。他们也很清楚,这将是人生中最后的时光。


47.jpg

*19977月,在上海的部分《元照英美法词典》审订学者合影。左起依次为潘汉典、周枬、卢绳祖、许之森、蔡晋、徐开墅、高文彬、浦增元、郭念祖。

                      

薛波不止一次向我讲述了一个事例:仅为了审订一个词条--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Law(美国法),卢绳祖先生就写下了两千多字、长达6页纸的注释。结果,近90岁的他得了脑痉挛,被送进了医院。


第一次拜望老人们的情景更让薛波难以忘记:在卢峻的小屋中,老先生颤巍巍地坐起来,斜靠在破旧的藤椅上,听着这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的诉求。不管什么原因,世人可能会忘了您,现在也确确实实忘了您。此时的卢峻听力已严重衰弱,薛波只能半跪在地,伏在他耳边说,但您不仅有精深的学问,您还是一个时代学术高峰的象征,请您务必要参加我们的工作。


浑浊的泪水从卢先生眼眶中流出,我答应你。


在华东一带,潘汉典先生和薛波他们共找到了14位老人参与《英美法词典》的编纂工作,除了以上提到的,还有许之森(1930年代上海律师工会监事,1950年代后一直以中学教师为业)、蒋一平(1979年前为新华书店店员,1980年代后成为华东理工大学外语系主任)……


周枬先生的手高度颤抖,已无法将字写清。他便委托八十多岁的夫人--一位1930年代的经济学学士,将改正后的稿件一一誊抄。


为了校订一个词条,卢峻先生把另外一位老先生请到家里商榷。当着薛波的面,两位老人竟然激烈地争执起来。


王毓骅先生目力已衰,必须借助自然光看稿子。但他家中又没有阳台,每次看稿,都必须往几公里外的女儿家。


而潘汉典先生在手术前的48小时,仍挂着尿袋审稿。


是什么使得这些耄耋老者不计功利地投入到这项事业?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而言,词典出版也好,不出也罢,都已是寂寥身后事


不为什么,我就应该干。我作为一名比较法教授,中国有这样的事,我当然要去做。当年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潘汉典说。


潘先生的母亲在抗战中家破人亡。去世时,留给了他一句话:你要做一个有益于社会、仗义执言,无愧于你父母的中国人。


48.jpg

* 潘汉典先生的东吴大学毕业证书


几乎没有人要求在词典上署名,尽管他们都知道,这一定会是一项青史留名的事业。千万不要署名,我年轻时就这样。潘汉典和薛波去看望卢峻时,卢先生拉着两人的手多次叮嘱。最终,卢峻将600元审稿费也捐给了词典编辑部。


周枬的女儿周一丹回忆,老先生一直视治学为生命。当初红卫兵来抄家时,爸爸冒死把罗马法的相关讲义藏在麻袋里,上面又堆起了破旧鞋帽。没有这些资料的保存,就没有《罗马法原论》的问世


49.jpg

*《罗马法原论》封面。它被誉为国内关于古代罗马法律制度介绍最为详细、 最为精确、内容最为权威的罗马法著作。


而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了词典的编纂中。


中国当代罗马法权威黄风教授也参与了词典的编纂工作。面对这些垂暮的师长,他感慨到:为什么我们这一代的学问超不过他们?因为我们没有他们的品行。我们中可以出学者,但出不了大家。


八、出版


20035月,在历经了整整10年的曲折道路之后,由薛波主编、潘汉典担任总审订的《元照英美法词典》(元照为冠名),终于在法律社出版。


我们都知道面壁十年图破壁的故事。但在这个浮躁的世界里,又有谁不计名利,甘心面壁10年?


50.jpg

*由于本文作者吴晨光持续两年报道词典出版过程,后获得赠书,至今珍藏


今天,词典的编纂者已不愿再提起那段往事,因为太过艰辛。除了20031月我的文章《被遗忘30年的法律精英》对这个过程的记录--但那仅仅是些皮毛,便是潘汉典先生在词典的缘起中所写到的:


项目发起人及主持者与其同侪借研究生楼之斗室,作为工作室与四壁图书之资料室。复诚邀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法学教授、研究员并慎选法学硕士、博士研究生等参与其中,先后达二百数十人,依主持者策划部署,分工协作,自浩瀚原典中提炼词条奥义,施行初编、复编、初审、勘定以及录入校订等工序流程,并辱承散出京、沪、宁、杭、港、台各地及海外对英美法素有学养的老学者、专家同仁,不问报酬,承担后期审订重任。主编者及总审订者铭感五中,莫可言宣,谨此致敬。


词典的“D7”页,则是倪大法官为所撰序言:


有中外学者合作编纂的《元照英美法词典》现已经付梓,这是中国法律界一个重大事件。它既是法律专业领域里的一部大型工具书,又是中西文化之间的一次交流。


所谓英美法,不仅是指英美两国的法律,也包括所有其他英语系国家的法律。这些国家的法制基于历史原因,或则渊源于英美法则,或则后来采用英美法。旧中国从19世纪中叶起,迫于清政府与列强所订的不平等条约,实行丧权辱国的领事裁判权,英美法一度成为适用于在华外国人,或者中外人士间纠纷的法律。直至抗日战争晚期,在中国实行了百年的领事裁判权才被宣告撤销。


