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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给杜高的一封信背后的故事


--作者:李昕


邵燕祥先生去世以后,众多文化界人士撰文表达哀思。有人呼吁出版他的全集、文集,有人提议刊印他的诗词手迹。一位曾经为邵燕祥编书的朋友,有感于他的大量书信散佚于文化界友人之手,为抢救史料,遂发起征集活动,以期编辑《邵燕祥书信集》,于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邵燕祥先生的亲朋故友,都收到了征稿信。


90岁高龄的老作家杜高先生,接信后翻箱倒柜,找出一封邵燕祥的亲笔信,读之感慨万端。他将此信连同信封拍下照片,用微信发给我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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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致杜高信


这封信是1988329日邵燕祥在《人民日报》上读了杜高评论电视剧《严凤英》的文章《美被毁灭的悲剧》以后,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当即提笔写给杜高的。


信的全文如下:


杜高同志:

今读《人民日报》上尊文,我完全同意你的议论。

我是从《文艺报》上得知对严剧结尾有争议,才看了十二、十三和十四、十五两次四集的。为了此剧尊重了历史的真实,我对编剧顾尔镡等同志的胆识表示敬佩;为了你对此剧的支持,和对结尾两集的悲剧意义的深刻分析,向你致敬。

匆祝

笔健

邵燕祥

三月二十九日


作为一名观众,我还记得,当年十五集电视连续剧《严凤英》播出时曾在社会上引起很大轰动,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观众感动和震撼。但是,邵燕祥的信特地为了该剧结尾两集向杜高致敬,这中间有什么故事吗?


我以微信问杜高先生。他说,咱们多日不见了,现在新冠疫情过去了吗?可以聚会了吗?如果可以,我当面讲给你听吧。


于是两天以后我到杜府造访。获赠一本散文集《生命在我》(作家出版社,2014),书中收录了杜高评论《严凤英》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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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昕(图左)和杜高先生


杜高告诉我,这部电视剧播出之前,对于播不播,如何播,影视界曾有争论,主要涉及怎样才能反映历史真实。问题出在该剧第十四、十五两集。


我早知道,电视剧《严凤英》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由江苏电视台和南京电影制片厂合拍,严凤英的丈夫王冠亚与剧作家顾尔镡共同编剧,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主演。它的前十三集,着重表现严凤英的成长历程,写这个在旧社会苦水里浸泡的穷孩子,如何从一个饱受欺凌和屈辱的旧艺人,在新中国赢得了换了人间般的命运改变,而她通过不懈的艺术探索和艰苦的努力,终于使流传于民间的黄梅小调,作为地方戏剧种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她本人也从一个旧戏班的小学徒成长为名满天下的黄梅戏艺术家。


但是电视剧第十四、十五两集,剧情急转直下,反映的是严凤英在时代的大风潮中被迫害致死的过程。政治运动来了,残酷的斗争使她不堪凌辱,她在无望和无助中饮恨自杀。


电视台审片后,出现不同意见,江苏台便向视协求助。


当时,杜高是视协负责人,他本人对于删去最后两集的意见不以为然。他认为,如果这样做,就改变了该电视剧创作的主旨,把一部悲剧改成了正剧,不仅降低了作品的精神高度和思想蕴含,而且也不能完整反映历史的真实。当然,谁也不否认前十三集所写也是一种真实,但是如果到此为止,该剧对于揭示人物命运来说,就是片面的和局部的;后两集的严凤英之死,使观众通过人物命运的悲剧,从历史反思的痛苦中,唤起对于现实和未来的热情。这才是该剧的思想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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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19301968


同时,在杜高看来,这部电视剧的深刻性,并不仅仅在于揭露了极左思潮的荒谬和野蛮,而且在于它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中普通人的心态。在严凤英遭受迫害的情况下,即便是同情她的人,也没有一个敢于说出真话,没有一个敢于为她辩护或对她施以援手。就连她的丈夫,在发现她服安眠药自尽以后,竟然也没有想到要及时抢救她的生命,而是惊恐地跑去向恶势力代表人物报告。以至于那些极左人物在她奄奄一息的时刻,还在对她进行最后一次斗争。善良人的怯懦和自保意识,最终使严凤英失去了仅存的一线活下来的希望。


杜高认为,严凤英的丈夫王冠亚作为编剧之一,勇敢地要求在剧中真实地表现自己当时的恐惧心理,他觉得自己也是有罪过的人,希求通过这部作品表达内心的忏悔。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大大提高了作品反映历史真实的深度和力度。


可以说,电视剧《严凤英》的深刻性,很重要的一方面正在于通过对这种普遍的恐惧和盲从的揭示,唤起全社会的反省精神和忏悔意识。这也是该剧无论如何不能缺少最后两集的道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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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凤英


杜高先生意识到这一点,他希望能够说服电视台,保留十五集电视剧全貌。他知道自己个人的意见作用有限,于是决定召开看片座谈会,请社会上一些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参加讨论。


后来,在中央戏剧学院的大会议室,杜高主持会议,戏剧影视界的专家和媒体朋友各抒己见。大家畅所欲言,有争论也有交流。尽管有人对最后两集的内容仍有顾虑,但大多数专家都认为这两集应该播出,令人特别印象深刻的是,一些老艺术家十分激动,声情并茂地发言,要求我们的电视节目不要忘记历史,更不要腰斩历史。当天座谈会也请到了电视台审片组的人员,他们果真从善如流,尊重艺术界意见,当即表示同意保留这两集。会下,江苏电视台的一位副台长拉着杜高的手,眼眶里涌满了感激的泪水。《文艺报》对这个座谈会进行了报道,因而关心文艺动态的邵燕祥便注意到了这部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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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先生


这便是邵燕祥致信杜高的缘由。据杜高说,原先他与邵燕祥仅仅是认识,并无直接联系。彼此甚至没有相互联络的方法。但是邵燕祥在读到《人民日报》后当天就写信给杜高,并直接把信寄到没有具体地址的本市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可见他要对此事表态的心情是多么急切。


为何会如此呢?我想其实不难理解。中国作家有才华的不少,但是有才华并富有睿智的并不多,而兼有才华、睿智同时独具风骨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邵燕祥先生便属于这极少数人之一。1957年以后,一直到1979年,他在22年中经历了诸多磨难,使他自认为是死过了一次,从此获得大彻大悟,要洞悉社会人生,思考历史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多年以来,他出版了一系列回顾当代历史的书籍。写的虽然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但不是辩诬,不是自恋,更不是怀旧,当然也不是简单地控诉什么和批判什么,而是通过反思和内省,试图写出自己的心灵史和忏悔录,使之成为当代社会的思想启示录。这种力图以个人的心路历程和命运起伏真实再现大时代历史变迁并引发读者思考的做法,与电视剧《严凤英》所反映的内容以及创作思路完全一致,难怪他对这部电视剧如何结尾如此关注了。


对于杜高来说,他与邵燕祥可谓心有灵犀。他们两人有相似的人生经历,都是很早就参加革命工作,解放初期已是成名作家。但是,从1955年以后,杜高接连遭受打击,命运坎坷,九死一生,直到1979年平反,方才恢复正常生活,这与邵燕祥也大致相同。在接受改造的日子里,他认为自己除了青春年华被彻底摧毁以外,在精神上也被极度扭曲,变成了一个不再是我的虚假的人。他忘不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是怎样被任意践踏和摧残。很多情景和细节,对他是刻骨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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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高的《生命在我》


杜高和邵燕祥,两个命运相似的人,在对于历史的认知上相互默契,高度一致。他们在历史劫难中的不幸经历,决定了他们的思考有一种独到的深刻。


这让我蓦然想到他们两人的一个巧合。前几年,杜高出版《生命在我》,邵燕祥出版《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他们不约而同地把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印在书前的扉页上作为题记:


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受的苦难。


所谓配不上就是对不起,意味着白白遭受了苦难而一无所获。反过来说,要配得上就必须从苦难中觉醒,记住它并吸取惨痛的教训。


邵燕祥和杜高晚年所做的,都是身体力行地实践这句话。


他们都对得起国家和社会,对得起历史,也对得起自己曾经的苦难。



转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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