时移世易,今日中国已屹立于世界,英美法之为用与旧日大异其趣。尤自1979年以来,中国参与的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合作与交涉共存。为此,必须善于掌握知己知彼的规律,而且按照普遍接受的国际私法的法律适用规范,在某些条件下也须适用交涉对方的法律。在现代国际生活中,通晓英美法的知识,无待烦言。但要理会英美法的实质和适用,则又离不开词汇这个锁钥。


而香港最高法院前首席大法官杨铁樑先生为词典作序称:


此鸿篇巨构之作,应时代之需求问世,定将使中国与四海治中国法之学人颔首称庆。盖近24年间,中国全力发展国家法律与司法制度。与此相应,中国遂开展深入研究各不同法系的法律,尤其普通法(指英美法系——作者注)。其努力成果殊令人鼓舞,应于颂扬。


51.jpg

* 本文作者书架上,《英美法词典》与其他词典的对比


九、离别


在绽放了人生最后一次光华之后,参与词典编纂的老人们纷纷驾鹤西归。


1995年,英国牛津大学哲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朱奇武逝世;


1999年,东吴大学法学学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徐开墅教授逝世;


2000年,美国哈佛大学法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教授卢峻逝世;


52.jpg

*卢峻先生遗像


2002年,东吴大学法学学士、上海社科院蔡晋教授逝世。陪伴蔡先生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除了他的东吴大学法学士证书之外,还有他亲自审订的《英美法词典》稿件49页。


20039月,词典出版后的第4个月,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后任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的倪征燠离开了。


我几次参加了老人们的葬礼。


2004414日,我被朋友告知,医院为周枬下了病危通知书。15日下午4时,就在他的女儿正在去学校筹集医药费的路上,周先生静静地走了,享年96岁。


按照周枬生前的嘱托,他的遗体捐献红十字会,他的藏书捐献给安徽大学等四所高校。


两天后,我捧着96支白菊花,来到他的灵堂。那一刻,我还记得在3个月之前,当我拜访他时,提出要为他拍照的情景。这位罗马法泰斗兴奋地笑起来,用手指着柜子--原来,他要戴上一顶漂亮的红帽子才肯合影。


此后——


2004年,东吴大学法学学士俞伟奕教授逝世;


2007年,东吴大学法学学士许之森教授逝世;


2008年,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王名扬教授逝世;


2012年,东吴大学法学学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浦增元教授逝世;


2013年,东吴大学法学学士、华东政法大学陈忠诚教授逝世;


2014年,东吴大学法学学士卢绳祖教授逝世。


20191026日,词典总审订人潘汉典先生与世长辞,享年98岁。202097日,是高文彬先生,享年99岁--从此,中国东京大审判的见证者全部辞世。


2002年到今天,18年过去,我也从当年那个未谙世事的记者成长为欲说还休的总编辑。这18年的经历,让我经历了很多事情,包括生死。在一本我最喜欢的小说里,我看到了对死最好的解读——


人会死三次。第一次是心死,所谓哀大莫过于心死,所以TA留在世上的,只有自己的躯壳;第二次是身死,就如同这些老先生西去后,连身体都不复存在;还有一次,就是这个世界彻底把他遗忘。


但正因这些前辈的贡献,但我相信他们的功绩与那本词典一样,会被载入史册,流传千古。尽管,他们曾经被遗忘了几十年。在周枬先生逝世后,我写的悼文《老兵不会死去,只会默默消逝》,所表达的含义即是如此。


《英美法词典》的修订工作,也并未随着他们的逝去而停止。今天,亦有两位在世的老先生参与其中。这也是所有编纂者的希望与寄托,正如缘起最后一段所说:谨向普世一切关心扶植它成长的纯洁、善良和正直的人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是你们的鼓舞和恩施使编纂者得以在一个和平、理解的世界里与词典一路成长!


十、正义


1947年,日本东京。远东法庭检察官高文彬把那份印着两个刽子手照片的《东京日日新闻》,传回了中国南京。


证据引起了中国法庭的高度重视。他们通过盟军司令部通缉逃亡在日本的向井和野田。由于重名者很多,搜寻持续了半年。最终,在两人的家乡日本崎玉县,盟军抓到了他们。刽子手已经脱掉军装,头裹白布,在街边做起了小生意。


尽管两人在法庭上极力推诿,但因证据确凿难逃法网。


1947124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公布了对他们的判决:被告--向井敏明、野田毅,系南京大屠杀之共犯,按被告等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系违反海牙陆战规则,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应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其以屠戮平民,以为武功,并以杀人作竞赛娱乐,可谓穷凶极恶,蛮悍无与伦比,实为人类蟊贼、文明公敌,非予尽法严惩,将何以肃纪纲而维正义。


1948128日,抽完最后一枝香烟,杀人者被拖到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



转自《源流说》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